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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点评·在“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的国联外交评述》之点评蒋文祥（2011年9月9日）我觉得，让市委党校老师来点评省委党校教授的论文，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大创举，也是学术民主的一种表现。
由学术民主我想到政治民主，如果下级党校可以点评上级党校，如果下级政府可以点评上级政府，那真是极好的，我期待着。
讲两点意见。
第一，我认为，王建学、张洁两位老师撰写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的国联外交评述》，这个选题很好，过去别人很少涉及。
一看论文题目，就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引起阅读的兴趣，可谓另辟蹊径、别出心裁。
文章依据挖掘的新史料，得出了新结论，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探索性和新颖性。
论文共分三个部分，文章思路十分清晰。
第一部分首先阐明了张学良执政东北，坚持以外交手段与日本斡旋，力主依靠国联解决军事冲突的基本思想，并分析了张学良选择军事上力避冲突，依赖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四点主要原因：一是服从南京政府的心理使然；二是敌强我弱的局势促成；三是张学良对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个人认同；四是张学良对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缺乏准确的判断。
第二部分接着阐明了作者之所以提出张学良在九一八后坚持国联外交这个观点，也是基于四点考虑：一是张学良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从未放弃外交途径；二是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使得思想上矛盾重重痛苦不堪；三是张学良积极支持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弥补无法率军杀敌的遗憾；四是张学良认为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只能把执行国联外交借助国际力量来打压日本作为一种外交策略。
第三部分可以说是作者独家爆料亲眼所见到的由巩天民之女巩捷女士复印回来的一份保留在日内瓦图书馆名为“truth”（真相）的新史料，向世人公布了尘封近80年之久的沈阳“九君子”提交国联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报告书，终使日本颜面尽失，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
作者认为这是人民外交的胜利，也是张学良国联外交思想的成功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外交局势1931年9月18日，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黑暗的一页。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这次侵略行动被称为九一八事变。
这次事变不仅对中国的领土完整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对中国的外交局势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国内形式严峻，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受到了重大影响。
这篇文章将探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外交局势，分析当时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各种方针和政策。
一、国际社会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社会的反应不能算强烈。
英国和美国等国家谴责了日本的行动，但是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相反，英国和美国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这使得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没有受到太大损害。
另一方面，苏联是唯一一个公开援助中国的国家，它提供了必要的援助和政治支持。
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方面，苏联做了很多工作，以保持两者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外交危机。
它的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 维护民族尊严：国民政府强调，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必须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尊严。
国民政府鼓励人民抵制日货，以此来表达对日本侵略的抗议。
2. 多方面寻求支持：国民政府积极地在国际上谋求支持。
它派遣了一系列外交代表团到各个国家，并通过外交宣传和人民外交来推动国际社会的舆论。
3. 寻求外援：面对日本的强大军事力量，国民政府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是不够的。
它寻求外援，并得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援助。
4. 与苏联合作：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包括合作抵御日本的侵略等方面。
三、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与国民政府的政策不同，这是因为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并且对国外的立场是比较复杂的。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通过推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权，才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的反应马永，王勇【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完全依赖国联来解决东北问题的策略，可惜所托非人。
英法操控的国联在事变初期的纵容助长了日本的侵略行径。
锦州危局后，为了维护国联的权威和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国联被迫“积极”调解，但其以不激怒日本和避免卷入战事为前提，故调解皆无果而终。
李顿调查团是国联的最后努力，然而《李顿报告书》提议“国际共管东北”方案实则是欧美列强意图染指东北利益，终因日本退出国联而成为一纸废文。
这充分印证了“弱国无外交”，希冀强国主持公道并不可取，故国人应以强大国家为己任。
【期刊名称】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31)006【总页数】5【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国联；李顿调查团；反应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以吞并中国东北三省为目的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中国国内矛盾重重，国民政府遂采取了完全依赖英法操控的国联来解决东北问题的策略。
21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据国民政府训令，正式就沈阳事件向国联提起诉讼，请求国联主持公道，采取措施阻止日军侵略。
“此后，随着事态的一步步扩大，中方一直表示完全信任国联，遇到日本采取新的侵略行动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国联申诉”。
[1](P139)此外，国民政府多次公开宣称完全信赖国联，且毫无保留的听命于国联的裁决。
故国联的态度至关重要。
那么，国联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持何种反应呢？一、“九·一八”事变初期国联的纵容（一）表现“九·一八”事变初期，国联采取了纵容日本的态度。
22日，国联发出内容相同的要求中日两国“立撤军队”的紧急通告。
通告要求日本撤军合乎情理，但同时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国土撤离，实则对中国并不公平。
可惜日本并不领情，尤其是关东军我行我素，继续扩大侵略规模，一周内侵占了东北30多座大中城市。
