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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解密1960年7月6日，外交部派我去驻苏使馆任首席参赞、使馆党委副书记，做刘晓大使的助手。
当时正是中苏吵架的时候，我感到任务很重。
为此，我立即着手了解和研究中苏关系的有关情况和我们的对策。
赴任前夕，章汉夫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我赶快去，并说，现在使馆工作很忙，两党会谈马上就要开始，随后还要召开81国党会议。
现在去同过去友好的时候不一样，要有两手准备，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尽可能保持正常。
这个任务是复杂的，也是艰巨的，但也是个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还说陈总不在北京，就不见面了。
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在京的大使参赞夫妇时，对我夫妇说，你们现在去苏联，日子不好过，苏联连给我国抗美援朝的武.器都要钱。
因此，你们去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于9月8日到达使馆。
当时使馆共有302人，另有苏联雇员42人。
这是我国在国外最大的使馆。
一、赴任前后的中苏关系斯大林时代中苏关系是好的，是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时需要我国支持，因此注意同我国我党搞好关系。
至1958年，他渐渐站稳脚跟后，同我关系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
1958年4月18日，苏国防部长建议在中国设长波电台。
7月21日苏大使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遭到我拒绝后，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他看到对我控制不能实现，就开始向我施加压力。
1959年6月20日苏军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
9月9日就中印争端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
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大吹戴维营精神，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
赫在我国庆10周年大会上讲话，攻击我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10月2日两党会谈，他向我提出：1.释放5名美国特务。
2.允许两个中国的存在。
3.指责我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破坏了印度的中立。
4.指责我将达赖逃印的责任推给印。
毛主席、周总理对此作了批驳。
10月6日他回到海参崴发表讲话，说我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中苏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比较1459020 艾子夜摘要：中国与苏联作为20世纪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将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在上个世纪中后期两个国家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最终却是"同途殊归"----苏联走向解体,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却生机勃勃,方兴未艾.关键字：改革对比中国苏联异同经验与教训引言：比较中苏社会主义改革历程, 分析两者的异同,探寻其中的深层原因,进而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继续推进具有非常意义.（一）苏联改革的历程1、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斯大林病逝，赫鲁晓夫经过斗争取得并巩固了在苏联的领导地位。
为了在国际上加强与美国的竞争，赫鲁晓夫开始调整国内各项政策，对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平反冤假错案，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第二，改革党的领导和组织体制；第三，改革干部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第四，关注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五，进行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改革。
赫鲁晓夫的改革，适应了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触及了传统体制的弊端，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但总体上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分集中的模式，执政后期，改革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某些做法简单轻率，注定了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只能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2、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第一，推行新经济体制，主要内容为恢复部门管理，减少给企业的经济指标，提高经济杠杆在管理中的作用，对企业和职工进行物质刺激，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第二，在农业方面制定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提高的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等。
第三，在干部体制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实现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第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良。
加强的集中领导，确立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扩大党内外民主等；勃列日涅夫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对促进苏联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一定成效。
苏联和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
根本原因，主权问题。
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苏联企图侵犯中国主权。
1958年4月和7月，苏联在没有与中国商量的前提下，直接以命令的口气强行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建设所谓的“长波电台”，同时在中国组建“联合舰队”。
这无疑是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一种试探，他知道中国和其他依附于苏联的小国不一样。
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支配毫无反手之力，中国会有不同但不至于和苏联闹掰。
他认为新生的中国还离不开苏联。
但他没有想到中方态度会那么坚决，直接拒绝了苏联的无理要求。
而这件事也成为中苏交恶的导火索。
8·13中苏铁列克提冲突事件中苏边境争端最高峰导语：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
在当年3月东北边陲的珍宝岛战斗中，中国军队有效地打击了苏联的气焰，全国人民为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
在当年3月东北边陲的珍宝岛战斗中，中国军队有效地打击了苏联的气焰，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热热闹闹。
然而在当年8月13日西北边陲的铁列克提战斗中，我方的主阵地人员几乎全部阵亡。
28人牺牲，包括3名记者。
