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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电影真实性分析一、问题的提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问题并未像某些学者标榜的那样，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的、过时的话题。
一方面，因为我们尚未找到更合适的切入点去理解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初涉民族志电影生产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的人，都无法完全摆脱民族志电影真实性问题所带来的困扰。
而且，当前某些关于民族志电影真实性的观点和宣言，还会对初涉此领域的人造成误导。
与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相比，人们对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似乎有更加严苛的要求。
这种要求既包括基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精神对民族志电影真实性的理论思辨，也包括在民族志电影生产实践中如何更好地保证影片的真实性。
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一类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客观的民族志电影。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所有的民族志电影都是制作者主观选择、主观结构的人工产品，是制作者在解构生活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时空重构的一个结果。
这个人工产品中的影像，与其所指涉的生活现实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既然如此，何来真实的民族志电影？在另一类坚信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值得讨论的学者中，或者把民族志电影中的影像和生活现实混为一谈，或者采用人类学的真实艺术的真实高于生活的真实典型的真实等概念，来规避民族志电影中的影像与其指涉的生活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
不管是卡尔•海德导演过程产生的失真影片制作过程中的选择和与省略拍摄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失真［1］，还是李德君所谓的提示失真和激励失真［2］，都有未能清楚分辨民族志电影和生活现实之间本质差别的嫌疑。
据我的理解，以上的理论思辨都未能真正认清民族志电影中的影像与其所指涉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关系所在，因此都无法揭开遮蔽民族志电影真实性的迷雾。
与民族志电影真实性的理论思辨相比，如何在影片的生产过程中保证真实性显得更加具体，可触可感。
比如那种高调宣扬民族志电影必须以真实性、客观性为基础的论调，强调拍摄者必须如实记录的定律，强调剪辑师必须尽可能减少剪辑对现实场景的裁剪和重构的戒律等。
当代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多种范式及启示李海峰［提要］在世界范围内，教育人类学存在五大范式，分别是进化论范式、哲学人类学范式、历史人类学范式、文化人类学范式和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范式。
进化论范式、哲学人类学范式专注于教育的普遍性，历史人类学范式、文化人类学范式和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范式则强调教育的多样性与特殊性。
综合使用五种范式对于调和教育研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教育研究和教育人类学主要是单一的文化人类学范式，难以全面处理教育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因此，认识、理解和运用教育人类学的多种范式对我国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五大范式；普遍性与特殊性；教育研究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21)02—0206—07作者简介:李海峰，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基础部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比较教育。
重庆荣昌402460—、问题提出自托马斯•库恩(T.Kuhn)提出“范式”概念以来，范式成为学科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标准。
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特定社团的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1］(P147)o我国学者陈向明将“范式”定义为某一科学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共有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
⑵从范式出发，我国学者楚江亭、李廷洲认为，在我国教育学研究中产生了“思辨研究范式”“量化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的萌芽。
⑶美国教育人类学学者丹增(Denzin)指出，质性研究范式源自人类学的民族志。
⑷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总体上属于西方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传统，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民族志研究⑸。
不过，无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还是民族志，都具有文化人类学范式的典型特征。
此外，在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概念被赋予本体论意义，文化人类学是围绕文化展开研究⑻。
民族志的真实性一种历史的考察民族志的真实性：一种历史的考察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记录了各个民族的起源、发展、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作为历史的考察工具，人们对于民族志的真实性常常产生疑问。
本文将探讨民族志的真实性，并分析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限制。
一、民族志的定义与作用民族志是对不同民族的研究和描述，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族的起源、谱系、语言、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