而国联在此期间毫无作为，直到30日才通过了关于东北问题的第一个决议案，要求中日两国政府均亟待避免冲突，各尽所能，尽速恢复两国间正常关系。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分析九一八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
这一事件对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外交动态、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九一八事变前的外交动态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相对较好。
1922年，中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明确了两国的领土和主权。
此后，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然而，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逐渐显露。
二、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急剧恶化。
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国。
这一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谴责，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升级。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手段，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积极抵抗日本侵略。
三、影响中日外交关系的因素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外交关系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是导致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原因。
这一势力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对中国的侵略成为其实现军国主义野心的手段。
其次，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对中日外交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际社会正处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的时期，各国的外交政策都受到了影响。
再次，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通过外交手段向日本施加压力，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四、九一八事变对中日外交关系的深远影响九一八事变对中日外交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一事件使中日两国的关系陷入冰冻状态。
日本的侵略行动导致两国之间的互信减少，矛盾进一步加深。
其次，九一八事变也导致了中日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对立。
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使日本受到了一定的国际压力。
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关注，使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
总结起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九一八事变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一事件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的外交形势本就复杂严峻。
西方列强在华拥有着诸多特权和利益，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相对较弱。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这种局面进一步恶化。
日本的侵略行为，直接挑战了当时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对于侵略行为本应予以谴责和制止，但在九一八事变初期，国际联盟的反应却显得软弱无力。
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联盟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西方列强对于日本侵略行为的纵容和姑息。
这种态度，让中国对国际联盟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了严重的质疑，也使得中国在寻求国际支持和正义裁决的道路上遭遇了重重困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开始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然而，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大多采取了观望和绥靖的态度。
他们担心对日本的强硬制裁会影响到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因此对于中国的诉求反应冷淡。
这使得中国逐渐认识到，不能完全依赖西方列强来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在外交策略上，中国开始调整方向。
一方面，继续向国际社会呼吁，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和合作。
尤其是与苏联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和警惕，并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提供了援助和支持。
此外，九一八事变也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广大民众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抵抗政策，同时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这种强大的民意压力，也促使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在国际舆论方面，九一八事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各国媒体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报道和谴责，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争取到了舆论上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失误与教训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人民的痛楚。
这次事变发生在1931年的九月十八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的外交失误。
本文将从外交角度分析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失误，并探讨其中的教训。
首先，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失误之一是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失误。
在事变之前，中国政府过于依赖外交手段来解决与日本的矛盾，而忽视了军事准备。
中国政府在处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时，过于妥协，没有坚决捍卫国家的利益。
这种外交政策的失误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其次，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失误还体现在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
中国政府没有正确预测到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意识到日本的侵略行为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干预。
中国政府过于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忽视了自身的力量和实力。
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下降，无法获得有效的支持和援助。
此外，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失误还表现在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外交手段上。
