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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及运用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总量关系及其波动和变化规律。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运用对于现代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
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欧洲的国家竞相扩张殖民地，商品贸易纷繁复杂。
当时的重商主义思想就被发扬光大，这种思想认为贸易顺差是最好的经济政策，可以增加黄金和银的储备量，从而加强国家的实力。
然而，重商主义政策存在短视的弊端，不能长期推动经济的复苏。
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逐渐兴起，自由贸易思想逐渐得到发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主张市场可以高效自主地调节经济，这样就形成了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需要政府干预。
然而，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释大萧条和经济危机这样的宏观经济现象。
20世纪初，凯恩斯和他的理论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该理论认为，市场不是完美的，市场机制不足以调节失业和经济危机等宏观经济问题。
政府应当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经济，维持高就业率和物价稳定。
凯恩斯主义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也不断改变、创新。
新古典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也陆续问世。
同时，现代宏观经济学关注的议题也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国际贸易、环境资源、社会福利等。
宏观经济学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有应用，而且在各个领域中都有着广泛运用。
政府决策者需要根据经济学分析和预测，制定出明智的经济政策。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过降低利率、逆周期调节等手段，引导经济发展。
对于企业来说，宏观经济学能够提供企业的商业策略、市场营销和产品定价等战略建议。
而在金融领域，宏观经济学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预警也相当重要。
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20世纪初，经济学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周期和货币问题展开的。
在美国，弗里德曼和凯恩斯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英国，海耶克、罗宾逊和克鲁格曼等人也各有贡献。
下面将从美国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角度，回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受铁路和石油工业的推动，但是不断的经济危机也开始频繁出现，这种经济不稳定增长的状态，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引起了凯恩斯的反思，他致力于研究萧条的原因和治疗。
凯恩斯的《通货膨胀和通缩的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巨著，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凯恩斯主张，国家需要适度干预经济，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控制，来维持市场的稳定。
他的理论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一。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华尔街和道琼斯指数也开始兴起，在这个时期，宏观经济学家更多的关注点从高失业率转向了物价稳定。
弗里德曼等人提出了货币供应量理论，即通货膨胀始于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
并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和“自然失业率”等概念，这些理论对于后来的经济政策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政府尝试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和减税等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和缩小失业率。
这种做法被称为“新吉尔斯政策”，但是却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赤字。
这种政策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是强化了经济政策和学术研究对于货币需求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
这一时期，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已经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流，但是经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古根汉姆主张美国央行应该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
这种经济政策思路，成为了美国的“里根主义”。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即降低对外贸易的壁垒和提高市场竞争力。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和表现的经济学分支。
它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如国民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等，并试图解释和预测经济总体的运行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其中涌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模型，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古典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之一、18世纪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贸易、生产、劳动分工等理论，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他们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发地调整经济活动，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价格理论的研究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随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兴起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新古典合成理论，试图解释和预测经济的总体表现。
他认为市场机制并不总能够自动调整失衡，政府干预是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键。
凯恩斯主义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政策提出了新的思考，对后来的宏观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
孟德尔森基于凯恩斯理论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分析工具。
此后，一系列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涌现出来，如戴维斯格拉默模型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等。
这些模型使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宏观经济的波动和稳定性。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进展进一步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行为经济学关注人们的决策行为和心理机制，试图揭示人们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因素。
计量经济学则致力于构建和估计统计模型，以验证宏观经济理论的有效性。
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丰富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多有关宏观经济的信息。
总的来说，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是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不断进步的结果。
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宏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数学模型、行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的进一步提升。