民族志的编纂和出版对于了解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它可以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帮助他们还原历史真相，揭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二、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然而，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常常引起争议。
一方面，民族志的编纂常常受到时代背景、政治影响和作者主观意识的干扰。
有些作者可能存在偏见或误解，导致对于某些民族的描述不准确或片面。
另一方面，民族志的内容可能存在出版者或编者的选择性，对于某些敏感或不合时宜的信息有所隐藏或篡改。
因此，读者在阅读民族志时应保持批判的态度，同时结合其他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三、民族志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尽管民族志存在真实性的问题，但它仍然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首先，民族志记录和保留了许多无法在其他历史文献中找到的珍贵信息，例如失传的语言、传统技艺和习俗等。
其次，民族志提供了一个多角度的研究视角，使研究者能够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更全面、客观的审视。
最后，民族志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描述经常与当地传说和口头传统相吻合，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
四、民族志的局限性和拓展虽然民族志在历史研究中有其价值，但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民族志的对象常常是小范围的社群或民族，反映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全貌。
其次，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志收集的局限性，有些民族的信息可能并未得到充分记录，这对历史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可以借助多种方法和工具，如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等，扩展对历史的研究角度，提供更全面、准确的历史证据。
女性视角下的民族志表述真实性思考张晓佳(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摘要:女性经验影响下的民族志研究者用另一种视角,发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的有关女性性别角色的话题。
女性人类学学者认为,由于性别和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同,男性研究者无法全面理解女性,往往忽略涉及女性的田野资料或缺乏对这些资料的分析。
同一田野环境,男、女研究者结论常有差异。
民族志研究长期面临表述真实性的争论,考量性别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思考民族志实践的有效性问题。
关键词:女性视角;研究者经验;民族志表述;真实性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847(2010)10-0025-02作者简介张晓佳(1982-),女,山西太原人,复旦大学中文系艺术人类学专业2008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
民族志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素材,却在后现代思潮中被质疑!真实性标准。
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借此之机,对传统民族志研究真实性问题展开思考。
当女性主义进入人类学视野时,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就开始对民族志中的表述主体!究竟代表了谁提出了质疑。
由于性别经验的影响,具有话语表述权的人在对对象的认知客观性上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取向。
在诸多命题中反映出的民族志有效性的问题牵涉到性别问题,这是女性主义对民族志进行反思的方式。
一、民族志!真实性的后现代阐释格尔茨认为民族志表述过程就是对!阐释的阐释。
特纳则提出!象征阐释,否定价值中立观点,他认为民族志不仅只限于再现当地文化的事实数据,文化是人类将其行为赋予意义的表征,所以由人类学者参与建构的文化也自然应加入研究者理解与解读他者文化的考量来共同构成。
同时,格尔茨承认研究者对他者的理解同客观记录数据一样是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却也因为!阐释的理念而被其他人质疑他所推崇的文本是否存在客观性与真实性,人类学由此面临表述危机的尴尬。
詹姆斯#克利福德则提出!虚构的民族志一说,认为民族志犹如文本写作,属于!部分的真实。
文化视野Cultural Perspective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志的撰写出现了质疑科学与权威的声音，进入了反思时代。
基于此背景，本文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多声道叙事民族志、“写文化”之后民族志多维发展新样态出发，对当下民族志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并提出民族志的撰写需从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出发，借鉴现代科学的发展，丰富民族志的叙事方式与内容，不断进行反思与创新，以开拓民族志发展的新路径。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以下简称《写文化》）是一部由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E•马库斯联合主编发表的论文集。
这本书的出版在人类学界掀起了一场巨大争论，且享有“人类学思想的分水岭”之誉，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
一、三个时代对民族志书写的启示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的，随意的，不成体系的写作。
例如记述古代志怪的《山海经》，再如偏重历史型的著作《二十四史》，这部著作并不是由哪位皇帝要求编纂的，而是作者出于兴趣和一种记录的心态将其收纳。
在西方，最早的民族志可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
他们或记录史实，或记录奇闻轶事。
虽然那时还没有民族志的概念，但内容和方法已趋近于民族志[1]。
第二个民族志发展时代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撰写民族志的“科学性”时代。
这个时代的民族志因客观而成立，摒弃了源于路过，遭遇，旁观，信手拈来的随意获取资料的方式，而是以一种专业规范，科学态度引导的参与观察来进行调查。
