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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摘要: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在古代起着重要作用,使史学在古代成为显学。
这一功用的发挥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史家的治史态度,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实录”的传统。
本文将从“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进行阐释。
关键词:实录;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社会功用是为人们提供借鉴,从史中得到启示,辨别是非曲直,美丑善恶,起到“彰善惩恶”的教育作用。
这一功用能否发挥出来,将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取决于史家能否“直书实录”,使善恶事迹彰显于世。
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要求真实记载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一、“书法不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不隐,是不加隐讳。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不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自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1]之后,“书法不隐”遂成为“良史”的标准,并且孔子同时说:“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也,越竟乃免。
”也就是说“书法不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执政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
可见,这个法度有很久的传统了,并且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
班氏父子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从而提出了“实录”的观念。
同时也把“实录”的内涵界定为文直事核、善恶俱书,鲜明地体现出了“直书实录”的原则。
遂在两汉时期史家修史便把“实录”作为历史撰述的目标,奠定了中国史学注重“信史”的传统。
司马迁的《史记》也以其“直书实录”的治史精神和原则,成为“实录”的典范,赢得了历代学者的赞誉和推崇。
古代史学“直书”的优良传统遂成为史家所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成为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
南朝梁人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3]意即史家作史的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应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
单元质量检测(二)(时间：150分钟满分：150分)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化家。
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
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学问。
作为老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说明古代文化遗产。
《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
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赐予它们的说明，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
例如在说明“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孩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靠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
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说明。
例如讲到《诗》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多数的注疏。
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老师》) 材料二：“述”的内涵特别丰富。
《说文解字》将“述”说明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解并描述”“论述”或“阐述”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
《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假如我们将“孝”的这种说明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那么“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了，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行。
晋灵公不君《左传》教学目标：1.掌握主要名词及重点词语的含义。
2.理解赵盾、晋灵公、董狐以及武士们等形象，鉴赏“春秋笔法”的文学魅力。
3.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精神，探究“春秋笔法”的史学价值。
4.全面理解本文所反映的儒家思想观念。
教学重难点：重点：了解我国历史叙述传统——春秋笔法，感受我国古代史官“秉笔直书，不避强御”的精神品质。
难点：理解我国古代史官记载的标准。
课时安排:两课时教学过程：一、导入：这个单元要我们学习的是历史散文。
请同学们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一部历史著作而言，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或者说一部历史著作它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答：实录)。
在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里，历史典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不仅记载着各个朝代的历史，而且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历代的史书，都可以展现出史官撰写史书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左传》就是这样的历史著作。
