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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地理影响历史、政治，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史家太注重人的因素了，也许是将地理当作战略的基本因素，因此，我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从地缘上看世界、地缘看中国，看了后才会明白很多事情。
由于时间限制，我今天先重点讲地缘看中国。
一、海权、陆权思想的形成2000 多年来，汉人作为农耕民族，对能种稻、种麦且平整和大一点的地方都占得差不多了，可以说是达到极限。
汉人对耕地的厚爱，其他民族是没有办法可比的。
与中国的历史不同，西方的历史是大都围绕着海权的争夺而展开的。
受制于航海能力，最初的争夺是围绕着地中海而展开的，罗马和迦太基人的战争就是那时的最强者对话。
其结果就是造就了罗马帝国在欧洲一千多年的影响。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国重陆权，西方重海权。
不过通往未知大陆的道路只能是通过海上，因此在近代，西方终于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来，古代的强者雅典、罗马也都变成了三流之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开始轮番登场了。
东方国家在被炮舰打开门户后，也开始明白得海洋者得天下，是谁醒得最早呢，是日本。
历史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都曾经是强者，有些现在仍是强者。
研究一样他们的共同点就会发现：1.都有很长的海岸线（相对于全部边境线），这样的国家海洋基础好。
2.陆上邻国最多不超过两个，有的甚至没有，象日本。
这样边境纠纷可以最小化。
3.都在北半球温带地区。
温带甚至寒带的民族要更有活力，而历史上这些地区都是文明的中心。
如果总是处在30几度的高温下，生产力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符合上述条件的国家基本的都曾经雄霸一时，而中国虽然符合第一条和第三条，但不符合第二条，14个邻国，应该是最多的吧。
这些陆上国家够中国头疼很长一段时间了。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地缘情况最好的时候，元朝把缓冲地段基本占了，来自北方的压力大大减轻了。
二、中国地理版图的形成从古代中国地缘的角度来看，大体可以分成的三类，森林渔猎民族，草原游牧民族，高原农牧民族。
闲扯中国三千年的地缘战略中国历代各个王朝更替的原因复杂多样，人为因素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但是这些因素都是主观性的，后人往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简单做对错的评判，很容易给人千人千言无所适从的感觉。
气候和地理因素则是不因当时人力所能改变的更加客观存在，尤其气候剧烈变化时，往往会造成人类社会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彻底的改变。
而气候和地理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地区的地缘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和思考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可以收到化繁为简的效果，找出更加清晰的脉络。
首先从气候方面来说，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西周直到现今三千年，经历了如下图所示的温度变化。
图中可以看到，位于温暖期的（平均温度之上）的几个朝代（西周、春秋、唐、宋）都建立了较为强大的兴盛王朝，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盛世，而寒冷期（平均温度之下）的朝代（尤其战国、三国至南北朝）则更加动乱，朝代更迭频发，进入乱世。
究其原因，北方的游牧民族更加依赖于气候的变化,一旦温度降低，适合游牧的草原带便会减少，生存空间被压缩，而游牧民族势必会往南走（南侵），与农耕文明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
早期的西域,中亚, 陕北高原,华北平原还能够接受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那时候的青藏高原, 伊朗高原, 没有现在这么高. 这股气流能让北纬40度左右仍能气候宜人, 降雨充沛。
