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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与统一的关系【内容提要】“大一统”既有本义又有引申义。
从“大一统”的本义上来看，“大一统”与统一虽然看上去相似实则内涵不同，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从“大一统”的引申义来看，“大一统”则可以视为统一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论是“大一统”的本义还是引申义，都与统一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
【关键词】“大一统”统一一、“大一统”与统一的阐释大一统：1、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在这句话里，“王正月”中“王”是指天子，“正”是指正朔，是由于我国古代天命理论，大一统思想，以及华夷之辨等古代思想理论的发展而产生的政治概念。
即“正统”的意思。
象征着一个王朝统治、代表中国的合法性与唯一性。
是古代改朝换代时新立帝王颁行的新历法，后亦泛指历法。
1“大”是指尊崇、重视，有褒奖、尊美之义；“一”是指元，有本源、根本之意；“统”本来指丝之头绪，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到：“统，纪也。
……纪，别丝也。
”段玉裁在注解中写道：“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
”后来又引申为总领、统管、统合、纲纪等义。
从公羊家的解释来看，一是元，统是始，一统就是元始，元始就是天地万物（包括政治社会）。
，“一统”的本义王者通过改元、改制这类象征性的政治程序，宣告新的治理秩序之开始。
因为王者的治理秩序乃是一个涵盖天地万物的整全的秩序。
2综上所述，“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已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是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理念。
3是指尊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
2、从现代意义上来看，“大一统”具有更加宽泛的引申义，即“自上而下地以一个最高权力为中心来进行政治范围的集中统一，建立一个地域宽广、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庞大帝国“。
4由此可见，”大一统“的引申义可视为统一的一个分支。
统一1、合为整体。
与“分裂”相对。
如《汉书·西域传赞》所述：“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
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单元练习2 (人教版必修3)第一卷选择题1．秦汉以来，使儒家学派遭到沉重打击的是（）A.汉武帝的“贤良对策”B.秦始皇的“焚书坑儒”C.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D.“三纲五常”思路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使儒家学派遭到打击。
答案：B2．汉武帝的“举贤良”政策，符合了（）A.土地兼并的需要B.统一国家的需要C.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需要D.教育的需要思路解析：汉武帝这一政策是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而这一政策更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
答案：C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大一统”之间的关系是（）A.用政治上的统一保证思想上的统一B.用君权神授的思想来巩固统一C.用思想上的统一为巩固政治上的统一服务D.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思路解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政治思想，“大一统”为政治实践，思想为政治服务。
答案：C4．下列关于汉武帝建立太学和地方郡国学校的说法，不正确的是（）A.打破豪强垄断教育的局面B.有利于文化的传播C.目的是培养封建官僚D.实质是加强思想专制思路解析：B、C、D三项都是汉武帝建立太学和地方学校的作用和目的，就是为自己的统治服务，间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答案：A5．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不包括（）A.兴办太学B.规定用儒家经典为教育课程C.在全国各郡设立学校，建立地方教育系统D.用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做大官思路解析：C项主要是教育措施而不是加强思想统治的措施。
答案：C6．下列主张“仁义”和“王道”的思想家是（）A.孔子B.孟子C.荀子D.墨子思路解析：荀子是战国末期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主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
故选C项。
答案：C7．下列主张明显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是（）A.仁者爱人，民贵君轻B.万物虚无，祸福相倚C.兼爱非攻，节用尚俭D.以法为教，今必胜昔思路解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四个选项，很容易选出正确的答案。
"大一统"的思想来源及其历史影响早在先秦时期，由孔子首倡的“大一统”思想描绘了国家昌盛、人民幸福的理想状态，包括版图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等要素，其首要途径就是实现中国疆域版图的统一。
与中国历史发展相伴相随的“大一统”理念，无论是人文范围还是地理范围都是持续扩展的。
“大一统”的人文范围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众多兄弟民族，在今天统称为“中华民族”，其地理范围在历史上是指秦汉唐元明清历代“大一统”王朝的本土疆界，在今天是指按通行的国际法中国所管辖的所有主权领土。
“大一统”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不但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有一种理念，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长盛不衰，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直到今天，它依然在很大水准上支配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家前途的思维模式。
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一、“大一统”的概念《辞海》“大一统”词条的解释为:“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
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
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列代周王即位时总是冠以“王正月”字样，对此，《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后代学者对此段经文有进一步的诠释，如第一位系统阐释孔子“大一统”思想的西汉大儒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唐代学者颜师古进而解释:“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
”从这里我们能够把握“大一统”的原始意义，即以周朝天子为核心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使中国完成真正的政治统一。
孔子：首创“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概念及所蕴含的思想，虽然是由后代儒家阐发而成，但的确符合儒家创始人孔子本人的意向。
第2课汉代儒学课程标准：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一、“焚书坑儒”批判1．背景秦朝建立后，一些儒生借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攻击郡县制度。
2．概况秦始皇将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医药、卜筮、种树等有实用价值以外的私人收藏的书籍统统焚烧，后又将违犯禁令的四百六十余儒生坑杀于咸阳。
3．影响“焚书坑儒”是对先秦思想文化成就的粗暴否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儒学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低潮。
二、“罢黜百家”1．背景(1)汉武帝时代，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得到巩固，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大体定型，需要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