当代史学家钱穆认为：我们要读古代的中国史应该拿这部《左传》作我们研究的一个“基准”，今天我们就以《左传》里的文章《晋灵公不君》为基准来了解“春秋笔法”。
（板书题目）二、感悟春秋笔法的文学魅力2.结合文本内容，分析晋灵公、赵盾怎样的性格特点？（晋灵公之“不君”表现在哪些事情上？赵盾作为臣子又有哪些表现？这些事情表现了晋灵公、赵盾怎样的性格特点？）概括晋灵君的性格特征：贪婪、荒唐、残暴、昏庸。
厚敛雕墙、弹人观辟、虐杀宰夫、虚言纳谏、患谏贼之、伏甲嗾獒，作为一个国君没有国君的样子。
他不敬大臣，不子庶民，最终失去民心被赵穿所杀。
这样一个君主按现在的眼光看是死有余辜，但在那个时代只能是可谏不可杀。
作为臣子的赵盾像不像个臣子，有没有臣子的样子，表现在哪？品质特征：直言敢谏、忠诚仁义、古之良大夫。
忧心国事、骤谏灵公、恩惠养民、为法受恶、尊重史官文中是不是仅仅写了这两个人物？还有哪几个人物刻画地栩栩如生？（士季、鉏麑、提弥明、灵辄）除了士季是以臣子进谏的形象出现，其他三个都是以卫士武士的身份出现的。
高中语文部编版古代文化常识汇总（选择性必修中）《修辞立其诚》1.《易传·文言》：《周易》有“经”和“传”两部分。
“传”是对“经”的解说，有七种文辞共十篇，称为“十翼”。
《文言》是“十翼”之一。
“五经”是儒家经典的合称，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简称《诗》、《书》、《礼》、《易》、《春秋》。
2.《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
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
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
3.齐诗：西汉初年传授《诗》的有鲁、齐、韩、毛四家。
其中齐诗为汉初齐人辕固所传。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又称“诗三百”，共收诗305篇。
内容分为“风”“雅”“颂”，主要手法是“赋”“比”“兴”。
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先河。
《诗经》“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前三者指的是诗的不同体制；后三者指的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
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4.《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
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儒客大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
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直书一、语基落实1以下词语中加点的字,每对的读音完全一样的一项为哪一项( )A.曲．直/邪曲．违忤．/水浒．霪．雨/淫．君乱主B.秽．迹/哕．哕强．项/强．直滋．养/以兹．避祸讳．/伟．岸斧钺．/壬戌．哔．叽/抽戈犯跸．粕．/琥珀．阿．容/阿．胶豆萁．/箕．裘未陨解析A项,qū,wǔ/hǔ,yín;B项,huì,qiáng,zī;C项,huì/wěi,yuè/xū,bì;D项,pò,ē,qí/jī。
答案B2对以下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为哪一项( )A.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禀:承受。
隐．隐:隐瞒。
隘．隘:险恶。
D.历代厚诬,一朝始雪．雪:澄清。
解析A项,“禀〞的意思是“遵循〞。
答案A3以下句中加点词的用法与例句中加点词的用法一样的一项为哪一项( )例句:就有道而正．焉A.然后能成其良直．．正．于吴朝C.以兹避祸,幸获两全．芳．余烈解析C项与例句同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其他三项都是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答案C4以下各句从句式的角度看,与其他三项不同类的一项为哪一项( )A.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B.言之假设是,吁可畏乎C.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D.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解析B项是倒装句,其他三项是被动句。
答案B5以下加点的“之〞字,归类正确的一项为哪一项( )①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②不践君子之．迹③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④言之．假设是,吁可畏乎⑤为于不可为之．时那么凶⑥马迁之．述汉非⑦虽周身之．防有所缺乏A.①③④⑥/②⑤⑦B.①③⑥/④/②⑤⑦C.①④⑦/③⑥/②⑤D.①④/③⑥/②/⑤⑦解析①③⑥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④代词,指“直书〞这件事;②⑤⑦助词,的。
答案B二、阅读理解(一)课内阅读阅读文本选段,完成第6~9题。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假设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单元主题群文阅读——学习之道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题目。
抄书自序顾炎武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
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
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通鉴》、性理诸书。
他书即有．．》《五经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
嘉靖间，家道中落，而其书尚无恙。
而倭闌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
洎万历初，而先曾祖历官至兵部．．侍郎，清介之操，虽一钱不以取诸官，而性独嗜书，往往出俸购之，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
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书，求其有字而已，牙签锦轴之工，非所好也。
”嗣祖太学公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十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二十年来赢幐担囊以游四方，又别有所得，合诸先世所传，尚不下二三千卷。
其书以选择之善，较之旧日虽少其半，犹为过之。
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篡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
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
昔时尝以问诸先祖，先祖曰：“著书不如抄书。
