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国内外校园暴力防治对策研究校园暴力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教育环境的稳定都具有严重的影响。
因此，国内外都在积极研究校园暴力防治对策，以保护学生的权益和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
本文将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阐述国内外校园暴力防治的对策与措施。
一、学校防治对策学校是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场所，负有保护学生的责任。
在国内外广泛的校园暴力防治研究中，学校采取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师生关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预防校园暴力的重要手段。
学校应该鼓励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在教育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和沟通能力，提高师生之间的信任度，减少暴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2.开展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在校园暴力防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校应加强心理学教育，帮助学生认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培养他们的自我调适能力，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
同时，学校也应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和支持。
3.加强教育管理学校应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行为的规范和教育。
加强对学生参与团体活动的引导和监督，避免暴力行为在集体活动中的发生。
此外，学校还应定期开展校园暴力宣传教育活动，增加学生对校园暴力的认识和警惕。
二、家庭防治对策家庭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社会化环境，家庭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发展。
因此，家庭在校园暴力防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以下是国内外家庭防治校园暴力的常见对策：1.家庭教育的重视家长应该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培养孩子的情感智商和沟通能力。
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要注重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人际关系观。
2.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围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提高孩子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
家长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尊重，保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稳定的家庭环境和安全感，防止外界暴力因素对孩子的影响。
3.加强家庭监护家长应该加强对孩子的监护，关注孩子的行为变化和情绪状态。
校园欺凌事件分析调研报告(最新)一、引言校园欺凌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校园欺凌问题也逐渐成为教育界、心理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本报告旨在通过对校园欺凌事件的深入分析，探讨其成因、表现、影响及应对策略，为构建和谐校园环境提供参考。
二、调研背景与目的1. 调研背景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在各地学校屡见不鲜，形式多样，影响恶劣。
社会关注度提升：媒体对校园欺凌事件的报道增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
政策法规的出台：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旨在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
2. 调研目的了解校园欺凌的现状及其表现形式。
分析校园欺凌的成因及其对学生个体和校园环境的影响。
提出有效的预防和应对策略，为学校、家庭和社会提供参考。
三、调研方法1. 文献综述收集国内外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文献，了解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
分析政策法规，掌握国家对校园欺凌问题的治理措施。
2. 问卷调查设计针对学生、教师和家长的问卷，全面了解校园欺凌的现状和各方看法。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扩大调研范围，确保数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3. 深度访谈选择部分典型案例，对受害者、施害者及其家长、教师进行深度访谈。
通过访谈获取更为详细和深入的信息，补充问卷调查的不足。
4. 数据分析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找出校园欺凌的规律和特点。
结合文献综述和访谈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四、校园欺凌的现状分析1. 校园欺凌的定义校园欺凌是指在学校内外，学生之间通过言语、行为、网络等方式，故意对他人进行持续的、恶意的攻击和伤害，造成受害者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
