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简评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和普通的镜子不同之处在于：镜子只能照出人的外表，而历史能照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心灵。
所以，对于曾国藩，我们得从他这一个人与当时一整个民族进行展开。
因此，评论曾国藩，从其为官做人之风、其为改变世风的努力、其情商、其读书、其人才的识与用、其对外和戎自强六个方面进行。
为官做人之风其实曾国藩是个“不会”做官之人。
李鸿章曾说过一句笑话，说是一个要要是连官都不会做了，那这个人也太没用了。
笑话当然只是笑话。
既如此，那曾国藩又怎么能在短短的几年里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做到二品侍郎呢？又怎么可能做到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位列汉人第一呢？那是因为：其一，曾国藩考得好；其二，在那个世风浮躁，人心浮躁，很多人想着的只是如何急功近利，如何暴得横财，捞得高官，而曾国藩则不然！他在家书对他六弟说：“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
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处王之业，而后不黍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淡定不讲为忧也”。
①纵观历史，凡有所成就之人，无不志存高远，修身炼性，立场明理，未雨绸缪，厚积薄发。
这正是曾国藩“不会做官”而又为高官之最重要因由。
正如其言：“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实。
”他一生的成功，就是他这种脚踏实地的格致修诚的努力基奠而就。
而对于现时代的官场，我们国家的官们是品含天宪，指东呵西，前俯后仰，左右逢源，还是可否从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体悟到些什么呢？世风———解放思想只有少数最敏锐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时势的变化，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并且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
那个时代，我们自然下意识地想到林则徐、魏源。
林则徐精神固然可嘉，然林则徐的眼光却不敌曾国藩；魏源固然眼界颇高，然魏源只停留在纸上。
曾国藩之所以超出时贤，引领风潮，原因之一便在于其识见卓越，洞察惊人。
当林则徐大声疾呼“无可御敌之兵，无可充饷之银”时，曾国藩则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
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前，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丞得。
”②所以，对于后期其能在洋务运动中露其龙凤，显其头足便其于此，便基于其解放思想的勇气！所以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时时局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世风，因此其一生所为皆绕“陶铸世风”，其时常感叹时势已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麻木，无人肯讲真话，无人肯干实事。
正如他的核心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老师不啻十之五六”。
③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另类”的曾国藩犯颜直谏“强项令”，涤肠荡胃，冲决巨人的罗网，以已之力星星之为可以燎原之愿付诸力行，以现世风之纯，民之奋勤，官僚之庸俗尽止。
可谓呕心沥血！所以梁启超极赞曾国藩：“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成就震古烁今，一生得力在立场自拔于流俗”“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
④这就是曾国藩为当时之世风的努力的体现。
情商韩非子说过：上在竞于道德，中古遂于智谋，今当争于气力。
从道德角度到智谋机巧至强力竞争，人类社会愈来愈陷入丛林的凶险。
智商平平的曾国藩，其除却智谋机巧与气力可争外，最重要的是其高情商战略。
以情取胜，这是曾国藩最大的奥妙。
他说：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平常，不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朋率皆中材耳。
中材者，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
所以芸芸众生中，大部分属于智力中等之人，而情商高者往往是成功者。
曾国藩在对太平军作战中，屡败屡战，处变不惊，最后终因其高情商的良好心理状态而克成大功。
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即对他那种坦荡畅怀的高情商心态的最好回应。
曾国藩除了重视心态的培养外，其深悟“慎独”，他认为“君子慎独”，因此他的遗嘱四条里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慎独则心安”，把“慎独”作为人生四大金针之首度给自己的子孙，所以在我们所知的他的后人中，如曾纪泽等，皆是中国贡献极著之人，不能不说不受曾国藩“慎独”思想的影响。
在曾国藩的情商策略中，他认为志为根基，智愚可炼，立志以德；仁德必需，“不仁者不可与久处约”，道之以德，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忠、信、笃、敬皆不可缺；性情、个性、性格皆是情商的重要特征，所以曾国藩相人之术大皆于此。
总之，曾国藩无疑是一位情商大师，情商，即是他的另一类重要战略。
其读书从书生到将军，从侍郎到元帅，这都是曾国藩重视读书的结果。
曾国藩虽是科举出身，但其能超脱当时观念，经过保守派重重阻隔，最终绵创办洋务，为振兴民族而努力，这也是他入书而出之道。
曾国藩读书既深涉《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肌理，又尤推崇《资治通鉴》等治国名著，最值得提及的是，他与时俱进，对翻译西洋书籍尤为重视，他希望通过翻译西方有用之书，使自己有生之年能了解西方。
他的儿子曾纪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他的另一个儿子曾纪鸿则对西方科技兴趣极浓，自学英语，卓然而成一代数学大家。
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位典型的“中外合资”的思想集成者，这些皆可归功于他重视读书，重视吸收不同类型与文化的书籍的精华的结果，这也是他后期主办洋务运动而对中国的近代化贡献勋著奠定基础。
他说：“成大事者，必先读书；读书是夺天下人之心，为我所用。
”⑤所以，从曾国藩关于读书的经历，我们是否有所感悟呢？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识人用人前面说曾国藩是个不会做官的人，是指其格物致诚的修养。
事实上，曾国藩的领导艺术却令很多领导者崇拜之至，其一便是他的识人有术，用人有方，这也是被视为领导者必备的优秀素质。
