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性或者先锋性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导读》课程学习心得和很多同学一样，一开始对这门课的感觉就是枯燥无味，因为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有语文课，给我的感觉都是挺无趣的，一开始业并没有想着好好的上真门课。

只是想混学分而已。

记得一开始选定这门课的时候，因为有好几个老师都开了这门课，所以在几个老师间挣扎，最后选了这个姓比较特别的老师，虽然现在而言并不知道其它老师的教学方式是怎样，但庆幸的是，遇到了一个教学风格和教学方式让我很喜欢的老师。

所以让我自己感到讶异的事情，这十二节课，几乎每节课都在认真听课，这真的不是讨好老师的话。

不能说不喜欢文学，但相对而言了解浅薄，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感兴趣。

每次开始介绍新的作家，老师都会先介绍作家的生平，以及一些名士对作家的评论。

先让我们对作家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样有助于理解作者的作品。

第一节课介绍的仍是我们90后最熟悉的现代文学家——鲁迅。

似乎讲到现代文学首先就应该认识鲁迅。

我觉得90后都可以说是读鲁迅作品长大的，并不是我们有多爱鲁迅，而是因为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无论是什么版本也无论怎么改革，但绝对不会少了鲁迅的作品。

所以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家中我最为熟悉的一个了，反复老生常谈的，他的童年、他文章的犀利性、他的弃医从文、他的爱国精神。

鲁迅是在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我的偶像，当然并不是说现在不崇敬鲁迅，只是用“偶像”来形容太浅薄，所以现在是尊敬鲁迅先生。

他的为救国救民弃医从文的勇气鼓舞了很多当代人，为救国救民弃医从文的爱国精神、拿笔杆为武器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精神感染了很多当代人。

这些都是从小学就形成的对鲁迅先生的印象。

另一方，他的感叹词，标点符号的用法也让我印象深刻。

用老师的话说“鬼斧神工”，用我的话说“不好理解”，至今仍记得鲁迅先生喜欢在省略号之后用句号，但小学的时候学标点符号的时候省略号之后是不再用句号的。

已经记不得当时老师是怎么解释的了，当然这问题也没有必要深究。

1、17年小说1、历史题材：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斗争史、革命战争史。

《红日》、《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

特点：（1）史诗风格；（2）纪实品格；（3）政治色彩。

2、现实题材：写土地改革后农民观念变化的，描写大跃进时期农村的现状的，描写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工业题材的等。

如《“锻炼锻炼”》、《创业史》、《山乡巨变》等。

小说在这一阶段，也存在少量干预现实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

表现民间人情人性的作品有：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建国后最先遭受批判的作品)，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威仑的《爱情》，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短篇。

一、干预生活冲破题材禁区的作品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灰色的帐篷》、何又化（秦兆阳）的《沉默》、李国文的《改选》、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和对青春的呼唤。

刘世吾与林震）等。

这些作品贴近现实、针对性强、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健康甚至阴暗的东西，如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逢迎领导、欺压群众、强迫命令等进行了揭露、鞭挞、针砭和讽刺，具有批判的锋芒和积极的意义。

（一）创作成就：1、一批有一定艺术价值，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出现，新的创作群体出现。

2、作家以自己的创作，以各种方式曲折艰难的影响和抵制着左倾的政治思潮和对文艺的干预。

（二）本阶段小说的艺术局限：1、文艺政治化2、题材单一化3、手法简单化4、人物形象扁平化5、作家非专业化2、批判运动1950年代重要的文学史事件：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2.对肖也牧及《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胡适的批判4.对胡风集团的批判5.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集中体现了1949年以后左翼文学内部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文学规范的设置、文学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认识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与严重冲突。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当代性与经典性◎刘勇摘要：“五四”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五四”新文学本身，以及“五四”新文学的研究和现代文学学科，在传统回归、国学高扬的今天，无可置疑地走向边缘，这也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但这种“边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也十分明显，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天然的一个整体，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联系，使它们一起处于中国文学今天的舞台上。

而从中心向边缘转移的过程，恰恰是现代文学走向经典化的机遇，从历史融入当代，从当代走向经典，从经典走向永恒，现代文学前所未有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所立足的五四“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是它所依赖的鲁迅等经典作家“绕不过去”的当代意义，以及它所承续的传统的“动态发展”。

关键词：“五四”；现代文学；历史性；当代性；经典性“五四”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尽管对这个转型节点的多重内涵还有不断的讨论，尽管对现代文学“现代”的含义在理解上依然众说纷纭，尽管对于一些现代文学史的细节仍有争论，甚至对于现代文学史分期、命名等问题仍有较大分歧，但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发生至今，已然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

一百年是可以作为一段历史载入史册了。

事实上，现代文学作为一段历史的特质和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

当下大力提倡国学，弘扬传统文化蔚然成风，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姿态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待“五四”新文学的思考：弘扬国学是不是意味着不重视“五四”新文学了？是不是说“五四”新文学已经过时了？“五四”新文学是不是传统的一部分？它究竟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不管怎样，“五四”新文学本身，以及“五017四”新文学的研究和现代文学学科，在传统回归、国学高扬的今天，无可置疑地走向边缘，这也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但这种“边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也十分明显，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天然的一个整体，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联系，使它们一起处于中国文学今天的舞台上，所谓同甘共苦，休戚与共。

文学经典化的三个阶段一、1978—1985年：经典化的萌芽1978—1985年是史铁生初登文坛的7年。

这一阶段发表的31篇作品中，有14篇是刊发在《当代》《花城》《钟山》《滇池》等顶级或重要刊物上的，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即发表在《当代》1979年第2期。

作品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刊物发表对推进作家作品经典化意义重大，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刊物受众极为广泛的背景下，文学刊物对于推动作家作品进入文学舞台的中心，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

同许多初入文坛的写作者一样，史铁生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还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对文学已有风格、模式的学习、模仿，也体现出了对当时文学潮流的“追随”。

比如这一时期发表的多篇以“文革”武斗、政治压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背景的小说，无疑刻下了当时“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烙印。

这一时期的史铁生主要还是一个文学“追逐者”的姿态。

不过，在这一追逐的姿态中，也隐约可见一个作家个性化的显露。

在追随潮流、写“社会的事”“历史的事”的同时，史铁生也写着“个人的事”，吐露着个人化的生命和情感体验。

对他而言，内心深处最深刻的“伤痕”并非外在的历史和社会造成的，而是他的残疾，是命运的无情拨弄。

这类作品格调阴暗低沉，发表时颇为曲折，这在当年让史铁生愤懑苦恼。

大概也由此“刺激”了他对种种文学成规的反抗，其后期对文学之自由本质的深入思索，以及以“自由”为本的文学实践，其精神原点或许应该追溯至此。

二、1986—1991年：经典化的发展期1986年史铁生成为北京市作协合同制作家；1986—1991年这6年，他发表了大约27篇作品，基本都是发表在《钟山》《当代》《人民文学》《收获》等重点刊物上；这期间他有四部小说集出版，还获得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文学奖项。

但至少在1991年《我与地坛》发表之前，扮演着建构文学经典幕后推手的文学评论界似乎对史铁生更加“冷落”，究其原因，大概还在于他的“脱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