(2)董仲舒改造儒学，并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2．儒学正统地位确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完成了罢黜百家、提升儒学地位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的转变。
3．影响(1)积极：汉王朝加强了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有利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
(2)消极：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扼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
三、太学的出现1．概况(1)汉武帝创建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太学，并将儒家经典列为官方教材。
(2)汉武帝还令各郡国建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2．作用(1)太学的出现，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
(2)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3)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僚富豪子弟垄断官位的情形，少数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4)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传播与发展。
3．太学清议东汉太学生参与议政，迫使黑暗的政治势力有所收敛。
四、科举制的文化影响1．科举制的创立(1)实行时间：隋唐时代确立，一直沿用到清末。
(2)主要内容：以考试成绩作为选官的主要标准，考试内容以儒学经典为主，明代以后发展为八股取士。
2．影响(1)积极：①有益于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巩固。
②提高了儒学的地位，使其成为执政者奴化臣民的工具。
③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提高了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
高考历史一轮复习：考点40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一、董仲舒的新儒学1．背景⎩⎪⎨⎪⎧(1)经济：汉武帝时期，经济恢复发展，国力增强，为 中央集权奠定了物质基础。
(2)政治：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 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3)思想：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满足加 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2．内容⎩⎪⎨⎪⎧(1)为加强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2)为加强君权需要，宣扬“君权神授”。
提出了“天人 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3)为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三纲五常”。
3．特点 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轻巧识记] 董仲舒的新儒学二、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1.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1)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2)规定儒家经典为国家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3)兴办太学，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4)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2．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思维拓展]董仲舒的新儒学，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学说思想的新思想体系。
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
[答题术语]1．汉初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朝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
2．汉武帝时，董仲舒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4．为加强君权，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5．汉武帝在中央设立太学，在郡县建立地方教育系统，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早在先秦时期，由孔子首倡的“大一统”思想描绘了国家昌盛、人民幸福的理想状态，包括版图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等要素，其首要途径就是实现中国疆域版图的统一。
与中国历史发展相伴相随的“大一统”理念，无论是人文范围还是地理范围都是不断扩展的。
“大一统”的人文范围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众多兄弟民族，在今天统称为“中华民族”，其地理范围在历史上是指秦汉唐元明清历代“大一统”王朝的本土疆界，在今天是指按通行的国际法中国所管辖的所有主权领土。
“大一统”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有一种理念，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长盛不衰，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直到今天，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家前途的思维模式。
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一、“大一统”的概念《辞海》“大一统”词条的解释为:“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
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
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列代周王即位时总是冠以“王正月”字样，对此，《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后代学者对此段经文有进一步的诠释，如第一位系统阐释孔子“大一统”思想的西汉大儒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唐代学者颜师古进而解释:“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把握“大一统”的原始意义，即以周朝天子为核心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使中国完成真正的政治统一。
孔子：首创“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概念及所蕴含的思想，虽然是由后代儒家阐发而成，但的确符合儒家创始人孔子本人的意向。
董仲舒的思想与大一统董仲舒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诸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创立了新儒学，并使新儒学成为西汉的正统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之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中得以不断地丰富，直至现在，儒家思想对社会发展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董仲舒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政治、思想、哲学……，可谓包罗万象，庞大非常。
董仲舒是一位关照现实的思想家，是一位注重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他庞大的思想体系有着明确的服务对象，即：西汉的大一统。
哲学是一切思想的指导，董仲舒自然也不例外。
董仲舒的哲学，集中表现为“天”的哲学，“唯天为大”，是其“天论”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大一统思想的灵魂所在。
“唯天为大”，是什么含义？天，是一切的主宰。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不是简简单单指头顶的蓝天，他的“天”有着三重含义，而正是这三重含义，使得天变得至高无上。