2. 校园欺凌的主要类型肢体欺凌：通过殴打、推搡、抢夺等方式对受害者进行身体上的伤害。
言语欺凌：通过辱骂、嘲笑、诽谤等方式对受害者进行心理上的伤害。
关系欺凌：通过排挤、孤立、散布谣言等方式破坏受害者的社交关系。
校园欺凌的国际比较及其教育启示校园欺凌是当今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不仅仅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学业成绩，还可能对其长远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发生频率以及应对策略存在明显差异。
通过对各国校园欺凌现象的比较，可以为我们在教育领域采取有效措施提供重要的启示。
校园欺凌通常是指在教育环境中，学生之间使用身体、言语或心理手段对他人进行的侵害行为。
这种行为可能包括身体暴力、言语侮辱、社交排斥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校园欺凌是一种重复发生的、不对称的欺凌行为，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权力差异。
在不同国家，校园欺凌的类型与发生率各有特点。
以美国为例，根据国家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约有20%至30%的青少年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校园欺凌。
美国的校园欺凌普遍表现为言语欺凌和社交排斥，施害者多为同班同学或朋友。
相对而言，身体欺凌的发生率相对较低，通常与性别和群体特征有关，男孩们更有可能施加身体暴力。
在欧洲，校园欺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芬兰作为教育体制备受推崇的国家，每年都会进行校园欺凌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大约10%至15%的学生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经历过欺凌。
在芬兰，校园欺凌表现为社交排斥与网络欺凌，其独特之处在于，对于心理和社交的影响尤为严重。
亚洲国家同样存在校园欺凌的现象。
比如在日本，校园欺凌被称为“いじめ”（ijime），这种现象往往涉及紧密的社会关系和集体文化。
研究显示，约有10%的学生在某个时段经历过这种欺凌行为。
在此文化背景下，受害者往往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且大多数情况下选择沉默以避免更大的社会排斥。
在比较校园欺凌的国际现象时，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家庭背景与文化氛围对校园欺凌现象产生了直接影响。
以家庭环境为例，在美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往往鼓励独立与表达，这可能使得一些孩子在暴力行为中表现得更为激进。
相对地，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家庭教育更注重集体感与社会规范，强调个体的服从性和相互关系，这可能会导致儿童选择隐忍与沉默，而非直接对抗。
校园欺凌现状及法律解决路径探讨随着社会的发展，校园欺凌问题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校园欺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文化，它严重影响了学生们的身心健康，甚至危害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成为了学校、家长、社会以及政府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校园欺凌现状校园欺凌是指学生在学校和校外活动中，以挑衅、威胁、诽谤、伤害甚至侵犯他人隐私等多种方式对同学进行的精神或肢体上的攻击。
校园欺凌行为无疑会给被欺凌者造成极大的伤害，不仅影响到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也使其在学习和生活中处境尴尬，甚至可能导致自杀等极端事件的发生。
现在的校园欺凌，不再仅仅是学生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还涉及到了网络，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泄露他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人身威胁等行为都被称为网络欺凌，这使得校园欺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二、校园欺凌法律解决路径探讨鉴于校园欺凌在社会上的严重性，政府在立法上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改革。
201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第二百七十七条新增“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和“通过虐待方式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的法律规定，这直接针对了校园欺凌行为。
在《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下，校园欺凌者会因带来的后果而进行刑事打击。
由于校园欺凌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犯罪，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干预。
政府和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增加对学校、学生以及家长的引导和教育力度，同时也需要建立更加完善和严格的法律规定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阻止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校园欺凌：1、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政府应该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明确的定义和条款规定，明确欺凌行为的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方式等，为司法机关提供更加具体和明确的处罚依据。