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
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
”先祖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抄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
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
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
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
”念先祖之见背，已二十七年，而言犹在耳，乃泫然书之。
(选自《亭林文集》卷二，有删改) 1．给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嗣祖太学公/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十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B．嗣祖太学公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十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C．嗣祖太学公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十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D．嗣祖太学公/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十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2．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炎武之先家海上”中“家”字与《桃花源记》中“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中“家”含义不同。
第三单元春秋笔法教学目标一、引导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体例，体会《左传》的叙事风格。
二、了解“春秋笔法”的文化内涵，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
单元介绍这个单元学习中国历史著作及史学思想，指导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史书的体裁体例及相关史学思想。
经典原文选自《左传》，相关读物选自《史通》。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非常悠久，据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比较完备的史官制度了，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各种职衔的史官，“君举必书”。
当时的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
著名的如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兄弟和南史，他们不避强御，秉笔直书，大胆记录了国内发生的弑君事件，“董狐笔”和“太史简”成为后世的美谈。
到了西汉，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担任了这个官职。
这个职位使司马迁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史籍，为他后来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宣帝以后，太史公这个职位渐渐不为人所重。
东汉时期，不设专门的史官，著史的职能由兰台、东观等机构承担。
兰台、东观都是掌管图书的地方，像班固就做过兰台令史，刘珍等人撰写的史书称为《东观汉记》。
至三国魏，又开始设置史官，称为著作郎。
其后，史官名目渐多，有著作佐郎、修史学士、起居令史、起居舍人等职务。
唐朝立国之初，设立了史馆，负责修撰前代史和国史。
此后，历朝都沿袭唐朝的制度，史馆修史，宰相或重臣监修，下一个朝代编写前朝历史。
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著作是《尚书》和《春秋》。
其中，《尚书》是历史文献集，《春秋》是编年体史书。
这两部书后来都成为儒家经典，列入经部（而不是史部）。
中国的史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第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优秀历史著作，但这些史书大多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散佚了。
在成书于东汉的《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中，史学著作附在“六艺略”“春秋”类里，只剩下了23家948篇。
流传至今的有《国语》《左传》《战国策》等。
[复习重点]1．积累并记牢120个实词中的“质”“要”“贼”“举”“治”“国”“劝”“使”“疾”“贻”及次常用字“喻”“施”“敏”“齐”“明”“事”“攻”“独”“终”“分”。
2.背诵《〈论语〉十二章》《大学之道》《〈老子〉四章》第24、33章和《五石之瓠》《礼运(节选)》，翻译重点句子。
3.掌握形容词活用的规律及特点。
[课文概览]课题文体作者核心内容艺术特色《论语》十二章对话体散文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围绕“仁”字，阐述其内涵，并论述了君子之德和修身养性看法。
1.语言简练，用意深远2.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3.语言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大学之道议论文相传为曾子课文所展示的，是儒学三纲八目的追求。
所谓三纲，是指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所谓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论证结构严谨，条理清晰2.运用排比、顶真手法，论证力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对话体议论文孟子文章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
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
1.用故事说理2.善用比喻3.善用对比4.气势充沛《老子》四章格言体散文老子《〈老子〉四章》分别阐述了“有”与“无”即实在之物与空虚部分之间的相1.文体韵散结合，文句大体整齐，有的全是韵语2.善于运用具体形象表现抽课文1《论语》十二章一、基础夯实而正．焉，可谓好(第1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学也已。