适宜的气候是早期的古代农业文明能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而西域更是绿洲密布, 诞生了当时多姿多彩的西域诸国.（2020年5月份我前往拜访的位于敦煌附近的汉代驿站悬泉置，在两汉时依然被绿洲覆盖，河流穿过，而今却已经全部变成戈壁荒漠，连暗河都没有了。
）所以，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北方游牧民族（文明）与南方农业民族（文明）的生存斗争史.农业文明时代，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都城的选择近乎决定了王朝的命运，涉及政治、财政、军事、交通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考虑，通常都会选择当时最好的战略要点。
《从地缘看中国》（秦晋与戎狄战合及白狄之中山国）札记（11）第四十章秦霸西戎及魏绛和戎秦国在经过崤之战之后，虽然在王官之战中战胜晋（在两战之间还打过几次，秦军皆未取胜），但秦国也清楚的认识到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晋国也不会放任秦国染指中原的。
因此秦国从此也断绝了进入中原争霸的念想，转而将重点放在渭河平原及周边高地的地缘整合上了。
实际上无论是从秦国的出身，还是当年所受的王命来看，成为“西戎之主”不失为一个现实的想法，而实际也证明这点。
按照史书的记载，秦穆公的收获是“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
这个成果不仅让秦人感到满意，也让王室非常开心，并派使者表示祝贺。
不过无论是王室还是秦人，都十分清楚，秦人所打下来的土地只会归属秦国，王室再想重返渭河平原已是不可能的了。
秦人究竟取得了哪些土地的控制权？对于秦人来说，渭河平原肯定是最先要扫平的。
而秦穆公从晋国手中取得河西之地后实际全部掌控此。
而那些分布在渭河平原上的戎狄小国，不是被秦人直接吞并，就是成为了秦国的附庸。
王官之战后，秦去征服陇山两侧的戎人。
在西周王室尚且坚挺的时候，陇山两侧的戎人就是渭河平原最大的威胁。
而出生于陇山以西，能够为王室抵御来自陇右高原的戎人部落，也是秦人的祖先当年秦非子受到王室重用的重要原因。
40.1秦人四个地标地点一个就是位于陇右高原南端，现在甘肃天水市西南部的“西犬丘”（又称“西垂”，现行政归属礼县）。
在秦非子成为周王朝附庸之前，秦人的祖先就是生活在此。
因此这里也可以被称之为秦人第一祖地。
而在秦非子因牧马有功，被赐给附庸的地位后，秦人被获准东迁到陇山西麓的“秦邑”（现为甘肃张家川县所辖）。
它的位置正处在“关陇古道”（也称“陇关古道”）的西侧。
之所以将秦人部署在此，很明显是为王室拱卫西大门。
而在王室为来自陇东高原的“犬戎”所侵，不得以东迁之后，秦人被获准正式进入渭河平原。
他们在渭河平原的起点，就是在当年为王室养马的“汧渭之会”（汧河，也就是现在的千河，与渭河相交的三角洲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宝鸡市一带）。
我一直认为地理影响历史、政治，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史家太注重人的因素了，也许是将地理当作战略的基本因素，因此，我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从地缘上看世界、地缘看中国，看了后才会明白很多事情。
由于时间限制，我今天先重点讲地缘看中国。
一、海权、陆权思想的形成2000 多年来，汉人作为农耕民族，对能种稻、种麦且平整和大一点的地方都占得差不多了，可以说是达到极限。
汉人对耕地的厚爱，其他民族是没有办法可比的。
与中国的历史不同，西方的历史是大都围绕着海权的争夺而展开的。
受制于航海能力，最初的争夺是围绕着地中海而展开的，罗马和迦太基人的战争就是那时的最强者对话。
其结果就是造就了罗马帝国在欧洲一千多年的影响。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国重陆权，西方重海权。
不过通往未知大陆的道路只能是通过海上，因此在近代，西方终于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来，古代的强者雅典、罗马也都变成了三流之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开始轮番登场了。
东方国家在被炮舰打开门户后，也开始明白得海洋者得天下，是谁醒得最早呢，是日本。
历史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都曾经是强者，有些现在仍是强者。
研究一样他们的共同点就会发现：1.都有很长的海岸线（相对于全部边境线），这样的国家海洋基础好。
2.陆上邻国最多不超过两个，有的甚至没有，象日本。
这样边境纠纷可以最小化。
3.都在北半球温带地区。
温带甚至寒带的民族要更有活力，而历史上这些地区都是文明的中心。