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解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向宏观经济学X式转变和宏观经济学"本土化"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应用.20世纪50年代,在完成经济恢复任务以后,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程.50年代,我国经济理论界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符合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与此同时,我国讨论了如何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本建设和人民生活保持一定比例的发展问题,提出了综合平衡、保持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标准和数量界限.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等组织和发起了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三大问题的讨论,并取得了颇有建树的理论成果.X国光和董辅礽于8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和《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再生产理论,并且出版了《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和《社会主义再生产有关再生产X畴的分析》等著作.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向宏观经济学X式转变.这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十四大之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理论界积极引进现代经济学.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转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戴园晨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1986年>、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1986年>和樊纲、X曙光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1990年>.这一阶段,理论研究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整个国民经济的研究,并且采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宏观经济学的各个方面.第三阶段,宏观经济学"本土化".十四大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经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经历了80年代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以后,也进入了"本土化"的阶段,即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特点,采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版的宏观经济学.这一阶段涌现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吴敬琏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1990年>和《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1999年>、于光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1992年>、胡汝银的《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1992年>、X曙光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X卓元主编,1999年>、樊纲的《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中国体制转轨新时期的宏观经济问题研究》<1997年>；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1992年>、贝纳西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1989年>与《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1990年>、吴晓求的《紧运行论——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证性考察》<1991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从供求角度所作的考察》<1992年>、杨瑞龙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1992年>；李拉亚的《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1991年>、陈学彬的《宏观金融博弈分析》<1998年>；陈东琪的《强波经济论》<1992年>、《微调论——走出短缺后的中国经济与政策》<1999年>；X超愚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1998年>、李晓西的《宏观经济学<中国版>》<2005年>,此外还有大量的富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其中,吴敬琏、胡汝银、X曙光、樊纲等从中国经济实践出发确立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分析角度；厉以宁、贝纳西、吴晓求、杨瑞龙等引入非均衡概念,并致力于将宏观经济结论置于合理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樊纲、X 曙光、王利民等引入了制度分析；李拉亚、宋国青、薛万祥、陈学彬等引入预期与博弈分析；陈东琪等系统化了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形成的微调理论；X超愚、李晓西尝试构造一个一致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框架.可以说,经过大批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或称其为中国版的宏观经济学,为宏观经济调控建立了理论基础.不过,距离成熟的中国版宏观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资料来源：陈东琪,X亚斌. 中国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与创新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2002. 6；X曙光. 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财经研究,2002<1>。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重要学派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经济整体的运行规律。
自古至今，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体系和学派发展方面经历了多个重要的阶段。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简要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并重点介绍其中的重要学派。
一、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起源，其核心思想主要源于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19世纪的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市场自由竞争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活动，实现自我平衡。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劳动分工、货币、经济增长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体运行规律的理论。
然而，随着19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实践中逐渐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缺陷和内外部冲突。
于是，新的学派开始兴起，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前发展。
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作为经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凯恩斯主义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使得古典理论的假设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总需求决定总产出”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以缓解经济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是“有效需求”，主张通过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得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
三、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又迎来了新的理论派别——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试图修正凯恩斯主义的一些缺陷，强调市场的局部失灵和非理性行为在经济中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则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主张市场机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
这一时期新发展起来的学派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提供了新思路和解释框架，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四、供给学派和新兴学派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以后，供给学派和新兴学派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关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论文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现代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古典微观经济学而言的，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该书一出版就在西方经济学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把他的理论比作一场革命，一场像〃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
如果按照经济学史的角度，那么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古典宏观经济学、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以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四个阶段。
