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及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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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理性的局限与突破在人类的漫长进化历程中,理性一直被认为是我们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
理性使人类能够思考、推理和计划,从而在各个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它在某些方面会受到限制,甚至可能导致错误和盲点。
但是,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和意识到理性的局限性,也为我们突破这些限制提供了机会。
首先,人类理性受到感性和情感的影响。
情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们也会对我们的理性决策产生影响。
当我们处于情绪激动或恐惧的状态下,常常会做出冲动的行为,而忽视理性思考。
此外,情感也会使我们对某些观点或主张产生偏见,并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判断。
因此,理性并非总能完全掌控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我们需要在面对决策时认识到这一局限性,并努力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
其次,人类理性存在有限的认知能力。
人类的认知能力虽然相对较强,但在处理复杂或抽象的问题时,却常常感到吃力。
我们对大量信息的处理和整合能力有限,很容易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
同时,人类大脑在处理信息时也会存在偏差,容易出现错误的判断和推理。
这种局限性不仅限于个体,也存在于集体智慧中。
例如,群体思维容易导致集体盲点和误判,因为人们往往更倾向于追随群体共识,而忽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学会更加客观地评估和处理信息,避免盲目从众。
而另一方面,正是人类对理性局限的认识,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与突破。
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即是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并通过严密的实证和逻辑推理来消除感性和主观因素的干扰。
科学方法的成功在于其开放性和自我纠错能力。
科学家们致力于积极质疑、检验和修正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固守已有的信念。
正是这种谦虚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决心,使科学不断推动人类的认知边界。
同时,人类也可以通过培养批判思维和逻辑思维,来理性地突破自身的局限。
批判思维能够帮助我们审视传统观念和权威,从而摆脱因社会认同和权威压力带来的思维定势。
逻辑思维能够帮助我们辨别和分析信息之间的关系,避免跳跃式的推理和错误的逻辑陷阱。
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基础及其局限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是指在经济行为分析中,假设个体是理性的,并且会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这一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其他早期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理性解释,以及后来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主义思想在经济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实际应用中加以思考和修正。
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是对个体行为的理性解释。
在理性主义理论中,个体被认为是理性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目标和信息做出最优决策,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为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使得经济学家能够预测和解释人们的行为,并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基于理性主义的理论框架,经济学家可以分析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变动、企业行为、个体消费决策等一系列经济现象,从而对市场运作和经济政策进行科学的分析。
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还可以追溯到边际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
在这两个经济学派中,个体被认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做出经济决策。
边际分析和供求理论等经济学理论工具的引入使得理性主义思想得以深化和发展。
这些理论工具揭示了人们做出经济决策的内在逻辑和机制,使得理性主义思想在经济学中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应用。
理性主义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理性主义假设个体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们的行为经常受到认知和行为的局限性影响。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心理学家提出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会受到认知偏差、情绪因素和社会影响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决策并不总是理性的。
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挑战了理性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对个体行为更为综合和深入的解释框架。
理性主义思想假设个体在做出决策时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备是现实世界中经济活动的一大特点,而它们对个体决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基础及其局限理性主义是经济学中的一种重要思想,它强调个体在经济决策中的理性行为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
理性主义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理性主义思想基于对个体理性决策能力的假设。
根据理性主义的观点,个体在做出经济决策时会充分收集和分析信息,理性地权衡利弊,并选择最优方案。
在现实中,个体的理性决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有限的信息、有限的认知能力、情感因素等。
个体并不总是能够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
