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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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战文化那些事
桂林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性城市,曾经是中国军队抵挡日军侵略的重要前线。
在抗战期间,桂林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涌现出了许多抗战英雄和抗战文化。
以下将从桂林市抗战纪念馆、桂林著名文物和抗战题材的电影介绍桂林抗战文化。
桂林还有一些著名的文物与抗战历史相关联。
例如,位于桂林市象山公园内的象山抗战遗址,是1944年抗战胜利后修建的纪念碑。
在这里,游客可以见到一座巍峨雄伟的巨型象山碑,碑上刻有“抗战胜利”四个大字。
这座纪念碑不仅是对桂林抗战英雄们的敬意,同时也是对抗战胜利的庄严宣示。
桂林的抗战文化还深入到电影、电视剧等艺术作品中。
其中最著名的是成龙主演的电影《桂林十三烈士》,该片讲述了1934年桂林13位烈士在谨慎和庞大的日军面前展示无穷勇气的故事。
这部电影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表达了桂林人民对敌人的抗争精神和坚定信念。
此外,桂林的抗战电视剧《大河奔流》也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通过剧情展示了桂林人民与日军的殊死搏斗和顽强的抗争。
桂林抗战文化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桂林人民在日本军队面前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和决心。
桂林的抗战文化在多个方面体现了桂林人民坚定的信仰和英勇的拼搏精神,给人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国抗战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桂林市抗战纪念馆、著名文物和抗战题材的电影,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桂林在抗战期间所经历的艰苦和顽强,以及桂林人民在抵抗日军侵略中展现出
的英勇精神和不屈意志。
桂林抗战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对于激励后人坚定信仰、勇敢面对困难具有重要意义。
桂林保卫战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注意,被誉为“文化城”。
桂林文化城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止,前后达六年之久。
这期间,桂林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首先突出表现在文人荟萃、人才济济。
这批文化人,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力量,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
当时除解放区延安以外,桂林文化城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统区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最有成效的中心阵地。
被日军认为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的战役,守军为桂军一个师1万2千余人,地方民团7000余人,没有坦克、飞机,只有22门火炮(加农炮两门炮,山炮12门,高射炮4门,战车防御炮4门),大部分广西民团和少部分桂军士兵拿的还是土枪而已,民政府竟然要求这些部队坚守三个月,但是桂林守军的都抱着必死决心与桂林共存亡,所以士气十分高涨,而且守军立足于主要与日军打巷战,他们把所有的房子都修成了碉堡,在所有的路口都建了防御工事,所有的水井都下了毒,实行焦土抗战。
十余天,桂林失守。
桂林保卫战在今后被较少提及。
但是,这次战斗中守兵之勇猛,士气之高涨,却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1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却令日军伤亡达3万余人,日军曾经27次冲入桂林市中心,都因为陷入巷战的泥潭使得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出,日军曾经想从漓江迂回进攻桂林,但是被桂军准确的火力杀伤大半,地方民团敢死队甚至身上绑上手榴弹划着竹排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日军仅仅在漓江上就付出了阵亡7000余人的代价,在水上战斗激烈的同时,城区巷战也始终处于白热化状态。
日军第58师团师团长在日后的战报中称:“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日军动用了火焰喷射器、平射炮,来轰击国军阵地。
据士兵回忆,有个连长叫黄英毅,已经被敌人的火焰喷射器打得浑身冒火,此时他跳出阵地,扑向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
专题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美术盛况与贡献文►李建平以新兴木刻运动为代表的进步美术活动1936年在广西 出现。
现代木刻会于同年在广西南宁举行的木刻展览会,是 广西艺术界与原版木刻的第一次接触。
李桦、张在民、徐梦 平三人的作品在展览中显得尤为新鲜别致,引人注目。
1937 年1月,李桦的木刻个展在桂林举行。
1936年冬,徐悲鸿邀 请张安治、刘汝醴来桂林,筹建“桂林美术学院”。
这些活 动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桂林进步美术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的奠基 性工作。
一、庞大的文化抗战队伍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奋起反抗。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前方军人浴血作战,后方民众踊跃支援前线。
在那个山河变色、铁蹄横行的年代,我们 的民族文化不仅没有被外敌摧毁,反而诞生出新的文化魅力。
文化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又一条战线。
1938年10月,华中和华南重镇武汉、广州相继陷落。
由于武汉、广州和江浙一带撤往西南大后方的数百家内迁机 构、工厂和数十万流亡百姓的浦入,桂林从抗战前仅七八万 人口的小城市,转眼成为拥有三四十万人口和数十家报刊社,聚集近万名文化人士的重要文化城市,并在一个时期里成了 中国南方抗战进步文化的中心,出现了“文人荟萃,书店林立, 新作迭出,好戏连台”的文化繁盛景观。
当时先后在桂林活 动的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亚子、何香凝、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胡愈之、邵荃麟、盛成、胡风、贺绿汀、张曙、吴晓邦、戴爱莲、范长江、王抗战时明,徐悲鸿在桂林与李济深合影阳朔徐悲'鸿旧居专题研究鲁彦、艾芜、端木蕻良、司马文森、宋云彬、聂绀弩、穆木天、黄药眠、陶行知、梁漱溟、马君武、陈望道、邓初民、沈志远、薛暮桥、雷沛鸿、白鹏飞、张志让、千家驹、金仲华、李四 光、高士其等。
