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所出商周铜器铭文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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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周青铜器鉴定与鉴赏作者:王长丰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08期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
商周青铜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我们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大致统计了一下,在金文材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殷周金文集成》所收金文材料编号计12113器,除去空号计12001器;《近出殷周金文集录》所收金文材料1258器;刘志基等《金文资料库》至2003年上半年共收商周青铜器铭文13321器;吴镇烽等《商周金文资料通鉴》检索系统共收录“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14616件,拓本17104余幅”;《近出殷周金文二录》所收金文材料1346器,并附90器;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共收录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16702件,疑伪铭器34件……下限到2012年2月”。
校删自重、互重、误收、伪赝者,大约14000器是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再加失收、未收等,估计商周有铭文的青铜器约17000件。
我们知道,青铜器有铭文者只占总数的10%左右,甚至更低。
按照这个统计,可以大致知道全部中国青铜器的数量为170000~200000件。
中国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性成就。
按照铜、锡(铝)合金成分,现代金属材料学将铜、锡合金称为锡青铜,铜、铝合金称为铝青铜等等。
按成分不同,青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锡青铜,成分主要是铜、锡(含量高于2%),其他元素微量(均低于2%);二是铅青铜,成分主要是铜、铅(含量高于2%),其他元素微量(均低于2%);三是铜、锡、铅三元素青铜,成分主要是铜、锡(含量高于2%)、铅(含量高于2%),其他元素微量(均低于2%)。
我国春秋晚期的《考工记》记载的青铜器合金比例的“六齐(剂)”如表1所示。
上述铜是指自然铜,亦称纯铜,含量达98%~99%,具有红(黄)色的金属光泽,故称红(黄)铜。
红(黄)铜冶炼需要1083℃,铜锡合金只需要800℃左右,降低了当时的冶炼技术要求。
国家开放大学《古代汉语专题》形成性考核作业参考答案形成性考核作业1一、填空(30分,错一处或回答不完整扣1分,不倒扣):1.公元100年,著名学者许慎完成了(《说文解字》),此书是汉字学的奠基之作,它的面世,标志着(汉字学的创建)。
2.“字原”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从文字产生的时间顺序上说的,“字原”就是最初产生的字,因此,又被称为“字母”、“母字”。
今人或称之为“初文”)。
一个是(从文字构成的逻辑顺序说的,“字原”就是构成整字的基本部件,有了这些基本构件,才能构成整字,因此,被称为“字原”,今人或称其为“字素”、“汉字构件”)。
3.古文字指(小篆以前的文字,具体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大篆、小篆,还包括秦汉时期的简帛文字)。
古文字学是(以古文字为研究对象的汉字学分支)。
4.汉字改革从(甲午战争之后)研制拼音文字开始,代表人物和著作主要有(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重订合声简字谱》)。
5.关于汉字的来源主要有以下说法(汉字神授说:汉字西来说:汉字自源说)。
6.汉字主要来源于(原始绘画)。
7.汉字产生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创制期,约在距今10000年至5500年前后,这个时期的汉字属于当时华夏文字的一种);一个是(汉字体系形成阶段,约在距今5500年至4000年前后,这一时期的文字是商代文字的直接源头)。
8.商代文字指的是(是公元前1600---前1046年间商代使用的文字),按其载体分,有(甲骨文、金文、陶文)。
9.商代文字的主要特征是(般商文字的形体保留着明显的图画特征);表意方式属于(象形表意)。
10.周代代表性文字是(金文)。
11.简帛文字指(书写在简牍与缣帛上面的文字)。
12.秦文字指(秦统一后的文字;小篆是秦朝制定的标准文字,它是在大篆的基础上改进的文字)。
主要特点是(小篆保留了大篆“引书”的基本特点,安排疏密均匀,但单字所用的笔画要比大篆省减得多。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是一部对两周时期的有铭青铜器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著作。
其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图编、录编、图说和释编。
1. 图编:专辑铜器形象,收录了263件青铜器器形。
2. 录编:专辑铜器铭文,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收录宗周器铭文250件,下卷收录列国器铭文261件。
3. 图说:为彝器形象学专论,探讨了商周青铜器的形象学研究。
4. 释编:对铜器铭文的考释,这部分内容与录编上、下卷相对应,分成上、下两编。
在考释中,作者“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
作者特别强调图象学的重要意义,指出研究商周铜器必须对花纹进行分类、断代。
此外,作者根据铜器的形制、花纹、铭文字体和内容等方面的特点,把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新式期,对它们的发展作了概括的论述。
书中录编和考释都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第一次制成了两周铜器的参考图谱。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研究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者把中国的传世铜器变成了完整的体系,使之成为古代历史研究中有价值的科学资料,同时