在购物决策中,个体可能受到广告的影响,选择了并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产品。
理性主义思想忽视了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和不确定性的存在。
市场是由许多个体的决策行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但个体的决策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
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可能出于恐惧或贪婪的情绪作出决策,而不是基于理性分析。
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的问题,这使得个体难以获取到完全准确的信息,从而无法做出理性决策。
理性主义思想假设市场具有完全竞争和无摩擦的特征。
根据这一假设,市场参与者能够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价格可以充分反映供求关系,并且市场不存在摩擦和障碍。
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扭曲因素,如垄断、政府干预、信息不完全等。
这些因素会导致价格失真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而限制了市场的有效性。
理性主义思想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忽视了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人类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个体在决策中可能考虑到社会责任、道德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而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
理性主义思想忽视了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而限制了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能力。
理性主义思想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强调个体的理性决策和市场的有效性。
理性主义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个体理性行为的假设、对非理性行为和不确定性的忽视、对市场摩擦和实际特征的简化以及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经济行为。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 2001),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
西蒙在管理学上的第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管理的决策职能。
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
由于他在决策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于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蒙之前,法约尔最早对管理的职能作了理论化的划分。
此时,决策被包含在计划职能之中,其后的管理学者对此也没有提出疑问,只是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西蒙提出了决策为管理的首要职能这一论点之后,决策才为管理学家们所重视。
今天决策理论枝繁叶茂,与西蒙对这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分不开的。
西蒙对管理学的第二个贡献是建立了系统的决策理论。
并提出了人有限度理性行为的命题和“令人满意的决策”的准则。
在西蒙之前,微观经济学家对个人在市场中的行为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西蒙认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模式有两个缺陷,其一,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人们很难对每个措施将要产生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相反,人们常常要在缺乏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根据主观判断进行决策。
其二,决策过程中不可能将每一个方案都列出来,一是人们的能力有限,二是决策过程的成本限制,人们所作的决策不是寻找一切方案中最好的,而是寻找已知方案中可满足要求的。
“管理人”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
“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乃至彼此矛盾状态;“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
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
人类理性的边界与能力人类作为理性的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和发展起了独特的思维和推理能力。
然而,虽然我们常自诩为高度理性的存在,但人类的理性也同样存在一定的边界与能力。
本文将探讨人类理性的边界所在,以及我们的理性能力的局限性。
一、理性的边界人类理性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认知能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知觉、记忆、思考等方面。
例如,我们的感官只能感知有限的事物并收集有限的信息,这导致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完全准确。
我们的记忆也是有限的,容易受到时间和其他因素的影响,造成我们对以前经历的事物有所遗忘或混淆。
另外,我们的思考过程也受到人类心理和情感的影响,有时候会受到偏见、习惯性思维等因素的干扰。
人类理性的边界还表现在我们的逻辑和推理能力的局限性。
虽然我们在推理过程中可以运用逻辑规则和推理方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并非总能得出完全准确的结论。
人类对于推理过程的认知有时受到偏差和错误的干扰。
例如,我们可能受到信息不完全、过多或者不准确等问题的困扰,从而影响了我们的推理能力和结论的正确性。
二、理性能力的局限性除了理性的边界,人类的理性能力也受到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对于复杂系统的理解能力有限。
现实世界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系统,如社会、生态系统等,这些系统由于其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使得我们的理解和预测变得困难。
我们常常难以准确理解和预测这些复杂系统的演变和影响,从而导致我们在决策和行动中存在一定的盲区。
其次,我们的理性能力也受到人类心理和情感的影响。
我们的决策和行动常常受到情感、欲望、价值观等因素的驱使,这些因素可能使我们产生偏见、片面的看法,并影响我们的理性判断和行为选择。
此外,我们的理性能力还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如选择性注意、过度自信等,这些偏差会导致我们对信息的选择和解读存在偏见,从而影响我们的理性决策。
三、跨越理性的边界尽管人类理性存在边界与能力的局限性,但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和成长不断提升我们的理性能力。
