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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教育之本作者：肖地生来源：《群众》2015年第03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而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了部署，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对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又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教、依规治校的精神。
这一系列会议精神，都强调教育的重要作用，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其最后的着眼点都落在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
因为，人的培育是一切教育的归宿。
教育：应成为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助推器教育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目前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是一种显性而持久的影响，从面上看还是一种单向的主导性的影响。
至于教育的反作用，则是在隐性地发生着，表面看起来并不明显。
然而这种反作用，绝对不可低估。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的功能是文化的再生产，继而是社会的再生产。
通过教育，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诸如平等、公平、正义等等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有着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个体组成的集体是实现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保证。
自然物种的演变总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态势发展的，人类社会也应该是不断向前、向高级阶段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由于人的能力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平等，越来越美好。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也不可忽视教育在其中应该承担的角色。
教育应积极应对社会发展和人的个体发展的吁求，真正面向人的教育，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因此，教育，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其中最基本的或者最重要的作用是：培养独立的、有自尊的、有担当的民众，而不是冷漠的、麻木的、盲从的、趋炎附势的看客和工具。
朱棣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先锋战士方陵生/编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发现了捕捉原子的方法，赢得了诺贝尔奖。
如今，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领军人物，他正在着手令世界能源结构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为此，《自然》杂志记者埃里克〃汉德（Eric Hand）撰文讲述了美国能源部长、《自然》杂志2009年度科学新闻人物朱棣文（Steven Chu）传奇的人生历程。
朱棣文宣誓就任美国能源部长致力于改变能源结构的部长在去年10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一列车队来到了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礼堂内，225位朱棣文以前的同事正在热切地期待着他的到来。
当身穿橙色背心的警卫人员打开车门后，朱棣文走入会场，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
在随从人员的陪同下，朱棣文走上了讲台。
“很高兴重新回到这里，”朱棣文说着打开电脑，一边放映他自己制作的幻灯片，一边就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多个话题侃侃而谈。
他指出，实际测得的全球温度上升超过了人们的预计。
作为美国能源部（USDOE）部长以及奥巴马内阁成员之一的朱棣文，是第一个在政府中位居高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他肩负着改变世界能源经济结构的重任，并以“游说者”的角色奔走于国会议员之间，与他们交流、解释着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事实以及应对的计划。
对于一些持怀疑态度者，他更是用事实和数据力争使他们相信。
面对如今世界上最紧迫的能源问题，朱棣文回顾了在LBNL的一些经历。
LBNL的前身是辐射实验室，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曾为“曼哈顿”计划解决了浓缩铀的难题；化学家格伦·西博格（Glenn Seaborg）在那里发现了钚；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在前往新墨西哥州制造第一个核弹之前也曾在那里工作过。
以寻找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新能源开发途径是朱棣文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之一。
他打算先从美国开始，在全国召集最优秀的人才，促使USDOE支持这一风险巨大、但可能回报也十分巨大的研究。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国民整体的文化自信水平。
然而，当前大学生文化自信问题不容乐观，大量研究（王艳玲［1］，2016；索秋平［2］，2014；李冬梅［3］，2016；韩文乾［4］，2015；邓雅泓［5］，2015）表明：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动摇，主流价值观出现认同危机。
大学生的文化自信问题是我国当代急需解决的问题。
美国文化中，自信是非常重要的特征，大量个体的自信最终构成了美国社会整体的文化自信。
美国的文化自信有多种原因，其中与教育密切相关。
其中，大学毕业典礼中的演讲“以其极富感召力的教育功能”（于红［6］，2014），受到美国所有高校、学生及其家长的重视，对其国民的文化自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文基于演讲的劝说功能，结合提升文化自信的主要途径，分析2009年朱棣文（Steven Chu ）和2017年马克·扎克伯格（M ark Zuckberger ）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旨在探寻美国大学毕业典礼演讲对于提升文化自信的策略，以期对我国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提升有所启示。
一、文化自信的概念及提升途径国内学者就文化自信的概念、内涵、特征，以及大学生的文化自信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于文化自信的概念，云杉［7］（2010）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廖小琴［8］（2012）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的满足心态、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度。
熊晓梅［9］（2012）从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落脚点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文化自信是指一个民族或政党在世界文明的视域下，对本民族文化价值所产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总之，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在人类文明的站位下，对自身文化价值充分肯定的积极态度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文章编号:100021506(2003)0520098213中性粒子的控制朱 棣 文编者按:朱棣文教授祖籍江苏省太仓市,生长在美国,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授.因发现“激光制冷与原子捕陷”原理,获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由于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的李剑君老师从事科技史人物传记与物理部分的研究,并与陈子丰撰写了《厚积薄发———朱棣文的科学风采》一书,有幸与朱棣文教授建立了联系.在2002年,朱棣文教授亲自将他的诺贝尔演讲稿等资料交给李剑君,并授权使用这些资料.《中性粒子的控制》为朱棣文教授诺贝尔颁奖仪式上所作演讲的文本.正如作者所言,是回顾作者和作者的同事们是怎样开辟研究道路的演讲.文章从激光冷却、原子捕陷以及相关发现在其它学科的应用,阐明了现代科学发现的研究发展脉络.证明一个现代科学的重大发现,是由众多不同专长的科学家互相交流、合作的结果.