大批美术家也相继来到桂林活动,如徐悲鸿、李桦、何香凝、丰子恺、张安治、张在民、马万里、关山月、尹瘦石、阳太阳、艾青、刘建庵、黄新波、赖少其、廖冰兄、刘元、刘仑、黄茅、黄务、叶浅予、沈同衡、冯法祀、帅立学、帅础坚、龙潜、龙廷坝、周令钊、王羽仪、徐杰民、王渔父、王德威、卢汉宗、卢巨川、张大千、叶侣梅、蔡迪支、丁聪.、方元士、力夫、万昊、万籁天、万籁鸣、朱乃文、孙福熙、孙多慈、阳建德、沈樾、沈士庄、沈逸千、汪子美、李白凤、李铁夫、李铭德、李漫涛、李毅士、杨讷维、杨秋人、余所亚、林半觉、林仰睁、盛此君、盛特伟、温涛、余武章、张一尊、张大林、张正宇、张光宇、张家瑶、陆田、吕枚石、陆地、陆志庠、陆其清、陈公哲、陈仲纲、陈更新、陈雨田、陈海 鹰、陈烟桥、邵一萍、郑可、郑克基、林恒之、郁风、易琼、罗鼎华、周千秋、周公理、周鼐、搦海松、赵少昂、赵延年、胡冰、钟惠若、唐英伟、倪少迂、徐德肀、梁中铭、梁永泰、梁灿缨、梁岵庐、梁鼎铭、黄超、黄苗子、黄荣灿、黄独峰、黄显之、黄养辉、曹若、曹佩圻、曹墨侣、龚绍焜、符罗飞、野夫、滑田友、谢曼萍、傅天仇、傅思达、滕白也、黎冰鸿、黎雄才等。
抗战时期桂林木刻艺术繁荣的原因、成就及启示【摘要】抗战期间,桂林木刻艺术空前繁荣。
木刻画家云集桂林,加之木刻画可以重复印制的特点,有利于形成批量制作,广泛宣传抗日救亡。
长达6年的桂林木刻抗战运动,以抗日战争为核心题材,创作了丰富的传世木刻作品。
桂林木刻运动的经验告诉人们,艰难困苦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推进艺术繁荣的动力,只有具备深邃思想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有灵魂的艺术作品,澎湃的创作激情,是成就木刻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兼收并蓄、拥有坚实的绘画基础和娴熟的木刻技巧是产生桂林木刻艺术的前提。
【关键词】抗战;桂林;木刻艺术;成就谢璞骅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岁月。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北平岌岌可危。
同年11月5日,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上海沦陷。
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翌年10月武汉失守,日寇的铁蹄踏入到中国的心脏。
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随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人们从沦陷区撤退到处于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桂林。
桂林这座边陲的小城,人口由战前的7万余人,猛增到50万余人。
在这股滚滚而来的人流中有众多的爱国志士、文化名人和数不清的进步文化人士。
在桂林,他们用手中的笔作匕首、作投枪,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形成了桂林文化史上空前的繁荣时期。
在抗战文化的滚滚洪流中,有一股涓涓细流放射出耀眼的波光,这就是由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北上延安,另一部分木刻艺术家南下桂林或西赴重庆,分别形成了解放区抗战木刻艺术和国统区抗战木刻艺术。
在桂林,运用木刻艺术全身心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艺术家有黄新波、赖少其、刘建庵、张在民、李桦、陈烟桥、陆田、野夫、卢鸿基、龙廷坝、周令钊、温涛、钟惠若、蔡迪支、杨纳维、易琼、陈更新等等,他们分别来自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海南、湖南、广西。
抗战时期桂林设市探析抗战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期之一。
桂林城市的设市,恰恰就是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探析抗战时期桂林设市的意义和影响。
一、桂林的政治意义桂林是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城市,曾经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之一,在抗战时期,桂林作为华南地区的军事要塞,一度是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进攻的最前沿。
1940年,在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日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桂林保卫战胜利了。
这场胜利不仅意味着桂林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也意味着桂林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象征。
1941年,国共两党在桂林召开了重要会议,旨在加强对日抗战的统一指挥和军事协作。
这次会议的举行,不仅推动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整体动员,也为桂林成为一座光荣的抗战城市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44年,国民政府宣布桂林市正式设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设市的城市之一。
桂林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对桂林地区的重视和扶持,也为桂林市的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二、桂林的经济意义抗战时期,桂林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方面是军事需要推动了桂林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已有基础的林业和水产业等传统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桂林市的设立,给桂林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了支持桂林市的发展,国民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修复了桂林市的市政设施,建设了水泥道路、居民楼等,大力推动了桂林市经济的发展。
此外,桂林市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小型企业创业,促进外贸发展等,使桂林市的经济更加繁荣。
桂林市的设立还促进了桂林市与周边城市的互通有无,构建了桂林与周边城市的互动关系,不仅带来了更加广泛的经济机会和创新,也为桂林市打下了经济上的发展基础。
三、桂林的文化意义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在桂林设立了多所高等学府,如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极大地促进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论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摘要:时隔今日,抗战胜利已过了六十多年,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年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岁月无痕,历史犹存。
虽然抗日战争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灾难,但在烽火连天里,中国大地抗战文化繁荣昌盛,历久不衰。
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抗战期间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各种文化运动空前高涨。