理性的限制与超越人类作为理性的动物,一直以来都在追求理性与智慧的进步。
然而,理性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
本文将探讨理性的局限性,并探讨如何在理性之上进行超越。
一、理性的局限性理性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思考方式之一,但它并非无所不能。
首先,理性存在着知识的局限性。
人类所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它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模型化抽象,无法完全反映复杂多变的真实世界。
因此,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或许只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其次,理性存在于人类思维的基础之上。
人类思维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情感、经验、文化背景等。
这些因素会成为理性判断的偏见,使我们在面对问题时产生主观性的倾向。
例如,在一场争论中,如果我们对某个观点抱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即便有理有据的反驳也可能无法改变我们的看法。
再者,理性只是认识世界的其中一种方式,它无法感知事物的本质。
人类往往只能通过观察、实验等手段来获取事物的外在特征,而无法真正洞悉其内在本质。
例如,在面对人类情感和道德的问题时,理性无法给出直接的答案。
这就意味着,在某些领域中,理性并不能给出唯一正确的解答。
二、超越理性的方式尽管理性存在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它的价值。
事实上,反思理性的局限恰恰需要我们不断推动它的发展,寻求超越。
以下是一些超越理性的方式。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超越理性。
除了理性思考之外,直觉、艺术等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也是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
例如,有些问题并不适合通过推理和分析来解决,而是需要我们拓展思维,运用想象力来超越理性的局限。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对自身认知的提升来超越理性。
对自己的偏见和思维模式进行质疑,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偏好,可以使我们意识到理性的局限性,并且将其纳入到更加全面的认知框架中。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加客观地对待问题,并避免因为个人偏见而产生错误的判断。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合作来超越理性。
多样性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思维路径,帮助我们超越自身的思维局限。
试析韦伯的“理性化”逻辑及其局限性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剖析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理性化”逻辑,并探讨其局限性。
韦伯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命题”,即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他通过详尽的历史研究和深入的逻辑分析,展示了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职业伦理和天职观念如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尽管韦伯的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其“理性化”逻辑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本文将对韦伯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二、韦伯的“理性化”逻辑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逻辑构成了他社会学理论的核心。
他认为,理性化过程包含两个层面: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和社会-制度的理性化。
这两种理性化逻辑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复杂面貌。
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主要关注的是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总体理性与片面理性之间的矛盾。
在这一层面上,理性不再是单一的、普遍的概念,而是多元的、相对化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人们开始追求更为客观、全面的理性,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主观和片面的困境。
这种困境在现代社会尤为明显,表现为人们对不同价值观、世界观的冲突和分歧。
社会-制度的理性化则体现在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中的制度、组织和技术都越来越趋于形式理性化,即追求效率、精确和可计算性。
但这种形式理性化往往忽视了实质理性,即制度的目的和价值。
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尤为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既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道德沦丧、人的异化等。
韦伯的“理性化”逻辑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然而,这一逻辑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方面,韦伯过于强调了理性化的负面后果,忽视了理性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基础及其局限1. 引言1.1 什么是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它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自利的决策者,在面对不同选择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最优决策。
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是理性选择假设,即人们在做出决策时会考虑所有可选的方案,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
这种思想认为市场是一个高效的、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自由竞争,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理性主义思想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在解释市场价格形成、分配效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等方面。
然而,理性主义思想也存在局限性,例如忽视了人类的情感和道德考量,过度简化了人类的决策过程。