2、完善校园欺凌举报和处理机制：政府应该加强对校园欺凌事件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完善的举报渠道和处理机制，鼓励学生和家长积极举报校园欺凌事件，确保每一起校园欺凌事件都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中日青少年犯罪比较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日两国作为亚洲的两大国家，对青少年犯罪问题也十分重视。
本文将从中日两国的法律、社会背景、教育制度、家庭环境等多个方面比较研究中日青少年犯罪情况，并探讨其成因和对策。
一、法律环境中国的青少年犯罪处理主要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依据，该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实施的特殊刑事法律制度和特殊程序，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还实施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改造措施，提供心理矫正、教育改造等服务。
日本则通过《少年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规范和制度化管理，采取了少年保护制度和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了差别对待。
二、社会背景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国家，在社会背景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是由于两国的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青少年犯罪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家庭教育作用受到影响，一些青少年缺乏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资源，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日本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很高，但是随着家庭结构、传统观念等的改变，一些家庭对青少年的教育疏于管理，导致了一些青少年的不良行为。
三、教育制度中国和日本都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教育问题。
中国的义务教育在全国普及，并且大力倡导素质教育，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教育环境。
但是受到教育资源不均等的影响，一些贫困地区的青少年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日本的教育则非常重视学生的品德和行为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合作，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学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关注不足，导致了一些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四、家庭环境中国和日本的家庭环境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在传统观念下，家庭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家庭环境受到城乡差异、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家庭教养方式过严或过于宽松，导致一些青少年的行为不端。
日本的家庭则受到家庭结构变化、家庭教养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影响，使一些家庭无法给予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
日本教育惩戒制度探究及对我国的启示日本的家庭惩戒制度强调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育者，他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父母可以依法对孩子进行合理的纪律惩戒，比如口头警告、罚款、限制活动等。
这样的制度使得家庭在孩子教育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了孩子素质的全面发展。
这种制度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启示是，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基石，家庭惩戒的实施应当符合法定要求，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日本学校内部的惩戒制度主要包括一对一的谈话教育、缓刑、责任教育等。
学校教育惩戒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依法行事，不得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和虐待。
学校通过对学生进行细致、耐心的个别谈话，帮助他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引导他们改正错误并且做出认真悔过的努力。
学校也会对一些轻微的违纪行为给予缓刑处理，通过规定规定期限的反省时间来使学生逐渐改正错误。
对于恶劣行为，学校会采取适当的措施，如责令其参加道德教育、辅导职业教育、禁止参加学校有关活动等。
这种制度的启示是，学校的教育惩戒应该注重引导和教育，避免对学生造成伤害，发挥师生互动教育的特点，促进学生的素质提升。
日本的社区协力的惩戒制度强调社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戒。
在日本，社区有义务监督和协助学校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
社区通过巡逻、宣传、指导等方式来规范未成年人的行为，如开展社区教育、举办反暴力教育讲座等。
