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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汪曾祺散文比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位作家的散文风格独特，各自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艺术特色。
沈从文的散文以湘西风情为背景，自然风景和民族风情为主要描写对象，散发着浓郁的地方情感；而汪曾祺的散文则更多地世俗生活，以富有情趣的细节描绘为主，呈现出独特的人文关怀。
本文将从两位作家的散文作品入手，分析他们的写作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异同点，探究他们对自然与人文的不同侧重以及各自的创作思路。
沈从文的散文犹如一幅幅湘西风情画，将自然风景与民族风情完美融合。
他笔下的湘西，自然景色优美，民风淳朴，散发着浓郁的地方情感。
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沈从文展现了他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同时传达出他对湘西故土的深厚感情。
在表现手法上，沈从文善于运用细腻的描绘和感性的文字，将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他的文字既淳朴又华美，在质朴的描述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文思考。
例如，在《边城》中，他通过对自然景物的刻画，表现了湘西风土人情的独特魅力，同时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
与沈从文不同，汪曾祺的散文更注重对世俗生活的描绘，尤其是对日常生活情趣的。
他的作品以富有情趣的细节描写为主，通过幽默风趣的笔触展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理解。
汪曾祺的散文往往从生活中的琐事入手，以小见大，展现出他对人性的洞察和对社会的独特见解。
在表现手法上，汪曾祺的文字平实中见真情，用词简练却意蕴深远。
他擅长通过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来反映人性的美好与温暖，同时也不避讳人性的阴暗面。
例如，在《胡同文化》中，他通过对北京胡同的描绘，展示了胡同文化中的喜怒哀乐，传递出对传统文化的怀念与思考。
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散文各有特色，但在主题和表现手法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沈从文的散文主要自然风景和民族风情的描绘，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传达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人性的思考。
而汪曾祺则更注重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灵感，以富有情趣的细节描写来展现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理解。
汪曾祺与沈从文写作特色比较作者：文小叶来源：《金田》2016年第03期摘要：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人均属于我国京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其二人也是典型的师生关系，所以两人在我国文坛发展史上，创作出了众多瑰丽的文学财富，并且为我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文就将从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女性角色塑造、散文创作以及小说创作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对二人在我国文坛历史上的杰出贡献进行阐述，以期客观展现出二人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汪曾祺；沈从文；写作特色；对比在新时期的小说家行列当中，沈从文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位。
其一生致力于乡土文学，并且在文学范畴的多个领域都有所涉猎，这就足以看出沈从文自身的作品特色与创作风格。
而沈从文最为得意的学生汪曾祺也是深受沈从文影响，在其文学创作过程中，也不断追求真善美与积极向上的力量。
所以二人的作品在许多时候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同时也会有着各自的特点与差别。
一、汪曾祺与沈从文写作中女性角色的异同（一）环境影响的异同。
首先，沈从文与汪曾祺二人的文学作品中，都不可避免会有女性角色的塑造，并且二人在对女性角色进行塑造的时候，确实有一定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二人自幼的成长环境有所不同。
沈从文出生在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所以这里充斥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汪曾祺则成长在江南地主家庭当中，这也决定了其对审美的理解以及个性、特点以及为人处事原则都有一定的差异。
沈从文年幼时期格外被外祖母所疼爱，而其母亲也是典型的聪颖、智慧的女性形象。
其姐姐对沈从文的照顾也可谓无微不至，所以沈从文的童年中，女性是其接触到最多的形象，所以在沈从文的记忆与理解里，许多美好的事物都可以与美好的女性形象结合起来，从而迷幻其每一处神经。
这就使得其在《边城》中塑造了翠翠的形象，在其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众多极具母性思维与光环特点的动人情景。
汪曾祺则与沈从文不同，其幼年丧母，但是其自由也得到了全家其他女性的偏爱。
所以汪曾祺在文学作品中所书写的女性形象，大多数是其记忆中的美好回忆被唤醒，从而体现在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当中。
沈从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说田园风格的继承与变异张晓磊杨晓波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深受沈先生的教诲，继承了田园风格小说创作，并在其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创新，形成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相承，将一种恬淡的田园诗风贯穿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中。
一．沈从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说田园风格的继承(一)对乡土风情的注重废名小说创作所涉及的面非常广，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他早期以湖北黄梅故乡为背景的充满乡土风情的部分。
与他后来的佛理色彩越来越浓的作品相比较，在这些作品中，废名以一颗充满仁爱的儒者之心，描绘了故乡处于生活底层民众的众生相，通过对各色小说人物的关注，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悦和悲哀。