因此,在实践中需要对理性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修正,以更好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的内容到此结束。
1.2 理性选择假设的应用理性选择假设是经济学中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应用范围涵盖了各个方面的经济活动和决策过程。
理性选择假设认为个体在做出经济决策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选择最佳的行为方案。
这种假设基于个体在信息充分、选择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尽力做出最佳选择的理性思维方式。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理性选择假设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个体和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
个体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会考虑价格、质量、效用等因素,以最大化自身利益。
企业在确定生产数量和售价时也会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和市场需求预测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理性选择假设还可以解释市场价格的形成、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市场机制的运行等现象。
在宏观经济领域,政府制定政策时通常也考虑到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等目标。
理性选择假设在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和预测经济行为和市场结果。
理性选择假设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结合其他理论和实证研究来更好地理解经济现象。
2. 正文2.1 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理性选择假设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是理性选择假设,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假设,认为人们在做出决策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目标进行理性选择。
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基础及其局限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基础是指,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假设人们在做决策时是理性的,即人们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选择最优方案。
这种思想基础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相辅相成,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自动调整,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理性主义思想也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基础,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理性决策的标准。
首先,理性主义思想忽略了人类的心理特点和环境因素。
人类是情感化的生物,不同的外部环境和不同的心理状态会对人的决策产生影响。
例如,人们可能会在情绪失控时做出错误的决策,同时,外部信息的缺失或者信息的不对称也会影响人的理性决策。
理性主义思想引导经济学家通过数学模型近似描述人的行为,但这种方法忽略了人的复杂性。
其次,理性主义思想陷入了暴力理论的困境。
暴力理论指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在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做出简化假设,使得模型推导的结论与现实最终脱离。
例如,理性主义思想中的满足假设,即人们的欲望有限,无限得到满足,与现实世界中的贪欲人性存在较大差异。
当模型推导的结论与现实不符时,理性主义思想基础将被质疑。
最后,理性主义思想忽略了经济现象的历史和演化过程。
经济学家往往过于关注现代经济的状态和特征,而忽略经济现象的演化过程。
例如,经济学家在研究个人投资行为时,通过理性主义思想可以得到人们在某些投资方面的理性决策。
但事实上,许多人在投资中严重追求单次最大利润,这是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而并非完全是理性决策。
这些演化出来的不合理决策预示了可能存在着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基础虽然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局限。
经济学家需要认识到这些局限,并继续探寻更加真实反映人类行为和环境影响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基础及其局限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基础是指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理性性质所产生的看法。
理性主义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总是有合乎理性的理由,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个适当的模型来预测他们的行为。
这个模型通常假设个体总是有明确的偏好,有确定的目标,并且有能力计算出最优解。
这种思想在当代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并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决策理论等领域。
然而,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它假设行为者具备充分的信息和理性判断能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信息和理性程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例如,在金融市场中,投资者们可能会被情绪和认知偏差所影响,导致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其次,理性主义也往往忽视了人类的社会性和其他非经济的因素。
例如,个体之间的互动和社交因素,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等非经济因素都可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再者,理性主义无法解释一些实证结果,在实际效应中可能与预期结果不符。
例如,传统经济学假设了从个体行为上看起来理性但在宏观层面中却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和不公平等负效应,因此其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的不完美和误差。
加之,理性主义的误导还表现在人们经常看到的,经济学不管环境和社会经验如何变化,经济理论都认为只要人们的利益之间产生竞争,市场就会做出最佳的决策。
市场本身的机制则足以确保最优解的实现。
