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定关系人受贿

纪检监察机关疑难复杂案例评析汇总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身分的界定【发布时间】2011年6月3日【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基本案情案例一：被告人胡某原为某国有公司聘任的经理，在该公司发包防腐工程和安装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先后多次收受该公司防腐车间主任送给的人民币共29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的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案例二：某铁道工程公司原是某铁路分局的下属基层单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金某在该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

后来该公司改制为国有资本控股的非国有公司。

金某担任该公司下属分公司副经理。

期间，先后4次收受本公司委托工程的包工头贿赂，共计人民币68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金某的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评析意见在刑法理论上区分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身份是一个很简明的问题，即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

因此，能否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事关定罪的准确性问题；特别是在一个领域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和认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能作为受贿罪的主体，但可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具有管理职务的工作人员有两类：第一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员是典型的国家工作人员。

第二类是虽然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工作但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

这类人员是基于劳动合同与上述单位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职务管理职责。

这些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身份要求，而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案例一中，胡某身为国有企业聘任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特定关系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该意见同时规定了对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及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的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7月8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该《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意见》首次将过去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扩展为“特定关系人”，也使中国的法律法规当中首次出现了“情妇（夫）”的字样。

1、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2、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关于办理受贿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解读整理：最高人民法院刘为波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8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解释，人民法院报特刊出解读性文章。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总结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中的主要法律适用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对该《意见》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十一个问题：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对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行为的具体处理，《意见》主要明确了以下三点：第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的定性。

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如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者以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物品等，较之于直接收受财物的传统意义上的受贿，虽然因支付了一定费用而在手法上有所不同，但性质上并无不同，都属于权钱交易，故应以受贿论处。

第二，关于受贿数额的认定基准。

起草过程中有意见主张以“成本价”或者“象征性价格”作为计算基准。

经研究，“成本价”或者“象征性价格”，不当地抬高了此类受贿罪的定罪门槛，对于房屋等商品，成本价和市场价相差非常悬殊，依此标准，很大一部分的受贿罪将不能得到依法追究，相比之下，市场价格更具实践合理性，也更具包容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可以通过专业机构对一个特定时点物品价格进行评估，得出一个相对确定、合理的价格，故《意见》规定，“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第三，关于度的把握。

鉴于此类交易行为的对象多为房屋、汽车等大宗贵重物品，稍微降低几个百分点，数额即可能达到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如简单规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或者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达到受贿犯罪的定罪数额起点的，都以受贿犯罪处理，打击面可能失之过宽，故《意见》规定了“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的限制性条件。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非法收受干股应以受贿处理，司法实践中的意见基本一致，对此，《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有类似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日期】2007.07.09•【分类】问答正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2007年7月9日）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各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

这是继5月30日中央纪委下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之后，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为帮助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和掌握《意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制定《意见》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答：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受贿违纪犯罪案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受贿手段不断翻新，更具隐蔽性、复杂性，这给查办受贿案件适用纪律、法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为了有效地惩治受贿违纪犯罪行为，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这些新形式的受贿违纪犯罪适用纪律、法律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中央纪委作出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并已于5月30日下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7月8日下发了《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意见》规定的问题，都是案件查处中经常遇到、存在异议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提出明确处理意见，有利于及时查处、依法惩治各种新类型受贿犯罪活动。

同时，《意见》对各种具体受贿行为的细化以及罪与非罪的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划出了清楚的边界，有利于国家工作人员统一认识，增强自律意识，提高防范类似行为发生的警惕性，因而具有重要的教育警示意义。

2010年第3期(总第78期)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 our nal of H ei l ongj i ang A dm i ni s t ra t i ve C ad r e I nst i t ut e of Pol i t i cs A nd LawN o．32010(Sum N0．78)《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的罪名界定问题探讨孟庆华，史晶(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摘要：<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修改了受贿罪，但罪名仍定为受贿罪，极不妥当。

重新界定为特定关系人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斡旋受贿罪两罪名，则存在着主体不适合的问题。