首先，“天”是自然之天，“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矣。
”（《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这里的天，是宇宙万物的总称。
“天之道，终而复始。
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
东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
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
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
春夏多阳而少阴，秋冬少阳而多阴，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
”(《春秋繁露·阴阳终始》)，这里的天，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其次，“天”是神灵之天，“天者，百神之君也。
”（《汉书·董仲舒传》），天是百神之君主，也就是神王，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另外，“天”还是道德之天，“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
”“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仁，天心，故次以天心。
”（《春秋繁露·俞序》），在此，天成为了绝对的仁者，天心，便是仁者之心。
经过这三重含义的叠加，“天”，就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天”，就成为了民众的信仰。
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我国很早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接触,共同性因素逐渐增多, 各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加强, 建立了血肉相连、唇齿相依、水乳交融、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 共同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 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分分合合, 纷争不断, 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
”那么传统民族观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本质特征, 并长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所要借鉴的指导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民族观, 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历史发展的“主线”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们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有什么启示, 都是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笔者尝试从儒家民族观入手, 力求通过探寻儒家民族观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主流之间的内在联系, 挖掘儒家民族观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 以期为当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先秦时期, 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情势, 在中国早期夷夏观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 即一方面强调“夷夏之辨”, 严“夷夏之防”, 讲“尊王攘夷”; 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夏变夷”,“礼”分华夷, 向往“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局面。
儒家民族观看似对立但实质统一,它既受中国早期夷夏观的影响, 又与儒家政治观念和伦理思想分不开。
在先秦文献中, 诸如“戎狄豺狼, 不可厌也; 诸夏亲昵, 不可弃也”;“狄, 封豕豺狼也, 不可厌也”;“戎狄无亲而贪”、“戎, 禽兽也”;“蛮夷猾夏, 周祸也”、“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等提法, 无不流露出早期夷夏观表现出的强烈的“夷夏之辨”倾向。
汉代的思想大一统知识点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它不仅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制度，而且对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代，思想大一统成为社会的主流，体现在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方面。
本文将从几个关键的知识点介绍汉代思想大一统的情况。
一、政治思想的大一统汉代思想大一统的重要标志是儒学的确立。
汉初刘邦实施的“舍伍政策”奠定了儒学的地位。
汉武帝时，设立太学，选拔儒学士人。
汉朝统治者通过推崇儒学，以儒家经典为基础，通过儒家思想来统一社会思想，塑造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标准。
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政治思想的代表，且继续影响了后来的历史时期。
二、哲学思想的大一统在哲学思想方面，汉代儒学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同时还有其他学派活跃。
儒学作为主流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倡君主仁政。
而道家则强调个体追求自然之道，注重修身养性，强调“无为而治”。
而墨家强调爱民、尚同，主张普惠平等，反对礼教和封建等级制度。
尽管不同学派有各自的特点，但汉代主流思想理念在不同学派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都以实现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顺为核心。
三、文化思想的大一统在文化思想方面，汉代思想大一统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
在文学方面，儒家经典成为文人们的创作基础，注重道德和情感表达，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
同时，汉代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文人，如司马迁、刘向等，在历史、诗词、辞章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艺术方面，汉代的壁画、陶俑等艺术形式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弘扬了封建伦理道德。
在宗教方面，儒家儒教、道家道教、佛家佛教等融合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表现了思想大一统的特点。
综上所述，汉代思想大一统在政治、哲学、文化等方面都有体现。
通过儒学的确立和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汉代统一了政治思想；在哲学思想方面，儒、道、墨等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观；在文化思想方面，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学、艺术和宗教体现了汉代思想大一统的特点。
汉代思想大一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当时，而且延续至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学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走出国门，儒家思想对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西欧和北美等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儒家思想推动了启蒙运动，儒家思想为中世纪的欧洲做出了重大贡献。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的影响，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时至今天，儒家思想也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世界多元文化更多的交流和碰撞，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在逐步发扬光大，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影响逐渐加强。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