这一点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实际上,市场与其他制度一样需要规则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潜力。
因此,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经济学家们都需要认识到理性主义并非是普适的描述经济现象的工具,并学会另辟蹊径去解决问题。
总之,虽然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有其独到之处,但其过度的简化和理想化条件会对理论和实践产生误导和限制。
在今后的研究中,经济学家需要更全面的认识和负责任地运用理性主义思想,同时审慎使用其他理论工具,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时达到最优的效果。
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摘要:本文以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中的第三章韦伯宗教社会学内容为背景,从中国的“社会学基础”,即中国世袭制国家和官僚政治、货币体制、宗族制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四方面及宗教的角度,即儒家思想和西方加尔文宗教对比,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在中国产生。
并且最后提出对韦伯观点现代社会适应性的一点看法。
关键词:资本主义;原因;“社会学基础”;韦伯;理性;儒学;加尔文宗教;传统主义一、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利之处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都曾学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就是要具备:充足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及充足的资金。
我认为这三点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具备的,而且不比西方逊色。
首先,劳动力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中国处于明清统治阶段,有过“永乐盛世”、“康乾盛世”等繁荣景象,在此时期中国人口快速繁殖和增长,在康熙晚年就以突破一亿,而乾隆中期突破两亿,而相比欧洲国家人口还没有突破一亿。
因此,显然中国具有更丰富的劳动力,而且“百姓作为自由民可以自由迁移,没有欧洲中世纪强制人民携带通行证和服兵役的限制”。
其次,市场方面,在当时中国有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而且有长期和频繁的国内贸易,如宋朝的夜市和清明上河图中描述的繁荣景象,及进行陶瓷、茶之类的国际贸易。
显然中国在当时也不缺乏市场;那么第三点资金方面,中国当时自然也是资金实力雄厚,“没有明文规定的限制高利贷和经商行为的法律”,和挖掘重金属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和铸造使用于交换领域的货币的所导致的敛财思想,都有助于资金的原始积累。
既然中国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上,有如此之大的优势,那么为什么反而却落后了呢?二、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韦伯在解释为什么中国有优越的社会条件,却没有产生纯粹以经济为中心的近代式资本主义时,并没有仅仅归因为“儒教伦理”,他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在西方理性化和世俗化的浪潮下,中国社会依然是传统主义占主导地位,从而导致“理性的劳动组织形式没能在中国形成。
同时,韦伯认为仅仅从杜会结构层面去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必须从社会的精神气质中去找原因,而中国的精神气质是传统主义的,它是在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中孕育出来的,而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是从蓦怪教的新教伦理中生发出来的。
下文将会从社会结构层面及宗教角度(即物质和精神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1、社会结构层面—中国的“社会学基础”(1)中国世袭制国家和官僚政治中国的世袭官僚制是以人治为基础的,即“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在皇帝与官员之间是一种以家长制的父子关系为比附的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强烈的人伦色彩。
”而西方国家则是以法治为基础,“欧洲封建制基础是诸王侯对君王在法律上或契约上的效忠关系,王侯在自己的领地上行使独立的统治权力。
”由于中国统治具有强烈的人伦色彩这一特点,那么,在本应理性的领域参加进情感,导致各级官员的升迁主要看重的是是否具有人格修养(即是否忠诚、孝顺等),而不看重他的“业绩”或行政能力,这与西方科层制中以能力为提拔依据,截然不同。
就这样在理性的行政中加入人治因素,“在实施权力时,将司法、行政、理财集于一身,因而无法导致依法严格分权管理和明确专业分工的政治管理体制,在财政上也很难形成依靠严密计算和理性管理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
(2)中国的货币体制货币体制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尺度,货币使物品提供与物品获得在时空上能够得到分离,并且使大范围交换成为可能,以及能够使交易各个方面得到理性计算。
因此韦伯认为货币的使用是经济活动理性化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
“虽然中国人很早就有珍重财富,保存财货的观念,但由于历代王朝采取以农业为本位,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规模,至使中国近代货币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
由于货币标准不统一,因时因地甚至因人因事而异,缺乏作为法规一般特征的形式规定,这在客观上必然成为商品经济的阻碍。
由于对纸币管理、发行(纸币与金属货币比例不当)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导致纸币不断贬值,最后使货币体制陷于崩溃的局面。
因而也没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
(3)中国的社会组织首先,虽然在中国古代以城郭为地域界限的城市虽有很大发展,但中国城市缺少西欧中世纪以来城市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自主性,因而无法形成类似西欧近代的新兴市民阶级。
其次,由于缺乏形式的和可靠的法律来保护工商业的自由发展,从工从商的城市居民只能组成同业行会,但行会基本权益仍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加之行会内部起作用的是传统的宗族观念,而缺乏理性的非人格化的关系,难以实行科学的理性计算,以至于无法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由与合作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
总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作用的不是法律和业缘关系,而是再靠宗族维持。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以血缘结合和地缘结合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深深的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生活,造成人们崇尚传统、注重人伦孝悌,以家族和同乡的好恶为是非标准的的对内和对外的道德伦理二元性。