在废名笔下，有浣衣的寡母，唱戏的孤老，有或劳动于果园或辛苦于菜地的老农，也有给人打杂的雇工，正如对废名影响极大的周作人所言：。
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是现实。
”废名以诗人的心灵，诗人的眼睛在平凡人生领略到了别人所忽略的充满诗性和意趣的美。
在《[竹林的故事》中有一段三姑娘卖青椒的场景，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昵?”三姑娘笑了：。
吃你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我们大家也笑了。
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筐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
善良纯朴热情又有青春朝气的三姑娘身上分明映现出作者欢欣的目光，在这种注视中，废名发现、感受、表现着对故乡的温情，表达着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与赞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人性美与人情美的结合。
《[边城》中老船夫不收摆渡客的钱，请客却不吝啬，赤诚待人。
翠翠天真无邪，对待自己的爱情也同样是如此。
程边城》中的爱情是美好的，虽然还不确定那个人明天是否回来。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世界是别样的。
《大淖记事》：。
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的不一样。
这一128I 里的人也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家长念过子日的完全不同。
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沈从文和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对备受推崇的作家，在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两位作家的作品常常被拿来比较，特别是在关于“乡土文学”的探讨中。
本文将对两位作家的小说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探讨他们作为恋乡主题的代表作家的不同之处和共通之处。
首先，沈从文和汪曾祺都以乡土为题材，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厚情感。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通过讲述女主人公双儿的一生，表达了对黄土高原故乡的思念和对故土的赞美之情。
汪曾祺的《狗》、《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也以家乡为背景，生动地展现了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
其次，沈从文和汪曾祺在描写乡土风貌和人物形象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沈从文的作品较为浪漫，他通过描写绚丽的自然风景和丰富的民俗文化，表现了乡土的美好和宏大。
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更偏向于现实主义，他以许三观等普通人物为载体，真实地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艰辛与喜悦。
另外，两位作家对于乡村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表达也有所不同。
沈从文的作品中，对于老百姓的生计和生活困境没有过多的呈现，更多地着重描写了他们生活中的美好和诗意。
汪曾祺则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他透过作品对农民工、离乡背井者等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深刻的触动，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
同时，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写作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
沈从文的作品通常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感色彩，他崇尚自然与人性的和谐，具有诗意的表达方式。
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更为朴实，他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他人亲身经历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融入作品之中。
总体而言，沈从文和汪曾祺两位作家都是恋乡的歌者，他们通过自己的笔触和文字，表达了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揭示了乡土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沈从文作品中浪漫的情感与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作品具备了一种超乎现实的美感；而汪曾祺则以朴实的语言和真实的刻画展现了土地与人的紧密联系。
虽然风格和表达方式不同，但都将乡土情感传递给读者，让人重新审视内心对于故乡的情感与人世的无常。
各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风格有什么异同之处？
沈从文和汪曾祺是师生关系，两人同为京派代表作家。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中流砥柱，汪曾祺被称为该流派的最后一个传人。
两人都非常擅长刻画乡土文化下的人物形象，抒发情怀。
1、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叙述方式。
沈从文和汪曾祺对于故乡感情的差异导致叙述方式的不同。
沈从文对于乡村有着深厚的情感。
他的作品如《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三三》等都能看出他对湘西有着非常深的情结。
对乡村的热爱让他产生了对城市的一种天然的疏离感。
汪曾祺的作品有着抒情诗人的恬淡，更加包容,从《大淖记事》、《受戒》等作品看出作家宽广的精神向度和悲天悯人的心怀。
2、其次是创作结构。
虽都取材自湘西，沈从文小说在创作结构做到新意层出不穷。
沈从文注重小说呈现给读者的结构感，不致使读者觉得枯燥乏味。
小说结尾总有意想不到的结局；汪曾祺作品更加随性，结构松散。
我还记得他谈美食，谈植物，就是捡一片树叶，跟你娓娓道来的感觉。
汪曾祺的作品给人一种生活是很美好的，自然是很美好的，食物是很美好的感觉。
3、语言用词风格
这两人都是用词高手，诗化的语言，简洁凝练、优美清新。
“沈从文体”的诀窍之一就是尽量少用“的”，以展示语句凝练；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有着“抒情诗人”之称。
