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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育决策、儿童照料方式与女性就业1. 内容描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家庭生育决策和儿童照料方式正逐渐成为影响女性就业的重要因素。
在本文档中，我们将探讨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儿童照料方式是指家庭成员在养育儿童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分配。
传统的家庭照料模式是母亲主要负责照料孩子，而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则承担其他家务劳动。
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采用共同照料模式，让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参与育儿工作。
儿童照料方式的变化将对女性就业产生积极影响，共同照料模式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共同照料模式也有助于减轻母亲的育儿压力，提高她们的工作满意度。
家庭生育决策和儿童照料方式对女性就业具有重要影响，为了促进女性就业和社会公平，我们需要关注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政府、企业和家庭应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女性就业的环境，让她们能够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实现职业发展。
1.1 背景介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家庭生育决策和儿童照料方式正逐渐成为影响女性就业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通常承担着生育和照料子女的主要责任，这使她们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难以平衡。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寻求在家庭生育决策和儿童照料方式上实现平衡，以促进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和实现性别平等。
研究家庭生育决策、儿童照料方式与女性就业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中的角色和困境，以及推动社会政策的支持和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家庭生育决策与儿童照料方式如何影响女性在职场中的角色和职业发展。
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我们将揭示不同家庭生育决策与儿童照料模式对女性就业率、职位晋升和薪酬等方面的具体影响。
研究还将探讨政府和社会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减轻家庭生育决策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在职场中的公平竞争。
关于养育孩子的经济学分析内容摘要：生产孩子这种商品的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就是需要大量的物质和机会成本。
现在由于养育孩子的费用差距大，城市和农村相比，价格效应影响大。
孩子是家庭的耐用消费品，生育行为等同于对资本性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父母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取决于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对比。
所以很多家庭对于是否养育孩子很慎重。
关键字：机会成本耐用消费品价格效应成本收益高质量要求主要内容：一：机会成本和耐用消费品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
在家庭生产过程中，其投入包括金钱、商品、时间以及各种环境条件，其产出包括货币收入、孩子、声望、健康以及精神享受等。
西谚云：“无后之家非家也”，子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是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所乐道与向往的家庭生活。
因此，家庭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功能是人本身的生产或人种的繁衍。
生育行为等同于对资本性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孩子可以同时被当作资本品和消费品。
作为资本品，父母对孩子的投资有远期收益，比如孩子工作后能为父母带来经济收益和养老保险效益；作为消费品，孩子能满足父母的某种精神消费需求，带来情感上的愉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家庭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社会化，家庭的某些服务和需要可以通过社会化生产来满足，比如生育。
家庭劳动时间和市场工作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工资率的一种补偿性上升将会导致家庭增加市场劳动时间和对商品的需求，并减少了生育孩子的数量。
这是现代社会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它决定于生育子女的净成本或净价格,即父母生育子女所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子女为父母带来的预期收入的余数.直接成本指养育子女花费的一切开支,包括生活和教育等费用,机会成本指父母在养育照料子女时不得不放弃的挣钱机会所可能带来的一切收入.预期收入包括子女在成年之前为家庭劳动带来的收入和父母年老后子女所负担的赡养费用.二、生育分析的假设条件家庭是由多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在资源稀缺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下，同样遵循一般生产组织必须遵循的市场规律，通过家庭时间在各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追求最小投入和最大产出。
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摘要】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
在家庭因素方面，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和子女教育情况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经济方面，生育成本、社会福利政策和就业机会是重要考量因素。
社会支持包括政府政策和社会支持网络等，对于促进二孩生育意愿起到积极作用。
个人因素中，年龄、教育程度和健康状态会影响生育意愿。
地域因素如城市化程度和社会文化氛围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本文总结了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展望。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并促进我国的二孩政策实施。
【关键词】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支持、个人因素、地域因素、实证分析、建议、展望1. 引言1.1 研究背景现代社会生育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使得二孩生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社会支持、个人情况以及地域差异都可能影响人们对二孩生育的意愿。
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不仅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也可以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更合适的生育选择。
