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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言”与“意义即使用”的语言哲学观理解作者：赵毅慧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13年第07期【摘要】语言中与思维密切关联的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他所提出的“图形论”、“语言游戏”、“意义即使用”等学说对译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和深刻的指导意义。
翻译研究中的释意学派对于意义的研究，使其与语言哲学不谋而合。
文章旨在从语言哲学的高度重新解读语言哲学中语用意义论与翻译过程、语用意义论与释意派理论及语用意义论与翻译忠实度的关联，以期为翻译理论研究及翻译理论教学提供新的方法及视角。
【关键词】语言哲学语用意义论翻译释意理论本文为2011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本土国际会议语料的职业化译员素养研究”（编号：11JK040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语言中与思维密切关联的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人类语言能承载与思维紧密相关的意义（meaning），人类的语言才具有对任何科学或学科来说都不能忽视的意义（significance）（刘宓庆，2001）。
因此，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义的问题历来都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
从洪堡特“语言是世界观”（转引自陈嘉映，2003：1），培根“语言控制着心智” （转引自陈嘉映，2003：1），以及我国古代庄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等名言中，我们皆可看到哲学家对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义的关注由来已久。
很多语言哲学家把意义理论视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
从意义的指称论（referential theory）到意义的观念论（ideational theory），从行为主义的意义论（behaviorist theory）到意义的使用论（use theory），以及后来的成真条件理论（truth conditional theory），语言哲学家们都关注了语言中“意义”这个存在于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概念。
浅论庄子的“得意忘言〞的审美价值摘要：庄子认为“意会不可言传〞，语言在表达上自身的局限性。
“得意而忘言〞的提出，对中国古典文学、诗学、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得意忘言〞还从欣赏的角度对承受者捕捉“言外之意〞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可谓是我国古代的“承受美学〞。
关键词：庄子得意忘言承受美学一庄子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其文风汪洋恣肆，横无际涯。
其自由的想象如原野飞奔的野马，天际浩荡的长风；其瑰丽的辞藻如天边灿烂的云霞、长空璀璨的星辰。
但是，庄子也同老子一样，看到了“语言〞、“言说〞的局限。
第一，庄子以为：道〔大自然〕本身是无言的。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却不言语，四时有清楚的规律却不议论，万物有生成的条理却不说话。
“天何言哉？〞〔孔老夫子语〕庄子也同样看来，无言是合于道的最高境界。
第二，他以为：道是人类的语言不可言说、无法企与的。
“大道不称，大辩不言。
〞〔《庄子齐物论》〕“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
〞〔《庄子在宥》〕认为“至道〞是无可名状，难以言说的。
这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海德格尔的“真理是不可言说的〞是一个意思。
第三，庄子在“言〞与“意〞的关系上，提出了“言不尽意〞的思想。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
书不过语，语有贵也。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
世虽贵之，我犹缺乏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庄子天道》〕庄子认为言不尽意，社会上因为看重语言把书籍流传下来，而语言不过是一堆皮毛、糟粕而已，真正的思想容是无法言传的。
庄子通过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斫轮，徐那么甘而不固，疾那么苦而不入。
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
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那么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乎！〞〔《庄子天道》〕砍削车轮，动作慢了松缓而不巩固，动作快了涩滞而不入木。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浅析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https://img.taocdn.com/s1/m/eda449cc6bd97f192379e981.png)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浅析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从表面看，所牵涉的只是语言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哲学领域贵无派和崇有派的斗争。
“言意之辨”在当时大致有“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它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言意之辨的内涵关于言意命题的探讨并非始于正始时期，然而到正始的时候这一命题又受到广泛注意，并得到深入的探讨，它是玄学思潮的必然产物。
《易·系辞下》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系辞焉，以尽其言。
”这段文字是局限于《易》中言、象、意三者的关系而发，在其产生后的几百年岁月中，也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更没有被上升到一般方法论的高度去理解。
在汉魏之际，这段话却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成为早期玄学的重要理论武器。
玄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它发言玄远，崇尚清谈，以虚无为特征，具有很强的理性思辨色彩。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
玄学家用老庄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逐渐衰微的两汉经学。
在玄学的构成中，道家思想是本是体，儒家思想为末为用，因此道家哲学基本上决定了玄学的思想观和方法论。