许多抗战文化运动和抗战文化都在这段时期产生了,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文化城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从这时候开始,桂林就成了正式的文化抗争和军事战场。
在桂林这块抗战文化胜地,有许多的抗战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精彩各异的传奇故事。
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的民族的抗战事业呕心沥血过,他们的传奇事迹引起了我们对桂林抗战文化的探索和思考。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桂林有着很强的典型性,它的具体表现就在于文化城。
而这典型桂林文化城是怎样形成的呢?一是抗日战争的大形势所决定的。
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大批进步文化人跑到桂林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占香港,原来逃亡香港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又涌到桂林来;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结果。
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等,以拥护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大义,对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和桂系元老李济深,开展了巧妙而又成功的统治工作,使桂系相对地保持着民主气氛;三是桂系与蒋介石有尖锐复杂的矛盾。
抗战之前,有过蒋桂大战。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把桂系的军队调到前方,阴谋借日本军阀的飞机大炮摧毁桂系的军事实力。
可后来万万想不到是台儿庄大捷,反而大大地提高了桂系的威望与实力。
战败后由于人民政府的领袖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砀山好几年。
这样,在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经历了团结和分裂,形成了复杂的矛盾斗争关系。
这样,桂林文化城就随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波浪形的向前发展,而成为文化史上的罕见文化现象。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何香凝、柳亚子、夏衍、茅盾……用他们的民族气节勾画出一个个爱国文人的高尚情操。
桂林抗战文化那些事作者:李倪斌(笔名柅兵)桂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桂林文化,有着极为深厚和宽广的内涵,史前文化、水利文化、藩王文化、石刻文化、红色文化、戏曲文化、抗战文化等等都凸现鲜明的个性特色。
今天,就聊聊桂林抗战文化那一段峥嵘岁月……在山河变色、铁蹄横行的战争环境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那硝烟弥漫的岁月,当古都北平陷落、文化中心上海陷落、南中国重镇武汉及广州也相继陷落的恶劣形势下,西南地区的一座小城,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桂林,从毫无文化地位转眼成为文化人聚集的中心,获得了大后方抗日“文化城”的盛誉。
桂林成为当时全国所注目的文化城,首先是她具备了人气聚集的条件,桂林当时属于抗战大后方,相对于全国至少一半的土地都沦陷的情况下,桂林成为全国抗战人士一个理想的聚集地。
据说抗战期间全国各地的工厂、机关、学校纷纷迁来我们桂林,使桂林市人口一下子暴增了不少。
1936年桂林市人口只有7万人左右,到1938年增加到12万人,1942年又增加到31万人,1944年居然增加到了50万人。
“有了人气,是文化能够滋生繁茂的一个要点”,可见桂林是当时“江南唯一繁盛之地”!在抗战时期,先后在桂林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有1000多人,像郭沫若、矛盾、巴金、夏衍、柳亚子、徐悲鸿、田汉、艾青、胡愈之、胡风、贺绿汀、范长江、杨朔、秦牧、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等等都先后来到桂林;其中著名的学者还有:陶行知、梁漱溟、马君武、沈志远、雷沛鸿、李四光等等。
许多重要的作品在桂林这里创作,许多重要的剧作在桂林首次上演和发表;出版和发行的书刊,在全国堪称第一。
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在桂林出版的。
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五省戏剧展览会,更是聚集了南方五省近千名戏剧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参加,演出剧目126个,造成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影响远至海外。
中国当时处在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给法西斯侵略以打击,不仅厥功至伟,对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也同样具有重大贡献。
试论“桂林抗战文化城”之现今价值与意义“桂林抗战文化城”在抗战时期成为一道耀眼的景观,而在今天,它仍然具有当下的价值与意义。
主要从再现辉煌历史成就、成为城市响亮名片以及提供参考借鉴三个方面对“桂林抗战文化城”所具有的当下意义进行探讨,以期对”桂林抗战文化城“之现今价值与意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将其所具有的精神及现代意义用于桂林未来发展与建设。
标签:桂林抗战文化城;城市名片;历史文脉“桂林抗战文化城”,是指从1938年至1944年秋,桂林这座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南方城市因其独特的抗战形势——文化抗战,对抗战进行宣传、动员、鼓舞,使桂林抗战不仅达到了高潮,还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因其影响巨大,成就辉煌,亦在当时便被称为“桂林抗战文化城”。
时至今日,对“桂林抗战文化城”之研究及认识可谓精彩纷呈,有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便是对“桂林抗战文化”这一显学众多专家学者也是研究颇深,各个领域皆有涉猎。
回顾“桂林抗战文化城”,其现今之价值与意义仍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
一、再现辉煌历史成就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岁月无痕,历史犹存。
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是”桂林抗战文化城”其存在及辉煌历史成就不会被抹杀,其历史及存在印证了桂林往昔的辉煌。
(一)文人荟萃,景观繁盛抗战爆发后,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先后沦陷,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文化中心的转移,大批文化人士、社会团体及文化机构纷至沓来,短时期内,桂林汇聚了大批文化生力军,形成了一个高亢激昂的兴盛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抗战初期的文化救亡热潮。
当时,从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昆明、重庆等地集结于桂林的文化人士有1 000多人,知名的就有200多人,如郭沫若、矛盾、巴金、夏衍、柳亚子、徐悲鸿、田汉、艾青、胡愈之、胡风、贺绿汀、范长江、杨朔、秦牧、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周立波、陶行知、梁漱溟、马君武、沈志远、雷沛鸿、李四光等。