社区也会与学校建立紧密的联系，及时交流学生的违纪行为和犯罪情况，共同制定处罚措施，确保对学生犯罪行为的及时处理。
这种制度的启示是，社区的力量是教育惩戒制度的重要一环，社会各界应加强对学生犯罪行为的关注，积极参与教育惩戒工作，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日本教育惩戒制度在我国教育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家庭惩戒制度，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学习日本学校内部的惩戒制度，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借鉴日本社区协力的惩戒制度，加强对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和处理。
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研究及对中国教育的启示摘要：近年来，日本校园欺凌事件与日俱增，NHK新闻中也经常出现有关此类问题的报道，大部分围绕中小学生发生，有的学生为此不愿意去上学，有的甚至达到自杀的程度。
因此，如何预防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成为了日本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以校园欺凌现象为核心，进一步探究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的现状及应对措施，对于我国进一步开展校园欺凌的防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日本社会校园欺凌网络暴力法制化启示一、引言“校园欺凌”（日语称作“いじめ”）现象最初于80年代后期出现在小学，进入90年代后逐渐向初中、高中蔓延，是日本社会长期以来难以根治的顽疾，甚至已经成为日本影视作品中的常见题材。
2006年以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校园欺凌”下了定义，即「自分より弱い者に対して一方的に、身体的・心理的な攻撃を継続的に加え、相手が深刻な苦痛を感じているもの」（对比自己弱的一方实行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攻击，让对方感到严重的痛苦）。
但从2006年以后，文部科学省根据新的调查结果对其定义重新进行了阐述「当該児童生徒が、一定の人間関係のある者から、心理的、物理的な攻撃を受けたことにより、精神的な苦痛を感じているもの」（青少年儿童由于受到有一定关系的人带来的心理、物理上的攻击而感到精神痛苦）。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校园欺凌”通常是发生在同学之间，对受害者进行心理及物理的攻击，使他们感到精神上的痛苦。
二、“校园欺凌”的分类及现状如果按照集团主义意识划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排除型”（集体孤立）和“圈养型”（小团体主义）两类；按照实施方式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暴力型校园欺凌”和“言语型校园欺凌”，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本校园欺凌事件逐渐从传统校园欺凌向网络霸凌事件转变。
（一）“校园欺凌”的分类1、暴力型校园欺凌对被害者实行殴打、束缚等，对人的身体产生直接伤害的行为。
2、言语型校园欺凌通过诽谤、谩骂、散播谣言等言语的方式，给被害者带来不愉悦感以及精神上的伤害。
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经验镜鉴一、本文概述校园欺凌是一个全球性的严重问题，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极大的伤害。
近年来，日本在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成功的做法和策略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本文旨在介绍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的经验，以期为我国校园欺凌治理工作提供镜鉴和启示。
本文将首先概述校园欺凌的定义、类型及其对学生个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强调治理校园欺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接着，文章将详细分析日本在校园欺凌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包括其立法保障、学校管理制度、预防教育措施、心理辅导和援助体系以及社会各方参与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对这些经验和做法的梳理和评价，本文旨在揭示日本校园欺凌治理的特点和优势，并探讨其对我国校园欺凌治理工作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本文将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以期为我国校园欺凌治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通过学习和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校园欺凌治理体系，提高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的能力，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
二、日本校园欺凌现状及其影响近年来，日本校园欺凌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数据，校园欺凌事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受害者的年龄范围也逐渐扩大。
这些欺凌行为不仅包括身体上的伤害，如殴打、推搡，还包括心理上的折磨，如恐吓、孤立、嘲笑等。
日本校园欺凌的现状表现为多样性、隐蔽性和长期性。
多样性指的是欺凌手段的多样化，既有直接的暴力行为，也有间接的心理施压。
隐蔽性则体现在许多欺凌行为发生在校园之外，如网络欺凌，使得学校和家长难以察觉。
长期性则指的是欺凌行为往往持续较长时间，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校园欺凌对受害者的影响深远而持久。