玄学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
玄学家在清谈中设立主客往复辩难，这种风气无疑促进了理论思维和语言能力的提高。
”以上便是“言意之辨”在正始时期被关注时的大致理论背景。
“言意之辨”在当时大致有“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
当时荀粲主张“言不尽意”论，欧阳建倡导“言尽意”论，王弼主张“得意忘言”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以上三种观点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首先，关于当时荀粲主张的“言不尽意”论，言不尽意是正始时期的普遍认识。
蒋济、钟会、傅嘏都是主张言不尽意的。
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荀粲是玄学家中最早提出“言不尽意”的人。
在《三国志·荀彧传》中记载：“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言意关系“言”与“意”的关系，即人的语言与语言所要表达的对象、意义之间的关系。
秦汉之前，“言”“意”主要是哲学及语言学的概念;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言”与“意”以不同的关系学说被引入到文学理论领域，成为重要的理论范畴，对其后的文艺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古代文论的视域中，“言”通常指文学的言语表达、言说;“意”指文学语言所要传达的意义，即所要表达的对象世界。
虽然文学意义上的“言”“意”都包含着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但“言”是作为文学表“意”的工具而存在，且从属于“意”，“意”则是文学“言”说的目的，“意”的生成又依存于“言”。
由此来看，秦汉之前，“言”“意”主要是哲学及语言学的概念;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言”“意”被引入到文学理论领域，成为重要的理论范畴。
同时，“言”与“意”这两个范畴在文论维度形成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立象尽意”等三种不同的关系形态及相应的学说，对其后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言”“意”关系的基本形态是“言不尽意”这种现象。
《老子》中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常无名”。
《庄子・天道》中有云：“语有贵也。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老庄没有直言“言不尽意”，所以后人往往把《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作为言不尽意的滥觞。
在古人看来，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思想的，或者说有些思想是不能用语言表达或表达不出来的，即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由此来看，言意之间存在不对称的关系。
这可以从“意”和“言”两个方面来解释，“意”即是人的“意思”“思想”，思想在获得语言表现之前，往往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混沌状态。
言不尽意的“言”“意”关系引入文论中，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与走向成熟的创作理论开始对文学书写进行深入思考是一致的。
言不尽意不仅体现在意的难尽，还在于言的不尽意性。
由于对言不尽意的充分认识，文学创作便能够超越言不尽意而积极地去追求言外之意。
•魏晋玄学概述•“言意之辩”的起源与演变•“言意之辩”的主要观点及分析•“言意之辩”的逻辑分析目•“言意之辩”的历史影响及现代意义•总结与展望录01魏晋玄学概述魏晋时期，文化氛围浓厚，儒释道思想交融，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
魏晋玄学的产生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何晏王弼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03晚期01早期02中期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02“言意之辩”的起源与演变早期中国哲学魏晋玄学“言意之辩”的起源以王弼为代表的早期玄学家认为，“言”可以表达“意”，但“言”不能完全表达“意”。
他们强调“得意忘言”。
后期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后期玄学家反对“得意忘言”，认为“言”与“意”有必然的联系，但“言”不能决定“意”。
01 02 0303“言意之辩”的主要观点及分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说总结词王弼主张“得意忘言”，认为言辞是表达意义的工具，但真正的意义存在于言辞之外，需要通过忘却言辞的束缚来领悟。
详细描述王弼强调“得意忘言”是因为他认为，言辞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真正的意义存在于言辞之外。
因此，要领悟真正的意义，必须超越言辞的束缚，进入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
这种观点体现了魏晋玄学追求超越语言和逻辑的直观性和体验性的特点。
总结词详细描述总结词嵇康主张“言不尽意”，认为言辞无法完全表达意义，总有一些意义是超越言辞的。
要点一要点二详细描述嵇康认为，言辞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但言辞无法完全表达意义。
因此，总有一些意义是超越言辞的。
这种观点介于王弼和欧阳建之间，既不完全赞同“得意忘言”，也不完全赞同“言尽意”。
嵇康认为，虽然言辞无法完全表达意义，但通过艺术和哲学的直观可以领悟到超越言辞的意义。
这种观点体现了魏晋玄学中强调直观和体验的一面。
04“言意之辩”的逻辑分析魏晋玄学继承了老庄的思想，强调“无为而治”，追求自然与人的和谐。
语言与思想的矛盾魏晋时期，儒家思想逐渐衰落，而老庄思想逐渐兴起。
人们开始反思语言与思想的矛盾，认识到语言无法完全表达人的思想。
庄子的言意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庄子认为“道不可言”、“言不尽意”，因为一切事物的相对性都被片面夸大，否定客观事物的差异和客观真理。
他主张“得意忘言”，认为语言只是用来表达和象征“意”的工具和手段，强调在语言的使用中要避免执着于“言”，而是要“忘言”以更好地“得意”。
其次，庄子在处理“言”与“意”的关系时，主张要“得意忘言”。
他以筌蹄喻言说，以鱼兔喻道，强调在得到鱼兔之后应弃筌蹄，即在使用语言把握事物后，应忘掉语言这种外在形式。
这种“忘”不是被抛弃，而只是一种暂时的搁置，是存而不忆、存而不感。
因为言筌之所以能达意，说明它和意有相契合之处，传达主体的水平越高妙，契合之处越多。
从这个角度说，言筌也是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忘”不是干净彻底的抛弃，而只是以言筌为基点的升华。
最后，庄子的言意观还体现在他的“三言”分类的言说方式上。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百家争鸣、语言使用混乱的情况，他在继承老子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以“三言”为分类的言说方式。