本文的重点是围绕作者研究工作的过程展开,并阐述了这一重大成果的应用前景,从严格意义上说,本文不属于学术论文,但其研究问题的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在李剑君的组织下,在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佘守宪教授的指导与帮助下,已将这篇演讲稿的英文文本由范玲等人译成中文,以特稿的形式发表.由于篇幅的限制,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情况下,编辑删除了文中的一些插图和全部参考文献,并在小标题前加上序号.本文是我对激光冷却和原子捕陷的发现过程的个人回顾.我在本文中不打算面面俱到地介绍该这一领域的发展历史,而只是回顾我和我的同事们是怎样开辟我们的研究道路的.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度过了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学习研究阶段,和Eugene Commins 教授一起做原子物理中的宇称不守恒实验.之后我于1978年秋天加入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是研究人员的伊甸园.管理层为我们提供科研经费,并保护我们免受官僚作风之害,激励我们尽可能做出最好的科学工作.狭小的实验室和办公空间使我们彼此亲密无间.研讨会常常被突发的讨论所打断,有时候,自助餐厅中的闲聊可能标志着一个新的合作开始了.在贝尔实验室的头几年,我写了一篇关于X 射线显微镜前景的内部报告,并和Hyatt G ibbs 、Sam Mc 2Call 一起,研究红宝石里的能量转移,这是研究安德森(Anderson )定域化(localizaton )的方法之一.这项工作导致我们考虑是否可能采用皮秒激光技术,在其它激子系统(如G aP :N )中实现Mott 或Anderson 跃迁.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偶然发现皮秒脉冲是以群速传输的(甚至当群速可能超过光速或变为负值时).在学习有关激子和如何设计皮秒激光器时,我开始和Allan Mills 一起工作,他是正电子和电子偶素(positronium )方面的世界级专家.当我还在伯克利时,我们已开始讨论合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9年还没有真正开始实验.经过漫长而受挫折的3年之后,以贝尔实验室的标准,这可是相当漫长的时间,我们终于成功地激发并测量了正电子素1S -2S 的能级间隔.1 在H olmdel 准备做激光冷却的阶段1983年秋天,我从新泽西州的Murray Hill 转到贝尔实验室的Holmdel 分部,任量子电子学研究部主任,这激励我投入到激光冷却捕陷原子的研究中.在和同事Art Ashkin 的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他想用光捕获原子的梦想.他发现我听得非常认真,就给我提供了一些复印资料.那年秋天,我新招了博士后Leo Hollberg ,正计划设计一个基于皮秒激光实现原子束阈值离子化的电子能量损耗谱仪.我们希望改进它的收稿日期:2003208227作者简介:朱棣文(1948—),男,江苏太仓人,教授,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第27卷第5期2003年10月 北 方 交 通 大 学 学 报JOURNAL OF NORTHERN J IAO TON G UN IV ERSIT Y Vol.27No.5Oct.2003能量分辨率,至少比已有的谱仪提高一个数量级,然后用它来研究原子表面吸附的光学分辨率和电子灵敏度.Leo 以前研习过原子物理,也对用光控制原子的可能性发生了兴趣.Leo 和我决定去麻萨诸塞州,参加由麻省理工学院的David Pritchard 组织的有关离子原子捕陷的专题讨论会.我对该专题是门外汉,缺乏基本的直觉,而直觉对在某个领域中提出新见解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我发现自己弄不清楚“偶极力”的色散特性.当光波频率低于共振频率时,偶极力是吸引力;当光波频率高于共振频率时,偶极力是排斥力;当光波频率和原子共振频率相等时,偶极力消失.使我困惑的是,我竟然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认识到一年级的大学物理知识就可以解释的这些效应.回顾这些早期的摸索过程真令我汗颜.另外,我发现,在缺乏直觉方面并不是我一个人.我曾向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同事问及这些效应,他回答说:“只有Jim G ordon 才真正理解偶极力!”到1980年,光对物质的作用力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释.麦克斯韦(Maxwell.1897年)计算了光的动量通量密度,列别捷夫(Lebedev ,1901年)及Nichols 和Hull (1903年)在实验室观察到了作用于宏观物体上的光压,这些工作首次定量地解释了光如何在物体上施加力的作用.爱因斯坦(1917年)指出了这种力的量子特性:原子吸收一个能量为hν的光子时,在沿入射光子方向上获得动量P in .如果原子辐射的光子动量为P out ,则原子向相反方向发生反冲.由于这种非相干散射过程,原子的净动量改变为ΔP atom =P in -P out .1930年,Frisch 观察到钠光作用下的原子束偏转,其平均动量改变是由单光子的散射引起的.由于散射光子没有优先的方向,动量改变净效果取决于所吸收的光子,因此散射力为F scatt =N P in ,其中N 为每秒钟散射的光子数.强共振谱线激光激发的原子,其散射率一般能达到每秒107到108量级.例如,一个钠原子每吸收一个光子速度改变为3cm/s.散射力可以达到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的105倍,与带电粒子所受的电磁力相比是微弱的,但比任何一种影响中性粒子的其它长程力大.有另一种力由光子的透镜化(即:相干散射)引起.透镜会改变光场的动量分布,根据牛顿第三定律,透镜必然受到和光场动量变化率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例如,一个正透镜将被拉向光强大的区域.对于原子情况,透镜化的大小可以将入射光场振幅和偶极场相加得到,其中偶极场是靠原子中由入射场推动的电子激发的(见图1).图1 Ashkin 所用的第1个粒子陷阱示意图(原图2)这种反作用力也称为“偶极力”.光的电场E 振动在粒子上引起偶极矩p .如果偶极矩和E 相位相同,在高场强区域相互作用能-p ・E 较小;如果偶极矩和电场E 相位不同,在电场中粒子的能量增大,将会受到力的作用离开该区域.如果将原子或粒子看作一个阻尼谐振子,偶极力的符号改变则更容易理解.当驱动频率低于其固有共振频率时,谐振子和驱动场相位相同;而驱动频率高于其固有共振频率时,谐振子和驱动场相位不同.恰好共振时,相位相差90°,即p ・E =0.Askar ’yan (1962年)首先讨论了等离子体和中性原子的偶极力.利用这种力捕陷原子的可能性由Letokhov (1968年)提出.他指出原子有可能沿一个方向被限制在远离原子跃迁的光波驻波的波节或波腹处.1970年,Arthur Ashkin 利用两束方向相反的聚焦激光束成功地捕陷了微米量级的粒子.之后Ashkin (1980年)还提出了其它形式的稳定粒子陷阱,1978年他第一次提出三维原子陷阱.同年,他和John Bjorkholm 、Richard Freeman 用聚焦的激光束将一束原子聚焦,证实了偶极力理论.尽管取得如此进展,两个主要问题导致贝尔实验室的原子捕陷实验工作在1年后停止了.第一,由强激光束聚焦产生的捕获力非常微弱.室温下原子平均能量为32k B T ～12m v 2,大于陷阱所能限制的量级.通量足够大的冷原子源并不存在,需要一个大体积的陷阱来使捕陷的原子数取极大值.第二,由方向相反的激光束构成较大体积的光学陷阱存在严重的发热问题.一个原子能够从一束激光中吸收一个光子,反向光束中的另一个光子能使原子受激回到初态.在这一过程中,原子接受到同向的两个光子脉冲.但同一原子也有可能被相反方向的两束光激发,引起其它方向的净脉冲.由于吸收和受激辐射的顺序是随机的,这个过程将增大原子的随机速度,使陷阱迅速发热升温而逸出陷阱.Jim G ordon 和Ashkin 对两能级原子的加热效应进行了严格计算(Jim G ordon 和Ashkin ,1980).99第5期 朱棣文:中性粒子的控制2 投身到激光冷却研究我对改进陷阱问题的最初想法很简单,但这使我开始认真考虑起捕陷原子的问题.我提出将钠原子沉积在稀有气体氖基体中,制造一个冷原子源(1984).用脉冲激光加热支撑原子基体的低温表面,有可能喷发出只有几十K的氖和钠的蒸气.一旦有蒸气出来,一部分钠将变成孤立原子,喷发源会包含满足麦克斯韦-玻耳兹曼分布的原子,其中包含速度非常慢的原子.在普通原子束中,速度最慢的原子被速度较快的原子超过并从路径中撞开.在喷发源中,表面被加热和冷却得很快,速度很快的原子将不复出现.另一个好处是原子源可以迅速而完全地关闭,由于捕陷的是少数几个原子,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探测它们.我从一个感兴趣的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之后,不久就意识到,捕陷原子的途径是用反向传播的激光光束进行冷却.如果激光束的频率调谐到低于原子共振频率,由于多普勒效应,当原子运动方向和激光束反向时,频率增加接近共振,当原子运动方向和激光束同向时,频率减小远离共振.这样,经过两束激光的多次冲量作用后,原子将获得一个和运动方向反向的净作用力.原子运动足够慢时,由于多普勒效应吸收光子的频移和速度成线性关系,净作用力为粘滞阻尼力F=-αν.这一巧妙的思想由H¨a nsch和Schawlow 在1975年提出.相关的冷却方案由Wineland和Dehmelt在同一年提出.令不加热时的冷却速率等于不冷却时的加热速率,ΔW加热/d t=ΔW冷却/d t=-F/v可得到平衡温度的估计值.加热速率是由于原子受到周围反向传播光束中散射光子的随机碰撞的结果(Wineland和I2 tano,1979;G ordon和Ashkin,1980).动量空间中动量按随机移动的方式增加,因此随机动量平均值P增加的速率为d W加热d t=dd tp22M=N(p2r)2M,其中,p r为每个光子的反冲动量,N为每秒发生反冲的光子数.