受害者可能会出现心理创伤，如抑郁、焦虑、自卑等心理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自杀倾向。
欺凌行为也可能影响受害者的学习和社交能力，使其难以融入社会。
校园欺凌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家庭矛盾、校园暴力等。
日本校园欺凌法制研究作者：陶建国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02期摘要：校园欺凌现象一直以来为日本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2011年的大津校园欺凌事件进一步暴露出学校和教育委员会在应对校园欺凌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对此，日本社会呼吁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
在大津欺凌事件影响下，日本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公布了《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
该法出台后，学界对立法进行了评价，认为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关键词：校园欺凌；立法；教育委员会；教师中图分类号：DF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2-0055-08DOI：10.14156/ki.rbwtyj.2015.02.007校园欺凌是指由学生实施的对其他学生造成心理上或物理上的影响进而使其深感精神痛苦之行为，日本社会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关注始于1980年前后[1]，但在2013年之前，日本未对预防和规制校园欺凌制定专门的法律，学校及有关机关应对欺凌问题所依据的是文部科学省出台的措施或通知a。
此外，教育再生会议于2006年发布的《欺凌问题紧急建言—面向教育者和国民》也在指导学校规制和预防欺凌现象方面发挥一定作用b。
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中期，日本曾两次掀起校园欺凌问题大讨论热潮，其直接原因是有学生因遭受校园欺凌而自杀[2]。
但在此两次大讨论中人们尚未对学校的不作为提出过多批评，也未更深入地研讨立法问题，更多的是对禁止校园欺凌的意义以及如何采取有关预防措施进行讨论。
2011年9月，日本大津市某中学发生一男生因遭受欺凌而自杀事件，该事件在日本社会引发巨大反响，掀起校园欺凌问题的第三次讨论热潮。
透过大津事件，人们对学校和教师熟视无睹的态度和行为深感震惊，也要求重新审视学校和教育委员会的关系及其各自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大津校园欺凌事件直接推动了政府的立法工作，通过立法强化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和规制成为社会共识。
在大津事件推动下，日本于2013年6月公布《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但也不得不承认仓促之间制定的这一法律尚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改正之处。
一、校园欺凌立法的背景2011年9月29日，滋贺县大津市某市立中学2年级学生在学校体育馆遭受其他3名同学的暴力行为（用布条将其身体捆绑，口贴胶带），10月8日，实施暴力的学生又到受害学生家中盗走贵重物品及钱财。
受害学生于10月11日从自家住宅跳楼自杀，自杀前一天曾发送邮件给加害者声称自杀，但加害者未予回应。
学校及当地教育委员会在最初阶段极力逃避责任，主张并未发觉存在欺凌事态，自杀行为与校园欺凌无因果关系。
学校和教育委员会对该事件以全校学生为对象先后进行过两次事实调查，很多学生声称加害学生对自杀学生存在欺凌行为，但学校并未向社会公开全部调查结果。
自杀学生的父亲虽从校长手中获取了调查结果，但校长告知其由于涉及学生个人秘密，不得向外界透露，并签订了保密契约，这一结果使得死者父亲无法向死者的同学征询信息，其后，死者父亲再次请求全面公开信息，但教育委员会将开示的文书几乎全部涂黑，对此，死者父亲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不久之后，在社会舆论和有关证据面前，学校转变了态度，承认自杀学生所在班级班主任及其他教师收到过该学生遭受欺凌的申告，其他教师也将有关事态书面反馈给了校长。
但是校方和教育委员会仅承认存在欺凌事实，不承认自杀与欺凌之间有因果关系。
2012年8月，大津市成立了由法官、律师、大学教授共5人组成的“第三方调查委员会”进行彻底调查。
2013年1月31日，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自杀的直接原因为遭受欺凌，并且否定了教育委员会和加害者家长的“家庭环境也是导致自杀原因”的主张，认为导致自杀的原因除了欺凌行为外无其他诱因[3]。
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加害者自2011年9月初就在教室、卫生间、走廊等场所多次对自杀的学生实施各种欺凌行为，包括直接的暴力和语言行为。
调查委员会认为该事件当初曾有多名学生向班主任反映存在欺凌现象，但班主任未能对学生的反映采取确切的对策，未对学生的申告给予高度重视。
在学生向多名教师反映情况后，多名教员认为可能存在欺凌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班主任和学校，但学校最终未能将有关问题作为欺凌事件对待，学校和教育委员会在探明事实和真挚检讨方面过于懈怠，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
大津校园欺凌事件在日本社会引发了激烈反响[5]，有教育评论家认为，学生能够向教师申告欺凌问题甚为难得，但教师表现出极端的麻痹，这反映出教师素质有待提高。
教育委员会在教育活动中也存致命问题，但教育委员会对此缺乏认识，此外，学校和教育委员会之间有必要建立起相互评价系统。
也有教育家认为，大津欺凌事件折射出教师队伍中存在遮丑倾向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反映出有必要打破学校和教育委员会之间“老板与小弟”的关系[6]。
《东京新闻》发表的社论指出，学校和教育委员会仅用3周时间完成调查、不积极公布调查结果、未听取加害人意见、不承认自杀和欺凌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切表明学校和教育委员会即草率又无责任感，优先考虑维护学校与教育委员会之间的组织关系，未站在学生立场思考问题，对此应予反省[7]。