这三言包括寓言、重言和卮言，其中寓言是主要形式，重言是借助重人的口吻说话，卮言则是自然流露的语言。
综上所述，庄子的言意观是一种对语言与意义矛盾的深入探讨，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质和象征功能，主张通过“得意忘言”的方式把握道本体之悟，并发展出“三言”的言说方式。
这种思想揭示了“言”与“意”的不对称性，阐发了“意”的根本性地位，并反思了语言与伦理生活的关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得意忘言”与“意义即使用”的语言哲学观理解作者：赵毅慧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13年第07期【摘要】语言中与思维密切关联的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他所提出的“图形论”、“语言游戏”、“意义即使用”等学说对译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和深刻的指导意义。
翻译研究中的释意学派对于意义的研究，使其与语言哲学不谋而合。
文章旨在从语言哲学的高度重新解读语言哲学中语用意义论与翻译过程、语用意义论与释意派理论及语用意义论与翻译忠实度的关联，以期为翻译理论研究及翻译理论教学提供新的方法及视角。
【关键词】语言哲学语用意义论翻译释意理论本文为2011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本土国际会议语料的职业化译员素养研究”（编号：11JK040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语言中与思维密切关联的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人类语言能承载与思维紧密相关的意义（meaning），人类的语言才具有对任何科学或学科来说都不能忽视的意义（significance）（刘宓庆，2001）。
因此，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义的问题历来都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
从洪堡特“语言是世界观”（转引自陈嘉映，2003：1），培根“语言控制着心智” （转引自陈嘉映，2003：1），以及我国古代庄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等名言中，我们皆可看到哲学家对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义的关注由来已久。
很多语言哲学家把意义理论视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
从意义的指称论（referential theory）到意义的观念论（ideational theory），从行为主义的意义论（behaviorist theory）到意义的使用论（use theory），以及后来的成真条件理论（truth conditional theory），语言哲学家们都关注了语言中“意义”这个存在于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概念。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
其早期思想的结晶《逻辑哲学论》及后期作品《哲学研究》已成为语言哲学的经典之作。
前期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研究是沿着弗雷格—罗素的人工语言学即形式化语言学发展轨迹进行的；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用学，提出了语用论意义观（Use Theory），并引出了语言哲学中崭新观点—语言游戏观，认为意义存在于其应用中，即“意义即使用”。
他所提出的“图形论”，“语言游戏”“意义即使用”（转引自陈嘉映，2003：1）等学说备受翻译学研究的重视，对译学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和深刻的指导意义。
翻译研究中释意学派对于意义在翻译过程中的研究，使其与语言哲学在一定角度上不谋而合。
翻译学中的释意学派理论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创始人巴黎高翻著名学者塞莱斯科维奇基于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提出了“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翻译思路，即“得意忘言”。
释意派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应为传递意思，亦即交际意义；译者所译的东西应为篇章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是言语（亦即语言的使用），而不是语言本身。
基于对“意义”的共同关注，释意学派的“得意忘言”与维特根斯坦的“语用意义论”在语言哲学层面不期而遇。
本文旨在从语言哲学的高度重新解读语用意义论与翻译过程、语用意义论与释意派理论及语用意义论与翻译忠实度的关联，以期为翻译理论研究及翻译理论教学提供新的方法及视角。
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思想主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后期的哲学理论可以用其两本著作概括，前期代表作为《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后期代表作为《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的主要著作《哲学研究》这本书中，提出了“意义即使用”这一语言哲学的理论。
这是一种功能论的意义理论，强调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一定语境中所发挥出来的语用功能，并提出语言的意义在于对它的使用。
总体来说，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意义理论的出发点维特根斯坦从他前期的工具论和功能论出发，提出了后期的意义理论。
他强调语言作为一种工具的实用性。
意义理论主张：语言是人们各种语言游戏的工具，服务于人们的交流。
维特根斯坦并且还强调在这种交流中语言所发挥的功能，并且认为正是这种功能才赋予那些语言表达式以意义。
2.与意义相关的因素提到意义，人们自然会想到“解释”等这样的字眼，所以与语词意义相关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解释。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试图对某一个词的意义进行解释，而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意义是对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那种东西”，认为词的意义在于词的用法，对意义的解释恰恰解释得了词的用法，所以意义与解释密切相关。
意义除了与解释密切相关外，还与意指有关。
但是，有别于其他一些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虽然和意指相关，但意义却不是一种在心理上进行意指的活动；意义也不是一种体验，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通过人们对它的使用表现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意义与语境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于其在一定的语境下被使用。