如果总是处在30几度的高温下，生产力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符合上述条件的国家基本的都曾经雄霸一时，而中国虽然符合第一条和第三条，但不符合第二条，14个邻国，应该是最多的吧。
这些陆上国家够中国头疼很长一段时间了。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地缘情况最好的时候，元朝把缓冲地段基本占了，来自北方的压力大大减轻了。
二、中国地理版图的形成从古代中国地缘的角度来看，大体可以分成的三类，森林渔猎民族，草原游牧民族，高原农牧民族。
《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前言以史为鉴，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国家，也可以从历史的兴衰，探究出国际政治的规律，以利于我们更清楚的睁眼看世界。
当然，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也许这部分可以成为读史的助手，里面的内容或许能够帮助解读心里埋藏已久的疑惑。
这里从地缘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现今版图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西方有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放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的版图，是经历过5000年的历史磨合，其间的地缘轨迹异常清晰。
只需按照历史的脉络，随着中华民族扩张的路线解读下去就行了。
当然，尽管每一个王朝的循环看似都有些类似，但其实都有各自的地缘重点。
如果把握住这一点，才是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
不过对于华夏民族的最初起源，始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还是要从炎黄时代谈起。
这一部分一直到商代，之前都被西方认为是神话时代。
当然甲古文的发现让这部分历史变得有了可信度，因此中国古代对于这一部分的记载也可以部分采信了。
下面是一张“中国地缘结构图”，可以从全景的角度先审视一下中国目前版图的地缘结构。
这里将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直至海洋的中国疆土称之为“古中国核心区”，换而言之也就是汉人主要居住开发的区域。
而其余的东北地区、蒙古高原、西域盆地区、青藏高原都被列为曾经的边缘地区。
当然这种分类方法都只是相对的，这些所谓的边缘地区，现在都已经明白无误的成为中国主权完整的一部分了。
之所以要这样划分是想让大家清楚，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就是这几块边缘地区与核心区的反复博弈过程。
而今天之中国能够拥有这这些地区，是有无数先人流血牺牲而造就的。
当然正如在历史上，这些所谓的“边缘地区”需要时间成为中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一样。
所谓的“核心区”也不是一天造就的。
在这张地缘结构图上，可以看到如果按照各自的地缘特点，古中国的核心区可以由北至南，由西至东大致被划为6个区域：即黄土高原区、华北平原—山东丘陵区、四川盆地区、长江中下流平原—丘陵区、云贵高原区（包括横断山脉）、东南沿海丘陵区。
《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四目《秦》  总第四十七回  大泽浪烟第四十七回大泽浪烟不少人对客家的情况比较陌生，的确也是这样的。
其实就整个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来说，古典时期的岭南一直都不是重点地区。
只是现在海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带，如果要等到两千年之后才去具体解读，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借着始皇帝南征“南越”的机会延伸一下罢了。
就秦帝国的历史来说，应该算的上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了。
不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北却匈奴，南征南越的地缘扩张，已是非常难得了。
这些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那些浩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够实施，所依靠的其实是诸侯国们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资源。