让冷却速率和加热速率相等,可算得平衡温度为激光强度、跃迁线宽和激光相对共振失谐量的函数.当光强较小时,共振失谐量为Δν=Γ/2,而多普勒频移有最大值,此时平衡温度有最小值为k B T min=∂Γ/2,其中,Γ为跃迁线宽.当光强很小时,激光束相互独立,因而两束反向光束间受激跃迁所引起复杂的加热效应可以忽略.光不仅可以冷却原子,还能将原子限制在一定区域.激光冷却的机制类似于浸在水中灰尘颗粒的布朗运动.灰尘颗粒受到粘滞力的作用,在空间一定区域中停留的时间可利用基础物理知识估计出来:经过Δt 时间后,位移平方的平均值〈x2〉可由随机游动得到〈x2〉=2Dt,其中扩散常数D由爱因斯坦关系式D= k B T/α给出.若原子的运动速度为v满足k・v<Γ,则受到的粘滞力为F=-αv.用分别沿正负x・y・z 方向传播的6束激光围绕原子,则形成类似于特殊粘性液体的光子海:光学粘胶.如果光强足够小,原子将很快冷却到温度T min.一旦冷却后,原子将停留在厘米大小的区域内几分之一秒.这样,Leo和我搁置了设计光谱仪的计划,将精力转向制备光学粘胶的工作.我们很快建成了光学粘胶所需的钠喷发源.为简化起见,我们先制造了一个室温加热的钠靶丸.为避开处理稀有气体基体的复杂情况,Leo和我决定在进行光学粘胶实验之前,先将喷发源的原子减速,以增加冷却原子数.已有一些用激光使原子束减速的前期实验,但钠原子在进入原子陷阱之前必须减速到200～300cm/s的量级(基本停止).在1984年底,有两个小组获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功:一个是由Bill Phillips领导的国家标准局马里兰州G aithersburg分部,采用锥形磁场的方法(Prodan等,1985);另一个是由Jan Hall领导的国家标准局科罗拉多州Boulder分部(Ertmer等,1985).我们决定照搬Ertmer等的方法,采用电光发生器以产生频移边带.频移光束的方向面对钠表面发射的原子,当原子速度减慢时,改变光束频率以使光和多普勒频移的原子保持共振.Leo在电子学方面比我更擅长,负责项目中的无线电频率部分.我则着手制造一个宽带传输线光电调制器.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好处之一是在实验室中就能找到所需要的专家顾问.Holmdel贝尔实验室的光电调制器的研发在20世纪60年代就处于领先水平,到1983年我们依然是该领域的领头羊.通过阅读我的同事Ivan Kaminow(1974)的专著,我学习了如何制造光电调制器.我请Larry Buhl对调制器用的Li TaO3晶体进行切割和抛光.Rod Alferness传授我有关微波阻抗匹配的知识,还给我提供了SMA发射器,用以将我的平板传输线调制器和Leo的电子部分相匹配.在决定用调频激光束进行原子预冷却的这一001北 方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第27卷方案一个月之后,我们拥有了一个可调式宽带GHz 光电调制器和驱动器,能够开始将喷发源的原子进行预冷却.在1984年早春,Leo 和我开始实验时,我们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光学平台,没有真空室,也没有调制器.后来,John Bjorkholm 也加入我们的实验,他以前从事用聚焦原子束论证偶极力的工作.春末夏初时,我又聘请了刚从Rutgers 毕业的Alex Cable.他的正式身份是我的技术员,私底下是我的研究生.不到1年我们就发表了光学粘胶的论文(Chu ,Holberg ,等1985).两篇拦截原子束的报告(Ertmer 等1985;Pordan 等1985)也于之前1个月发表.我们实现光学粘胶的装置,有一个超高真空室,但不想花很长的烘干时间来达到高真空.因此做了一个涂敷有胶体石墨的冷却套.当冷却到液氮温度时,冷却套就是一个很有效的吸收泵:可以将真空室打开,而第二天又可以继续工作.快速的检修时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既然错误在所难免,我总是希望一个仪器能够尽快地被修好.最初被光学粘胶捕陷的原子其停留时间有几十ms ,但不久就将停留时间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令人惊奇的是,在实现光学粘胶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可以不借助于光电倍增管,而直接用眼睛观察真空室了,这使我们大受鼓舞.在上述早期工作中,我们使激光束尽量按照相向传播的方向排列.1年后,偶然发现,方向错开的光束使停留时间大大地增加了.这种光束排列方式即所谓“超级光学粘胶”,将原子在空间停留线度从最初的1cm 压缩到2mm.我们无法解释该现象,经过若干次实验后,将结果发表在一篇简短的会议文章中(Chu ,Prentiss 等1988;Shevy ,Weiss 和Chu ,1989).在早期的光学粘胶工作中,我们意识到,测量原子共振线的多普勒展宽这种传统的测温方法,不适用于我们希望获得的温度.因而我们采用飞行时间法直接测量原子的速度分布.当原子在光学粘胶中达到平衡态之后,将激光束关闭一段时间.这时速度大的原子逃逸掉,而速度小的原子重新被光学粘胶捕获.这种方法可直接测量速度分布.我们开始测到的温度是185μK ,比多普勒冷却理论的极限温度还稍低一些.那时我们犯了个基本错误:没有听从自然的召唤,而是过多地受到理论期望值的影响.我们臆造了一个有关原子填充光学粘胶方式的因子,使实验结果和期望值吻合.3 光学捕陷的研究有了光学粘胶之后,我们开始探索各种方法实现我们最初的目标———光学方法实现原子捕陷.在我们有关光学粘胶的文章发表之前两星期,Bill Phillips 及其同事已经报告了用磁阱捕获钠原子(Migdal 等,1985).虽然在我们首次实验中,原子在光学粘胶中的停留时间已达到0.36s ,但光学粘胶并不能提供一个将原子推回陷阱中心的回复力.尽管已拥有一个很好的冷原子源,我们仍不清楚如何实现原子捕陷.这是因为:①由于所谓“光学Earnshaw 定理”的非捕陷定理存在,严格基于散射力的光学陷阱似乎是不成立的.在研究用散射力实现原子陷阱的早期方案中曾提出这一定理(Ashkin 和G ordon ,1983).②我们认为由于强烈的受激热效应,由相向激光束形成的陷阱不能持续存在.③最后,由于陷阱容积太小,我们放弃了单聚焦激光束.在光学粘胶实验完成后不久,我们尝试实现一种由Ashkin (1984)提出的大容积交流光阱.实验失败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开始试验一些替换方案.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在1984年12月的某次会议中提出的另一种交流阱(Chu ,Bjorkholm ,Ashkin ,Hollberg 和Cable 1985),我们希望找到更简单的方案.在1986年的某个冬日,我们开会讨论下一步工作.John Bjorkholm 重新提起Ashkin 在1978年的论文中首先提出的单聚焦光束陷阱方案.我立刻表示反对,该陷阱容积太小.一个约1W 的激光器聚焦以产生一个体积为10-7cm 3约5m K 的深陷阱.光学粘胶中的原子密度为每立方厘米中有106个原子,如果陷阱周围的光学粘胶中有106个原子,则陷阱中捕获的原子数还不到一个.整个研究小组被我说服了,同意单聚焦光束的陷阱不能实现.过了一两天,我突然意识到,能够被陷阱捕获的原子数将远远大于我最初的估计值.靠近陷阱的一个原子可能不会马上被捕获,但在光学粘胶之中做随机运动的过程中该原子将有多次机会落入陷阱内.这种陷阱果然实现了.我们可亲眼看到原子随机运动落入陷阱的现象.当落入陷阱中的原子比较多时,微小光点的亮度就增强.陷阱成功实现的那几天,我在大楼里跑上跑下,把人们拖进实验室共享我们的101第5期 朱棣文:中性粒子的控制兴奋心情.我的导师Chuck Shank 表现了礼貌性的热情,但我不敢肯定在真空室窗口的反光和四周的荧光中他是否辨认得出真正信号.在我们陷阱成功后不久,Art Ashkin 患流感病倒了.他后来告诉我:当他发烧卧床时曾经怀疑过我们陷阱实现是不是他发烧时的想象.我们希望将小光斑成像到光电倍增管,但极小的装配误差也会将周围光学粘胶中的杂光带入.我们能够亲眼看到原子,但用光电倍增管却得不到重复信号,这真令我们感到沮丧.后来我突发灵感:如果我们能够用眼睛看到信号,那我们也应该能够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对录像带进行分析.一个当地的RCA 代表,对这个实验很感兴趣,借给我们一个硅增强型摄像机.我们将原子捕获的文章包括捕获原子的静态照片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Chu ,Bjorkholm ,Ashkin 和Cable ,1986).当原子捕陷的研究开始进行时,Art 想要用单聚焦激光束捕获微米量级的玻璃粒子,作为原子捕陷规律的证明.他不是用光学粘胶,而是将一个硅小球放在水中.微米量级的小球比原子更易极化,Ashkin 认为,如果将小微粒拉向光束焦点的轴向光强梯度能够大于将微粒推出陷阱外的散射力,则可在室温将其捕陷.这种大型的光镊很快就实现了,也使我们对原子阱的可行性更加充满信心(Ashkin ,Dziedzic ,Bjorkholm 和Chu ,1986).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玩具似的简单实验会有重要意义.在我们实现光阱后不久,我聘请了Mare Prentiss 成为本部门新的一员.她和我们一起进行超级光学粘胶的研究,这时我接到了Dave Pritchard 从麻省理工学院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和学生Eric Raab 研究散射力陷阱而且可以避开光学Earnshaw 定理(Ashkin 和G ordon ,1983).这个定理表明倘若散射力F scatt 和激光光强Ι成正比,则散射力陷阱不可能实现.证明很简单: ・F scatt =0,空间任何区域流入的净能流和流出的净能流相等.因此所有散射力作用线F scatt 指向稳定陷阱点的空间区域不可能存在.Pritchard 、Carl Wieman 和他们的同事指出F scatt ∝I 的假设并不是必须的(Pritchard ,Raab ,等1986).他们接着提出了能够产生稳定光阱的外部电磁场的可能组合.Raab 在M IT 实现散射力陷阱的工作中曾遇到很多困难,在放弃之前,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合作.基本思路如图2所示,图2中相应于基态F =1,激发态F =2的一个原子的情况,这里F 是角动量量子数.