家庭因素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家庭的结构、教育水平、财务状况以及子女数量等因素都会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经济因素也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对于二孩生育的承受能力不同，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
社会支持体制的完善与否也会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社会支持可以帮助家庭减轻生育压力，提升生育意愿。
个人因素，如年龄、健康状况、职业发展以及个人生活习惯，也会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地域因素也是决定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政策支持等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
通过对家庭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支持、个人因素和地域因素的实证分析，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为未来的政策制定和个人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各种因素，从家庭、经济、社会支持、个人和地域等多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不同因素对二孩政策实施的影响程度和方式。
人口生育现状与问题分析一、背景介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生育现状和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和解决。
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1. 生活成本增加：由于物价上涨、房价高企等原因，居民的生活压力加大，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也增大，导致人们计划生育的意愿下降。
2. 教育升学竞争激烈：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升学竞争越来越激烈，家长为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不惜付出更大的代价，对生育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 就业压力增大：城市化进程加快，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年轻人为了找到稳定工作，往往选择推迟婚育，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
三、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问题1. 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出生率下降意味着年轻人群体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社会养老压力增大，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挑战。
2. 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出生率下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影响经济发展，企业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
3. 社会支持网络压力加大：人口出生率下降会导致社会支持网络压力加大，如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将增加。
四、解决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途径1. 政策调整：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政策，降低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提高生育率。
2. 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加大教育投入，提供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减轻家长教育压力，鼓励更多人愿意生育。
3. 完善就业机会：加大就业岗位的创造，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鼓励他们早日婚育。
五、人口政策的突出问题1. 倾向于限制生育：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倾向于限制生育，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口资源，导致人口结构失衡。
2. 偏重城市人口管理：人口政策更偏重于城市人口的管理，农村地区的人口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解决。
六、人口生育问题的深层次原因1. 传统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传统观念中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人们倾向于生育男性后代，增加了生育压力。
生育率的经济分析莱宾斯坦的成本-效用分析一、孩子的成本是指母亲怀孕起，到把孩子抚养成为生活自立为止的各种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其他支出以及父母为教育子女所花费的时间。
（一）直接成本直接成本即从母亲怀孕到将孩子抚养自立所花费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的费用，直接的货币支出。
孕前调养①新生婴儿的分娩费用②出生后的衣，食、住，行的费用③孩子接受教育、医疗服务和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费用（二）间接成本是指因生育、抚养和培训一个新孩子，父母失去的自身受教育和工作的时间以及获得收入的机会。
①母亲妊娠期间和哺乳期间所损失的工资收入，母亲因照料孩子失去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时间②母亲怀孕和哺乳期间父母流动性的减少而损失的收入③为抚育新增孩子，父母及家庭其他成员失去的闲暇和浪费的时间二、孩子的效用（一）劳动-经济效用是指孩子作为准劳动或半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
（二）养老-保险效用是指父母年老时由子女供给生活来源。
（孩子是父母未来的潜在的保险品）(三）消费-享乐效用是指把孩子看着“消费品”或“耐用消费品”，会给父母带来欢乐和感情上的满足。
（四）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用继承家业（五）承担家业兴衰是指从孩子具有承担家庭经济活动成败风险的作用。
（六）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人们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使家庭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三、家庭收入变动对孩子成本与效用的影响（一）家庭收入变动对孩子成本的影响家庭收入与抚养孩子的成本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都会增加（二）家庭收入变动对孩子效用的影响一种负相关关系。
孩子的边际效用随家庭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孩子作为家庭中的准劳动力或收入来源的作用变小。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孩子作为父母年老时经济保障的来源的效用也相应降低。
（三）家庭收入变动的外部经济条件这方面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呈现以下变化:(1)国民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比重上升；(2)人口的城乡结构发生变化；(3)非农业劳动力人口的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4)教育的作用增强；经济的发展及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的改善和优化才是孩子成本效用发生变化的终极原因。