仁之含义宜作何解？此问题颇难回答。
在论语中，孔子师弟间关于“仁”之问答颇多，然而并无一致界定。
后儒对此问题，亦可说见仁见智，解释不一，如孟子言：“仁，人心也。
”韩愈言：“博爱之谓人。
”在我看来，儒家所谓仁，可解释为“合理的人生态度。
”这也是笔者研究梁漱溟思想及《论语》一书所得出的最后结论。
梁漱溟先生曾对心理学特别是儒家心理学做过深入研究。
他认为，在古今中外的心理学说中，惟有儒家对仁之认识最深刻，故而其人生态度也最为合理。
梁氏还专门撰有《合理的人生态度》一文。
另外，在《论语》中，有“仁者不忧”一语，此“不忧”恰与梁先生所谓“合理的人生态度”相应。
而且，儒家其他修养德目之宗旨仍可归结为“仁”，即“合理的人生态度”。
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
引言自西汉以来 ， 以儒学为主体的思想体系就被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们推崇为正统思想。
其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延续两千多年，直至今日都会左右我们的生活。
而 它的创立者孔子更是被封建统治者们奉为'大贤至圣先师'，为'万世师表'！ 而儒家典籍，如《论语》《大学》《中庸》《周易》，直到今天也被很多人奉为国学经典。
可见儒家影响之深远。
至圣先师——孔子像然而在 春秋时期，虽然孔子的学生中不乏高官贵族，甚至很多诸侯都会请教夫子。
然而 当时的儒家思想并不受统治者们待见，甚至会受到极大的排斥。
儒家和其他百家一样，只是众多思想理论中的一员。
即便是喊出'舍我其谁'的孟子，在治国理政上也没有取得过什么成绩。
儒家不受重视，其实也好理解。
毕竟在残酷的春秋战国时代，缺乏进攻性的儒家思想很难让国家在竞争中胜出！《论语》：卫灵公问陈于孔子。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
到了 秦汉时期，社会发生了变化。
秦国因法家而强盛，后来统一中国后很自然的推崇法家。
'严刑峻法'也被认为是秦朝快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
至 汉朝建立初年，黄老之学盛行。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暴秦统治和楚汉战争摧残的华夏大地上， 无为而治显然能够促进社会发展。
国家不折腾，勤劳的中国老百姓自己就能把日子过好了。
平民出身的刘老四自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亚圣——孟子像公元前134年，崇尚黄老，反对儒学的窦太后去世。
没有掣肘了的汉武帝开始向全国征求治国方略。
前后三次参与对策的董仲舒，获得皇帝认可。
于是， 讲究'三纲五常''天人感应''敬天爱人'的儒家思想开始受到统治者重视。
这三次策论被收录在《汉书》中，被后世合称为《举贤良对策》。
那么我们就从这篇《举贤良对策》入手，分析一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如下：
原因：
1.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国地处一个大平原之中，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使得各地之间的交流和贸易得以顺利进行。
这为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地理基础。
2.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主张仁爱、忠诚、礼仪等，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
这种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3.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如封建制度、郡县制度等，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更好地控制和管理地方，进一步促进了大一统观念的形成。
作用：
1.促进了民族融合：大一统观念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得以交融和发展。
2.维护了国家统一：大一统观念强调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使得各地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3.推动了经济发展：大一统观念促进了各地之间的贸易和交流，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统一的货币、度量衡等制度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中华图腾“龙”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
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必然走势。
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
事实上，当他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思想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利的申述而来，“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纪初期由商国的君主提出的。
后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
在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除了象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年”[1]，它的长期延续显然是伴随着中国的一次次统一而相互作用，是不断的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加强的结果。
“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内心深处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XX、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XX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对这种思想的剀切剖析是重要的。
无疑，“大一统”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髓之一，既然它归属于这个体系，将它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尽量排斥其它的干扰来观察它，找到它的特点以及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个个方方面面，从中此一角窥测到中国传统文化。
一、“大一统”思想的缘起最早体现“大一统”思想的文章词句大约是《诗经》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诗，无非是说明自己受束缚而去哪里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埋怨在各国历史中肯定都多少有一点，算不上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要算特别之处必须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中国古代政治历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历史，其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古代政治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今天中国的政治。
与此同时，大一统思想也在不断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
大一统思想是指某种理念或信念，这种信念能够实现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间的统一。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对政治思想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大一统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帝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代帝制的核心是皇权，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认为「天命」是最重要的，同时强调中心化的权力和绝对权威。
因此，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对于大一统思想有着广泛的认同，从而推动了中央政治的建设。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对于人民的管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大一统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传承和文化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是以正心、正道、正信和正义为中心，秉承的是一个非常和平、致功和致知的思考方法。