以胜利者姿态成为中央之国之主的秦人，当然有权力这样做。
只是相比于六国各自都有的，数百年的历史来说，新生的帝国毕竟太过于年轻了。
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真正的安全期是在大部分的人民和精英阶层主体，都出生在这个国家。
换名话说，只有当那些前朝的遗老遗少们，被自然淘汰掉，换代的民众都有了新的国家认同感后，王朝的稳定期才会真正到来，这和所谓的“三代培养贵族”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从这个角度看，秦人在学习统治中央之国的政治技巧上，反倒没有周人做的好。
经历过那么多年残酷战争才得到天下的秦人，当然也是会想办法防止那些前朝遗民危害新生的帝国。
他们所做的一项重大决定，就是把六国的贵族，都集中到咸阳居住，以便于监督管理。
问题是，真正感受到压力的，并不只是这些贵族。
那些底层的百姓，同样无法适应秦人那种以法家理论武装起来的，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
对于中国这个农业社会来说，一个新生的王朝通常只要整合好了上层建筑，就不会遇到问题；但如果你不去试图大幅度的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那么你的麻烦就来了。
秦人过于集中的管理方式，就让他们的帝国很快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附：秦末楚地主要义军示意图最先给帝国制度麻烦的，是两个对我们这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来说，非常熟悉的人。
从地缘看中国》（秦楚之争——楚国第二战场云贵高原的建立与失败）札记（20）从地缘看中国》（秦楚之争——楚国第二战场云贵高原的建立与失败）札记（20）第七十章秦楚博弈的新战场——武陵山区相比于短命的秦武王，继承秦国大统的新君（武王的弟弟）——秦昭襄王可是一个长寿的君王，足足在秦王的位子上呆了57年（前306年——前251年）。
而秦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就是由他所创立的。
秦昭襄王的命实在是在长了，继位成为“秦孝文王”后不到一年也随他而去了。
再接下来就是秦庄襄王“异人”，仅3年多秦王，因此，秦国统一天下的“精华”部分，并不是在秦始皇时代，而是秦昭王时代。
70.1三国攻楚“垂沙”之战与地缘影响在秦昭王制定策略之前，发生一次战争。
为了不让楚国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消化新得到的“东楚”，魏、韩、齐三国联军选择了南阳盆地作为攻击的对象。
在攻入方城夏道之后，双方在宛邑（南阳市）东南方向的“垂沙”展开了决战（唐河县西南）。
垂沙之战最终以楚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战国这种群雄并立的格局之下，灭掉一个二流国家，取得一块有潜质的地缘板块也意味着打破了旧有的平衡，随之受到其他诸侯的联合攻击。
如秦国并吞巴蜀，之后齐国吃掉宋国后，都碰到类似的情况。
而楚国无论是在出于稳定新占土地的内部结构，还是防线长度的问题上。
在开放的平原地区作这种兼并，其维护成本都要高于吞并个封闭的地理单元。
楚国在垂沙之战的失败，其实根源也正在于此，要消化那么大块“东楚”地区，必定牵扯掉楚国很大一部分兵力。
楚国在垂沙的失败，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1、先是楚国的内部爆发了“农民起义”，“盗匪”庄硚造反。
而庄硚最后也被楚国招安了，并在我们随后的章节中，发挥的新的作用。
但楚国暂时性的陷入了内部分裂的状态。
其实楚国本身的管理架构就是比较松散的，对于很多被征服地区，还是采用“因其俗”的方法让他们自治。
加上如此广阔的疆土，和复杂的民族成分，阶段性的出现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
2、在魏、韩、齐三国联军和庄硚的内外夹攻之下，秦国随后在公元前300年、298年对楚国展开了两次攻击。
风自陇西起——从地缘看秦的崛起与统一地缘之利“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秦始，中国的朝代更迭大抵以合为始，以分为终，中间则多是人命贱如草芥的乱世。
而其间的统一更被视为“征服”的产物，是“打”出来的。
依此将中国至唐朝以前的历史做简单梳理，不难看出：得关陇者得天下，周灭商，秦灭六国，刘邦灭项羽，李唐统一天下……这些力量的崛起，几乎都是以居于西北的关陇地区作为根据地最终夺取天下的。
