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2014年03月12日10:58 来源：中国行政管理网作者：蓝志勇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239[摘要]本文针对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在研究方法问题上的一些讨论，系统梳理了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定义和概念。
作者认为，研究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对自然和对自我的认知过程中发明和创造的认知工具，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客观真实地认识我们的物理、心理和伦理世界。
方法使用得当，会帮助我们更完整和准确地认识世界，并不会排斥人们对世界丰富性的认知。
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对本专业范式的了解。
公共管理学科要得到好的发展，就必须重视方法的学习、使用和创新。
[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认知工具[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1-0059-06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没有好的工具，就难以做出好的工作来，在我们当今的科学时代尤其如是。
我童年时经常会诧异木匠怎么能把直直的树干做成各种精美多纹花边、雕花的图案，或是圆桶、大梁等等。
后来才知道，他们有不同的刨子、凿子和打磨的工具。
木匠还分大木和小木，各有专攻。
现代的计算机中的芯片上能包容百万千万条肉眼看不到的集成电路，医生动手术有各种复杂的医疗器具，航天器能够靠喷气火箭升入太空，靠的都是工具。
而研究方法，就是我们研究过程中帮助我们更准确客观地认识自然世界、伦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探索真理的工具。
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对于方法问题开始有些讨论和争议。
笔者自己就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听到一位老先生批评年轻学者，“不要崇尚什么实证研究那一套西方的东西，要注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出于对老先生的尊重，大家并没有多说，互相看看，但都很同情那位受到抢白的青年学者。
老先生的话不是全无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肯定是学者研究的核心，同时，一个方法被崇拜了，不问场景地滥用了，就会出问题。
笔者本人也在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奖获得者会议上批评过用网络方法研究西方新公共管理学派的文章。
文章用“引用频率”来甄别国外文献中哪些作者从事新公共管理学问题的研究。
但作者并没有认真阅读所有文献的内容来了解为什么他们被引用，将不少因批评新公共管理学派而被引用的学者归结为新公共管理学派的支持者，南辕北辙，得出啼笑皆非的结论。
但我批评的内容不是说方法不行，而是说方法使用不当。
如果加上具体的内容分析编码——一个合适的方法，结论就清楚了。
目前有些学者的批评却是对一种方法的否定，反映出的是国内一些人批评方法时出现的典型问题：就是情绪性大于逻辑性、感性强于理性、将个别性与一般性混淆、以片面否定全部、将本土性与普遍性对立。
这正是现代方法中极力要避免的逻辑混淆问题。
实证研究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有极大的贡献。
至于西方的东西能否用，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佐证。
马克思是注重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西方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引领中国革命的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者，20世纪以来的实证科学与18世纪的实证科学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克服了当年为反对形而上学而过度强调狭隘实证经验的束缚，已经有了重要的进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强调的就是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本土经验的重要性，最需要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来证明其合理性和探求变化改进的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方法的批评也要讲究批评的方法。
就是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只强调武器的批判，而忽略批判的武器，对学术研究来说，就会贻笑大方;对国家发展和建设来说，就会贻害百年。
事实上，方法的道理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着各自存在的原因。
农民种地有铁锹、锄头、镰刀、打麦风车等不同的工具。
锄头除草功能好，不能说明铁锹和镰刀无用。
在一定的场合下，粮食少、天有风时，有人能够不用风车，靠自然风扬场，将粮食、沙子和谷壳分离开来，说明他能干，但这并不能代表风车没有用。
无风，工作量大时，还是风车有效。
机械化大农具在小农田没有用，但给了广袤的土地它们就能大面积高效耕作。
再看，西方人的厨房用具从果汁机、揉面机、量杯等非常之多，中国厨师凭经验做菜，不用这些器皿也能做出可口的饭菜。
那这些工具还要不要呢，有用吗?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方法是否有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使用方法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熟练厨师，一切都靠手腕功夫配菜和佐料，只要有油盐酱醋等素材(相当于研究的数据)，不用工具辅助可以，自然禀赋的手脑眼鼻就够了。
但如果是让技术不太好，又想要吃可口食物的人来做，那就最好用辅助工具。
如果是商业化操作，在大饭馆里流程化，又不能用高薪聘请众多高级厨师，那就成为带来效率和巨大经济利益的必须。
所以说，要不要方法，要什么方法，如何用方法，基本原则是看在特定的场景下方法有用与否。
如果大农业机械在小农田不好用，那就先平整土地，建设大田，然后使用机械;在这以前，选择合适小农田耕作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看，讨论问题的焦点就不是要不要方法，而是如何用方法、用什么方法合适。
还有一类争论，讨论的是数量方法与传统的思维辨析方法的区别。
提倡重价值理念的是非和辨析思考，不重数据，这是出于对数量方法了解不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好的定量研究的基础必定是价值思考，用定量工具的目的也是论证价值思考不易厘清的问题和对答案不清楚的问题提出判断的佐证。