而界定为影响力交易罪，其适用范围过大，容易在认识上造成混淆。

根据罪状进行高度概括，唯有界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罪名才比较适宜。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七)；受贿罪；影响力交易中图分类号：D F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7966(2010)03一0041一03《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学界对本条罪名的认识观点主要有：受贿罪、特定关系人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斡旋受贿罪、影响力交易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几种罪名。

笔者赞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罪名，而认为受贿罪、特定关系人受贿罪等几种罪名不具有可采性。

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行为的认定作者：吴卓师晏磊杨毅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0期摘要特定关系人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关键词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国家工作人员作者简介：吴卓师，西南政法大学刑法研究生；晏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职侦局副局长；杨毅伟，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0-081-01一、案情2005年，福建省甲公司与重庆乙公司建筑工程产生施工合同纠纷，乙公司希望被告人刘某（律师）代理本公司。

刘某考虑到其夫张某时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而该案一审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九龙坡区法院），按规定自己不能代理该案，遂介绍其同学樊某（律师）代理该案，樊某与委托方约定对该案实行风险代理。

被告人刘某要求张某帮助乙公司，樊某也向张某提出希望张从中关照。

该系列案件在一审期间，张某给时任一审法院院长的陈某打招呼，使乙公司的举证时限得以延长。

2006年5月，樊某所在律师事务所与乙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樊某为乙公司与甲公司的所有诉讼第一、二审诉讼代理人。

同年11月，法院一审判决乙公司败诉，樊某将乙公司准备上诉一事告诉了刘某，刘表示支持乙公司上诉并称已要将此事告诉张某，让张某帮忙。

二审期间，张某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要求承办案件的法官关照樊某。

2007年，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乙公司部分胜诉。

之后，乙公司两次向樊某所在律师事务所先后支付了律师费人民币150万余元，樊某为感谢刘某夫妇，分两次将人民币共75万元汇到刘某银行账户上。

之后被告人刘某将收取樊某人民币一事告诉了张某。

案发后，被告人刘某退还了全部赃款。

二、裁判针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不宜定受贿的意见。

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是否构成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公务员、工勤人员及其他为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员。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权利和责任都明确规定在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中。

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决定了他们应该保持公正和中立，不能私自谋取私利。

如果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利用特定关系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就会构成受贿罪。

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经常来往，或者能够为其提供支持或帮助的人。

这些人对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因此在处理工作时可能造成利益冲突，甚至影响到公正执行职责。

因此，利用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是一种严重的职务违法行为。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或者职权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这些非法利益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其他非物质的利益，例如职务提升、资格证书等。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在处理工作中需要保持公正和中立，如果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则是一种败坏职业道德、破坏社会公正和公平的行为。

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特定关系人获取非法利益时，这种行为就构成受贿罪。

例如，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处理项目申报时，以特定关系人的名义收取贿赂，或者在处理工作时利用特定关系人提供的权力或资源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这些行为都会对公务员的职业行为产生影响，严重者可能会导致国家机构运转不畅，影响政府公信力。

那么，如何界定特定关系人是否构成受贿罪呢？在实践操作中，应该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考虑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当一个关系人为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利益时，如果这种利益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相关，即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之内，且存在利益冲突，那么就可能构成受贿罪。

其次，需要考虑特定关系人是否具有影响力。

当一个特定关系人能为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利益时，如果他具有较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可以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使产生实际或潜在的影响，那么就可以界定为受贿罪。

最后，需要考虑特定关系人是否存在确定性。

帮助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贿赂行为的定性作者：何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17期摘要近年来，在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案件中，不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情人、朋友参与其中帮助其犯罪的现象层出不穷，有帮助隐匿、保管受贿款物的，有积极帮助收受贿赂款物的，有转达请托事项并直接收受财物的，这些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受贿犯罪更加具有隐蔽性，不易被法学，对这些行为是否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定罪量刑，本文认为有必要予以厘清，直接影响到依法惩治受贿犯罪的社会警示和预防效果。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定性作者简介：何娟，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助理。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8.06.216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黄某甲系原某市园博园植物建设处处长黄某乙之胞弟，黄某甲在担任某市园博园植物建设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商人唐某某获得某市园博园苗木供应合同。