一个球型弱四极阱磁场能使由反向传播的圆偏振激光束照明的多能级原子的塞曼子能级发生分裂.由于微弱的塞曼移动,陷阱中心右侧的原子被光束优先光泵到m F =-1能级,一旦到达这个能级,对σ-光和σ+光束散射率的之差使原子受到指向陷阱中心的净散射力.左边的原子将从σ+光中散射更多的光子.既然激光束调谐为低于所有的塞曼分裂共振线,光学粘胶冷却仍然可以发生.该结论可直接推广到三维情况.图2 原子的磁光陷阱(原图5a )要检验上述的想法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在我们的装置中插入一对磁场线圈.我将一些冷却管绕成磁场线圈,但此时却不得不分身去帮Allan Mills ,K en Nagamine 及其合作者进行介子素的光谱实验,这是我早先答应他们的.几天后,光学粘胶装置又启动了,我在日本的介子研究室接到了Alex 的电话,他兴奋得声音发颤.陷阱运行得非常好,和我们的偶极阱相比,原子云发出了令人眩目的光芒.我们原来的第一个陷阱只能捕获不到1000个原子,而他们捕获的原子达到107到108量级(Raab 等,1987).最初的陷阱理论是由Claude Cohen 2Tannoudji 的学生Jean Dalibard 提出的.Dave Pritchard 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如何避开Earnshaw 定理,这启发了Jean Dalibard 提出陷阱理论.我在巴黎打电话给Jean ,告诉他我们的文章中将出现他的名字.Jean 既高兴又谦逊,他感到署名为合作者对他不合适,因为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工作.磁光阱(简称MO T )立刻激起了不断增大的从事冷却和捕陷工作的研究组的巨大兴趣.Carl Wieman201北 方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第27卷的小组发现原子可直接从稀薄气体中装入陷阱,而不需要原子束减速的中间过程(Monroe 等,1990).增大陷阱所使用的激光束,Kurt G ibble 和我发现所捕获的原子数可以达到4×1010量级(G ibble ,Kasapi 和Chu ,1992).Wolf gang K etterle ,Pritchard 等(1993)发现,将再泵浦光束限制在陷阱中心从而减少该区域的散射光,可使MO T 中的原子数密度显著增加.受此启发,我和同事在斯坦福发现只需在光学粘胶的最后阶段关断再泵浦光,可大大提高MO T 中低温原子的密度(Lee ,Adams ,Kasevich 和Chu ,1996).MO T 的发明和发展说明了激光冷却和捕陷领域是如何从全世界科学家相互融合的思路和相互合作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我发现在进行大多数激光冷却原子实验时,以磁光阱作为研究起点是非常适宜的.4 再次关注光学粘胶1987年冬天,我决定离开贝尔实验室这个象牙塔,受聘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当我离开贝尔实验室时,我们刚刚实现磁光阱,显然这种陷阱是进行一系列实验的理想起点.我在1987年秋天来到斯坦福,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研究队伍.Bill Phillips 和Claude Cohen 2Tannoudji 组建起强大的科研队伍,在斯坦福却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Dave Pritchard 在M IT 也培养了一个有实力的科研小组.其它原子物理方面的“本垒打”专家诸如Carl Wieman 和Alain Aspect 刚刚踏入这一领域.这样,我不得不重新开始,一面编写研究方案,一面约见未来的研究生.如果我事先仔细考虑过建立一个新实验室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也许我就不会离开贝尔实验室了.如同我人生历程的很多阶段一样,这次工作变动也许不是一次聪明的选择,但却是一次幸运的选择.从1988年到1993年,我进入了自己科学生涯当中最多产的一段时期.我的第一批研究生有3人,他们是Mark Kasevich ,Dave Weiss 和Mike Fee.我还带了两个博士后Yaakov Shevy 和Erling Riis ,他们俩在我到斯坦福的第1年就加入了我的研究小组.1988年1月,Dave 和Yaakov 在我们原先用来实现光学粘胶和偶极阱的真空室中实现了磁光阱.我们计划对光学捕陷的技术进行改进,用激光冷却和捕陷的新技术探索冷原子可能产生的新的物理学研究领域.Mark 和Erling 建造了另一个真空室,用于研究原子在冷表面的量子反射.当我还在贝尔实验室时,Allan Mills 和Phil Platzman 引起了我对超冷原子量子反射的研究兴趣.这个问题可简单概括如下:设想一个德布罗意波长较大的原子,入射到一个理想的短程的引力势能区.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有透射波和反射波,但是当德布罗意波长大于引力势能区的线度时,却得到和直观相反的结论,即反射概率趋于相同.真实的表面引力势具有1/z n 的形式,没有长度限制.靠近表面的原子受到范德瓦耳斯吸引力的作用,其形式为1/z 3,若距离较远,由于Casimir 曾讨论过的“推迟势”的影响,引力势变为1/z 4的形式.当计入非弹性散射情况时还有更精细的结果.这个问题吸引了大批理论科学家和实验科学家的注意.由于当时一个震惊激光冷却领域的发现,我的研究计划被取消了.1987年,一些其它研究小组也在实验室中实现了光学粘胶,并测量到接近估计极限值的原子温度(Sesko 等,1988;Phillips ,私人通信).1988年春,Bill Phillips 及其同事报告了钠原子在光学粘胶中能够冷却到远远低于理论所预言的极限温度.N IST 小组报告光学粘胶中钠原子温度冷却到43±20μK ,并且在该温度下不再遵循频率依赖关系的理论估计(Lett 等,1988).实验结果太惊人了,他们采用了3种不同的飞行时间法来确认该结果.在几个月内,由Wieman 、Cohen 2Tannoudji 和我领导的3个独立研究小组分别证实了光学粘胶中的钠原子和铯原子能够被冷却比多普勒极限低得多的温度.这些实验结果非常令人吃惊,但在这之前就有线索表明其中有些差错.从1986年起我所在小组开始在会议上讨论“超级光学粘胶”的问题.1987年在瑞典Are 举办的激光光谱年会上,N IST 研究小组报告了光学粘胶的寿命,指出寿命的频率依赖关系和在我们最早的光学粘胶论文中提出的(G ould 等在1987)简单公式〈x 2〉=2D τ/α2所预测的结果有很大差异,这个小组还发现,陷阱在光束不平衡时比预想的更稳定.当我们正陶醉在冷却和捕陷原子的成功时,科学界并没有进行过光学粘胶属性的基本测量实验,这一点我应当负主要责任.在1988年6月底,Claude 和我在意大利Torino 参加关于自旋极化量子系统的会议.在会上,我做了一个综述报告介绍了当时激光冷却方面的惊人发现(Shevy ,Weiss 和Chu ,1989).报告后,Claude 和我一起吃午饭,我们将实验室中的发现进行了比较.我们认为预测二能级原子最低温度的理论无可非议,更低温301第5期 朱棣文:中性粒子的控制。
2009美国高校毕业典礼经典语录资料荟萃2009-08-21 07472009美国高校毕业典礼经典语录大学是精神的乐园，是年轻人梦开始起飞的地方，一个庄严、充满活力、激情和梦想的毕业典礼令人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
2009年夏天，奥巴马走进大学，带去了美国梦在他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走进校园，带去了法律的尊严；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走进大学，带去了科学的严谨；GOOGLE 创始人走进校园，带去了科学的创新；奥巴马夫人走进校园，给新生的学校带去了憧憬和希望。
没有梦想的人生是可怜的人生。
激情、梦想贯穿于人的一生，未来的路才会走得更宽、更远。
奥巴马：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物质的社会，许多人都追求钱财、名誉、物质享受等等，并且把这些当作成功的准绳。
但是，你们却拥有着我们最需要的价值：自律而不是自利;工作而不是享受；人品而不是名利2009年5月22日，奥巴马总统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对2009届1036名毕业生发表了这番讲话。
2009年5月16日，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出席加州大学默赛德分校2009年毕业典礼并做主题演讲，呼吁毕业生在追求远大抱负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
默塞德在旧金山南面大约一百八十公里，加大默塞德分校开校仅四年，是加州大学十所分校里最年轻，规模最小的一所。
亚太裔学生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三，校长姜城模是韩国裔。
情人节时，米歇尔的办公室收到了九百多张来自加大默塞德分校的情人卡，一张以“我们相信”为题的DVD，“亲爱的米歇尔，你答应来吧。
我们可以因此引起公众注意。
”学生们的卡片写得相当直率。
为何选择这里，米歇尔说：“原因很简单，你们鼓舞了我。
”“亲爱的米歇尔”活动的成功，让人感受到，一群有热情和梦想的人在一起，一定可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激励无数年轻人敢于梦想并通过努力付诸实现。
奥巴马：“我深信，除非我们借助于我们最根本的价值，不然我们无法长期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
我们保存于这个馆内的文件——独立宣言、宪法、权利法案，不是仅仅写在逐渐老化的羊皮纸上的空洞言语，它们是我们国家自由和正义的基础，是给世界所有寻求自由、正义、平等和尊严的人的一盏明灯。
哈佛校长的演讲-《人生的意义》哈佛校长对毕业生说：人生的意义2009-11-23 [美]Drew G.Faust 纪海涛译解放日报哈佛校长Drew G.Faust，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第一位非哈佛毕业的校长，杰出的历史学家。