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著作。
他强调人类学家要融入调查对象的社会，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并从他们的思维方式、文化视角去理解他们的文化，这种调查方式是其所倡导的民族志范式标准[2]。
第三个民族志发展时代是基于批判而产生的反思时代。
民族志研究处于一个反思的审查维度之中。
如1977年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一书，强调将民族志资料与个人参与观察的辩证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用民族志的方式记录田野研究的过程，将以前未曾展露在读者眼前的田野作业的过程，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文字叙述出来，这种创新的研究手法开启了民族志的反思之潮。
真实性最初来自希腊语，意思为自己做的、最初的。
最早用在博物馆，即用来说明博物馆里的一切展品是否真实，其价值是否与某个价格相符合。
之后被借用到哲学领域的人类存在主义的研究中（Trilling，1972）。
1973年MacCannell将真实性（Authenticity）概念引入旅游动机、旅游经历的社会学研究中。
从此，真实性成为西方旅游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引起了各种热烈的讨论和分析（Taylor，2001）。
国内学者对于旅游真实性也有较多研究。
一、国内外旅游真实性研究现状综观西方人类学家对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对真实性进行了研究。
而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并以实证研究为主。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对真实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真实性的概念真实性概念被引用到旅游业中，认为人们旅游的目的都是为了经历旅游目的地的“真实”。
现代人对真实的追求是因为这个社会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复制品与赝品，真实似乎越来越少，而人们追求真实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
“真实性”已被人们看的越来越重要。
对于“真实性”这一概念是众说纷纭，至今未有明确的定义。
“真实性”这个术语未加清晰界定就被引入旅游研究领域，造成了许多混淆，研究者很多时候是靠直觉来揣摩该术语的含义（谢彦君，2006）。
在国内，Authenticity也被翻译成原真性、本真性等。
MacCannell（1973）认为旅游业不仅是现代化的产物，也体现了现代生活与过去形成对照的某些具有价值的东西，如现代游客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要去看“他人”和体验“他人”的生活、习俗、传统、仪式等，而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真实”。
Vally认为，“真实性是游客渴望得到、并积极追求的一种经历，这种经历被认为是反映真实的、不掺假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或者能够让游客接触这种生活。
”（转引自林美珍等，2003）Cohen（1988）认为“真实性”是一个“社会创建的概念”，文化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同其他文化的融合发展而改变，真实的文化经历不是访问者和社区居民的一种讨价还价的商品，而是访问者对其经历是否真正反映地方价值的认可。
“旅游人类学”课程大纲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一、课程要求与评分标准：本课程采取教师授课和专题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请各位同学课前务必事先精读指定的本专题阅读资料，认真做好准备，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按照“旅游中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旅游与族群认同”、“旅游、全球化与地方”、“遗产与旅游”、“旅游中的社会性别”五个专题分为五个小组，每一专题授课时间为两周（6课时），第一周由教师讲授，第二周由选择该专题小组的同学主讲，其他同学点评。
（具体课程安排见后表）本课程评分标准如下：上课出席占30%，课堂讨论占30%，期末论文占40%。
无故旷课及未按照规定上交期末论文的同学不能获得成绩。
二、课程目标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旅游学与人类学之间存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旅游作为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活动的一种产物，旅游行为对东道主社会价值观念、经济、环境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冲击等亟待研究的课题，使得旅游人类学成为一门重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
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从学科发展脉络系统地介绍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将结合一些具体案例，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在旅游活动中，东道主与游客、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旅游产品的原真性与商品性等几对重要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性参考。
三、具体课程安排1、课程导论课时：4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瓦伦·L·史密斯主编：《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美】纳什：《旅游人类学》，宗晓莲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美】Nelson Graburn：《人类学与旅游时代》，赵红梅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
龚锐主编：《旅游人类学教程》，旅游教育出版社，2011年。
第36卷第1期Vol.36No.1徐州丄程字阮字报(社会科字版)Journal of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21年1月J an.2021面向未来的文学和人类学：科幻文学----现实、虚构、想象三元合一陈海龙(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041)摘要：科幻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侧重于文学审美特性，而对其文化意义发掘不足。
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现实、虚构、想象三元合一的文学文本典型形式，不仅有文学的审美特性，同时也具有人类学的考察价值。