1.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
萨伊市场定律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它包杨含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产品生产本身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博我调节作用，不可能出现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三是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在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还没有十分明确的划分，依旧都属于经济学。
古典宏观经济学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还未明显分开，二是古典宏观经济学总量的分析方法不够全面，没有依据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三是以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为前提依然是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期，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期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
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货币危机开始，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物价暴跌，大量工商企业破产，到1847年经济危机蔓延至整个欧洲的工商业，经济危机开始大面积爆发。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现代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经济整体运行规律和宏观经济政策。
自经济学的诞生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宏观经济学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与演进，也涌现出了多种现代经济理论。
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简要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一些现代经济理论的特点和应用。
一、古典经济学时期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和市场自由主义的思想，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
大卫·李嘉图则提出了反映农业收益递减法则的土地边际产出理论和厂商利润理论。
这些理论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启示。
二、凯恩斯主义时期20世纪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开始。
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并提出了政府干预的需要。
他的辩证观点通过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析，阐明了经济活动中的有效需求和失业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观点对当时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供给学派的崛起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面临一些争议和挑战。
孟山都弗里德曼和罗伯特·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供给和供给决定的因素，提出了供给学派的理论。
供给学派认为，市场经济应该自由运行，减少政府的干预。
他们强调市场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供给学派的理论成为宏观经济学中的一种重要观点，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由于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出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观点受到了质疑。
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在此背景下崛起。
新凯恩斯主义强调价格粘性和市场失灵，认为虽然市场有时可能自我调节，但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
新古典经济学则在供给学派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监管和干预。
宏观经济学５０年的发展与论争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50年的发展中，宏观经济的理论讨论和分析是一个相当活跃而又成果甚丰的领域。
它不仅随着中国经济的波动起伏而展开和深化，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和实现了理论范式的转换，既有很大的前进和创造，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一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操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显示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实践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一、历史回顾 由于发生了理论范式的转换，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自然要对转换前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一个恰当的总结和评论。
(一)阶段划分 从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的。
讨论的中心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具体进程又分为起步、繁荣和总结三个阶段。
1952年，中国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历史任务，紧接着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这时，适逢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中国经济理论界以学习和宣传该书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论述为契机，围绕着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着重讨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符合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关系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与此同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讨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如何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基本建设和人民生活保持一定的发展比例的问题，提出了进行综合平衡，保持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标准和数量界限。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集中反映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
这是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
再生产理论讨论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60年代前半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实验，发动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主流的理论思想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和否定客观规律性；主张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宣传只要高速度，不讲按比例，结果是遭到了巨大的失败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失败和挫折教育了人们，成为这场讨论的直接原因。
当时，老一代经济学家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等组织和发动了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三大理论讨论，一批颇有建树的理论文章发表，尤以杨坚白、刘国光、董辅礽为代表，80年代出版的刘国光和董辅礽这个时期的文集《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和《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状况和水平。
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针对盲目增加积累，扩大投资，以求扩大再生产，忽视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讨论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2)针对重工业增长过快，轻工业和农业相对萎缩，比例严重失调和经济调整的需要，讨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制约作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以及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协调发展问题，3)以此为背景，在再生产公式的具体化和固定资产再生产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一届四中全会又针对“文革”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继之而来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的失误，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实施了第二次的经济大调整，与此同时，对30年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再生产理论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中心。