中国古代一度是文化辐射中心，而文化在国家间的传递和共享是富有启发性的。
艺术和文化是一种跨越国界、民族和文明，因此，大一统思想有助于各个民族、不同文化和他们之间的对话和成长。
最后，大一统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延续和更新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围绕权力、权威、地盘和人脉展开。
这些思想与大一统思想的联系十分紧密，它们都强调领导权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
在历史中，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都有了不断的升级和变化。
大一统思想始终占据着坚定和不可分割的地位，起到了保障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和继承的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大一统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促成了中国古代帝制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思想传承和文化传播起到关键的作用，同时也维护了政治思想的延续和更新。
再加之发扬「仁义道德」等儒家思想，中国古代在政治面上获得极大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传承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
《春秋经》开篇首句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对此，《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里所说的“大一统”问题，指的是春秋时期诸侯一律听命于周天子，即全国由地位至尊无比、权力至高无上的周天子进行统治。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中华帝国的统一，董仲舒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得到武帝的支持，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董仲舒特别强调儒家"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他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因此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1]。
历史的发展使这一元典精神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思维观念及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台湾学者李威熊指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安详而有层次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2000多年来始终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不像面积与中国等大的欧洲，一直四分五裂，国家居然有二三十个之多，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博大能容。
”[2]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始终。
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特质。
陆游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中华民族盼望和守护国家统一的心理写照。
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探索四海一家，万邦和协是我国的人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心理趋向和精神模式。
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
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
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
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
这样一来，用“儒家文化”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全部历程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夫子也不能不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
这时，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
当时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以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
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
儒家学派出自改良主义的立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坚持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行“仁政”，统一天下。
而法家学派却出自激进主义的要求，坚决主张“以战去战”的暴力革命，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
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学派这种纯粹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斗争中确实是实用的，秦的统一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苟卿列传》)。
不过，人类历史却出人意料地复杂，秦王朝仅持续了短暂的十四年，始皇帝一系万世的美梦就彻底破灭了。
“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的蔑弃传统文化的法家理论，何以在取得那样旷古未有的辉煌胜利之后，又如此迅速地破产了呢？这种令人吃惊的历史现象引起了一些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认真思考。
汉初的思想家陆贾最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在与汉高祖刘邦讨论长治久安之术时，驳斥了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狂谬态度。
他正确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站在儒家学派的立场上，认为法家的暴力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旧制度，然而，那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却无助于巩固和发展一个新政权。
这种“逆取顺守”的儒家理论确实使西汉开国之君刘邦茅塞顿开，有所领悟，可是当时客观与主观上的情况却注定要使历史再走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
有趣的是，在汉初选择治国安邦的政治指导思想时，入选的并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
这种选择并不出人意外，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那些逃过暴秦统治之后，又经历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的劫余之人，面对残破的家园，崩溃的经济，普遍的社会心理只能是休养生息，共同去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还无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构筑地主阶级的宏伟大厦。
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儒家思想遭到冷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汉初政治，经历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朝，历时仅54年。
然而这一时期却是我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在几千年的我国文化史上，堪称黄老文化的时期仅此一次。
它很象一个历史上的过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从此就永远隐没在历史帷幕之后，再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但是它却为我们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与法家文化截然相反的黄老文化何以同样短命？众所周知，黄老思想是促成汉初社会大繁荣一一“文景之治”的根本原因。