何以至此？借战国时代范雎游说秦昭王时说过的一段话便可高度概括：“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史记》卷七十九范雎列传）关陇地区在地理上是一种半封闭式的结构，一系列山脉和环绕的黄河构成了这一地区的天然屏障，而函谷关等关隘则提供了穿越山脉的战略通道。
在屏障之内有肥沃的土地、完善的水利设施以及充足的人力资源，那里的经济基础在当时足以支撑起一支在乱世中可一统天下的武装力量。
如果取得这块土地，只要守好几处关隘，在大乱时便可一边静观其变，一边安然积蓄力量。
一旦时机成熟，可挥师东进，等待你的是连接南北富庶的中原地区，以此为前进基地，可轻松向四面进兵，如果不走运打了败仗，只要逃回来，凭地形之险仍可度过危险期，然后择机再次打出去……如果居于中原或江南地区，由于交通便利水土环境俱佳，那里的确会比关中更加富庶，但在军事上交通便利也意味着缺乏地理屏障，在交战中难免四面受敌。
因此，这些地区的富庶只能算是肥大，而难称强大。
譬如南京，水陆交通虽然便利，经济亦发达，但抗冲击的能力并不强，从军事防御上论，只能说相对于江淮其他城市条件要好一些，但与西北地区相较仍是易攻难守，明代建文帝被燕王朱棣夺了江山便是一个实例。
抗战时期，淞沪会战一败，南京顺势就丢了，除了国民党政府自身问题外，缺乏地理屏障也是一个要因。
如果四周地形过于险要，同样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譬如现在的四川。
《从地缘看中国》（秦晋崤函与河西河东要道争夺）札记（9）第三十七章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秦、晋之间的地缘关系与东周之初“平王东迁”有关，在王室被迫由“镐京”东迁至“洛邑”时（也就是由“渭河平原”迁至“洛阳盆地”），一共有四个诸侯国出了大力，也就是秦、晋、郑、卫四国（勤王四国）。
这四个国家也因此取得了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中原，四大地理单元的地缘优势。
如果要横向比较这四个诸侯国当时的实力，最强的应该是晋国，最弱的则是秦国。
晋国的优势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另一方面则是地缘上的。
当年周公在重新分封诸侯国时，之所以将成王的弟弟叔虞分封在与渭河平原隔黄河相望的汾河谷地，目的就是为了拱卫王室的安全。
因此晋国不仅获得了一块位置绝佳的封地（详见“曲沃代翼”），还得以在春秋之时，在山西高原诸盆地中开疆扩土，并吞其他诸侯国。
而在秦国护驾获得歧山以西的土地，赶走戎人收复渭河平原上的土地。
37.1晋人的势力扩展——河西之地的占据晋人在春秋初年通过“曲沃代翼”完成内部整合后，一方面加大了对山西高原南部“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诸侯国的并吞力度。
另一方面又通过“假途伐虢”之计，将势力范围向南越过黄河，控制了“渭河平原”至“洛阳盆地”的必经之路——“崤函通道”。
控制这个战略要点的目的，是为晋国稍后进入中原争霸作准备，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考虑的。
而与之相比，晋人对于渭河平原的兴趣显然要更大些，因为这块丰腴之地才真正能够为晋人提供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因此在秦人经过数代努力，好不容易收复丰镐之地，并迫近黄河时，却发现晋人已经在黄河西岸等着他们了。
从表面上看来，王室虽然授权秦人对戎作战，但却并没有将渭河平原所有的土地都分封给秦国。
所以晋国越过双方的地理分割线——黄河（这段由北向南的黄河，古称“西河”）并没有什么不妥。
此外，渭河平原中，渭水之北，除却泾水外，东面还有一条水量最大的支流——洛水（北），注入了渭水。
只是洛水与渭水相交之后，很快就流入了黄河。
整个渭河平原，或称关中地区的水系，主要是由两纵一横的泾、洛、渭三河组成。
而秦晋两国最初达成的地缘平衡线就是洛水。
从此之后，洛水与黄河之间的这片土地，就成为了秦人的心病。
整部秦晋关系史，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块土的归属问题而展开的。
由于这块土地位于陕北高原以南，黄河以西，因此也被称之为“河西之地”。
对于晋国来说，外有黄河、吕梁山|、太行山拱卫，为之提供的安全保障；内有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那些如珍珠链般的盆地群，为晋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大片平整、松软，易于耕种的黄土。
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结构，使得晋国在统一山西高原内部各地理单元时，能够较少的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统一之后，又容易保的住胜利果实。
当然，内部条件好，并不一定能够成就霸业，如果远离地缘中心，偏安一隅往往更容易成为选项（比如以后将要分析到的成都平原）。