对以人为研究核心的人类学而言，科幻文学从科学未来的角度给予人类学知识观和方法论以重要补充，是数智时代的文学和人类学研究不应忽视的重要文类，是走出传统文学和人类学研究范式而迈向文学人类学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科幻文学；文化书写；数智时代；文学人类学中图分类号：I0-05;Q98-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71(2021)01-0008-08作为整体存在的人，自然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三重维度。
但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诸领域，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诉求，都使得人的未来面向被有选择地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和知识目标的专门学问，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实证传统也使其缺少一种对人的未来面向的深入考察。
整体的人，要求整体的人类学。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人的未来面向由谁认领？人类学的未来面向如何补足？近年来，科幻文学在中国发展迅速，不仅涌现大批优秀作品，引发文学市场热烈反响，同时也与其它艺术形式结合，成为当下中国现象级的文化事象。
对科幻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侧重于其文学审美特性的褐橥，而对其文化意义发掘不足。
在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视野中，科幻文学既有文学文本的美学品格，同时也是人类虚构与想象本质的集中呈现，是植根当下、面向未来、面向科技、面向人类整体存在的文化书写，具有人类学研究价值。
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彭兆荣“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
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
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
关键词 民族志 真实性 多样性 移动性 社会语境作者彭兆荣,1956年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厦门 361005)。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对“真实性”的研究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热点。
作为对所谓“表述危机”的反思和回应,民族志表述范式的转换,对其他学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从传统民族志对客观对象的忠实描述,转换为对客观对象的“解释”,诚如格尔兹所说,在“浅描”与“深描”之间,“存在着一个民族志研究的客体”问题,———就像“眨眼”的行为(浅层)与“眨眼”的意义(深层)之间的关系。
①而“民族志就是深描。
”②如果说传统民族志侧重于对“客观事实”(fact )的关注,历史民族志强调对文化结构“真实性”(reality )的解释,实验民族志强化“解释性”的“真实”(t rut h )认知的话,那么,人类学家通过田野作业对现实社会的体认,以及民族志“写文化”(writing cult ure )便演变为人类学家理解和反映文化的一种实践,从而使民族志研究成为一种“部分真实”的话语形式。
③而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真实性”(aut henticity )出现了新的样态,引起民族志研究的关注。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民族志历史上几个重要“样本”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等进行梳理。
就民族志研究而言,它必须首先回答以下一些相关性问题:人类学家根据“田野”经历所得到的民族志记录“真实”吗?或者说民族志能否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性”?这种质疑至少隐含着三个方面的批评意味:首先,民族志研究通常面对的都是一些小民族、小社群,其中多为无・521・①②③ C.G eertz ,T he I nterp 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 ork :Basic Books ,1973,p.7.C.G eertz ,T he I nterp retation of Culture ,pp.9—10.J.Clifford ,G. E.Marcus (eds.),W riting Culture :T 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 rap 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p. 1.文字社会;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在文化哲学的高度反映“真实性”?其次,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而人类学家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所观察、了解到的只是整个社会历史中被记忆和记录下的“幸运者”(survivals )。
①这些历史经过了人类学家的“主观”选择和个性化写作风格的作用,能否反映历史意义上的“真实性”?再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群的移动性和技术主义使“舞台真实”越来越成为文化表述的有机部分;人类学家观察和了解大量装饰性、遮蔽性、表演性事件和事像,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而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论,如果能够反映,或部分反映,或有助于反映不同的“真实性”样态,它又是如何成为人类学知识谱系中的有机部分?这些都是本文所关注的。
一、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两种“真实性”样态众所周知,传统的人类学家习惯将“真实性”表述视为一个社会的历史形态、文化模式或思维类型,认为某一种社会形态会产生相应的认知和表述方式。
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视野里,那些“异文化”(ot her cult ures ),即所谓的“原始文化”或“野蛮文化”,是被当作以“欧洲中心”为主导的分类性存在。
这样的分类带有殖民主义扩张时代的政治意味:“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过程。
”②在这样的“区分/排斥”的分类原则中,凡属于“原始社会”的范畴,逻辑上都归属于同类的“真实性”样态:无论是澳洲人、祖尼人还是中国人。
那些不同种类的“野蛮人”之间的差异和特性只属于“亚类”;仿佛亲属制度(kinship )中的“族”(family )与“属”(genus )关系。