”(《学而》)(第2章)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第3章)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里仁》)(第4章)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里仁》)1．解释加点的词语①就()②有道()③正() ④而() ⑤喻()答案①靠近②指有才艺或有道德的人③形容词作动词，匡正④如果⑤知晓，明白2．理解性默写①在《〈论语〉十二章》中，孔子对君子在吃饭、居住、做事和说话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以后，还要求君子“____________________”，认为君子做事要敏捷、迅速，但说话要谨慎。
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谢贵安（一）直书与曲笔：一体两翼的关系及其在传统史学中的核心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从远古的口述史学、古代的叙事史学，到近代的分析史学，再到现代的系统史学的演进过程。
古代史学是一种叙事史学，对于理论的分析和综合并不擅长，其最基本工作便是“修史”，表现为历史记述的连贯性和叙事方式的丰富性。
从黄帝到宣统的历史，均记录在册，历代相续，源流清晰；从编年体到纪传体，从典章制度体到纪事本末体，均为叙事方式的变化和发展。
古代叙事史学既以记述为其特征，那么时代对它最大的要求就是记事的真实性；同时，古代史学的主题取向于政治，造成记事的求真性与政治的实用性的相遇、相克和相成，使“直书—曲笔”问题显露出来，构成古代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成为史学的核心和时代的焦点。
对直书与曲笔关系的评价，关系到整个传统史学的价值评判。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史的独立性。
史学家摆脱权贵的干扰，在“直道”和“气节”的指导下，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指出：“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刘知几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
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说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
柳宗元对直书的解释是史官“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
这种直书，史学家虽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权贵，但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它们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指纲常伦理。
其二是写史的客观性。
史学家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
按刘知几的说法是，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像“明镜之照物”那样，“妍媸必露”，“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感经》。
）。
这里要克服的不是来自权贵的干扰，而是作者自己的好恶和爱憎。
宋代史学批评家吴缜在论证直书与褒贬及文采的关系时，阐释了直书的客观性质及在修史中的基础地位：“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
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
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
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新唐书纠谬·序》。
）这个意义上的直书，显然更为合乎史实。
曲笔就是史学家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
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对曲笔现象进行了批评，用舞词、臆说、不直、谀言、谤议、妄说、诬书、曲词等概念指称曲笔。
曲笔的表现，或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阿时，或媚主；或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
曲笔纯粹受制于主观情感。
直书与曲笔之间的关系，一般人均认为是尖锐对立和水火不容的。
富有激情的南宋学者郑樵，在其《通志·总序》中，对正史中“历世有之”的曲笔现象作了全面抨击，指出“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擅美名”和“《晋史》党晋而不有魏”的曲笔行为是“伤风败义莫大于此”。
正史如此，实录体亦是如此。
李建泰批评《明实录》说：“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
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
文献不足征久矣！”（李建泰：《名山藏·序》。
）以上对传统史学曲笔现象的深刻揭露和抨击，直指古代史学的核心问题，反映出时代对直书的呼唤，同时也反映了直书在现实社会中的不幸遭遇。
出于对曲笔的愤慨，今天的某些学者也对古代史学进行了彻底的抨击和否定，断言：“世界史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的历史学（像中国那样）始终不渝地向着高度专制的国家政权表示出这般忠诚的爱情和赤裸裸的献身精神。
”由此认定传统史学根本无真实性可言，是“弄虚作假”的产物（见雷戈：《试论中国古代的史学政策》，《社会科学》（上海）1997年第1期；《社会转型与史学变革》，《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
）。
古今论者激烈的言辞明确告诉人们：曲笔的盛行必然导致直书原则的彻底沦丧。
然而，在传统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正如“民本—尊君”观念是中国农本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体两翼那样（冯天瑜在《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认为，民本与尊君是古代“重民尊君”政治论的一体两翼，民本思想是其左翼，尊君思想是其右翼。
），“直书—曲笔”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及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
一体是指直书与曲笔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两翼则意味着直书与曲笔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其左翼是“直书”思想，其右翼则是“曲笔”观念。
“直笔”与“曲笔”都是传统宗法专制社会所固有的史学指导思想和修史原则，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超现实的理想中，它们是对立的；在君主专制的现实社会中，它们又是统一的。
它们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构成一体两翼的紧密关系。