不过山西高原这个地理单元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无论周王室的政治中心是在渭河平原，还是洛阳盆地，与之都只有一河之隔。
而如果晋人愿意，向东走出山西高原，就是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带。
坐拥如此优越的地理单元，晋人的地缘优势是很明显的。
与山西高原内部的平原，被分割为相对独立的几个盆地不同的是，渭河平原本身并没有天然的山脉将这切割为数块，渭河平原更有条件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而现在的问题是，晋人由于先发优势，不仅取得了秦人进出中原直接通道——崤函通道的控制权，还直接进入渭河平原，将秦人的势力阻挡于洛水——华山以西地区。
这实际上让秦国不得不与晋国分享渭河平原，并且在面对晋国时，需要长期保持一种低姿态。
更何况晋人在占据了河西之地后，等于直接侵入了秦人的核心利益区。
因此秦人始终是在处心积虑的向黄河渗透，“夺回”河西之地。
37.2晋国夷吾借秦之力返国，割让河西与违约。
当秦国处在他们最强大的君主（春秋）——秦穆公当政的时期时，晋国内部又一次出现了君位之争。
这使得秦国第一次有机会“收复”河西之地。
这个机会出现在公元前651年，距王室东迁（前770年），秦人受命征战渭河平原已经过去快120年了；而距晋国内乱67年之久的，大小宗之争结束之年（曲沃代翼，前678年）仅仅27年。
由于晋国“骊姬之乱”（宫廷内乱争太子之位）让那些将受其害的公子必须逃离晋国，因此作为与晋国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大国——“秦国”，最先帮助“夷吾”的公子。
而留在国内的君位继承人在动乱中都已经被谋杀了。
因此需要从这些外逃的公子中选择一个人回来继承君位。
这颇类似齐国争位，不过与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生死时速般的归国竞赛有所不同，这一次外逃的几位公子却没人敢回去。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被扶上君位的两位公子（都是骊姬的儿子），都马上被大臣谋杀。
如果加上之前已经被害的太子，等于先后已经有三位公子死在这场君位之争了。
因此外逃的几位公子都不敢贸然回国。
——而“夷吾”遂决定借秦之力返国冒险。
（其实他之前避难的国家并不是秦国，而是在渭河平原东北角的梁国，河西之地的北端。
对于梁国这类小诸侯国的存在，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虽然河西之地现在是晋国的势力范围，但在春秋时期，特别是早期，基于人力资源的匮乏，和兼并行为尚未白热化的原因，诸侯们对一个地区的控制方式是很多样化的，除却自己在战略要地建立城邑之外，让一些居于其间的小诸侯国甚至边缘民族依附于自己，更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模式。
就梁国来说，收留晋国的公子算是一种政治投资，但从实力上来说，这个小国并没有能力帮助“夷吾”摆平国内的动乱，因此夷吾转而向已具大国气象的秦国求助。
）夷吾向秦穆公所提出的条件是割让河西八城（也有说五城的）给秦国。
这些城邑并非是晋国在河西土地的主要部分。
不过让秦人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城邑并非只在河西之地中，亦包含有崤函通道中的战略要点（史载东尽虢略）。
崤函通道由于位于黄河以南，秦岭以北，又被称之为“河南”地，是秦人直接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
能够同时向河西、河南两地渗透，无疑能够极大的扭转秦国在地缘格局上的被动局面。
最终在秦人的帮助下，公子“夷吾”回到了晋国，并坐稳了君位，史称晋惠公。
只不过当他坐稳君位之后，却并没有履行诺言，将河西（河南）八城割让给秦国。
37.3秦晋之战（秦穆，晋惠）——秦国渡河地缘（从蒲津渡渡过黄河到韩原决战）现在对于秦穆公来说，一是如何处理与最大的竞争对手——晋国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取得最应该夺取的土地——河西之地。
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即如何能够让晋国退出河西之地。
对于晋国违约，只能报以战争手段。
最终在公元前645年爆发了，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因为秦国也遭灾了，而晋国却拒绝救援（在备战之前，秦国曾救援晋国饥荒）。
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自然让秦国发动战争的理由更具正义性（以晋惠公在继位之前答应割让河西之地为借口，虽然也说的过去。
但当时多少有乘人之危的嫌疑）。