这是她在哈佛大学2008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做的演讲，题为《人生的意义》。
根据这所古老学府的传统，我该慷慨激昂地传授你们一些终身受用的智慧。
而现在我站在讲坛上，这身打扮也许已经吓坏了那些声名显赫的祖先们，说不定某些先人还会因此得出巫婆灭绝的根源。
可我既然来了，你们也都在，那么我们还是来聊聊真理吧。
其实，早在2007年冬我刚上任那时，我就已经开始准备这次讲话了。
当时我在克兰学舍吃午饭、在莱弗里特吃晚饭时，当我在办公时间接见同学时，甚至当我在国外偶遇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时，同学们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哈佛的学生中，有那么多人会投身到金融、咨询和电子银行领域中去？我今天就引用威利·萨顿的话来回答你们。
当他被问到为什么抢银行时，他说：“银行里有很多钱。
”高薪,无可抗拒的盲从应聘心理，到纽约和众多朋友一起工作、生活，享受人生的那种踏实感，使大家奋不顾身地投入到那些领域。
比起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更有兴趣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问，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这么多人？我想，你们之所以会忧心忡忡，是因为你们不想仅仅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还想让人生过得有意义，可你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
你们不确定，是不是在一家大名鼎鼎的名牌企业中拥有一份起薪丰厚、前途光明的工作，就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其实你们一直在问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关于价值、关于怎样去调和有可能存在竞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关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领悟。
你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需要作出选择的过渡阶段。
选择了其中任何一项———比如工作、事业或者读研究生———就意味着要舍弃其他的选择。
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取舍———拥抱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也得放弃一种可能性。
朱棣文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英语演讲稿Madam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faculty, family, friend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day's graduates,尊敬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朋友，以及最重要的各位毕业生同学，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hare this wonderful day with you.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同你们一起分享这个美妙的日子。
I am not sure I can live up to the high standards of Harvard Commencement speakers. Lastyear, J.K. Rowling, the billionaire novelist, who started as a classics student, graced thispodium. The year before, Bill Gates, the mega-billionaire philanthropist and computer nerdstood here. Today, sadly, you have me. I am not wealthy, but at least I am a nerd.我不太肯定，自己够得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人这样的殊荣。
去年登上这个讲台的是，英国亿万身家的小说家J.K. Rowling女士，她最早是一个古典文学的学生。
前年站在这里的是比尔盖茨先生，他是一个超级富翁、一个慈善家和电脑高手。
今年很遗憾，你们的演讲人是我，虽然我不是很有钱，但是至少我也算一个高手。
朱棣文2009年哈佛大学演讲：未来并非在劫难逃 (中英文对照)【正文】Madam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faculty, family, friend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day's graduates,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hare this wonderful day with you.I am not sure I can live up to the high standards of Harvard Commencement speakers. Last year, J.K. Rowling, the billionaire novelist, who started as a classics student, graced this podium. The year before, Bill Gates, the mega-billionaire philanthropist and computer nerd stood here. Today, sadly, you have me. I am not a billionaire, but at least I am a nerd.I am grateful to receive an honorary degree from Harvard, an honor that means more to me than you might care to imagine. You see, I was the academic black sheep of my family. My older brother has an M.D./Ph.D. from MIT and Harvard while my younger brother has a law degree from Harvard. When I was awarded a Nobel Prize, I thought my mother would be pleased. Not so. When I called her on the morning of the announcement, she replied, "That's nice, but when are you going to visit me next." Now, as the last brother with a degree from Harvard, maybe, at last, she will be satisfied.Another difficulty with giving a Harvard commencement address is that some of you may disapprove of the fact that I have borrowed material from previous speeches. I ask that you forgive me for two reasons.First, in order to have impact, it is important to deliver the same message more than once. In science, it is important to be the first person to make a discovery, but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be the last person to make that discovery.Second, authors who borrow from others are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est. Ralph Waldo Emerson, who graduated from Harvard at the age of 18, noted "All my best thoughts were stolen by the ancients." Picasso declared "Good artists borrow. Great artists steal." Why should commencement speakers be held to a higher standard?I also want to point out the irony of speaking to graduates of an institution that would have rejected me, had I the chutzpah to apply. I am married to "Dean Jean," the former dean of admissions at Stanford. She assures me that she would have rejected me, if given the chance. When I showed her a draft of this speech, she objected strongly to my use of the word "rejected." She never rejected applicants; her