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和人口控制在当今社会，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和人口控制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这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决策和发展，也对整个社会的结构和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考虑生育孩子时，会权衡养育孩子所需要投入的各种成本与孩子可能带来的收益。
成本方面，涵盖了物质、时间和精力等多个维度。
从孩子出生开始，家庭就需要承担诸如奶粉、尿布、衣物等直接的物质开销。
随着孩子的成长，教育费用成为一项巨大的支出，包括学费、书本费、课外辅导班费用等。
此外，家长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辅导功课、参与学校活动等。
而孩子带来的效益，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
在一些传统观念中，孩子长大后可能会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或者在父母年老时提供经济支持和照顾。
同时，孩子也能给家庭带来欢乐、温暖和亲情，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给家庭带来生机和活力。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成本效益的衡量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现代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培养一个孩子所需的教育投入大幅增加。
同时，生活成本的上升也让孩子的物质消费变得更高。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使得人们对孩子在老年时提供经济支持的依赖程度降低。
再加上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使得家长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变得更加困难和珍贵。
在这样的背景下，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对家庭的生育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些家庭可能会因为觉得成本过高而选择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人口控制是一个复杂而又必要的社会议题。
从宏观角度看，人口的数量、结构和分布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就业压力增大、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
相反，如果人口增长过慢或者出现负增长，也会带来诸如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等问题。
教育在人口控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宋丽敏;王玥;柳清瑞【摘要】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期刊名称】《人口学刊》【年(卷),期】2012(000)001【总页数】8页(P24-31)【关键词】农村居民家庭;生育决策;量质权衡【作者】宋丽敏;王玥;柳清瑞【作者单位】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辽宁沈阳 110036;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辽宁沈阳 110036;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辽宁沈阳 11003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24.24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相应地也造成了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显著下降。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总和生育率大致在1.2～1.5之间，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于弘文和顾宝昌(2009)估计2000～2008年总和生育率在1.22～1.47之间。
［1］因此，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2－3］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型人口发展阶段，［4－5］建议这一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在未来人口政策上做出适当的反应。
中国人口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很多也很复杂，首先是计划生育政策，它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控制了城乡居民家庭的生育水平。
［6－7］其次是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受到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养育子女成本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和人口控制在当今社会，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和人口控制是两个备受关注且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
这不仅涉及到家庭的决策和发展，更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分配以及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简单来说，这一理论认为在决定生育孩子时，家庭会权衡养育孩子所付出的成本与孩子未来可能带来的收益。
成本方面，包括了物质上的支出，如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还有父母为照顾孩子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这可能意味着放弃部分工作机会或个人休闲时间。
而效益呢，则体现在孩子长大后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支持、精神慰藉，以及在年老时提供的照顾等。
在现代社会，孩子的养育成本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优质的教育资源需要高额投入，课外培训、兴趣班等也成为了常见的开支项目。
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们的生活条件和娱乐需求也相应增加。
这使得许多家庭在考虑生育时更加谨慎，因为他们需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精力来承担这些成本。
从社会层面来看，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也影响着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
当养育孩子的成本过高，一些家庭可能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这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进而影响人口结构。
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供应不足，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阻碍。
接下来谈谈人口控制。
人口控制是指通过各种政策和手段，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口数量、结构和增长速度进行调节和管理。
其目的通常是为了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平衡。
实施人口控制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过快的人口增长可能导致资源紧张，如粮食、水资源和能源等供应不足。