他十分重视意义与语境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看作是语言活动的基本形式，认为无论是语句还是语词都是在语言游戏中才获得意义的，即“语言即游戏”。
3.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主要有两点：一是意义在于语词的使用中，即语用意义论；二是意义服务于交流。
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无论语词还是语句，其功能都不在指称外部的对象和事实，而是在于交流过程中起作用。
交流本身就是语言的基本功能，因此，维特根斯坦对于意义功能的定义也归结于其使用性。
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在哲学中，…我们实际上用这个词、这个句子作什么‟这个问题不断带来富有价值的洞见”。
（转引自陈嘉映，2003：1）由此可见，语言的价值在于使用，在于构成讲话人与受话人之间意义沟通的桥梁。
语用意义论由此产生，强调语言不是词句的简单排列，而是在语境中产生其功能的价值。
“语言即使用”是《哲学研究》这本著作的一个核心思想。
“意义即使用”对翻译的哲学启示1.“意义即使用”于翻译过程翻译过程中对于意义的准确把握是完成翻译活动的最重要的出发点。
原语到译语转化过程中意义的完整保留是对于翻译的最基本要求。
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译员都要对原文的意义进行解读、理解、转换，最后是译语产出。
这一过程在传统意义上，被归纳为解码—转换—重新编码的思维过程。
由于翻译活动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言语行为，既涉及意义的逻辑结构，又涉及语言的逻辑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就引发了从语言哲学视角中探讨翻译意义的问题。
刘宓庆在其《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强调了意义在翻译运作中的轴心作用（刘宓庆，2001），并明确地分析了翻译过程中意义的转换过程，如图所示：（摘自翻译与语言哲学，刘宓庆，2001）由此可见，翻译过程始于对意义的理解，终于对意义重新表达，始终以意义为中心，“意义”贯穿于翻译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翻译的过程就是建立在对原文意义充分解构、理解并用译语表达原文意义的过程。
显而易见，对于意义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是决定翻译过程成败的出发点。
译者对于原文意义的不同解构、剖析和理解也会产出不同的译文。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鲁迅说：一部“红楼梦”，因读者眼光不同，就有不同的理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 （转引自郑海凌，1998：6）因此，对于原文意义的准确把握就成了译者进行翻译工作的重要前提。
而翻译研究中的释意派理论所提出的“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理论就正好为译者提供了准确把握原文意义的方法。
2.“意义即使用”于释意理论释意学派（le th■orie de l‟interpr■tation / the interpretive theory或th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又称“达意理论”（le th■orie de sens / the theory of sense），是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于法国巴黎高翻的一个探讨翻译原理与教学的学派，其创始人为口译研究学者塞莱斯科维奇及勒代雷。
该派认为翻译即释意；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的认知补充对原文意思所作的一种解释；译者应追求的不是语言单位的对等，而是原文意思或效果的等值。
塞莱斯科维奇在接受许钧教授专访时曾解释说：“翻译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借助语言表达的意义。
因为不同语言社团的人有共同的需求，他们交往的目的是互相理解，交换思想，或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可能的合作。
因此翻译的任务是传达交际意义，而语言只是理解意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转引自岳曼曼，2009）释意派理论的核心是把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非语言的意思（non-verbal sense）区分开来。
译者所要传达的不是语言符号的意义，而是原文中所表达的非语言的意思。
也就是说，意义的本质是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思”，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
释意派理论还认为，句子意义是作者意图表述的内容，而不是作者所说内容的原因和结果。
意义不是指脱离语境的字词或句子的含义，“意义包括内容和情感，意义不能脱离主题。
语言知识同阅读和先前获得的只是结合之后产生意义。
理解语篇不是理解独立的陈述句”（许钧，1998：195）这些观点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词的意义存在于用法之中”有互通之处。
由此可见，“语言即使用”的观点证明了释意派理论重视意义的正确性，这也正好说明了语言哲学对释意翻译理论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运作，翻译是从理解到表达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都发生在译者身上，基于意义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译者对于意义的把握便成为准确解读原文意义、正确以译语表达意义、从而完成翻译过程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翻译就是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的对话，就是以语篇为中介的一种意义呈现和解释行为。
在语用意义论的指导下，为了准确地获取原文的意义，译者不仅要能做到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即不受原语字词及语法结构的限制来挖掘其真实含义，而且要有能力调动相关的先得知识来把握原文的意义，并在考虑到译文使用价值的基础上产出译文。
这就对译者的认知能力和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译员既要使用“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来准确获取意义，又要考虑译文的使用功能，做到双语转换与语言意义的功能性双重达标。
3.“意义即使用”于翻译标准翻译的标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翻译标准对于意义的忠实度要求却亘古不变。
唐代贾公彦在《义疏》中对翻译的解释为：“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这里易即易换，翻译即是在保留意义相解的前提下对于语言形式的更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