letters stated that "we are unable to offer youadmission." I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 After all, deans of admissions of highly selective schools are in reality, "deans of rejection." Clearly, I have a lot to learn about marketing.My address will follow the classical sonata form of commencement addresses. The first movement, just presented, were light-hearted remarks. This next movement consists of unsolicited advice, which is rarely valued, seldom remembered, never followed. As Oscar Wilde said, "The only thing to do with good advice is to pass it on. It is never of any use to oneself." So, here comes the advice. First, every time you celebrate an achievement, be thankful to those who made it possible. Thank your parents and friends who supported you, thank your professors who were inspirational, and especially thank the other professors whose less-than-brilliant lectures forced you to teach yourself. Going forward, the ability to teach yourself is the hallmark of a great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will be the key to your success. To your fellow students who have added immeasurably to your education during those late night discussions, hug them. Also, of course, thank Harvard. Should you forget, there's an alumni association to remind you. Second, in your future life, cultivate a generous spirit. In all negotiations, don't bargain for the last, little advantage. Leave the change on the table. In your collaborations, always remember that "credit" is not a conserved quantity. In a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everybody gets 90 percent of the credit.Jimmy Stewart, as Elwood P. Dowd in the movie "Harvey" got it exactly right. He said: "Years ago my mother used to say to me, 'In this world, Elwood, you must be ... she always used to call me Elwood ... in this world, Elwood, you must be oh so smart or oh so pleasant.'" Well, for years I was smart. (I)recommend pleasant. You may quote me on that.My third piece of advice is as follows: As you begin this new stage of your lives, follow your passion. If you don't have a passion, don't be satisfied until you find one. Life is too short to go through it without caring deeply about something. When I was your age, I was incredibly single-minded in my goal to be a physicist. After college, I spent eight years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postdoc at Berkeley, and then nine years at Bell Labs. During that my time, my central focus and professional joy was physics.Here is my final piece of advice. Pursuing a personal passion is important, but it should not be your only goal. When you are old and gray, and look back on your life, you will want to be proud of what you have done. The source of that pride won't be the things you have acquired or the recognition you have received. It will be the lives you have touched and the difference you have made.After nine years at Bell labs, I decided to leave that warm, cozy ivory tower for what I considered to be the "real world," a university. Bell Labs, to quote what was said about Mary Poppins, was "practically perfect in every way," but I wanted to leave behind something more than scientific articles. I wanted to teach and give birth to my own set of scientific children.Ted Geballe, a friend and distinguished colleague of mine at Stanford, who also went from Berkeley to Bell Labs to Stanford years earlier, described our motives best:"The best part of working at a university is the students. They come in fresh, enthusiastic, open to ideas, unscarred by the battles of life. They don't realize it, but they're the recipients of the best our society can offer. If a mind is ever free to be creative, that's the time. They come in believing textbooks are authoritative, but eventually they figure out that textbooks and professors don't know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 start to think on their own. Then, I begin learning from them."My students, post doctoral fellows, and the young researchers who worked with me at Bell Labs, Stanford, and Berkeley have been extraordinary. Over 30 former group members are now professors, many at the best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Harvard. I have learned much from them. Even now, in rare moments on weekends, the remaining members of my biophysics group meet with me in the ether world of cyberspace.I began teaching with the idea of giving back; I received more than I gave. This brings me to the final movement of this speech. It begins with a story about an extraordinary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a new dilemma that it poses. It's a call to arms and about making a difference.