另一方面，人口过多可能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如土地沙漠化、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加剧。
此外，过多的人口也可能使得就业机会不足，社会公共服务难以满足需求，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人口控制的手段方面，常见的有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普及、提高女性地位等。
计划生育政策通过限制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直接对人口增长进行调控。
中国孩子教育成本与生育决策摘要:1990年至2000年十年间,中国孩子的教育成本有着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和生育率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将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探求十年间我国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从而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分析这一成本的变化的原因和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
关键词:孩子成本-收益理论平均受教育年限就学率教育成本1 引言近年来,养育一个孩子需要花费高额的教育成本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2005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的报告,报告中,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
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不小的轰动,而八年后的今天,物价水平不断上涨,加之补习班、赞助费盛行,孩子教育所要支出的经费数量已经难以估算。
但是,孩子教育的成本不仅表现在金钱上的花销上,也表现在时间上的使用上。
195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1.0年,1980年估计是4.5年,2000年是7.11年①。
教育部2009年数据显示,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年以上。
由此可见,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展迅速。
笔者试通过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探求十年间我国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从而分析这一成本的变化的原因和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
这些研究将基于孩子成本-收益理论。
1.1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生育率呈现出较大差异;并且,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生育率也差异明显。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大致形成了社会学派、社会心理学派、经济学派三大学派。
社会学派注重从生育文化和家庭制度进行分析,社会心理学派则认为是以孩子的经济价值减小和心理效用增大为特征的孩子效用构成变化导致了低生育率。
经济学派则对孩子的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即属于经济学派。
莱宾斯坦认为,父母生育孩子的成本是指从母亲怀孕起到把孩子抚养成为自立者的各种费用和支出,及父母抚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孩子的效用包括:消费效用、收入效用、保障效用和家庭效用。
家庭外部经济条件和内部经济条件同时影响着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而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影响着生育决策:(1)当孩子成本随家庭收入的上升而增加时,孩子效用将会降低,这种成本和效用的一升一降使得对孩子的净投入增大,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下降;(2)当孩子成本保持不变时,家庭收入增加导致孩子效用减小,使得原来孩子效用大于成本的比值关系变为互相抵消或成本超出效用的比值关系,从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也下降;(3)当孩子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而下降时,孩子效用下降的速度大于该孩子成本下降的速度,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还是下降。
贝克尔用消费者需求理论来进行生育率的经济分析。
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把对孩子的需求分为孩子数量的需求和孩子质量的需求。
生产孩子需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贝克尔认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有一种相对的代替性。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父母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上所花的费用也会增加,但其数量弹性小于质量弹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相对替代关系可以转化为绝对替代关系,其转变机制主要是避孕知识变量的加入。
有超额孩子的家庭减少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尤其是孩子的数量直接替代商品。
美国人口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生育率的供给和需求理论。
伊斯特林认为直接影响孩子需求的内生因素是家庭收入、价格和偏好。
孩子需求直接受家庭收入、市场商品和孩子价格制约。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孩子需求的数量可能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动而变动。
一定质量的孩子体现了一定数量的时间和商品投入,孩子的价格会受到投入的时间和商品的价格影响。
如果投入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时间和商品价格上升,希望得到高质量孩子的父母会支付更大的成本,一般而言,家庭收入的上升意味着孩子成本中预期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提高。
由于收入和价格的这种变化,父母对孩子的偏好也会改变,父母将更加p本文里,我们将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孩子的教育成本,即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
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某一时刻某一人群受教育年数之和与该人群总数之比,用来解释某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状况。
就学率是指各类在校学生数与相应年龄应受教育人数之比,常用来说明教育普及程度。
而人口学一般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人口,所以,为了让研究结果更准确,我们将计算已经达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普查时年轻人的教育成本,也就是普查时15～24岁人口的教育成本。
为了让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这两大指标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更具有说明性,我们还将做出以下假设:第一,每一单位受教育时间所需要的教育成本相同,例如,甲受教育10年,乙受教育20年,则乙是受教育成本是甲的2倍;第二,在相同时间段,每个人花费的教育成本是相同的,可以这样理解,2000年某地15岁就学人口为2万人,16岁就学人口为1万人,那么该地2000年15岁就学人口花费的教育成本是16岁在学人口的2倍。