2008年5月新疆军区决定当年的主阵地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内出现的中苏两党和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恶化，大反斯大林时期援助中国的项目，撕毁两国签订的协议，中止援助，在共和国困难时期要中国偿还项目资金，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用的苏造飞机、坦克、枪支弹药、装备、物资。
在勃列日涅夫(我边民称他为“破裂烂尿壶”)执政初期迅速演变成了两国的军事对峙和局部军事冲突。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任苏共第一书记。
在结束了赫鲁晓夫的无序而带有自由化色彩的改革之后，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总体趋向于保守和僵化，其领导期间腐化和裙带风盛行。
他在任期间，苏联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核武器的数量超过美国，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曾想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并已挑起边界事件1700余起。
在他统治后期，由于超高的军费开支和失败的计划经济，苏联经济已经停滞（对外方面他注重外交，推行“有限主权论”，声称当华沙条约成员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受到威胁时，苏联可以进行武力干涉，此为臭名昭著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他1968年派军队侵略捷克斯洛伐克。
1976年5月，他成为苏联元帅。
1977年至1982年他去世前，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1979年，由于阿富汗新政府取消了亲苏联的政策，他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成为导致苏联衰落和最终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西方的统计，在1961年，苏联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兵力为12个师，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前已增加到25个。
中苏关系的嬗变与中苏交恶中苏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关系经历了许多变化，并逐渐发展成为敌对局面。
本文将探讨中苏关系的嬗变过程以及导致中苏交恶的原因。
一、友好合作时期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友好合作时期。
那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共同努力，推动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他们相互提供技术援助、贸易合作以及相互间的政治支持。
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加强了双方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二、分歧的加深尽管中苏关系在初期发展顺利，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的分歧开始加深。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而苏联则试图通过批评和干预中国的内政来施加影响。
此外，两国在对待国际事务和地区冲突上也存在分歧。
苏联在中东、越南和朝鲜等地的政策与中国不同，这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中国对苏联的领导角色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三、中苏交恶与三个世界理论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中苏交恶的局面。
中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将世界划分为超级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该理论被认为是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批判，进一步加剧了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1979年中苏之间爆发的中苏边界冲突也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虽然冲突并没有扩大为全面战争，但它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敌对态势。
四、冷战结束与关系缓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苏关系开始缓和。
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理念，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
双方开始加强经济合作，增加贸易往来，并且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然而，尽管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但两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
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影响中苏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因素仍然存在。
五、结论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合作到敌对交恶再到缓和的过程。
《中间地带的革命》之我见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历来是官方史学的主流。
它其实在很长时间是在权力的支撑下，就占据了近现代史话语权。
这种官方史学之前被赋于了太多的正式意义，并涂抹了意识形态的浓墨重彩。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担负了一个宣传功能。
这一点也是现在读史书需要我们特别用心鉴别的一点。
而杨奎松老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作为一部视野和观念全新的革命史，恰恰摒弃了中共革命史，杨老师这种正当性、正统性、正义性、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书写模式，跳出了意识形态的枷锁。
相对于普遍的教科书历史而言，杨奎松老师的研究，更加恢复了传统史家的立场，也更加有穿透力。
中共革命长达28年，最终取得了胜利。
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这几乎是任何一位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的学者都不能回避的“终极问题”。
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又是每一位研究者试图回应而又难以简单回应的问题。
过去学界大多聚焦于直接对决的国共两方，侧重从国共两党内部探寻和比较两方的制度结构和高层决策机制。
而《中间地带的革命》则更多地将目光引向国共之外的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前苏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夸张地说，《中间地带的革命》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详实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
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
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
从这本书来说，它的副标题就是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在这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共革命它的成功，它是与两个大阵营所造就的国际政治局势和大环境的外因，它有了更加直接的联系”。
这种外因的因素在我们以前的革命史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的。