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our climate has been changing. Climate change is not new: the Earth went through six ice ages in the past 600,000 years. However, recent measurements show that the climate has begun to change rapidly. The size of the North Polar Ice Cap in the month of September is only half the size it was a mere 50 years ago. The sea level which been rising since direct measurements began in 1870 at a rate that is now five times faster than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recorded measurements. Here's the remarkable scientific discovery. 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science is now making predictions of how our actions will affect the world 50 and 100 years from now. These changes are due to an increase in carbon dioxide put into the atmosp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arth has warmed up by roughly 0.8 degrees Celsiu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volution. There is already approximately a 1 degree rise built into the system, even if we stop al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day. Why? It will takedecades to warm up the deep oceans before the temperature reaches a new equilibrium.If the world continues on a business-as-usual path,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redicts that there is a fifty-fifty chance the temperature will exceed 5 degrees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This increase may not sound like much, but let me remind you that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the world was only 6 degrees colder. During this time, most of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wn to Ohio and Pennsylvania were covered year round by a glacier. A world 5 degrees warmer will be very different. The change will be so rapid that many species, including Humans, will have a hard time adapting. I've been told for example, that, in a much warmer world, insects were bigger. I wonder if this thing buzzing around is a precursor.We also face the specter of nonlinear "tipping points" that may cause much more severe changes. An example of a tipping point is the thawing of the permafrost. The permafrost contains immense amounts of frozen organic matter that have been accumulating for millennia. If the soil melts, microbes will spring to life and cause this debris to rot. The difference in biological activity below freezing and above freezing is something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Frozen food remains edible for a very long time in the freezer, but once thawed, it spoils quickly. How much methane and carbon dioxide might be released from the rotting permafrost? If even a fraction of the carbon is released, it could be greater than all the greenhouse gases we have released to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ce started, a runaway effect could occur.The climate problem i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our success. We depend on fossil energy to keep our homes warm in the winter, cool in the summer, and lit at night; we use it to travel across town and across continents. Energy is a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prosperity we enjoy, and we will not surrender this prosperity. The United States has 3 percent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and yet, we consume 25 percent of the energy. By contrast, there are 1.6 billion people who don't have access to electricity.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still cook with twigs or dung. The life we enjoy may not be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but it is within sight, and they want what we have.Here is the dilemma. How much are we willing to invest, as a world society, to mitigate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that will not be realized for at least 100 years? Deeply rooted in all cultures, is the notion of 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Parents work hard so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have a better life. Climate change will affect the entire world, but our natural focus is on the welfare of our immediate families. Can we, as a world society, meet ourresponsibility to future generations?While I am worried, I am hopeful we will solve this problem. I became the director of th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in part because I wanted to enlist some of the best scientific minds to help battl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I was there only four and a half years, the shortest serving director in the 78-year history of the Lab, but when I left, a number of very exciting energy institutes at the Berkeley Lab and UC Berkeley had been established.I am extremely privileged to be