我们的研究是要查看孩子教育成本变动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
这里,我们选取了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来观察。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
众所周知,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发展程度、医疗卫生水平、政策限制、生育观念等等。
而从孩子成本-效益角度分析,总和生育率是人们在进行了孩子的成本和效益比较之后做出的生育决策的结果,它同时受孩子的成本和孩子的效益影响;孩子的教育成本作为孩子的成本之一,必然对总和生育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不能疏忽的是,我们这里研究仅仅是孩子教育成本的变化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研究略显片面,所以不能因此否认其他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1.3 数据来源及说明研究中所使用数据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②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③。
在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时,每种学制的受教育年限按以下计算:小学5.5年,初中8.5年,高中11.5年,中专11.5年,大学专科14.5年,大学本科15.5年。
另外,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增加了文盲、扫盲班和研究生,分别按0年,1年,18.5年计。
然而值得说明的是,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的“大学本科”的实质含义是“大学本科及以上”,这部分人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全部按“15.5年”计算似乎有失公允,但是考虑到1990年前后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实属少数,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这部分人暂时忽略。
对于城乡孩子的教育成本分析中,由于未能找到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程度城乡数据,故只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教育进行了分析,其中,城镇数据来源于“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城市)”数据和“全国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镇)”数据的加总。
2 数据分析总体上来说,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孩子的受教育成本上升。
具体表现为,199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7年,2000年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8年,增长15.37%;199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4.28%,2000年15～24岁人口的就学率为98.88%,十年间就学率增长4.88%。
2.1 分性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由于中国几千年“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文化影响,家庭中女孩的教育问题往往不被人们重视。
表现在孩子的教育成本投入上,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如图1所示,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15～24岁人口中男孩的值均高于女孩,男孩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女孩分别为8.0874年、9.1909年,其增长率均为13.64%。
就学率上,如图2所示,1990年男孩就学率为96.98%,2000年为99.21%;1990年女孩就学率为91.45%,2000年为98.53%。
可以推算,从1990年至2000年,男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2.23%,女孩的就学覆盖率扩大7.08%;分别增长了2.30%和7.74%。
由此可见,由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5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没有差别,也就是说,就时间而言,十年来,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平均教育成本投资的增长率没有差别。
但是,就代表教育普及程度的就学率而言,十年内女孩的就学率增长了7.74%,远远高于男孩,可以理解为,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女孩进行教育成本投入(图1、图2)。
2.2 年龄别孩子教育成本比较从年龄别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看,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0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7岁或18岁处出现拐点,原因是15岁、16岁人口大都处于在读期间,难以计算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
但是从增长率可以看出,16岁～21岁人口的平局受教育年限明显增高,且程度大于其他人口,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中专、高中、大专、大学本科教育得到了更好的普及,家长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21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程度不及16～21岁人口原因可能是研究生教育普及程度尚不及高中、大学本科的普及程度,并且2000年距离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仅有一年之久。
可以说,10年的变化是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
分年龄被就学率在1990年和2000年均显示出了随这年龄增长就学率下降的趋势,原因在于越到高等学历就读人数越少,这一特点符合一般规律。
而各年龄组就学率的增长程度处24岁组以外,则显示出了随着年龄增大增长程度扩大的趋势。
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前面的结论,接受义务教育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日益增大,家长更愿意为义务教育以上的高等教育进行教育成本投资(表2、图3、图4)。
2.3 城乡孩子教育成本比较我国城乡成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了孩子的教育成本上: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城镇15～2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城镇15～24岁人口就学率高于城市;并且这规律体现在城乡分性别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就学率上。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农村家庭的父母不如城镇家庭的父母为孩子教育成本投资多。
这既与农村对于教育的观念有关,更与农村的教育资源有关。
并非农村父母都不希望子女读书成才,而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落后于城市,基础教育差,使得在农村孩子买入高等教育时难以与城市孩子竞争。
表3中就学率“百分比差值”表现的更为明显,随着年龄的上升,城市就学率与农村就学率差异成增大趋势,城市远远超过农村。
可见,越到高等教育,农村孩子的机会越小、竞争力越低(图5、图6、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