杨奎松老师作为著名学者、现当代史研究专家，治学态度极其严谨，其作品以视角独特、史料翔实、论证严密著称。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简称苏东剧变，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20年之久，但它使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挫折，使本来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跌入谷底，同时也根本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极大的影响了国际形势的发展。
虽然这个历史事件已经尘埃落定，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和经验十分丰富。
因此，从苏联和东欧发展历史过程中来研究其兴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关键词：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原因改革教训一．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东欧各国是首先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东欧各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一开始具有不同于苏联的新特点，主要表现为不是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是多党制的几个阶段联合的人名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其他进步政党一起组成联合政府。
但是，苏联却自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具有普遍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具有国际意义，非要别国照搬不可。
总之，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它们有的是主动地效仿苏联模式，更多的是苏联向它们推销。
而苏联模式本来是一种在非常状态下实行的特殊模式，其弊端日益显露【1】。
结果，使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重重困难。
因而也就陆续出现了改革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改革现象，因此，包括苏联在内的苏东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态势。
然而，苏联东欧的的改革并没有达到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各种矛盾的激化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共产党政权丧失。
1.1东欧剧变东欧剧变的国家从时间先后来说分别是，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南斯拉夫八国。
送方式上看有的国家是执政党本身改变了性质，变成了社会党，从而导致社会发展方向的改变；有的国家则是共产党被迫向反对派让权，从而使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多数国家的剧变是“和平演变”，个别国家如罗马尼亚的领导人一“左”到底，硬要用强力镇压群众，结果被人民以暴力推翻了原有的政权。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真正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公布，特别是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史、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研究力量的不断增强，带动了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但客观地看，这些成果不仅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人云亦云”的倾向。
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本应在被当时双方称道的“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
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
本文力求在全面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就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及其结果略谈几点看法。
一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所有研究者都赞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既有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也有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有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及双方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但与此同时，所有研究者又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认为是最直接或最重要的原因。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说有关苏联在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展中表现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风的观点，应当说是中方的一个传统观点。
虽然该观点近年来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并不占主流地位，但似乎无人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
刘克明指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也时有表现。
他强调，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由于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人的不平等态度。
前苏联和中国的腐败比较数量经济学张敏 201120173003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很多地方难免要和前苏联做比较。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前苏联的帮助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也一度以前苏联为学习的目标，发展的榜样，不可否认，前苏联曾是我们的领路人，无论政治还是经济。
后来，我们认识到了需要建立自己的体系，慢慢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苏联解体了，但是苏联留下的影响都还在。
中国与前苏联的比较也还在进行，很多方面我们要借鉴前苏联的失败，避免可能相同的误区。
现在我们来看看前苏联和中国在腐败方面的比较。
当前中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国民发展。
让我们看看中国和前苏联的腐败问题，希望引起惊醒。
前苏联和现当前中国的腐败共性都是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谋取个人或集团的私利。
但二者间的差别是明显的，第一、腐败所依存的体制和环境不同。
前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奉行指令性计划经济，而且相对封闭。
而中国在维持原有政治体制的同时，推行市场经济，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第二、腐败的方式不同。
前苏联的腐败主要是特权阶层利用特权谋取特殊待遇和利益。
前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必然产生特权阶层。
这个阶层发端于斯大林时期，形成于勃列日捏夫时期，主要由高、中级干部和少数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组成。