中国政府在与日本的外交谈判中过于妥协，没有坚决捍卫国家的利益。
中国政府在与日本的谈判中没有明确的底线，导致日本得以继续侵略中国领土。
中国政府在外交谈判中的软弱态度让日本看到了中国的软肋，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
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失误给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教训。
首先，中国政府应该树立正确的外交政策，坚决捍卫国家的利益，不轻易妥协。
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外交手段的局限性，充分重视军事准备，保证国家的安全。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正确判断国际形势，不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实力。
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分析，及时调整外交策略。
最后，中国政府应该在外交谈判中保持坚定的立场，明确底线，不轻易妥协。
中国政府应该学会利用外交手段来保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国的压力和要求。
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失误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教训，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英雄抗日外交的策略与成果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英雄：抗日外交的策略与成果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是一段残酷的历史。
在这场危机面前，中国外交家们以智勇和果断的行动，展现了真正的英雄本色。
他们不仅以巧妙的外交策略与日本进行斗争，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本文将详细探讨这些外交英雄的故事和他们在抗日外交中的策略与成果。
第一章：抗日外交的起点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局势。
日本侵略者企图将中国置于崩溃与分裂的边缘，而中国外交家则不甘示弱，开始展开抗日外交的斗争。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打破日本在国际上的声望。
第二章：外交英雄之一-汤恩伯在抗日外交中，汤恩伯被誉为外交英雄。
他曾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利用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
汤恩伯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策略，成功激发了法国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愤慨，并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到了法国政府的声援与支持。
第三章：外交英雄之二-越智大使越智大使是中国驻美国的外交使节，在抗日外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越智大使积极利用美国的资源，通过与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接触，成功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关注和愤慨。
同时，越智大使还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并促使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华援助措施。
第四章：外交英雄之三-蒋孝武将军蒋孝武将军是中国驻德国大使，他在抗日外交中展现了无比的勇气和智慧。
当时的德国是日本的盟友，而蒋孝武将军通过与德国高层的接触，巧妙地利用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与技术需求，成功争取到了德国的一定支持，并在关键时刻为中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
第五章：抗日外交的成果这些外交英雄们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
他们通过巧妙的外交策略和智慧的行动，成功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民众认识到日本侵略的威胁，开始声援中国，同时，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也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府的抗日外交斗争与合作九一八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制造了对中国东北的事变，进而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这一事件成为抗日战争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与日本展开长期的抗日外交斗争与合作。
本文将探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努力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一、抗日外交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而外交斗争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重要手段之一。
首先，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国际联盟干预。
中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向国际联盟提出了诉求，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制裁。
然而，由于国际联盟的无效和日本的强势地位，这一努力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但中国政府的积极外交行动为抗日战争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为后来的抗战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国政府加强了与苏联的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成为中国的重要支持者和合作伙伴。
中国政府与苏联积极合作，加强了军事上的支援，并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了两国之间的军事联合，为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后盾。
此外，中国政府还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斗争。
中国政府积极争取国际间对日本的谴责，并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活动，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援助。
通过这些努力，中国政府使日本的侵略行为受到了更广泛的国际关注，并为抗日战争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
二、合作与联合抗日除了外交斗争，中国政府也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联合抗日。
首先，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响应国家抵抗外敌的号召，与中国政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合作极大地加强了中国政府的抗日斗争力量，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
其次，中国政府也与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合作，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特别是与中国地理接壤的国家，如苏联、蒙古、朝鲜等，与中国政府建立了紧密的抗日合作关系，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
这场事变标志着日本侵略行动的开始，也是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重要篇章之一。
