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

2003年7月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ul.,2003第19卷　第3期 Journal of Nanjing college for P opulation Programme Management V ol.19　N o.3

[收稿日期]2003-05-08;[修订日期]2003-06-11

[作者简介]谢勇(1975-)男,安徽淮南人,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 ①引自参考文献[1]李宗正“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文。

人口研究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

谢　勇,徐　倩

(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传入我国的100多年里,始终伴随着争议,我国学术界对其态度也经历了从最初的倍加推崇到上世纪50年代起的全盘否定再到改革开放后的部分肯定的转变。而在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重新认识和评价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关键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推崇;否定;重新评价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2X (2003)03-0022-04

Abstract :Malthus P opulation Theory always comes with disputes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 China m ore than 100years ag o.China ’s academic circle has als o experienced from excessive encomium in the early stage ,via full denial in 1950’s ,to partial acceptanc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T oday ,however ,with greater im portance attached to sus 2tainable development ,many scholars have reached a comm on understanding to study and evaluate Malthus P opulation Theory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K ey Words :Malthus P opulation Theory ;Encomium ;Deny ;Reappraise

一、马尔萨斯和他的人口理论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1798年他

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

(第一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书在马尔萨斯生前共出过6版,并对后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两条公理出发,即“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同时根据“土地肥力递减法则”引申出食物增长和人口增长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由此,马尔萨斯得出三个命题:“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所有民族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最后,马尔萨斯得出了他的结论,

“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

生活资料保持平衡”[1]

。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

广泛的争议,《人口原理》甚至被认为是200多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内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在我国,对它的评价也一直是毁誉参半,众说纷纭。本文将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的遭遇做简要的回顾与述评。 二、解放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倍受推崇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翻译成中文的时间较晚,直到1933年世界书局才出版了郭大力同志译的

《人口论》,而且印数很少。①

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国学者对这一人口思想的研究。1906年《独立评论》发表的章宗元的文章《论古今生计界之竞争》,就主要宣传了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思想。

虽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也曾经遭到过批评,例如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等学者和政治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过批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李大钊和陈独秀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但是总体来说,当时社会上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还是推崇备至的。这与旧中国现实的人口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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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压迫,亿万农民破产,挣扎在饥饿线上;城市失业现象严重;在业工人劳动强度极高,劳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贫困;人口再生产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处境的悲惨程度不亚于处在马尔萨斯所在的18、19世纪之交的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劳动群众。因而当时中国许多学者和官员都对马尔萨斯的学说深以为然。他们的人口思想或是重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或者是以他的人口论为理论基础[2]。例如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就认为中国人口的庞大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而“中国人口的庞大是大多数人民贫困的重要原因”。许仕廉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口问题》一书中认为:在假定土地为固定的情况下,如果土地与人口存在着一个比例适当的问题,在人口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社会文明及生活水平都会降低,而在过剩人口情形之下,必会发生社会罪恶及痛苦,如战争、饥荒、疾病、贫穷和犯罪等。陈长蘅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人口论》中写到,“吾人试自数家中大小丁口,固知一代较一代增多,甚为迅速”,“中国今日民贫之一最大原因,厥为人民孳生太繁”,所以“此乃吾国贫困之真谛”。

显然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前众多学者在对中国人口问题做出探索性贡献的同时,在他们的学说里的确不时地折射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子。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他们将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归因为人口众多,没有注意到罪恶的社会制度和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才是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

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被全盘否定

建国前夕,原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以及在美国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完全抹煞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并套用马尔萨斯的部分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造成的,并断言“中国人口在2个世纪里增加了1倍,人口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不管谁统治也解决不了”。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批驳帝国主义者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写成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予以还击[3],在彻底否定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后,提出“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情”。平心而论,“人多是好事”作为一种政治观点,在当时新中国急需迅速克服旧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的经济恢复时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如果将其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口政策,则会导致人口总量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事实印证了这一点,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总人口达到6.019亿,比解放初期的1950年增加了6000多万[4]。

人口的急剧增长使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不相适应的情况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例如邵力子先生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说,“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似乎也应该有些限度”。费孝通先生1957年在《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一文中也写到“每个社会,每个时期,根据各种条件可以算出一个人口的适中数。人口增长率超过这个适中数就会迟缓社会发展速率的”。此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马寅初、陶孟和、吴景超、钟惠澜等人都提出了关于晚婚、节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并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马寅初先生发表于1957年的《新人口论》。这篇文章从当时中国人口的现状出发,从人口与资金积累、工业原料供给、粮食生产以及促进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入手进行了深入细致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最后得出了“非控制人口不可”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一些建议[4]。但由于1957年下半年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新人口论》遭到批判,虽然马寅初先生一再表明其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并专门论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但是仍被扣上“贩卖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帽子。因此,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再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拿出来痛批一番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场对马尔萨斯及其人口理论持续多年的批判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彻底推翻,全盘否定[5]。批评者们首先从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评价中寻找理论依据:“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以及“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此外列宁、毛泽东等对马尔萨斯及其人口论的否定论断也常被引用;接下来批评者们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基础(比如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展开批判,同时收集了一些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实践中失败的例证;最后他们给马尔萨斯列出了许多罪状,主要有:战争贩子、剽窃能手、否定人口规律的社会性、是人口决定论者同时又是罪恶和贫困的鼓吹者等等[6]。

通过这次从政治立场而非学术立场出发的大批判,马尔萨斯及其人口理论在中国臭名昭著,妇孺皆知,虽然起到了认清其理论错误的作用,但是将其全盘否定是否也有失偏颇?总之,这次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及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的一个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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