这时，除了继续讨论过去提出的问题以外，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有所开拓，但在深度上前进不大，实际上带有总结和普及的性质。
热烈的讨论促成了《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出版，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和《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有关范畴的分析》等一批专著的问世。
(二)理论争论 从50-80年代，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体系的内容、意义和局限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以举例的方式，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些重要原理作了概括和说明，但是，这一概括既不全面，有的也不大恰当，如“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
60-70年代，我国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有人从再生产的环节、方面和类型方面加以概括，有人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垫支资本和机能资本的关系上加以考察，有人从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国民收入方面加以说明。
所有这些都突破了斯大林的论述，不足之处是缺乏系统性。
80年代的讨论弥补了这一缺陷。
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二，一是罗季荣从六个方面(社会产品、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社会再生产的形式、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的形成和分配)概括了34条原理，优点是比较全面，缺点是逻辑层次不清，体例繁简不一，一些概括有欠妥当，如把“关于劳动量按一定比例分配的原理”仅仅看作是简单再生产的原理。
二是刘国光和张曙光从五个方面(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类型，关于社会产品的构成，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关于再生产中补偿、积累、消费和后备问题，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的市场实现和货币运动问题)所作的概括，优点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且第5点突破了马克思理论的范围，缺点是一些重要问题并未涉及，如对外贸易、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
对于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对已有理论的概括和表述，而在于对它的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虽然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但并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调节问题，虽然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问题作过一些设想和预言，但所设想的是直接计划的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
既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局限于最抽象的层次，为了揭示社会产品实现的最一般的条件，不得不舍掉很多因素，那么，它就只能揭示再生产过程的本质联系，而无法说明它的具体过程。
如不讨论价格的现实运动和竞争理论，假定“不发生价值革命”，就无所谓通货膨胀，总量关系分析就缺少了一个基本内容。
尽管人们试图把一些舍象掉的因素引入，使再生产公式具体化，但80年代中期以前的讨论仍局限在本质关系上作文章。
这样，就无法对总量关系和宏观经济运行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2，关于再生产的类型问题 基于60年代初经济调整的实际，关于再生产类型问题的讨论集中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上。
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简单再生产是否存在，其与扩大再生产的区别和联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和尺度，以及如何运用二者的关系指导和调节现实的经济运行。
经过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简单再生产既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又是一个“现实的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础”。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与生产和基建、维修和制造、采掘和加工、更新改造和新建扩建的关系既有相似之处，又不能简单等同，据此制定的生产建设方针虽对指导和调节经济运行起了一定作用，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
分歧较大的是关于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和尺度问题。
孙冶方主张以资金价值量为尺度，刘国光主张以使用价值量为标准，刘诗白主张以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为尺度，但对二重尺度的矛盾和背离尚未作出解答。
80年代，有人从改革的角度再次对孙冶方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企业权限仅仅限于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那么，企业就很难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立足于战略转变和体制转型，80年代初讨论的重点转向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以及内含扩大再生产的类型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二者区分的标准以及从外延向内含过渡的途径。
前述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困难在这里重新出现，特别是所有讨论都以马克思的论述为据，而马克思针对不同问题又有不同的论述，计有8种之多，因而分歧再所难免。
有人主张以是增加生产资料的数量还是提高其效率为标准，有人主张以是增加劳动量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准。
这些讨论虽有一定价值，但都是以单一要素来区分，缺乏综合的判断和分析。
至于内含扩大再生产的类型，有人依据技术进步的两个阶段将其区分为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
也有人针对中国人口多，资金缺乏，提出了一些选择原则和过渡办法，但由于二者的矛盾和体制的扭曲而难以实行。
这也是90年代讨论生产方式转变难以深入的原因之一。
3，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和基本条件 60年代争论的焦点是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是一个还两个，I(v+m)>IIc能否反映第II部类对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是用不等式关系表示还是用平衡关系表示？争论虽然激烈，但论证都不充分。
80年代的争论换了一个提法，即有没有基本公式，在扩大再生产的三个基本公式中有没有“基本”和“派生”的关系？双方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
不过，这一争论无论是从公式推导，还是从前提和结果的意义上都很难讲清楚。
只能从它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解释。
马克思指出，“说到社会的再生产，我们只能指第II部类和第I部类之间的交换”。
这就是说，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平衡条件是社会产品最基本的实现条件。
关于基本公式的讨论，争论双方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I(v+m)不能与IIc相等，或者说二者在交换时不能互相抵消。
如果用Im/x表示Im中作为第I部类资本家收入花掉的部分，那么，I(v+m/x)就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IIc，但是，I(v+m/x)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
以上的讨论都着眼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虽然争论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马克思论述的意思，但均未对马克思的分析是否确切和是否全面发生怀疑。
笔者曾依据马克思的分析把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区分为七种情况，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只适用于纯粹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对于纯粹外延以及外延和内含相结合的扩大再生产的6种情况均不适用。
可见，马克思的表述既不确切，也不全面。
正确的表述应当是：“I(v+m)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最小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其最大差额是两大部类可变资本的积累加上第II部类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之和”。
用公式表示即为：I(v+m/x)+IIm/x 4，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 这是再生产理论中讨论最多，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
50-60年代的讨论是在肯定优先增长的前提下，讨论了优先增长的条件问题，消费资料的制约作用问题，优先增长的范围(是否包括农业生产资料)问题，优先增长规律的普遍性问题。
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由技术进步的要求产生的，因而把I(v+m)>IIc作为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不妥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