这样,便有了“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占全国第一位”[1]的结论。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作者:刘春林来源:《桂海论丛》2015年第04期摘要: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有桂林本身的历史根源、独特的地理位置,抗战的客观形势以及广西特殊的政治气候,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执行,多方因素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而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桂林文化,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对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原因;影响中图分类号:K265.9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4-0016-05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
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
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
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
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
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
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家,还有从事彩印、铸字、装钉的,设备比较齐全。
每月的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1]2。
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2]37。
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显得空前繁荣。
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文艺著作多达1000多种,丛书50余套,杂志共出版了200多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1]3,发行的网线遍及全国。
新闻出版也相当活跃,当时在桂林的通讯社有5家,出版发行的大小报纸有13家,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
在社会科学方面,抗战期间桂林有多个社会科学团体,其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等影响较大,发行的刊物达数十种,内容涉及抗战时政、农村及广西建设、教育、文化、青年、妇女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也在桂林传播。
(二)抗日文艺运动空前活跃抗战期间,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是桂林以往所没有过的。
文学方面,在诗歌、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的创作以及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上取得累累硕果;音乐方面,除了出版一批音乐刊物,还经常开展音乐活动,30多个歌咏队,活跃在桂林的学校、厂矿和街道,抗战歌曲广为传唱,后来还举行万人大合唱,桂林成了抗战的歌海;美术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漫画与木刻,美术工作者用画笔和刻刀宣传抗战主题;戏剧活动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部门,当时活跃在桂林的戏剧团队约有70多个,街头剧、独幕剧几乎天天上演,场场爆满,影响较大的除了街头剧和话剧,经过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改革的广西地方剧种桂剧《梁红玉》、《桃花扇》等也深受欢迎。
1944年春举办的“西南剧展”,时间持续了3个月,参演者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单位,演员近千人,演出剧目60多个、175场,观众总数超过十万人次[2]332,堪称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高潮,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加入,赋予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更为丰富的内容。
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如朝鲜的李斗山、越南的胡志明和日本的鹿地亘等是其中代表,他们通过办报写文、演讲排戏等各种文化活动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如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作家王安娜等人,通过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运动情况介绍给桂林,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介绍给世界[3]。
从1938年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6年间,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文化艺术各方面空前繁荣,桂林也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
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并不发达、又地处边疆的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为什么会短时间内聚集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出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又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它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社会现实和抗战进程、政治开明的新桂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文化运动的共产党以人以及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的各种努力,共同造就了这一场文化运动。
(一)桂林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桂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就留下了甑皮岩这个中国南方重要的文化遗址;秦代修建了水利工程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中原文化从此逐步传入,与岭南文化有机融合,孕育了桂林的地域文化。