相比沈从文有时伤感的文笔基调，汪曾祺的语言多了一分明快。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对乡土文明描写的异同废名的田园小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汪曾祺的高邮风情小说，在总体风格上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京派小说的艺术风貌。
他们在悲惨感伤的农村中寻觅诗情，极力在小说中表现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纯真、善良、友爱、无私的人伦道德。
废名、沈从文的田园可谓之“梦中的田园”，与其他乡土作家的现实的田园相辉映，以对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从另一角度进行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考。
而汪曾祺在对风俗、环境的描写中似乎挖掘出了乡土中潜藏着的诗意本质。
1．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都描写人性美、人情美，都运用了诗意的抒情的表现手法，但是他们的“田园梦”仍呈现出迥异的色调。
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废名的小说中藏匿着禅趣，沈从文的小说里显现出神性，汪曾祺的小说则表现的是生活的诗意原质。
废名在《桥》以前的小说中以隐含禅趣的笔墨，写自己领悟了的自然美景，绘出了“拈花微笑”的境界。
废名亲近自然不重向自然寻求慰藉，而重在自然中寻觅顿悟，具有古代文人墨客超然尘外的庄禅人格。
作者往往在竹林、桃园、陶家村、史家庄等古朴、纯真、幽静的景物中洞见世间万物生命本体的跃动。
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
沈从文身居现代都市，却怀抱顽固的“恋乡”情结，这种巨大的内心矛盾、对立化的情绪，导致了他精神的流浪与逃亡，急于寻找栖息之所。
古老湘西的幻梦抚慰了他疲惫的灵魂。
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城市，极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沦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
那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丑恶的人际关系，被扭曲变态的灵魂，使他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
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
沈从文、汪曾祺风貌比较
翟业军在《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但其文学风貌却与沈从文有所不同:一、一冷一热。
沈从文几乎所有出名的篇什都是冷的,要么是爱而不得,要么是得到后反而更加失落,他似乎洞穿了人性无可回避的忧伤。
汪曾祺的世界是热乎乎的。
他一生坎坷,却很少书写不幸,即使写了也表现出难得的旷达,侧重在苦中之乐。
二、一真一善。
沈从文也向“善”,但其着重点不在济世,而是要让读者从作品得到启示,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
如何到达则是通过美,美的创造首推文艺,因为文艺的形成正为满足生命扩大、延长的愿望。
在感性中抽象,在有死中祈求永生,在浑浊中追求圣境,沈从文便着力建构此在的真,想留住永恒的美。
汪曾祺的情感寄托与当前的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
他的向善文学观首先表现于他对现实主义的论述,要立足现实,着意挖掘平凡人生的诗意,用以缝补不完善的现世;其次还表现于他对和谐的强调,为引人向善,他能够直面生命的欠然。
三、一楚一儒。
楚文化是沈从文的世界观的坚实地基。
他常说作家必须有宗教徒的热情、虔敬和悲悯。
汪曾祺的儒家思想则近孟子,远荀子,强调人性的善。
由此可以反观他的“和谐”观,与之一脉相承。
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死亡书写比较研究【摘要】本文通过对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死亡书写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两位作家在表达死亡主题时的特点和风格。
沈从文小说中对死亡的书写更加浪漫主义化，注重情感抒发和心灵共鸣；而汪曾祺则更倾向于写实主义，注重细节描写和社会意义。
通过分析两位作家的作品，发现他们对死亡的书写有着共性和差异，各具特色。
总结了两位作家死亡书写的异同点，并对其对后人的启示与影响进行了探讨。
未来研究方向包括深入挖掘两位作家作品中死亡主题的文学意义，以及对比分析其他作家在死亡书写方面的特点和风格。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死亡主题的表达方式及其文学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沈从文，汪曾祺，小说，死亡，书写，比较研究，共性，差异，体现，启示，影响，未来研究方向。
1. 引言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在文学创作中，死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作家们探讨人生、命运、情感等议题的重要切入点。
沈从文和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推崇的两位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都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对死亡的书写。
对于他们如何书写死亡这一主题，以及两位作家在死亡书写上的异同，值得深入研究。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其作品充满浓厚的乡土情怀，死亡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常常通过对生命的沉思和对生死的思考来表达。
而汪曾祺则擅长以平实的语言描绘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致力于展现日常生活中的朴素真实和人性关怀，同时也不乏对死亡命运的沉思。
通过对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死亡书写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两位文学巨匠对于生死命运的看法与态度，以及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关于死亡主题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这样的研究也将为后续文学研究者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路，促进对这一重要文学主题的深入探讨和解读。
1.2 研究意义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位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而且至今仍然被世人传颂。
对于这两位作家在小说中对死亡的书写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作品及思想，还可以从中发现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独特之处。