大多数的批评，其实应该针对的是方法使用不当，缺乏理论依据、缺乏合适数据、缺乏合适的方法和必要的变量，证明强度不够等等，而不是讨论数量的方法和思维辨析的方法孰强孰弱。
它们是互补的，左手右手各自有用，一起配合就更加强大。
至于理念灌输，那就不属科学研究的范畴，而是意识形态的打造了。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迅速变化的国家，处于全球市场、经济和政治竞争的大环境中，正在进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的现代化革命;中国还是有深厚传统文化基因的国家。
要收集分析数据、积累和运用知识，克服狭隘、偏见而进行客观的科学决策，是出于信息和大数据时代中国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道路。
这就是说，中国的公共管理和决策需要方法，需要好方法、各种方法，需要能够妥善使用方法回答和解决问题的大批优秀人才。
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培养大批能够正确使用方法辅助公共决策的人才。
二、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在谈论方法时，我们经常听到的词语包括实证方法、辩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解释主义的方法;也有人尝试将方法归类为定量的方法、定性的方法和形式理论的方法等等;还有人认为方法可以分为政治分析、经济分析、制度分析、历史分析法等方法。
[1][2]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相互间的交叉之处非常多，达不到逻辑规则的要求: 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和充分理由律。
比如说，实证的过程中就充满了辩证，零假设和替代假设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分析法中也要寻求实证、进行辨析、批判和解释;解释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民族志的方法(ethnography)，基础就是实证调研和历史分析。
我们常讨论的定性、定量方法，虽然可以定义为“靠数量方法定结论的是定量法，靠案例和思辨定结论的是定性法”，但以数据定结论的前提是要有理论和假设，这正是定性框架下的结论。
定性研究方法也不能完全没有数字的支持，否则在个案的基础上就不能推导出普遍的真理。
还有，人们常把案例法和内容分析法归为定性研究，殊不知，案例法中也可以大量引用数据甚至模型，而内容分析法的本质就是用数量的方法来给内容定性(比如说，用计算出来的词频或内容的频率来确定作者或文献的涵义)。
所以说，大多数关于方法的归类，比较粗线条，并不科学严谨，只能被用来作为一个工具的标识和名称，真正要归类，是另有一番讲究的。
从过去到现代，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对方法的认识和使用经历了一个进步和深化的过程，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和现代科学阶段。
早期人类在对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和无法控制的时候，为自己创造了神。
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古文明中，都各自有自己的神谱、神庙和神的故事。
这就是科学史上所说的神学阶段。
当人们对大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就设想这是由于有神的努力。
如盘古开天地，风婆婆放风，雷神打雷，龙王布雨，月下老人管爱情，阎罗王管生死。
西方也有战神赫丘利斯、坏神赫拉、爱神丘比特等。
这是早期认识论中的神学阶段。
当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对大自然有了一定的认识，感觉到物质世界的力量和强大时，就发展到以抽象概念代替超自然的神力来解释一切，以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绝对知识，这是科学史上所谈到的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形而上学阶段。
中国的易经、八卦，包括中医，可以说是形而上学阶段的极品——高级发展阶段。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人类突破了黑色世纪的禁锢，解放了思想和精神，学会了客观地观察和认识论世界，重拾了对自己的理性能力的信心，科学时代的到来，推动了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又反过来推动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实证主义的思想开始进入研究的主流。
人们不再靠巫师神灵、形而上学来解释世界和解决问题，而是用理性、实证、实验的方法来寻求对问题的解答。
这就是科学史上的实证主义阶段。
当然，实证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初期、中期和近代几个阶段。
从初期由于反形而上学的需要提出唯物质、唯经验论，到近代对方法和经验局限性的认识以及对理性推理的更包容性，中间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培根的经验主义、到大卫·休谟的简单经验和实证主义、嘎斯金的存在主义，到波普的证伪法，米尔的因果排它法，坎波尔的宏观世界的因果辨析与微观世界因果辨析的区别的讨论，实证主义的思想在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3] 比如说，培根的经验主义强调直观经验的重要性，实证主义开山大师休谟则强调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有三：因果的邻庇性(所处地域相邻)、因果的前后顺序性和因果出现的相连性。
他强调的是因果关系的可见性。
但自然界复杂纷繁，有的原因人们一时并看不到，是原因背后的原因。
波普的证伪法提供了一个简便的路径：看能否证明因果关系的谬误。
到米尔时，他就提出，凭因果的前后顺序性、因果出现的相连性和排除其它原因几个标准就可以判定因果。
因果的邻庇性就不要了。
如月球离地球很远，但它的运动会引起海潮的变化。
坎波尔将因果关系分成宏观和微观，强调微观世界中因果关系必须可以甄别，而宏观世界的因果关系，即使一时观察不到，也不能简单断然否定其存在。
这个实证思想的发展过程反映的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的提高，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接受了用理性和经验两种方法的互补性来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能力。
20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有以下特点：认为科学作为一个产品，有一套相关的语言或数字对因果关系进行描述，有公理性的逻辑结构和相关性，认为这些因果关系的描述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可被经验性的观察来检测、证实或证伪;认为科学是累积性的、跨文化的，独立于研究者个性和地位的客体;理论和研究传统有共性和相通性;科学的进步常常包涵与旧体系不同的断代性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