唐某某为感谢黄某乙的关照，先后两次共计送给黄某乙现金人民币250万元。

黄某乙电话联系黄某甲到唐某某处领取此款。

黄某乙回家清点钱款后告知黄某甲，黄某甲让黄某乙替其保管。

事后，被告人黄某甲分次将为其兄黄某乙保管的250万元人民币存入自己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

随后，在黄某乙的授意下，黄某甲将代为保管的250万元受贿款用于给黄某乙的儿子黄某丙购买房产，并按黄某乙的要求，与黄某丙签订了一份虚假的《借款协议》，意图证明黄某丙的购房款系向黄某甲借的钱。

二、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黄某甲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主观上看，虽然黄某甲与黄某乙事先未就为唐某某谋利并收受财物行为有共同的犯意联络，但其在明知黄某乙利用职务便利为唐某某谋利的情况下仍按照黄某乙的指示，到指定地点代黄某乙收受唐某某送的250万元人民币，应认定与黄某乙有通谋。

事后，并帮黄某乙保管、使用上述受贿财物，其行为已经与黄某乙形成共同犯罪，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Legal Syst em And Soci et y 匪圆圆圈●■i 一竺兰!型!!f 叁．箜l 』查垒盒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朱运河丘，’同受贿之探析摘要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8日发布的Ⅸ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唪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特定关系人、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

然而，检察机关在现实侦查工作中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案，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

本文主要从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探析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几种情况，进而提出为遏制和打击腐败，建立国家工作人员严格责任下的有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推定证据制度的设想。

关键词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推定证据制度中图分类号：D 920．5文献标识码：A近几年来j 国家工作人员与其特定关系人伙同受贿的情况大幅上升，由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没有较全面的规定，存在一定的漏洞，造成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的困难和被动局面。

例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并不亲自接受贿赂，而指使其特定关系人出面收受贿赂，由自己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一旦案发，便藉其本人未收受财物或本人不知道为由逃避法律制裁；也有的是特定关系人经国家工作人员授意后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而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作为交易条件，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虽然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但因其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也不能单独认定为受贿罪。

此种情况充分说明立法的疏漏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从理论上探明国家工作人员特定关系人受贿的法律责任，并依法对此种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不仅对司法机关的执法大有裨益，而且对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信誉、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的认定在刑法理论上，受贿犯罪是身份犯罪，它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要件。

国家⼯作⼈员关于受贿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内容是什么国家⼯作⼈员受贿罪司法解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收受⼲股问题、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等，店铺⼩编为您整理了有关国家⼯作⼈员受贿罪司法解释的详细内容，请阅读下⽂。

国家⼯作⼈员关于受贿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内容是什么《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受贿刑事案件具体适⽤法律若⼲问题，提出以下意见：⼀、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财物的，以受贿论处：(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2)以明显⾼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3)以其他交易形式⾮法收受请托⼈财物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的最低优惠价格。

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关于收受⼲股问题⼲股是指未出资⽽获得的股份。

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谋取利益，收受请托⼈提供的⼲股的，以受贿论处。

进⾏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

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谋取利益，由请托⼈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

受贿数额为请托⼈给国家⼯作⼈员的出资额。

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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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载：《镜头下的讯问》一书作者：吴克利近年来10种新型贿赂犯罪表现形式汇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定性了10种新类型受贿行为，分别是：01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行为特征国家工作人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前提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创造了很高的利益，这个利益基本上是超过欲购买的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价值。

因为直接拿请托人的现金风险太大，因此利用购物的方法来满足利益的回报，实际上是回避直接受贿带来的心理压力，跨越直接受贿的“鸿沟”，同时也是为反侦查的定式心理作储备，为自己获取利益后选择的退路做准备。

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这种情况也是建立在获取了国家工作人员提供的利益的基础上，采取间接的方法使国家工作人员得到利益上的回报。

有的是先提供利益的回报，然后再提取国家工作人员给予的权利资源，即先行贿后得利的情况。

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这里的其他形式是指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的，在请托人那里获得利益的，以受贿论处。

这里应当是满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请托人那里获得利益的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均应以受贿论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本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这里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对于以低于正常价格购买或者以高于正常价格出售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大宗贵重物品，由于行为人支付了一定费用，并非完全无偿占有。