·73·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袁 朝 钢（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江苏 江阴 214405）摘 要：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
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
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
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关键词：沈从文；汪曾祺；乡土小说；比较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5)06-0073-032005年11月第6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v.2005No.6收稿日期：2005-02-10作者简介：袁朝钢（1958— ）男，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讲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湖南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和主帅，他对后代产生过广泛持久的影响。
沈从文这个“执拗”的“乡下人”，对乡土有着显而易见的怀恋之情，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
正是这种“乡下人”的眼光和身份体认使他对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有了深切的领悟，同时也正是因“乡下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既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从政治的角度来反映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没有像“海派”文人那样从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都市生活的五彩斑斓。
他采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历史文化态度。
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入手，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级阶段后所显示的全部丑陋之处，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的作品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这位作家比起别人来，似乎有更为持久的努力和较大的发展，直到他搁笔之前，不停地向中国现代文学输送他的偏僻家乡的人物，那里生活的形与色、风物、习俗和民间文学的宝藏。
谈到现代乡土小说作家的乡恋心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次就是沈从文了。
在现代作家中，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表示过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这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
沈从文这样疏离都市，亲和乡野，鄙薄“城市中人”，厚爱乡村灵魂的文化倾向的形式，源于他对乡村、都市的不同理解。
沈从文生活创作时的中国都会，几乎无一不表现出畸形发展的“中国味”——一方面，这些城市骨髓深处仍是沿袭着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张惶失措地不加选择地接受涵纳了沉靡的西方商业文化。
沈从文悟到了造成如此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
于是，沈依了自己心情的导引，去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去营造那片“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的心理上的乡村圣土。
这“乡土”体现着沈从文对某种文化价值的怀念与执着。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
其作品具有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
汪曾祺是“文革”中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而且是最早致力于市井乡土小说创作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
他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曾师从沈从文学习写作。
汪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
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
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1］（PP 237~238）。
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
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汪曾祺小说还流溢出多种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此外汪曾祺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喟叹。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
1939年，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
汪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在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颇有建树。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其实，汪1曾祺同沈从文一样，注重语言文体建设，如他所说，“我大概是文体家”。
沈从文、汪曾祺两人对于故乡感情的差异造成两人语言色调的不同。
湘西给沈从文带来的是激情和感伤，而他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也正因为他对“这一现代社会”的领悟，使得生活于都市的沈从文，这颗不屈的湘西灵魂，在对乡村灵魂的赞美中，呼唤张扬一种健全的、于国家民族前途有意义的生存环境与存在方式，以此超度那一个个无家可归的迷途的现代灵魂，进而实现民族文化人格与伦理道德的再造。
有别于沈从文，汪曾祺有通俗抒情诗人的恬淡宽厚，使得他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较远距离地思索生活，有一种超然与达观。
沈从文、汪曾祺在小说结构的体现上各有千秋。
沈从文的小说题材非常广博，结构上却能做到不雷同。
更有甚者，沈从文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可见其组织的巧妙。