把铜器铭文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为金文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第1卷序1李学勤序2裘锡圭前言凡例一:食器01.鼎(00001-00666)第2卷 01.鼎(00667-01286)第3卷 01.鼎(01287-01845)第4卷 01.鼎(01846-02265)第5卷 01.鼎(02266-02518)第6卷 02.鬲(02601-03040)第7卷 03.甗(03101-03364),04.簋(03401-03668)第8卷 04.簋(03669-04225)第9卷 04.簋(04226-04730)第10卷 04.簋(04731-5084)第11卷 04.簋(05085-05312)第12卷 04.簋(05313-05403),05.盨(05501-5683)第13卷 06.簠(05751-05980),07.敦盏(6051-6080),08豆铺(06101-06161),09.盂(06201-06230),10.盆(06251-06274),11.匕俎(06301-06321)第14卷二:酒器12.爵(6401-7070)第15卷 12.爵(07071-07759)第16卷 12.爵(07760-08426)第17卷 12.爵(08427-08585),13.角(08701-08794),14.觚(08851-09213)第18卷 14.觚(09214-09855)第19卷 15.觶、鍴(10051—10659),16杯、飲壺(10851—10865)第20卷 17.斝910881—11065),18尊(11101—11499)第21卷 18.尊(11500-11822),19.壺、鍾(11951—12128)第22卷 19.壺、鍾(12129—12455)第23卷 20.卣(12521—13091)第24卷 20.卣(13092—13348),21.方彝(13451—13548),22.觥(13601—13665)第25卷23.罍(13701—13831),24.瓿(13951—139730),25.(13991—14009),26.瓶(14031—14039),27.缶(14051—14096),28.斗、勺(14151—14192)三水器:29.盤(14301—14543)第26卷 30.盉、鎣(14581—14800),31.匜(14851—15004),32.鑑、鎬(15051—15067)第27卷四樂器:33.鐘(15101-15414)第28卷 33.鐘(15415—15582)第29卷 33.鐘(15583-15638),34.鎛(15751—15829),35.鐃(15851—15925),36.鈴、鐸(15951—15960),37.句鑃、鉦鋮(15981—15989)第30卷兵器:38.戈、戟(16001—16565)第31卷 38.戈、戟(16566—16961)第32卷 38.戈、戟(16962—17364),39.矛、殳(17501—17570)第33卷 39.矛、殳(17571—17704),40.劍、鈹(17801—18078),41.鉞、戚(18201—18250),42.刀、削(18301—18325)第34卷 43.矢鏃(18351—18420),44.雜兵(18461—18594)六用器:45.農具(18651—18664),46.工具(18701—18760),47.度量衡(18801—18955),48.車馬器(19001—19092),49.符節(19151—19185)第35卷 50.其他(19221—19505)附錄:1.金銀器(19601—19641)2.玉石器(19701—19835),3.雜器(19901—19932),4.僞銘、僞器(w001-w034)引用書刊目錄及簡稱後記。
常见的青铜器铭文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有铸铭与刻铭两种,铭文也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
下面店铺整理了常见的青铜器铭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此时期金文最常见的形式有:一,仅铭有所谓族氏铭文,即家族之名号,用以表明作器者之属。
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即作器者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名了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了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
此种氏族名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部。
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人员尚有不同的见解。
二,在氏族明号外还同时铭有本家族死去先人的“日名:(以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已、辛、壬、葵接在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或仅有日名而略去亲称,这表明此种器物是该家族的贵族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之祭器。
三,仅铭有“日名”。
这似乎可视为以上第二种形式的省略。
四,仅铭有作器者名。
由于家族长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人名号,但个别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2]由于商代晚期铭文多数属于上述内容,所以此时期铭文字数一般只有几个字。
在一些金文著录书中,如《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和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各类器铭中,凡字数少到两三个、三四个者,多是商晚期金文,可见其数量相当多,在商周金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这种商金文可谓“言短意深”。
从上文对其几种常见形式之含义的说明,也可以知道它们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
虽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但其中深刻之内涵仍有一些迄今未能知晓,今后仍当是金文研究的重要课题。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
其中字数最多的如我方鼎铭文,不包括铭末“亚若”有四十一个字,就是长铭的代表。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邲其三卣也有长铭,如四祀卣铭文字数即达四十二字。
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点。
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
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
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
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富丽。
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
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