纪检监察案例分析如何适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标准基本案情案例1.某镇副镇长兼村党支部书记，利用管理村集体资产的职务便利，侵吞村集体资产100万元。

案例2.某街道办事处主任兼某居委会党委书记，利用管理集体资产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所送的财物计5万元。

案例3.某村委会主任在任职期间，累计收受他人所送的财物计15万元。

其中，在协助镇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收受10万元；在从事村集体事务管理过程中收受5万元。

案例4.某村会计在受县民政部门委托经手发放救济款的过程中，截留克扣4000元。

分析意见在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实践中，常常会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标准适用的困惑，同样一个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贪污、受贿，还是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往往引起案件定性过程中的争议。

纪检监察机关在讨论案件定性的过程中，上述四个案件均有激烈的争议。

其焦点集中在对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标准的适用上，或者说是对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把握上。

概括起来，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唯身份论者，简单地将具体违纪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模板式比对，通常容易发生认识上偏差。

他们依赖于惯性思维，机械地从行为人简历或任职文件中找到行为人是否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据后，就断然认定其行为的性质。

比如将案例1定性为贪污；将案例2定性为受贿；将案例3的15万元都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将案例4定性为非法占有。

持有这种主张的是以身份来论证公务，认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所从事的就是公务，反之则不是从事公务。

同样的行为要看谁来实施才能判定是不是从事公务。

二是广义公务论者，持有这种主张者，把刑法意义上的“从事公务”的外延作扩大的理解，将管理国家公共事务和管理村委会、居委会集体事务的情形混为一谈，不加区分，认为即便是管理集体事务也应当视为从事公务，判断案件性质的眼光只盯在行为人是否从事公务上。

于是，就将案例3中行为人协助镇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的情形放大，将管理村集体事务等同于“公务”，主张通统以受贿定性，忽视了行为人在从事村集体事务管理过程中收受5万元，应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情况。

论特定关系人受贿作者：盖晓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06期摘要《刑法修正案（七）》对受贿罪的主体进行了扩大性修改，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关系密切的其他人涵盖进受贿罪的范畴，突破了以往传统刑法学观念，引发了学界的讨论，并得到司法工作者的广泛赞扬。

本文从“特定关系人”的界定入手，对“特定关系人”受贿罪的特征予以评说，对其司法认定从犯罪构成方面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目前立法仍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初步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特定关系人不正当利益受贿罪作者简介：盖晓伟，沈阳师范大学2008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2-267-01《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可见，“特定关系人”在非共同受贿的情况下亦可单独构成受贿罪，此举打破了受贿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规定的缺失与漏洞，满足了司法实践的要求与期望。

一、“特定关系人”的界定“关系密切的人”中的“近亲属”，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理解，应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的人。

“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应包含三个层面的人：（1）情妇（夫），即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和金钱包养关系的人；（2）共同利益人，即彼此间具有经济利益的人；（3）感情密切人，即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感情往来但无明显经济利益的人。

特定关系人受贿案件案例分析特定关系人受贿案件案例分析特定关系人受贿案件案例分析一、基本案情被告人周小华，男，1962年6月6日出生，原系浙江省湖州市工商局南浔区分局经检科副科长兼经检大队副大队长（主持工作）。

因涉嫌犯受贿罪于4月15日被逮捕。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周小华犯受贿罪，向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周小华及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小华向冯荣兴索贿3万元、被告人周小华收受周文荣3 万元、收受董连富价值1800元的购物券，不应认定为受贿犯罪，请求从轻处罚。

南浔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初至底，被告人周小华在担任湖州市工商局南浔区分局经检科副科长兼经检大队副大队长（主持工作）期间，利用其对辖区内市场进行监管和对违法经营的企业、个人进行查处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分别收受冯荣兴等人现金和礼卡，合计价值人民币25400 元。

其中9 月，董连富在被告人周小华单位门口，将浙北大厦价值人民币1800 元的购物券放在月饼盒中，送给被告人周小华，周予以收受。

另查明，上半年，湖州市东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直港巷分公司（以下简称东迁分公司）经理周文荣因无照经营而被南浔工商分局经检大队查处。

事后，被告人周小华通过东迁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董连富，安排其妻子张金仙的妹妹张金莲到东迁分公司担任会计。