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像《夜》那篇，隐居老人开房示人以老妇尸体；《虎雏》那篇，他所收养教育的聪明小兵终于逃走；《牛》那篇中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等。
全篇文章得这样一结，就给人出乎意料的感觉、愉快的惊奇。
同时，沈从文小说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
如《我的小学教育》自述小时生活。
另外，他在遣词造句这方面表现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如“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牛》）。
汪曾祺的小说结构随便、散漫，看似信马由缰，了无拘束。
他的小说里很大一部分只取一人一事，或奇艺，或怪癖；或妙语，或劣行，例如《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等作品。
总之，他剪一片绿叶给你看，"谈生活"而已，怎么谈，无定格。
为了使作品摇曳多姿，有时运用一点现代派的手法使作品于平安中见奇崛，于和谐中见丰富，如《大淖纪事》。
不难看出，沈从文、汪曾祺二人作品结构上都具有散文化的风格，但相比之下，汪曾祺更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
汪曾祺认为在短篇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
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
但汪曾祺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2］。
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
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
《大淖记事》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写民情风俗，这正是大淖人自由恬然的天性的写照。
巧云和十一子就是这民情风俗养育出的灵秀精英。
他们的性格、爱情和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的风俗相和谐，致使人们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
风俗即人，这也是他同很多写风俗的作家最显著的区别。
这同时正是他的小说受到人们青睐的原因之一。
他将风物、习俗和民情等传统文学中视为次要的、只起烘托作用的事物，提高到与人物同等的地位，成为审美观照主体对象，让人们在欣赏人物形象的同时，欣赏到了赏心悦目的风俗形象。
《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固然让人感动，可是，如果没有那一地方特有的风俗民情的描写，是不会取得那独特的审美效果的。
汪曾祺倾心于风俗形象的创造，不仅把它作为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段，而且把它作为创作目的，这是文学观念上的一个巨大变化。
这使他的小说脱离了传统小说模式的束缚，呈现出一种广泛的社会性、知识性、风情味和轻松感的美学效应，从而引起了各界读者的广泛注意，并成了某些作家的模仿对象。
沈从文运用自然朴实的群众语言叙人情、绘风景、描景物，从而创造出一幅幅色彩纷呈、意境清雅、情调健康，富有浓郁诗情的画卷。
而汪曾祺更是一位具有独特气质的作家。
他认为，“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
但是，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1］（P 208）汪不习惯用政治群体意识观察、表现生活，而是钟情于个人的经历与命运，个人的性格特点、操行品德甚至个人隐私。
汪曾祺小说吸收了我国古代散文、笔记小说的优良传统，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文人小说一家继承与发展”［3］；同时，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自成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
他被人们称为“文体作家”、“自觉的艺术家”，这就看出他在创作方法和各种表现手法上进行的不断的探索和试验，并且不拘一格。
沈从文用自己的独特笔墨和文体精心构建出谜一样美丽的“湘西世界”。
他的表现湘西下层乡民特异“生命形式”的小说实在是多，单短篇小说集就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等。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里阅读了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又用自己的笔将“湘西世界”带有原始风味的边地人的生活方式“风化”为活化石。
可以说，“湘西世界”既是沈从文的精神栖居地，也是他最具魅力的艺术归宿。
凭借他的“湘西世界”，沈从文与现代中国文坛、与世界进行了独具魅力的对话。
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平淡、和谐，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
他的不少作品包含着对下层群众的悲惨命运的悲悯与同情。
这与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作品中对大众的深厚关切、对苦难的严重感受是一脉相承的。
汪曾祺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4］这些也说明了他的文学观念中蕴含着儒家的人道主义精神。
汪认为“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
作品《受戒》、《大淖记事》这些以抒情见长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汪曾祺的作品拥有宽广的精神向度。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爱与悲悯不仅是一种情感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
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的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了汪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
在汪曾祺笔下，从古朴敦厚的乡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和宽裕的境界里，我们可寻到儒家个体与2·74·社会和谐的人生理想。
从清新明丽的江南风光里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中，可以看出庄禅的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
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曾祺、沈从文都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
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