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上》)这种社会繁荣景象在古代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然而这种不可多得的好光景为什么不能持续下去呢？关键原因仍在于黄老文化与法家文化同样严重地脱离了传统的文化背景。
黄老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即在政治上的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化。
政治上的分权主义违背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从而由于政治上的姑息放纵态度使地方割据势力猛然抬头，成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
这种政治指导思想的直接恶果就是汉景帝时期七个同姓王国的旨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武装叛乱。
而经济上的自由化在恢复和发展汉初国民经济时，确实曾奏奇效，但是由于违背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促使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一反常态的变化。
孝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随意铸钱，于是拜金主义的狂潮席卷了整个汉王朝。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汉书·食货志下》)，这正是当日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可是我国古代社会是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体系，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层级结构、管理系统都是封闭凝固而单一的，所以它经不起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摇撼。
当时，经济上的自由化虽然活跃了商品交换，鼓励了竞争，促进了社会的全面繁荣，但是由于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不仅诱使农民弃农经商，使一家一户的封建小农经济趋于萎缩，导致了自耕农的大批破产，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商人阶级的崛起改变了昔日的阶级结构，形成了对官僚政治的潜在威胁。
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历史很可能偏离传统的道路而改弦易辙。
总之，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出现了失控现象。
这种失控现象不仅使统治阶级惊恐万状，而且也使纷纷破产的小农嗷嗷待哺。
历史发展到这里，出路何在？就成了当时朝野上下最为关切的大问题。
面对现实，或者承认商品经济的合理性，由封闭型的社会系统向开放型的社会系统过渡，为此，就必须断然与传统文化决裂，继战国时代之后再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革命，摧毁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或者从民族的思想武库中找出一个更为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使社会在一种平稳的状态中沿着传统文化的大道延续下去，二者必居其。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汉景帝为帝。
他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做了一次命运攸关的抉择。
他继位之后，首先进行了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被统治阶级冷落了数百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毅然废弃了推行半个多世纪的黄老政治，从此在历史上掀开了儒家文化的新篇章。
儒家文化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风风雨雨，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着，无论是多次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它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内涵，相反，在其发展的途程中，它不断地吸收和容纳来自各方面的营养，充实自己，渡过—次次危机，并使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面。
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的兴起，这种古老的文明才逐渐式微，似乎丧失了固有的生机。
人们一定会问，我们民族的历史何以选择通过儒家思想来表现自己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呢？这是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在二千多年前的汉初，我们还没有能力选择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而且历史也没有提供为此而必备的客观条件，所以我们只能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我们民族所能够接受的东西。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抉择，正是迎合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们通常把这种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理解为儒家思想最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才最终被确立为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指导思想。
但是抛开民族文化谈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法家和黄老思想为什么如此短命，而儒家思想却一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却如此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就是在今天仍然潜移默化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的这种现象。
这是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一种思想哪怕对统治阶级再有利，如果它不在很大程度上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就注定不会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开花结果。
法家文化和黄老文化的转瞬即逝不正说明了这点吗？儒家思想究竟与传统文化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它为什么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普遍心理倾向呢？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中的各级贵族和一般自由民就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六行、六艺的社会化教育。
所谓六德为“智、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大司徒》)。
从这些施教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
儒家学派不仅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而且还结合着时代的要求进一步使之深化，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不仅如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
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以后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及完成全社会的儒化过程创造了先决条件。
但是由于儒家学派顽固地株守着“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的原则，对传统文化不加甄别地盲目崇拜，不肯向前看，否定新事物，所以，它从开始时就因缺乏批判精神而被打上保守的印记。
儒家思想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但就统治阶级来说，是取其如下三重基本精神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第一，讲大一统；第二，讲君臣父子；第三，讲华夷之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