秦国的进攻路线了，对于秦国与晋国决战的地点——“韩原”一地，目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韩原其实是在河东的，最主要的依据是《左传》，在那里面明确记载了，秦穆公所带领的秦军最终是渡过黄河，然后与晋惠公带领的晋军主力决战的。
而在此之前，秦军军已经取得了三次接触战的胜利。
如果从地缘和逻辑上来看，秦军渡河而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不是秦军已经进入晋国的核心区，晋惠公新率大军迎击的必要性不大。
不管是谁渡河与对方展开决战，如何渡过黄河都是一个问题。
如果将崤函通道也考虑进去，会发现，秦晋之间所争夺的这几个地理单元，是由一段L形的黄河作为切割线的。
而这段河面上最为著名的渡口有三：一是中条山西北侧的蒲津渡；二位于中条山西南侧，黄河拐角处的风陵渡；三是陕地（现属河南三门峡市）对岸的茅津渡。
当然，黄河之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渡口，如太阳渡、大禹渡、夏阳渡、龙门渡，在历史上也都曾经在不同的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
应该说蒲津渡、风陵渡、茅津渡三个渡口，在历史上对于陕、晋、豫三省的地缘关系最为重要。
当关中（渭河平原）的政治力量想进入运城——临汾盆地时，他们会首选从蒲津渡渡过黄河，直接进入运城盆地，进而向北，进入临汾盆地；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经由风陵渡渡河，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即可以北上进入运城盆地。
也可以顺着中条山南麓东行，到达茅津渡，然后南渡黄河，入陕地，至洛阳盆地。
对于秦人来说，如果能够渡过风陵渡，占据中条山与黄河之间的这条狭长通道，就可以切断晋人与崤函通道的联系。
这样做不仅能够保障自己与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的交通线，也可以切断晋人与中原联系的主要路径（晋人跨越太行山脉进入华北平原的难度要大的多），进而在秦晋争霸中占据地缘优势。
无论是秦晋之好，还是秦晋争霸时，秦人都曾经多次经由风陵渡，渡过黄河。
在秦穆公时期，他这还到茅津渡东侧的山地上去与戎人作战。
这种作法虽然看似是为了整个周王朝的利益，并得到了王室的授权，但实际的目的是什么，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室其实只是让秦人把渭河平原上的戎人扫清就行了）。
37.4秦晋之战（秦穆，晋惠）——河东河西地缘由于黄河刚从晋陕大峡谷出来之时，水流还很湍急（象龙门渡只有在3月冰融之后，6月雨季之前才能渡河），因此在古典时期，水流已渐平缓的蒲津渡一直是进出晋陕的主要渡口。
由于这一段黄河在二千年来一直在小范围变迁（总体向西移动），蒲津古渡遗址已经离黄河有几千米了。
（划分河东、河西的黄河（西河）不断的变迁，还造就了一句俗语，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意思即由于河道经常会变化，河东的村庄，几十年后也许就跑到河西去了。
其实这句话用来形成秦晋之间的关系是最为恰当的。
因为所谓秦晋之争，本质上也就是河东、河西之争。
当晋人能够占据河西之地时，他们则占据了主动；而当秦人能够在河东立足时，晋人（包括后来的三晋），晋人的衰弱也就不可避免了。
）河西之地主要指的是陕北高原以南，洛河与黄河之间的这片三角地，也就是渭河平原的最东端（亦包括渭水以南至华山一线的土地，因为不堵上这个口子，晋国就无法占据整个崤函通道）。
河东之地的范围。
从地缘结构来看，运城盆地是河东之地的主体。
当秦人渡过蒲津渡或风陵渡之后，他们首先要占据运城盆地之后，再向晋国国都——翼地所在的临汾盆地渗透。
因此秦晋之间发生在河东的主要战争，大部分都集中在运城盆地一带。
韩原之战算是秦国正式攻入晋国本土的第一战，最终那个无信的晋惠公接战的地点，据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在汾河南侧，临汾盆地的入口处（山西河津东南）。
对于晋国来说，这场战役的失败，意味着秦国已经打开了晋国核心区的门户，形势是极为不利的。
不过秦人也十分清楚，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代表秦国的整体实力就超越了晋国。
虽然这次战役是发生在河东；虽然晋惠公本人也在战役中被俘。
就秦人来说，他们的战略目的还是拿到河西的土地。
最终，晋惠公还是交出了河西之地，秦国算是正式成为整个渭河平原的主人，双方所签订盟约的地点是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地点就是洛、渭、河三者相汇处，与蒲津渡隔河遥望，时称“王城”（现陕西大荔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