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整理《国史大纲》之读书笔记
《国史大纲》之读书笔记
进入研究生学习，一晃一个学期就过去了，时间飞逝，可这个学期学到的知识去并不多，原本自己的历史基础知识也不过很扎实，也很想计划一个学期的读书生活，争取在第一个学年把自己遗忘的差不多的历史知识和学习方法弥补回来，进而打牢自己的历史功底，为以后毕业时写毕业论文做好准备，也为以后的实际教学做好扎实的铺垫。于是从领导校园一卡通，可以借书开始，陆陆续续跑图书馆借了不少的书。有些深读过，有些略读之。不论怎样，还是有些收获的。
本学期内节约过这些书：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秦汉史》；张正明《楚史》；何成刚《历史教学设计》；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史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陈学霖《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张广智《西方史学史》；钱穆《国史大纲》
等等一共27本，然这学期以来，精读的历史书并不是很多，在各位任课老师的教导下，和吴小红导师的指引下，我精读过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史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钱穆《国史大纲》等书。
本篇读书笔记就以本学期精读过的一本通史来写，即钱穆《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作者钱穆，出版社：商务印刷书馆，出版时间：1994年版，阅读时间：20xx年11月之12月。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修订二版）八编46章，共53万字。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嘹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是书于1940年6月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1974年由xxxx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xxxx 商务印书馆印制修订二版本，后又多次重印。本书亦收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之《钱宾四先生全集》。
作者钱穆（xxxx5.7.30－1990.8.30）是著名的国学大师，xxxx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1930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xxxx 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xxxx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xxxx新亚书院。其代表著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著者毕生著书70余种，约xxxx0万字。著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
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这与其它民族是不同的。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作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八章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十章东汉“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关于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关于唐代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第三十二章关于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三十八至四十章关于唐至明代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都非常深入，很有见识。本书著者能由一个问题延伸一两千年，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如田制，能将两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
著者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见弊
得失。著者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由于特殊的抗战背景，本书在布局上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原而略于周边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体察著者的初衷，大约他内在的情结是：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尽管我们能同情地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读这部书，我们不能不跳出汉族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和正统史观的立场，肯定周边兄弟民族入主中原，与汉民族一道治理国家，给中国历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在读《国史大纲》是也摘录了一些本人认为重要的语句，如下：
（一）引論
1、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二曰革新派，三曰科學派
2、近世國人救國之先後發展形態對史學之認識：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經濟革命
3、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近乎蔔祝之間，主上一倡優畜之。”此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