《琉球新报》社论指出，为了防止校园欺凌，应在学校实行班主任共同担任制，学校有必要从社会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应对小组，设立接受学生咨询的第三方机关[8]。
大津欺凌事件还引发了日本社会改革教育委员会的讨论，人们认为，在大津事件中当地教育委员会对学校指导不力，反映出该机构体制僵化、缺乏危机管理能力。
教育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学校教师，出于人际关系和对校长的敬畏，委员会难以对学校进行强有力的指导，对学校的一些问题过于偏袒[9]。
大津欺凌事件发生后，文部科学省认为日本全国可能存在类似于该事件的欺凌问题，为了把握校园欺凌真实情况，了解各地欺凌对策的贯彻情况，有助于今后提高欺凌对策的有效性，文部科学省于2012年12月在全国进行一项紧急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全国中小学从2012年年初至调查时点共发生校园欺凌事件14.4万件，其中重大欺凌事件278件。
重大欺凌事件中欺凌行为以“嘲弄、戏弄、辱骂、威胁”居多（57.6%），其次分别为“对人身进行打击”“排挤”“强行索要金钱和物品”“隐藏、损毁、丢弃物品”“利用电脑和手机进行诽谤”。
对于具有犯罪倾向的欺凌行为有11.4%的学校未向警察通报，有50.9%的学校表示仅对特别重大的事件进行通报。
地方教育委员会中有8.1%未要求学校定期进行欺凌实态调查，43.8%未对社会进行防止欺凌行为的启发和宣传活动。
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中91%为教师提供了应对欺凌的指南手册，但市街村的教育委员会中仅有15%。
被调查的学校中在2011年有5.4%未进行全校欺凌实态调查，有12.1%的学校未在校内开展过关于欺凌问题的研修活动，仅有10.6%的学校专门开展过校内研修[10]。
文部科学省此前尊重学校自主应对欺凌问题，几乎不在具体欺凌事件中对学校和教育委员会提供个别指导和咨询。
大津欺凌事件发生后，文部科学省于2012年8月设置了“儿童安全对策支援室”，对因欺凌引发的自杀事件提供支援措施，包括到学校现场进行支援。
同年9月，出台《关于欺凌和学校安全的综合处理指针》，详细规定了对学校和教育委员会的支援措施，构筑国家积极应对校园欺凌的综合体制。
文部科学省还于2013年5月16日发出《关于应当早期向警察咨询通报的欺凌事案的通知》，对应向警察通报的欺凌事件具体的适用例进行了归纳，供学校和教育委员会参照。
地方自治体受大津事件影响，积极推进欺凌防止条例的制定工作并成立调查机构，自大津事件后至2013年7月1日，共有大津市等8个地方自治体制定地方欺凌防止条例，对欺凌概念进行界定、明确各方主体职责、规定具体的对策内容[11]。
为了及时调查事件，这些自治体均规定设置常设第三方调查机构，如云仙市在政策企划科（市长直属）设“儿童欺凌防止专门委员会”，大津市在市民部（市长直属）设“欺凌对策推进室”。
也有的县或市还在教育委员会设置第三方机构，如佐贺县多久市在市教育委员会中设“欺凌问题行动对策委员会”[12]。
二、《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的出台及建立的相关制度以大津欺凌事件为契机，日本有关制定欺凌对策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2012年12月，在第46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时，一些政党在政权公约中提出了校园欺凌防止对策，主张制定校园欺凌防止法、重新审视教育委员会制度、强化教师的培训、完善校园欺凌咨询体制，增加学校心理咨询师数量等。
2013年1月25日，日本成立教育再生实行会议，2月26日，教育再生实行会议在《欺凌问题的对应（第一次建言）》中提议制定一部整合社会力量应对欺凌问题的法律，主张将道德教育作为常设课程；强化学校、家庭、地方社会的责任；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加强指导等[13]。
文部科学大臣也在2012年12月28日记者招待会上呼吁各党派推动欺凌对策的立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负责对大津欺凌事件进行调查的“第三方调查委员会”于2013年1月31日提出了调查报告书，报告书第三部分对如何建构校园欺凌防止对策从六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对教师的建议”“对学校的建议”“对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对学校心理咨询工作者的建议、“危机的对应”“未来课题”等，该报告书的内容对立法草案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该报告书的建议内容构成其后政府立法草案的基调。
2013年4月，民主党、生活党、社会民主党共同提出《欺凌对策推进基本法案》；5月16日，自民党和公明党也共同提出《关于防止欺凌等对策推进法律案》，后各党派经过多次协议，决定将两部法律草案一体化，以自民党和公明党的草案为基础进行修改和完善，最终于6月18日共同推出法律草案。
草案经众议院文部科学委员会以及参议院文教科学委员会审议后，提交参议院审议，于2013年6月获得通过。
《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共5章35条，适用于小学、中学、高中、中专及特别支援学校，不适用于幼儿园。
该法的基本理念是鉴于欺凌防止对策是关涉所有儿童的问题，必须创造儿童安心学习和开展其他活动的环境，不在校园内外发生欺凌行为。
让儿童了解欺凌防止对策是为了所有的儿童不实行欺凌行为及在发现其他儿童遭受欺凌时不漠不关心，以及了解欺凌对儿童身心造成的影响或引发的其他问题。
《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要求文部科学大臣与有关行政机关密切协作，制定出有助于防止校园欺凌的综合且有效果的基本方针，基本方针应包括如下内容：（1）关于校园欺凌防止对策的基本方向事项；（2）关于欺凌防止对策的基本内容；（3）其他对策。
地方公共团体参照文部科学省的基本方针，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综合且有效果的地方性基本方针。
学校参酌国家和地方性欺凌对策基本方针，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该校的欺凌防止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