直书与曲笔两翼之间并不是绝对平衡的，其两翼的伸展和扩张因时、因地和因人而异。
在某一时期，修史观念可能向左翼倾斜，在另一时期，可能倾向右翼；在某一个地区和政权下，直书可能占上风，在另一个地区和政权下，曲笔可能畅行无阻；此外，在某个史家那里修史原则向左翼伸展，在另一个史家那里却向右翼倾斜。
对此，刘知几把直书与曲笔归结于“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的禀性差异。
瞿林东也认为直书的优良传统是“正直的史家”以此为“天职”所形成的。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页。
）综合中国史学史上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修史观念的左右翼大致平衡。
因此把传统史学完全视做“弄虚作假”的产物而全盘否定显然不合事实。
若要对直书与曲笔形成一体两翼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还必须对传统史学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具体分析。
（二）儒家学说：“直书—曲笔”一体两翼构成的思想根源“直书—曲笔”一体两翼的构成，是古代社会系统中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整合结果。
儒家拥戴君主专制制度，是因为坚信后者强有力的统治能够实现它的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
而儒家思想之所以为君主专制制度所接纳，是因为它所坚持的伦理思想，即纲常名教观念，符合统治者的利益。
君主专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日益使中国传统社会成为政治—伦理型社会。
与此同时，两者也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矛盾。
儒家服务于君主专制社会的“入世”的现实精神，与其追求“大同”理想的“出世”的乌托邦性格，使之与君主专制既紧密结合又存着深刻的摩擦与冲突，从而造成了对专制君主的某种内在的制约调节机制。
（张星久：《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内在冲突》，《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制度所奉行的基本理念、基本目标取向上存在着“公”与“私”的差异。
儒家从自己的绝对权威地位和“公天下”的理想政治模式出发，必然会对私有制的现实社会采取一定的批判态度，也必然会产生某种蔑视君主权威的倾向。
周敦颐指出，“天地之间，至尊者道”；明吕坤认为，“圣人之权”比“帝王之权”要“尊之又尊”。
因此，儒家便利用“天”“道”的名义来突出儒家对政治的指导地位，约束乃至抗拒君主的意志。
儒家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反映在史学上，便是以直书所代表的儒家的史学理想，与以曲笔所代表的现实观念之间的矛盾。
儒家思想在与专制制度相摩擦时，常利用史学的借鉴和劝惩功能对帝王进行约束。
借鉴功能，是儒家利用“法先王”的历史观和树立的“三代”历史楷模，使帝王在求治时进行借鉴仿效，他们要求帝王推行的现实政治必须以历史经验为准绳。
汉代陆贾和贾谊无不以“法先圣”和“效法汤、武之治”来劝导刘邦和汉武帝。
劝惩功能，是儒家通过“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史书的直书功能，使帝王流芳或遗臭。
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中就公然把专制君主及其臣属作为劝惩对象，认为史书通过“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他指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强调了史学劝惩功能及其威力。
无论是鉴戒功能还是劝惩功能，都依赖于对历史事实的直书及评价。
儒家对直书的提倡，源于儒家经典及儒家祖师孔子对直书的肯定。
据《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太史董狐不畏权贵，按当时的史法，直书权臣赵盾对晋灵公之被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孔子对此大加赞赏：“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为后世儒臣在修史时据实直书，提供了理论依据。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还表彰了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前赴后继直书崔杼弑君之罪的齐太史兄弟及南史的英勇事迹，成为后世直书的楷模。
儒家大师孟子提出的“养吾浩然之气”的主张，为直书输入了正气，成为儒家史臣在修史时坚持据实直书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直书精神作为“天地有正气”的表现。
由于儒家经典的记载和儒家宗师的推崇，董狐、齐太史和南史等抗节直书的精神和行为成为历代景仰的楷模。
南朝刘勰称：“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文心雕龙·史传》。
）北周史家柳虬亦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
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周书》卷38《柳虬传》。
）直书既实录“乱臣贼子”的罪愆，又把矛头直指“淫君乱主”。
某些时候，直书在与君主专制相抗时体现了民本主义思想和为民请命的气节。
然而，儒家思想对曲笔也网开一面，甚至大加提倡。
这是儒家在“入世”的过程中，用伦理纲常观念迎合君主专制社会的结果。
儒家在大力倡导直书的同时，也承认了讳饰的合理性。
造成了儒家史学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以至公至正的秉笔直书约束口含天宪的皇权政治，“与天子争是非”（欧阳修：《上范司谏书》。
）；又以合乎名教的曲笔讳饰迎合君主政治，“为尊者讳”。
一般认为，儒家祖师孔子在修史中具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讳饰观念，即曲笔思想。
作为十三经之一的《春秋》，儒家后学坚信是孔子所作，他们认为里面包含着有孔子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和为亲者讳的微言大义。
这种为了现实政治伦理的需要而在修史中进行讳饰的现象，为后世儒家史臣在修史中曲笔讳饰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向主张直书的刘知几也对曲笔现象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刘知几：《史通·感经》。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后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章学诚也认为修史的现实目的在于维护纲常名教：“史志之书，其所以有裨风教者”，就在于“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住”（《文史通议》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