然而，九一八事变不仅对中国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中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进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这种交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政治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各国保持着密切的外交联系。
经济上，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合作。
文化上，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受世界各国的欢迎，许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格局。
日本的侵略行为打破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导致了中国的地位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作为受害者，中国必须面对外国侵略者的进攻，并积极寻求国际的支持与援助。
面对九一八事变的挑战，中国展开了抗日战争，同时积极寻求国际援助。
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向世界证明日本侵略行为的不公和违背国际法的事实，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日本侵略。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和组织，与世界各国共同谋求对抗侵略的策略和办法。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面临着许多难题。
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助有限，很少提供重要战略援助。
另一方面，苏联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援助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物资支持。
中国在与日本作战的过程中积极与苏联合作，形成了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达到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目标。
除了与苏联的合作外，中国还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通过外交手段与欧美国家、拉美国家、亚洲国家等建立了合作关系，争取到了一些国家的支持。
同时，中国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拓展经济合作渠道，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与援助。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中国通过抗日战争展示了自身的抗战精神和国际担当，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支持。
·论文点评·在“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的国联外交评述》之点评蒋文祥（2011年9月9日）我觉得，让市委党校老师来点评省委党校教授的论文，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大创举，也是学术民主的一种表现。
由学术民主我想到政治民主，如果下级党校可以点评上级党校，如果下级政府可以点评上级政府，那真是极好的，我期待着。
讲两点意见。
第一，我认为，王建学、张洁两位老师撰写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的国联外交评述》，这个选题很好，过去别人很少涉及。
一看论文题目，就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引起阅读的兴趣，可谓另辟蹊径、别出心裁。
文章依据挖掘的新史料，得出了新结论，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探索性和新颖性。
论文共分三个部分，文章思路十分清晰。
第一部分首先阐明了张学良执政东北，坚持以外交手段与日本斡旋，力主依靠国联解决军事冲突的基本思想，并分析了张学良选择军事上力避冲突，依赖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四点主要原因：一是服从南京政府的心理使然；二是敌强我弱的局势促成；三是张学良对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个人认同；四是张学良对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缺乏准确的判断。
第二部分接着阐明了作者之所以提出张学良在九一八后坚持国联外交这个观点，也是基于四点考虑：一是张学良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从未放弃外交途径；二是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使得思想上矛盾重重痛苦不堪；三是张学良积极支持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弥补无法率军杀敌的遗憾；四是张学良认为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只能把执行国联外交借助国际力量来打压日本作为一种外交策略。
第三部分可以说是作者独家爆料亲眼所见到的由巩天民之女巩捷女士复印回来的一份保留在日内瓦图书馆名为“truth”（真相）的新史料，向世人公布了尘封近80年之久的沈阳“九君子”提交国联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报告书，终使日本颜面尽失，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
作者认为这是人民外交的胜利，也是张学良国联外交思想的成功体现。
有鉴于此，作者感到，以往学者认为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片面依靠国联来调解中日矛盾，国联外交不过是不抵抗的借口的这个观点有失公允，并不准确。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作为战时外交，张学良和“九君子”可谓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通过“九君子”向国联上书事件，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张学良国联外交思想，并给予一个更为准确的评价。
客观地说，那些对于张学良国联外交思想大多予以指责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情理，而应该在主流方面予以肯定。
作为一家之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讲的也许不无道理。
第二，本人钦佩作者敢于探索的勇气，但是不能赞同作者的观点。
所谓“人民外交的胜利”，似有故意拔高之嫌。
我们说，张学良的国联外交思想到底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必须看他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成功了的自然应该肯定，失败了的想要肯定恐怕也难。
如果说，“皇姑屯事件”之后，“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主政东北坚持以外交途径与日本斡旋，还有可以值得肯定之处的话，那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仍然片面地力主依靠国联解决军事冲突，这不能不说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其国联外交理所当然地就只能被看作是对日不抵抗的一个借口。
惨痛的历史已经证明：依靠国联是靠不住的！钢铁般的事实无情地粉碎了张学良依靠国联的梦想，张学良追随南京政府企图依靠国联来解决中日矛盾的结果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不抵抗，致使北大营营盘失守、东三省国土沦陷、东北三千万民众惨遭日军铁蹄的蹂躏长达十四年之久！“九一八”成为张学良心中永远的痛！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文章中指出：“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3页）事实上，张学良自己在“九一八”之后不久便认识到依靠国联之不可靠。
“惟有武装自己，舍身奋斗才是救国图存之计。
”他说：“当1931年9月18日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够主持公道，维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救援，希望以此能够得到公平和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们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
