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法律困境与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现状及对策探讨近年来，我国村民自治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城市居民自治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该文将从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现状入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发展村民自治中需要采取的对策。

1、形式上的自主管理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有相对自治权，包括选举乡镇干部、管理村庄土地和资源等方面的权利。

2、实际上的权力受限虽然村委会表面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村委会缺乏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对于具体的问题无法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

而且，许多村委会受干部的指导和干扰，缺乏独立的判断和自主决策权。

此外，村庄缺少专业化的管理人才和保障机制，导致一些无良商人和官员不断利用漏洞和破坏村委会的正常运作，从而使村民无法享受到真正的自治权利。

二、我国村民自治的问题1、资源和资金缺乏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均，许多贫穷的地区无法自主发展，缺乏资金和资源，因此导致了村民自治的能力受到限制。

另外，许多村委会缺乏财务管理和信息公开的能力，导致经济和资源的流失，从而无法为村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

2、法律意识不足许多村民缺乏法律意识，无法充分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在企业入村的过程中，村委会往往缺乏必要的规划和控制能力，无法有效防范资本的侵害。

3、管理不够优化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村委会缺少专业化的管理和科学的规划，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农村治安恶化、环境污染等问题。

同时，一些村委会缺乏民主和透明的运作方式，无法为村民提供充分的依据和信息。

1、增强村庄的经济实力为了使村委会拥有更多的自主管理权，需要提高贫穷地区的经济实力，建立专业化的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为村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村民英雄工程中加强民主宣传和法律教育，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增加法制的影响力和作用。

3、加强村庄管理的专业化和透明化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制度，强化村级计划的制定和推进，建立完备的管理体系和信息公开平台，加强村民自治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增强自治的成效。

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一、坚持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解决村委会服务功能弱化问题，增强村民自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一大特点就是村民与集体的联系十分紧密。

因此，集体经济与村民自治的运作有密切的相关性。

集体经济力量为村民自治的正常运作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撑；同时集体经济愈发达，愈需要通过村民自治，扩大村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保证集体经济规范运作，利益得到合理分配，为群众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

从实践中看，在缺乏集体经济实力的地方，由于村民自治组织难以为村民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缺乏凝聚群众的物质基础，村委会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只能完全依靠村民出资出力。

因此，村民自治运作效果不理想，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不高。

农村基层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失控村”，大多是集体经济的“空壳村”。

相反，在一些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村干部的报酬、村集体和乡政府要求农户提供的奖金和劳务，主要由集体组织承担，农民因集体经济和自治组织为自己带来的利益而减轻负担。

因此，村民自治组织享有较高威信，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可见，村集体经济成为制约村民自治运作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所以，搞好村民自治，必须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强村委会服务功能和村民自治的吸引力、凝聚力。

二、引导农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转变基层政府对农村的管理方式，解决村民自治中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问题，促进“乡政村治”格局的长期稳定和规范化运行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有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它们构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总格局。

应当说，乡镇的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在最终归属和运作目的上是一致的，法律的规定也是清楚、明确的。

村民委员会离不开乡镇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村民自治也有利于乡镇的行政管理。

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又经常发生矛盾，主要表:现为“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

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一摘要：本文认为，村民自治既不是村民个人自治，也不是村民委员会自治，而是作为自治主体的全体村民的自治。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将自治制度作为宪法的独立章节予以明确规定。

在全体村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内部，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体的最高权力机关，村民委员会只是村民自治体的执行机关，不能将其称为“自治组织”。

村民自治体应当拥有自治权，具有法人资格。

根据法人形态法定原则，村民自治体可以归类为自治法人。

中国的城市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它们的性质都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其自治机关-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也被现行法律确定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从而不享有如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所具有的地方政权性质的自治权。

这种自治形式如何归类，学术界鲜有论及。

笔者认为，从广义上说，中国的城市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应当属于基层社会的社区自治，这种自治体本身不是作为政权组织存在，而是在基层政权组织之下，由基层社区的居民所组成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社区”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相对独立完整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单位。

它“一般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里与社区自治相对应的基层社区，是指在居民的居住管理上相对独立的居民区。

从理论上说，这种社区自治所体现的基本思路是社区自治组织与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相对分离，即社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由该社区内的成员实行自我管理，国家地方政府不予干预。

显然，根据民主原则由一定区域的居民建立自治组织，共同制定自治规则，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一种灵活而有效的方法。

根据这一基本理解，本文将就中国村民自治相关的法学问题进行讨论。

一、村民自治的定义中国宪法和法律中，没有关于村民自治的定义，只有村民委员会的定义。

现行《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大全5篇）第一篇：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作者: 更新时间:2005-8-31 20:33:28 来源: 点击率:1100本文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认为中国村民自治的成长从上看需要体制性的行政放权，从下看则需要现代社会组织的发育。

村民自治是现代民主－国家建构中产生的，其制度设计中蕴含着现代民主理念。

但中国的村民自治具有国家赋权的特点，民主自治的立法精神能否落实取决于行政放权所提供的体制空间。

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性的自治平台，需要农民组织化参与。

传统的家族组织不可能为村民自治提供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反而会扭曲村民自治的精神。

只有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化社会和农民的自我组织，才能为村民自治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而民主自治社会将是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

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发展迅速，一度引起世人注目。

但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化，它与现有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村民自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

一个基本事实是：1990年代后期，正在村民自治制度广泛推行的同时，中国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

村民自治也因此再度引起学术界的质疑和否定。

本文试图以19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的进程为例，从理论、制度安排和实际运作的角度对村民自治进行反思和梳理，以探讨村民自治的成长空间和社会基础。

一、村民自治的成长空间：行政放权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一方面，国家立法长足进步。

继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了重要修订，并正式实施。

由于其修订后的法律蕴含有强烈的现代民主理念和严格的民主程序，使村民自治一时间成为世人关注的公共话题，包括笔者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的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