曾国藩的领导艺术最高境界远不止于此，他的培养和造就人才，导致他的幕府人才之盛，无人能比；他知人之明，也无人敢异。
他曾给他九弟写信道：“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
人才至难。
”⑥他在日记中也写道：“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
得人是治事的前提，也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因此，在后来容闳请求派幼童出国留学时，曾国藩立即赞成，并约李鸿章一同上奏朝廷，，促成此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并成立了专门负责此事的机关。
可见，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始终一贯，目的也是为了治事。
他不拘一格选才，他说：“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
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折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垦田，则不如耜。
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这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⑦这就是为什么湘军卓然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山的罕见景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对外——和戎自强中国文化史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宋代以来，凡“和”之人，往往被骂为妥协投降、汉奸、卖国贼；而只要为主“战”之人，便会被视为英雄、爱者国。
晚清的政坛，自始就脱不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交锋。
曾国藩即属于人们所谓的“主和派”，因此，他同样未能逃脱汉奸、卖国贼的称号。
而实际呢？曾国藩的一生中，对外关系里，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为天津教案的处理；一为洋务运动的创办。
对于当时的清廷政府，如蒋介石所言：“能战而不战，政府之罪也；不能战而战，亦政府之罪也。
⑧正是这咱心态，对于天津教案处置，无论是当时的舆论还是后世的学者都因之归咎于曾国藩惧洋媚外，因此，不惜加于卖国贼之名于曾国藩身上。
然而，凭心而论，不管是以当时曾国藩的处境，还是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曾国藩都称得上是民族的良心。
对于天津教案，其虽以“和”处之，但于民于国皆是情理于深。
“我若与他开衅，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
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
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
”其又提醒当局道：“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打仗，也须练兵防他”。
⑨他的这些和、战两手都抓的措施，既起到震摄洋人的作用，又为谈判提供了必需的筹码。
其在此案的处理上，应该说尽到一个中国人职责，说他曲意求和，残民媚敌也是无端之辞，诛心之论，若曾国藩主战，于他个人而言顶多就不过因战败而获得免职，却能赢得一个让社会舆论与后世德治的爱国名声，但最终受损害的却是国家的利益。
这是在一个缺乏国力做后盾的情况下的必然结果。
天津教案的处理，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操劳的爱国情怀。
所以，我们不能盲目肯定他人所做的一切，亦也不能盲目否认他人所做的一切。
我们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曾国藩的洋务，首先是其师夷智以制夷，“智”而非“技”，所以他是在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之士的“师夷技以制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他指出：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
以自立为本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
”具体来说，就是以礼来恢复国人的自信，坚守礼教，内部团结一致，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洋人即无隙可乘。
其二，曾国藩指出：“师夷长技，夺其所恃。
”这正是其积极提倡洋务的核心所在。
他对危机的认识远高于国内同识。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兵工厂。
想到办洋务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1870年，曾国藩召见中国最早留美归国人士容闳，商量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事宜。
后来，在这些留学中，如詹天佑、邝荣光、梁敦彦等科技专家为近代中国科技作出巨大的贡献。
曾国藩既是洋务运动的提倡主办者，其本人还亲自参与一些具体机器的生产实践；他同时设立翻译馆和印书处，为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减少了文字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大大影响了近代思想界，给国人带来了世界观的改变。
曾国藩既能发先圣先王之义蕴，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⑩，他的人格的修养、道德自有特殊的造诣，绝非一般史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绝非能以洋务或“主战”与“主和”这词以蔽之；对于曾国藩本人，不能以流俗这评论之，更不能以诸如天津教案等的处置的舆论而足之蹈之；评判曾国藩，也许未来，会朝着我们的讨论不一样方向与角度进程；但是，历史，都会在今天客观地存在；今天，也会成为未来历史的客观存在；历史，因客观而存在！参考文献：①黎庶昌著，《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②何贻焜著，《曾国藩评传》，新文丰出版公司，1937年③赵烈文著，《能静居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④唐浩明著，《曾国藩》三卷，岳麓书社，1990年⑤《曾纪泽集》，岳麓书社，2005年⑥唐浩明著，《唐洗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⑦朱东安著，《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⑧彭国栋著，《蒋介石先生嘉言钞》，商务印书馆，1937年⑨王继平李大剑主编，《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岳麓书社，2007年⑩刘绪义《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