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集中了中国历代青铜器的纹样造型600余幅,李飞先生通过原器物墨拓法和少量的线描图案,准确而细致地表现出了古代青铜器的原有纹样和造型,生动再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风貌。
李飞先生在多年的编写过程中,尽其所能,注出了他所了解的所有纹饰信息,如:年代、纹样形式、原器物出土地点等。
但是仍然有不少无从考证,本着严肃认真的研究、治学态度,我们在本书中没有对这些青铜器纹样具体内容进行标示,以待来哲,一有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在重印出版时予以标示。
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谱大约公兀前30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首先发现,把红铜和锡按照适当的配比熔炼到一起,不仅铜的熔点低了许多,更便于冶炼,而且这样炼出来的铜非常坚硬,更适于铸造兵器和其他的生活用具。
此后,世界上几个古文明同步孕育的民族先后发现了这种铜锡合金的青铜的化学稳定性和物理特性,开始大量制造和使用青铜器。
于是,后人从考古学意义上,把这个与奴隶社会相联系的时代,叫做青铜时代。
古往今来,全世界重要的收藏机构和收藏家们大体都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尽管古埃及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间也同样经历了青铜时代,而最精美的青铜艺术品却只出在中国。
辽宁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丰富,其中包括一些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展品。
以下是一些辽宁博物馆著名的青铜器详细介绍:
1. 青铜剑:辽宁博物馆收藏了大量不同时期和风格的青铜剑。
这些剑的制作年代跨越了西周、春秋战国和汉代等不同时期。
其中一些剑的装饰精美,工艺考究,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金属加工技术。
2. 青铜鼎:青铜鼎是古代中国用于祭祀和宴飨等重要场合的礼器。
辽宁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鼎造型庄重、典雅,刻有各种精美的纹饰,如兽面纹、云雷纹等。
3. 青铜簋:青铜簋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用于盛放食物。
辽宁博物馆收藏的青铜簋数量较多,造型各异,显示了当时社会的高档生活和礼仪制度。
4. 青铜爵:青铜爵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饮酒器,也是礼仪用品。
辽宁博物馆收藏的青铜爵具有典型的商周时期风格,有的爵上还刻有铭文,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5. 铜方壶:这种壶的造型独特,呈长方形,口部呈长方形,颈部修长,腹部鼓起。
壶的表面刻有精美的纹饰,如几何图案、兽面纹等。
铜方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典型青铜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除了以上介绍的展品外,辽宁博物馆还收藏了许多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器,如青铜编钟、青铜戈、青铜矛等。
这些展品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总的来说,辽宁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展现了古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艺术面貌,是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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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青铜器铭文,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书写文化。
相比于其他文献,铭文能基本反映书写的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有着重要的价值。
商周铜器铭文的书写之所以如此繁盛,除了物质条件的进步与社会需求等因素外,思想、情感层面的追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用文字进行书写是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的大事,因为它代表着思想、情感的传播可以灾破时空的限制。
《墨子兼爱(下)》提到,今人不与“先圣六王”同时,却能了解其德行,“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书写之于思想传承、文明演进的价值。
而在“传遗后世子孙”方面,铜器铭文(即所谓“金石”“盘盂”)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当古人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之后,青铜材质所具有的永存性,便寄托了他们对“永恒”的希冀,或者说是对生命“不朽”价值的追寻。
中国早期关于生命价值的体认,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不朽”说。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范宣子与鲁叔孙豹讨论何谓“死而不朽”。
范宣子认为,自己家族自古至今皆有官职,这便是不朽。
但叔孙豹认为这只是“世禄”,并非不朽,真正的不朽应如鲁国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即死后其言论仍能流传后世。
进而他便论述了“三不朽”的观念:“约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即当时人们认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德、功、言三者的树立与传承,这样才能实现人生的崇高价值。
此种“生命价值观”后为儒家所继承并发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底色。
当然,“三不朽”的价值观并非《左传》所创,它应来自更久远的传承,并有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一点便可从铜器铭文的发展中找到线索。
最早的铜器铭文非常简单,有的仅由一个或数个名词组成,稍复杂的也仅是一个主谓句。
商代晚期才有长篇铭文,其主要进步是能完整叙述一连串事件且有清晰的因果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