桂林从宋代至民国期间历为广西首府,千百年来,它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盖世的山水风光,吸引历代文人骚客,留下无数诗文碑刻。
明清乃至近现代,桂林文化空前发展,学校林立,学子万千,文风炽盛,名人辈出,明清两代广西举人有半数以上出自桂林府,后来更有如石涛、陈宏谋、王鹏运、况周颐、梁漱溟、马君武等思想文化界名人永载史册。
清末康有为曾两次到桂林讲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造成很大影响,梁启超称赞桂林是“新学的源泉”地之一[4]。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桂林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文化,营造了一种进步的文化氛围。
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广西新桂系基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诉求,在广西提出并实施过自卫、自给、自治的“三自政策”,并根据“三自政策”大规模地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在发展教育上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广西特别是桂林人民的文化素质。
这样的文化传统,加之后来的文化建设,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桂林成为抗战时期文化城的历史基础。
(二)桂林抗战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地理上来看,桂林是广西的省会,地处西南和东南的交界地。
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是全国仅剩的几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之一。
这里西通云贵川陕,东达湘鄂浙皖,南及越南、香港和南洋,不仅是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由重庆至江南数省及皖南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和西南各省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延安党中央的中转站,无论是由重庆到东南各省及新四军根据地,还是由东南各省前往重庆、昆明以至陕北,都得由桂林中转。
加上桂林接近香港和东江游击区,又是通过香港联系海外、沟通信息,特别是与南洋各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在地理上可进可退,相比于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大有迥旋余地[2]114。
所以,许多进步文化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都不去重庆而愿来桂林。
(三)抗日战争客观形势所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仅需要前方将士奋勇杀敌,也需要用文化去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抗战胜利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
正因如此,全面抗战以后,国统区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然而,武汉、广州失守,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文化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更为迫切,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正是在旧的文化中心沦陷后,战争的形势发展又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情况下兴起与发展的。
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在北平、上海。
在两地相继沦陷以后,文化界人士和文化事业机构撤至汉口、广州。
1938年10月,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武汉、广州又相继失守,许多文化人又往桂林、香港转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沦陷了,当时战斗在那里的文化人,除少数人去重庆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外,绝大部分又内迁桂林。
所以,桂林在这一时期内,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
随之而来的,是报刊杂志、出版社印刷厂和文艺团体等等[5]。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机构聚集桂林,以此为阵地,开展抗战文化救亡运动。
(四)广西抗战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比起沦陷区,比起政治上控制森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对于抗日进步文化人来说更适合栖息和工作,更具吸引力的,是广西相对民主的政治气氛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实力派一向与蒋介石集团貌合神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为了与蒋介石抗衡,新桂系利用抗日之机,拼命扩充自己的力量和影响。
他们顺应抗日的历史潮流,做出抗战的姿态,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不但允许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进行抗战活动,而且还给予一定的合作和支持,比如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亲任会长、副会长,后来举办西南剧展,省主席黄旭初慨允担任会长,李宗仁和白崇禧任名誉会长,给大会拨付经费,广西当局介入扩大剧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保障剧展的顺利举行。
特别是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和以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为代表的桂系民主派,他们一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与党外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对进步文化事业曾给予积极支持,如桂林较大的进步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就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创办起来的[2]32。
由于这些人特殊的身份和民主的政治态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新桂系上层的活动和决策,推动新桂系在广西采取开明的政策措施。
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给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和保护的作用。
由于有新桂系和民主派的参与,进步的文化活动能公开、合法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