par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f there ever was a time to help ste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towards a path of sustainable energy, now is the time. The message the President is delivering is not one of doom and gloom, but of optimism and opportunity. I share this optimism. The task ahead is daunting, but we can and will succeed.We know some of the answers already. There are immediate and significant savings in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ervation. Energy efficiency is not just low-hanging fruit; it is fruit lying on the ground. For example, we have the potential to make buildings 80 percent more efficient with investments that will pay for themselves in less than 15 years. Buildings consume 40 percent of the energy we use, and a transition to energy efficient buildings will cut our carbon emissions by one-third.We are revving up the remarkable American innovation machine that will be the basis of a new American prosperity. We will invent much improved methods to harness the sun, the wind, nuclear power, and capture and sequester the carbon dioxide emitted from our power plants. Advanced bio-fuels and the electrification of personal vehicles make us less dependent on foreign oil.In the coming decades, we will almost certainly face higher oil prices and be in a carbon-constrained economy.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d in development of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great hockey player, Wayne Gretzky, when asked, how he positions himself on the ice, he replied," I skate to where the puck is going to be, not where it's been." America should do the same.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laying a new foundation for a prosperous and sustainable energy future, but we don't have all of the answers. That's where you come in. In this address, I am asking you, the Harvard graduates, to join us. As our future intellectual leaders, take the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what's at stake, and then act on that knowledge. As futur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 ask you to give us better technology solutions. As future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I ask you to create better policy options. Asfuture business leaders, I ask that you make sustainability an integral part of your business.Finally, as humanists, I ask that you speak to our common humanity. One of the cruelest ironies about climate change is that the ones who will be hurt the most are the most innocent: the worlds poorest and those yet to be born.The coda to this last movement is borrowed from two humanists.The first quote is from Martin Luther King. He spoke on ending the war in Vietnam in 1967, but his message seems so fitting for today's climate crisis:"This call for a worldwide fellowship that lifts neighborly concern beyond one's tribe, race, class, and nation is in reality a call for an all-embracing and unconditional love for all mankind. This oft misunderstood, this oft misinterpreted concept, so readily dismissed by the Nietzsches of the world as a weak and cowardly force, has now become an absolute necessity for the survival of man ... We are now faced with the fact, my friends, that tomorrow is today. W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fierce urgency of now. In this unfolding conundrum of life and history,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being too late."The final message is from William Faulkner. On December 10th, 1950, his Nobel Prize banquet speech was about the role of humanists in a world facing potential nuclear holocaust."I believe that man will not merely endure: he will prevail. He is immortal, not because he alone among creatures has an inexhaustible voice, but because he has a soul, a spirit capable of compassion and sacrifice and endurance. The poet's, the writer's, duty is to write about these things. It is his privilege to help man endure by lifting his heart, by reminding him of the courage and honor and hope and pride and compassion and pity and sacrifice which have been the glory of his past."Graduates, you have an extraordinary role to play in our future. As you pursue your private passions, I hope you will also develop a passion and a voice to help the world in ways both large and small. Nothing will give you greater satisfaction.Please accept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May you prosper, may you help preserve and save our planet for your children, and all future children of the world.尊敬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朋友，以及最重要的各位毕业生同学，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同你们一起分享这个美妙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