就是以宗族维系的中国经济是一种特殊主义经济,即只相信自己人,例如:可以发现东亚及中国有许多家族企业,并且规模及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因为家族企业中掺入太多的情感因素,任人唯亲,所以使有能力的人才华得不到发挥,从而也限制企业发展,而欧洲的企业很少有家族企业,都是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这样就以能力为导向,有利于创新及发展。
由此可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的宗族或是说传统主义思想与“从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现代理性劳动组织要求以业缘为主实行人的组合必须奉行普遍主义的社会性道德相反。
”所以客观上必然阻碍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发展。
(4)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缺乏理性的法律和训练有素的司法官吏,“中国历代的刑律本质上是“伦理规范”,它是实质主义伦理法。
”“传统中国世袭制统治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律具有反形式主义和父系家长制的特点。
它以伦理为取向,总是追求实质的公平”。
这与保障现代资本主义运行的形式法是相反的,形式法律由一整套形式化的、意义明确的法规条文组成的,它只依据法律条文对确凿无疑的法律事实作出解释和判定,而不考虑其它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实质正义原则,还要排除一切情感因素。
在这里我简单的做一个对比,例如内地和香港的法律制度就有很大不同,例如对一起社会敏感类案件(强奸案),在内地人们会依据伦理观念,先做出判断,最后呈现出舆论压力做出结果的现象。
而在香港,由于香港沿用英国的陪审法律制度,他们只依据证据来由陪审员做出决定,当然这有时会出现某些法律为有钱人服务的现象。
但这是在现代社会,在资本主义刚刚发展时,形式法律是发展资本主义所必要的,它防止了法律中因掺入人情,而变得有失公正,也会为少数人服务。
2、精神层面—宗教因素有人认为韦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但实际上韦伯还是很重视物质的决定性作用,只是他认为,光从物质因素来解释还不够全面,因而他又进一步提出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与某种由宗教观念影响的精神气质有关的。
即中国的精神气质是传统主义的,即与理性主义相悖,它是在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中孕育出来的,它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因素(资本主义精神)。
而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是从基督教的新教伦理中生发出来的。
韦伯把儒家思想看做一种宗教思想,因为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中,“宗教是从它的社会功能上加以考察和规定的,因此宗教与终极关怀、终极信仰或绝对价值、绝对伦理是同义的。
”因此作为一种最终信仰,它在人们的思想中起到判明方向的绝对价值作用,在人们行为中起到戒律、规范的绝对伦理作用。
说到底它就是宗教。
“那么儒学作为一种伦理上的终极依托,几千年来在规范人们行为和思想上的重大作用,其影响丝毫不逊色与任何一种宗教伦理。
”其实韦伯分析问题是很全面的,他不仅只看到一方面,如他既看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物质因素,又看到精神因素;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一方面,又看到阻碍其发展的原因;像下面要分析到的儒家思想,他即看到其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因素,又看到了其理性的不彻底之处。
韦伯指出,儒家对人生抱有强烈的“现世乐观主义”态度,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追求,具有理性主义性格。
不过,他认为这种理性主义是很不彻底的, 因为儒家为了达到“外王之学”的政治追求,是通过“内圣”之学,主张“诚意正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只是属于价值合理性的信念伦理,而要从“内圣”实现“外王”目标,则要将之转化为工具合理性的责任伦理才能达到,犹如加尔文教徒由“预选”转化为“天职”。
西方加尔文宗教宣扬“预定论”即人是否得救已预先由上帝决定,人只能依靠对全能上帝的绝对信仰而获得救赎其他一切包括各种繁琐的宗教仪式均无济于事。
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捡选”、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
而由此引发出的天职观则强调在世俗职业上的责任,这正是新教徒理性的经济行为的信仰基础、力量源泉。
换句话说,“韦伯通过预选说一天职观一世俗禁欲所要论证的只有一点,即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运行机制是以非理性的信仰—新教伦理为支撑点的,以职业伦理为核心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来源于新教的宗教伦理。
”而且新教徒在这种思想下还要小心翼翼的生活,上帝是严肃的,人就是上帝的工具,人存在是为了增加上帝荣耀,而且上帝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如果教徒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上帝的弃民,因而教民都小心翼翼,克制自己行为,奉行禁欲主义,履行自己的天职。
但儒教显然缺乏这种转化,其原因是儒教缺乏对于形而上学的关心,对于外在的、超越性的神持“存而不论”的态度。
儒家把人和自然、宇宙和社会看作是和谐的,所以,西方思想中关于自然与神灵、伦理要求和人的缺失、原早意识和救赎的需求、今世的行为与来世的报应、宗教责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任何“紧张性”都不存在,这使得儒家没有摆脱传统和习俗的内在的力量和精神支柱,个人主义无法发育,个人对人性、政治权威、社会传统和习惯势力采取顺从而无力加以制约。
儒家重现世的伦理思想是一种信念伦理,他把追求道德的自我完满当做最高理想,缺乏达到这一目标的可靠手段,只能通过个人修养及儒家经典中鄙弃物质的思想,使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无法形成统一的合理性的经济伦理。
鉴于此,儒教和基督新教在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极大的对立“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而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性控制。
”而这就是中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内在精神原因。
总之,就是儒教缺乏加尔文教那种与自身命运息息相关的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使人们积极投入到世俗生活中获得救赎,没有将其内化为一种精神力量。
儒家的思想缺乏强制性,使思想仅限于一小部分人,只是“君子”的责任,而是否在世俗生活中努力工作,也与个人没多大关系,不进行内省,对个人没什么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