从4 月起至年底，无会计从业资格的张金莲出面担任东迁分公司的会计，期间，张金莲在其有会计证的姐姐张金仙的帮助和指导下，完成了东迁分公司及的会计工作。

周文荣分别在及的年底，先后两次以工资名义交付给被告人周小华现金人民币3 万元（其中为2万元，底，周文荣以工作量较少，给付1 万元）。

被告人周小华拿到钱后将钱交给其妻张金仙，张金仙将其中的一部分给予张金莲。

初，被告人周小华妻子的表弟沈子良准备购买湖州巨赢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赢公司，系私营企业）开发的巨赢花园小区的住房，为此，被告人周小华多次向巨赢公司董事长冯荣兴要求给沈子良购房予以优惠。

“特定关系人”与反腐败“最近，我们办理了一个受贿案，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处级干部，经常借情人之手收受贿赂。

案件查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刚把这名贪官的情人揪出水面，她就跑到国外去了。

”4月22日，检察官罗猛接受采访时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

罗猛是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处长。

长期“扑”在反腐一线的他，对查办贪官经验十足，而面对贪官身边一些“关系密切的非公职人员”时，他坦言往往是“左右为难”。

“这几年来，在我们办理的多数职务犯罪案件中，几乎都有特定关系人的存在，比如老婆、情人、子女等，但最终这些人往往规避了法律的制裁。

” 罗猛说。

官员身边的“魅影”在罗猛的反贪生涯中，特定关系人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并不多见。

总部位于海淀区的某大型国企在清理企业账目、盘点公司资产时发现，其驻上海子公司的账面上有300万元对不上账，而子公司经理陈某有重大犯罪嫌疑，遂报案到海淀区检察院。

接到举报后，罗猛率队到上海展开了系列侦查工作。

陈某所在的子公司在上海主要从事股票、期货等业务，而就在陈某调到上海工作后不久，陈的夫人高某到上海注册了三个代客理财的小公司，也从事起证券、期货业务。

检察人员很快查明：陈某以子公司的名义与夫人的公司签订了假的合作合同，以极其隐蔽的手法将国有资金“担保”到高某公司的账户上，并委托夫人的公司在股市上操盘。

炒股后的赢利归高某公司所有，如果赔钱则由陈某的子公司“埋单”。

夫妇二人一唱一和，数千万的国有资金被挪用到私人账户上，并长期处于高风险状态。

案发后，陈某因贪污公款520余万元、挪用公款4100余万元被法院判处死缓，而陈的夫人高某也因“挪用公款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在这个案子中，高某就是典型的特定关系人，虽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却构成了挪用公款罪的共犯。

” 罗猛剖析，随着经济的发展，公职人员的腐败手段越来越高明，而特定关系人扮演着重要“角色”。

据了解，“特定关系人”这一称呼正式出现在司法文件中，还源于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50现代交际·2019年5期作者简介：农玉，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受贿类犯罪中“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辨析农玉（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摘要：近年来，国家陆续颁发了司法解释、刑法修正案来规制相关受贿犯罪，以完善受贿类犯罪的法网。

但一些用语和概念的不一致给理论和实践带来了理解和操作上的困难，其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关系密切人”的概念和共同受贿中的“特定关系人”的概念如何理解和认定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从立法和语义的角度分析，这两个概念应当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为保持法律用语的协调性与体系性，应当取消“特定关系人”而统一使用“关系密切人”这一概念。

司法工作人员在认定“关系密切人”时，应当以客观标准进行判断。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共同犯罪 特定关系人 关系密切人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5-0050-02一、“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概念的提出为积极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一步打击腐败犯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七》）第13条新增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刑法》第388条之一，规定了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地位的便利，借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该罪的主体还包括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

也就是说，关系密切人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斡旋受贿的，在《修七》颁布后将会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2007年颁发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第七条“关于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中规定了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中的三种情形：一，双方事前无通谋，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办事后授意把钱款交给特定关系人的，此时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特定关系人不构成犯罪；二，若双方通谋实施了前款行为则构成受贿罪共犯；三，若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并符合共同占有财物的要件的，二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