他们不仅配有高档住房、汽车等，还可以在特供商店购物，就餐和就医有专门的食堂和医院，还有豪华的度假别墅等。
这些待遇已超越合理的职务需要，特权遂转化为腐败。
除这些合法好处外，一些人还利用特权攫取不正当收入，少数高官积累了在当时的标准看来是巨额财富。
特权阶层还在干部使用和政策制定上谋取私利，他们的子女亲属更容易得到优越的工作和地位。
中国则是在权力缺乏监督的体制下搞市场经济。
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变得扭曲、失衡。
资源要素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而不是由市场配置，收人分配向权力倾斜，企业改制实际上是权贵私有化。
权贵资本巧取豪夺，权力寻租到处泛滥；第三、腐败的范围和程度不同。
中苏关系的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关系经历了许多起伏和变化。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中苏关系的变化，并遵循文章要求的清晰思路和流畅表达。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中苏关系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曾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出现了一系列分歧，这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进行了批评和干预，中苏两国的关系迅速破裂。
接着，我们来看中苏关系的转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中苏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的回暖。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访问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
而且，苏联的领导人也发生了变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友好的姿态。
中苏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得以恢复，但并未达到以前的程度。
然而，中苏关系的转机并未持续太久。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逐渐摆脱了对苏联的依赖，开始追求自主发展的道路。
同时，苏联内部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逐渐显现，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
这导致中苏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再次陷入低谷。
最后，我们来看中苏关系的现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中俄关系的重要一方。
虽然中俄之间仍存在一些争议和分歧，但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增强。
双方还加强了人文交流，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苏关系经历了多次变化，从密切合作到破裂再到缓和，最终转向中俄关系的发展。
这一过程中，中苏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各自的发展需求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的中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苏政治腐败对比摘要：政治腐败现象与我国现阶段提出的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客服我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政治腐败是加速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本文意在将苏联作为前车之鉴，对中苏政治腐败问题相对比，包括腐败定义、原因、腐败现状等等，最后提出对反腐败的认识。
正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和政治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现阶段又提出了“政治文明”这样一个新的政治发展目标。
所谓政治文明，意思指的是特定时代下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
政治腐败等腐败现场显然与政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客服我国社会中的腐败现象，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1]。
苏联作为由列宁亲手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曾经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瓦解的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相信。
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化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但是政治腐败是加速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将中国的政治腐败与苏联作对比，将苏联作为前车之鉴，有利于引导我国的政治文明的实现。
一、政治腐败的含义和危害腐败就是以权谋私，就是公私利用。
权利是处理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关系或矛盾问题的工具，是权利主体支配权利客体的影响力和强制力，从它的产生动因看具有公有性、公用性和公益性。
政治权利更是如此。
所以在政治领域，以权谋私、公权私用或者滥用权力，都是不正当的，属于腐败行为。
政治腐败的首恶在于害党害国，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贪官污吏，奸臣当道，官不如偷这些话不时被引用），损害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力和领导地位，将党和国家陷于危亡之境地[2]。
其次，政治腐败公然触犯法律，败纲乱纪，践踏人间秩序，政治腐败步步紧逼，深入腐蚀和毒害人类社会和人性，引起社会腐败和精神腐败，诚为“万恶之源”。
二、苏联腐败的原因1、特权阶级是腐败的加速器。
苏联的特权阶层基本上是产生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因为在苏联成立之初，列宁建立公正和有效的领导制度，当时苏联官员们虽然手握大权，但只能为国家工作而不敢有他心。
后来斯大林统治时期不断的开展政治运动，更使得官员们风声鹤唳，履行职责时诚惶诚恐。
但是随着勃列日涅夫上台，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苏联特权阶层悄然形成。
特权阶层包括党内和共青团的领导，政府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大型企业的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传媒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
当时苏共领导层人员长期封存不动，官员的连任率高达90%，有的官员任期长达25年，形成了终身任职的老化的干部体制即“老人政治”。
这个体制不但使苏联的政治思想趋于僵化，也在长期的官僚任职过程中形成了特权阶层。
腐败就是伴随着特权阶层的产生而快速发展的。
当时苏联多年来的经济停滞，造成国内物资贫乏，民众的生活几近贫困。
同时又由于冷战的需要，苏联投入大量国力强化军事，更使国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而与此相反，苏联的特权阶层则享受着高档次的西方式生活。
官员们由政府配备高级轿车，官员的子女可以轻松的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可以进入最好的部门，甚至可以很快走上权利岗位。
这些种种事情的结果是，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苏联共产党由此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关系，特权成了搞腐败的护身符。
苏联特权阶层的这些腐败行为虽然给自己带来了数不尽的金钱和好处，但是它却深深的伤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形象，侵蚀了苏联这个国家的根基。