”（参见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正如两位作者自己在提交这次大会的另一篇论文《truth（真相）史料的发现经过及历史意义》中所说的那样，巩捷女士带回的这份珍贵的沉甸甸的影印资料，它向世人讲述的只能是“九一八”所开启的“沈阳之悲、东北之惨和中国之痛。
”也正如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郭俊胜先生在《“九一八事变”的教训与启示》一文中所说：“以蒋介石和张学良为代表的中国当局，依赖国际社会制裁日本的结果，是东北大片国土的沦陷，华北不保，让日本一步步扩大侵略。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
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
”（参见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4页）“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
”“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是完全不许可的。
”（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11页、474页）毛泽东还说：“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参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19页、506页）也正如两位作者自己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所言：“军事胜利是达到外交胜利的坚强后盾，没有这一后盾，外交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句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这个观点我倒是十分赞同的。
附：“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的国联外交评述王建学张洁“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20年成立。
它的基本宗旨是谋求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和平，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促进国际合作。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英法等国家用来巩固“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工具，但在调解地区冲突尤其是在国际舆论的导向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联开始介入调解与调查。
张学良执政东北后，一直不放弃“国联”外交政策，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一面矛盾痛苦地执行不抵抗政策，一面千方百计地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斗争，并且继续争取“国联”外交，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某种程度的解决。
应该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不失为一个救国的权宜之计。
而以往学界的观点是：张学良执行了不抵抗政策，片面地依靠国联来调解中日矛盾，“国联”外交不过是不抵抗的借口。
客观地说，这是不准确的，伴随着一份新史料“truth（真相）”的发现，我们更加认为以往的结论有失公允。
国联外交有其积极的作用，张学良进行“国联”外交是值得肯定的。
“弱国无外交”之说需要重新评说，弱国需要外交，而且需要更有尊严地外交。
通过外交努力，或许可以实现军事上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一、张学良执政东北，坚持以外交手段与日本斡旋，力主依靠国联解决军事冲突。
张学良素有不团结不能抗日，不统一不能富强的思想基础。
他认为国家分裂混战、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是外敌入侵的原因，因此积极主张推进国家统一。
皇姑屯事件发生，张学良执政东北，国仇家恨使他更加强化这些认识，从而选择归顺南京政府，实现东北易帜。
由此，推动统一成为他执政东北的首要目标。
而在对日方针上，则以力避冲突为主，一面坚持以灵活外交手段敷衍搪塞，一面追随南京政府依赖国联解决东北问题。
张学良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对日交涉以外柔内刚为特点，极力与日本斡旋，维护国家利益。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说：“张作霖时代的排日、抗日活动一般来说，还没有越出自发的、偶然的范围，也没有什么思想背景和组织体系。
但是张学良时代的排日、抗日，已不是个别事件的反复和继续，而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基于一贯的方针，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而进行的。
”“张学良时代的对日态度，已从排日事件发展为对日攻势，而以铲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目标。
”[1] 例如，日本一直逼迫张学良实行张作霖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商订的《满蒙新五路协定》，张学良说：皇姑屯爆炸已经将张作霖车厢所有文件毁灭，一切都没有了根据，又以全国范围内反日浪潮为借口，拖延此事。
东北易帜后，日本方面再提出铁路交涉之事，张学良又说：国民政府早有宣言，有关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
“把昔日使老帅寝食不安，忧心如焚的满蒙悬案问题推个一干二净。
而日本人鉴于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的宣言，自知理亏，有苦难言，因而始终没有将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向中央政府交涉”[2]。
但是，日本并不甘心失败，1930年12月，日本政府指令满铁，以技术性和事务性争端为主，同东北当局谈判，企图打开中日铁路交涉的僵局。
“虽然日本一直纠缠不休，但张学良则采取一拖再拖策略，所以始终处于僵局状态。
在长期的谈判过程中，日本连一根毫毛的好处也没有得到。
后来日本方面感到自己受了愚弄，曾大发雷霆，说‘这是对日本的侮辱’[3]。
日本没有想到炸死老帅，却面对更难对付的少帅。
张学良的外交能力，日本外交官暗暗佩服。
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张学良虽尚年轻，却能洞察期间的机微，不懈窥伺我国政治情况，考究灵活的对策。
”[4] 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说：“张学良在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的过程中，他向来能以含蓄的语言，端庄的风度，飒爽利落的作风而应付自如，从未发生过有失大体的地方。
”[5]但是，对于日本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张学良选择追随南京政府，依赖国联解决东北问题。
面对东北局面，国民政府一再说明，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
张学良既然选择易帜，当然遵从中央部署，对于日本的挑衅，坚持与南京政府保持一致，以力避冲突为原则。
万宝山事件发生之后，张学良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可能会导致中日战争的爆发。
1931年7月上旬，他收到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王家祯（张学良的秘书）从东京获得的日本《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报告，张学良就此判断“日本即将展开急速地侵略满蒙是无疑的”[6]。
7月中旬，张学良收到顾维钧的信，谈及日本国内舆论对武装侵略中国的战争鼓噪以及顾本人的担忧，张学良更加明了战争危机。
但是蒋介石严令不抵抗，7月11日，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称：“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
[7] 9月，东北局势更加紧张，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列车上会晤，共同确立了对日政策，即军事上不抵抗、以外交诉诸国联。
会谈后张学良告诉何柱国“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