③换言之,澳洲人、祖尼人和中国人在“族”的“真实性”是一致的;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表现为“属”的层面。
这成为传统人类学认知分类上的一个圭臬。
在这一前提之下,人类学家对“原始社会”的“真实性”研究总体上遵循着“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的不同“范式”。
④“理性”作为西方社会两千多年来的一个思想价值的社会追求和核心性哲学命题,历来是思想家们使用的武器。
⑤就方法论而言,“理由”与“理性”构成了一组基础性相关概念,前者强调对事实的“经验性理由”;后者则强调对同类事实的“普遍性原则”。
⑥在“真实性”研究方面,“实践理性”主要追求经验性理由和事像之间的关系纽带;而“文化理性”更强调潜匿于同类事实及关系中的“普遍文法”。
事实上,“经验性事实”与“普世性文法”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即使在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中,二者亦只表现为理论上的各自侧重。
早期的民族志热衷于神话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从文化谱系的历时关系看,正如恩格斯所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⑦・621・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2期①②③④⑤⑥⑦ E.Ohnuki 2Tierney (ed.),Culture T hrough Time :A nthropological A p p roaches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90,p. 4.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第100页。
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参见G ・邓肯・米切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蔡振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57页。
R.Williams ,Key w ords :A V 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 ociet y .New Y 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pp.252—25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页。
从社会结构的共时关系看,神话成为社会构造的原始依据。
在“真实性”研究上,传统民族志把关注点集中在神话叙事中的两个“F ”———即事实(fact )与虚构(fiction )的关系上。
神话叙事带有不言而喻的“想象”成分,是杂乱无章的“事件存余物和碎屑:在法文中是‘des bribeset des morceaux ’,在英文中是‘odds and ends ’的组合。
”①但正是这些充满想象和虚构的神话构成了人们了解和认识远古时代的重要途径;因为“各异教民族所有的历史全部从神话故事开始,而神话故事就是各异教民族的一些最古老的历史。
”②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乌荷米勒斯(Euhemerus )提出了著名的“神话即历史”论断,并形成了著名的“神话历史学派”(Euhemerism )。
乌氏在他的《神的历史》一书中对古希腊奥林匹亚诸神做了类似“神谱”的考索,他试图证明:“神话不是秘传的哲学,而是一种经过筛选的历史。
”③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人类学的伟大发现———尤其是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等人对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遗墟的成功发掘,使《荷马史诗》以及古希腊神话传说得到了历史性的证实。
然而,在虚构的神话中寻找历史的事实显然有将“真实性”简单化之嫌;毕竟历史的存在与想象性叙述并非完全一回事。
再者,如果民族志研究只限于在“虚构/事实”之间替换或互证的话,甚至在我们业已习惯的叙述文类上都会产生混淆;诚如汤因比所说:“历史同戏剧和小说一样是从神话中生长起来的,神话是一种原始的认识和表现形式———像儿童们听到的童话和已懂事的成年人所作的梦幻式的———在其中的事实和虚构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④那么,神话叙事中的“真实性”属于什么样态?对于这个问题,现代民族志研究主要遵循“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
作为两种理性原则的代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和列维2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分别对神话的“真实性”进行样板性的分析示范。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在其最初时以及伴随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所起的根本作用,首先在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⑤“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
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活动着,发生作用。
而且是有效的。
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
”⑥马林诺夫斯基作为现代民族志的奠基者和倡导者,田野作业的“参与观察”成为他贯彻实践理性的一个途径。
“在民族志中,原始的信息素材是以亲身观察、土著陈述、部落生活的纷繁形式呈现给学者的,它与最后权威性结论的提出往往存在着巨大的距离。
民族志者从涉足土著人海滩并与他们接触的一刻起,到他写下结论的最后文本为止,不得不以长年的辛劳来穿越这个距离。
”⑦实践理性不独强调民族志研究者长时间“参与观察”的经历和经验,强调对调查对象生活细节真实性的体察和描述,也强调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存在。
“乱伦”是原始社会神话和巫术表述的基本主题,它与人类对自然万物起源的认知与理解,即所谓的“推原”(指解释万物起源)有关。
同时,它又是一种巫术行为。
让我们通过一个案例・721・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①②③④⑤⑥⑦列维2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8页。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K.K.Ruthven ,M yth .London :Methuen &Co.Ltd.,1979,p. 5.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诞生和成长中的自由》,谭伯杰译,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