所以在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许多的政策都成了空话，很多的措施都得不到基层的落实，很多改革收到各个方面的阻碍，人民再也不会同苏联共产党站在一起。
2、对腐败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带有意识形态特点。
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不使用“腐败”这个词，自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应存在腐败。
按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腐败”一词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使用。
以前使用的是“受贿”、“滥用职权”、“姑息”等术语。
认为受贿的原因是在干部工作中存在严重疏漏。
在审理公民的合法要求时的官僚主义和拖拉，没有很好地对待公民的控告和信件，粗暴地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的和财政纪律，对受贿者的自由放任(其中包括法院的判决)，没有很好地对待社会舆论。
以上这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腐败的本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反腐败的方式和力度。
3、体制缺陷是根本原因。
苏联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要从体制上找问题。
苏联在权力和金钱的迷惑面前，逐渐丧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越来越腐败。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这种体制在历史上确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了一种体制性障碍。
虽然也曾经试图进行改革但是都未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这种高度集中地体制。
长期以来，苏联的监察部门无法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实行全面有效的监督，致使权力失去了制约。
从表面和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但是，纵观苏联监察机构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权力的弱化，缺乏独立性。
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者、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三、苏联腐败与中国现代腐败的比较中俄两国在腐败方面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腐败范围广，几乎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俄国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项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占半数的俄罗斯居民认为国家最腐败的部门集中在地方政府部门；其次是护法机关。
除此以外，俄罗斯居民认为腐败问题严重的有国家的司法机关、大型商业部门、联邦政府、医疗教育机关、军队。
其中腐败问题程度最轻的部门，俄罗斯居民认为集中在政治党派、联邦国会和大众传媒机构。
这一点，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非常类似。
在中国国家职能部门(包括政府的和党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公共服务部门(医疗、教育等)、军队都大量存在腐败问题。
第二，腐败程度深，总体呈现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势头。
中俄两国的清廉指数总体呈现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越来越腐败的趋势。
第三，腐败手段多种多样，且不断翻新。
在新的形势下，俄罗斯腐败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直接收受钱财外，一些新的贿赂方式开始流行，如安排昂贵的国外旅游、优惠贷款、保证腐败分子在离开国家工作岗位后到自己的商业部门安排高薪工作等。
还有就是掌权者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有资产。
中国腐败在形式上也有了新的发展。
一是腐败由隐蔽向半公开、公开发展。
有些腐败主体往往以改革、开放、敢闯敢冒、发展经济为旗号，用合法的形式掩盖其腐败行为。
二是腐败向智能化发展，一些腐败分子已不再是因为一时冲动或利令智昏而犯罪，而是精心设计、预谋在前，有的还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作案。
三是腐败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腐败活动已不限于简单的追求金钱和物质，而与追求权力、女色等结合在一起，权钱、权权、权色等复合型腐败数量近年来大幅度上升。
第四，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在俄国，离莫斯科越近，腐败越严重。
中国中西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腐败现象比较突出。
如为安置子女亲属在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部门工作而送礼金、行贿、买官卖官等组织人事不正之风等问题多发。
东部、南部主要是具有外向型特征和资本积累型特征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北部主要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腐败问题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严重。
除了上述特点外，中国的腐败还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特点，主要表现在：1、党政“一把手”腐败案非常突出。
在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中，“一把手”腐败问题突出。
2、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
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
3、“外向型”腐败特征日趋明显。
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进行“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
面对这种种的腐败问题，民主政治是不可或缺的。
如不实施民主法制的政治改革，社会上必定会出现大的问题，毕竟人民对腐败的容忍程度不是无限的。
四、反腐败的出路问题的原因和对策是高度相关的。
找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也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
明确了政治腐败的原因，也就为我们揭示了客服政治腐败的根本方向和基本手段。
正像对于政治腐败原因的认识有分歧一样，对腐败的治理意见和建议也是说法很多，诸如：“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论，思想政治反腐论，科技装备反腐论，发展经济反腐论。
高薪养廉反腐论，实名制度反腐论，市场取向反腐论，党政分开反腐论，纪监升格反腐论等等。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还是需要达成如下共识：1、以官场为重点，开展反腐倡廉。
只有在政治领域先进行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工作，才有可能广泛、深入、有效地治理社会腐败和精神腐败。
2、实行民主政治，并进而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将民主法律化和制度化。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我做起，提高全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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