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金文——青铜器的铭文

西周青铜器上的金文西周的金文，由于社会的稳定和统一，铜器都由王室或大臣铸造，文字也显示出各时期的统一性。

到了东周，王权削弱，天下出现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金文的风格也由统一而变为多样。

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聊有关西周青铜器上的金文。

一、西周金文的使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河南洛阳），此后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史称东周或称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可考的诸侯国约120个，其中较大的诸侯国有20多个，到战国时期，因战争加剧而兼并为燕、韩、赵、魏、秦、齐、楚七个大国。

这一时期的鼎彝铭文，承西周晚期的规制，保持了大篆的字体特点，结构章法错落自然，但在礼坏乐崩、势力纷争、诸侯割据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西周金文的那种平和典雅与庄重和谐之美的表现日益逊色，文字的地方特色逐渐显现出来，字体及风格也逐渐在发生变化。

大体说来，处于西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秦国，其书体仍然沿袭了西周的传统风格，没有太多的变化；春秋时期先后称霸天下的晋国、齐国和楚国等，由于地域环境和文化氛围的不同，金文书法的发展也各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齐国及毗邻的鲁国，由于一直重视礼乐文教，表现在书法上，文字的书写也都显得规整严谨，而与西周以来的金文风格血脉相连；地处南方的楚国，自其接受周王朝分封之日起，一直保持着它相对独立的地位，在其精神文化方面虽然一直受到中原文明的熏陶，但又受到南方蛮夷宗教习俗的影响而充满了浪漫气息，表现在书法艺术上，自然也就别具一格，于挺拔刚健中更带有一种诡异华丽的色彩。

同样，三晋地区的文化，在春秋中前期也保持了与西周中晚期金文风格的一致性。

到春秋后期，尤其是三家分晋以后，韩、赵、魏各自开疆拓土，雄踞一方，自然也汲取了戎狄异族文化的营养，社会思想文化随之得到丰富与发展，表现在书法上，自然也有其特色了。

地处江淮的吴、越其书法艺术更是另有一种灵秀之气。

但是，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金文书法的地域特色的同时，是否还应当考虑到书法艺术的整体统一性？因为，文字的使用是约定俗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诸侯割据与分裂的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各诸侯国掌握着文化的贵族阶层始终保持着相互往来，活跃的士人更是在各诸侯国争夺人才的背景下，穿行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这对于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8课夏商周时期的科技与文化内容要求教学目标通过《黄帝内经》和名医扁鹊，了解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知道甲骨文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文字；了解甲骨文、青铜铭文、其他文献记载和典型器物1.了解夏商周时期的天文、历法、医学和文学成就；知道夏、商、西周时期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明；了解青铜器的特点和用途；了解金文的含义和内容。

(历史解释)2.了解甲骨文的含义、记载内容；通过教材和相关史料，了解甲骨文的造字方法；通过甲骨文与汉字的猜字游戏，了解甲骨文的造字特点；知道甲骨文到汉字的演变，理解甲骨文与汉字之间的渊源。

(历史解释、史料实证)3.认识夏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知道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明确中华民族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强大生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唯物史观、家国情怀)教学重点：夏商周时期的科技与文化成就。

教学难点：汉字与甲骨文的渊源；认识商代青铜铸造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国力盛衰问题。

一、导入新课多媒体展示中华世纪宝鼎图片(联合国五十华诞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5年10月21日在联合国总部，由主席向联合国赠送一尊青铜巨鼎——“世纪宝鼎”)。

教师提问：你知道鼎象征着什么吗？教师导入：青铜时代就是人类使用青铜制作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具的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而其真正的发展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最为著名。

这个时期被称作“青铜文明”。

除了青铜文明之外，夏商周时期在天文、历法、医学和文学方面还有哪些成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8课《夏商周时期的科技与文化》。

二、探究新知(一)天文、历法和医学1．学生自主学习：阅读教材正文相关内容，归纳夏商周时期的天文及历法成就。

提示：(1)天文成就：商朝甲骨文里有许多日食、月食的记载。

《诗经》中有传世文献中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日期的日食记录。

（14）[转载]西周青铜器铭文集录作者：书画汇举西周青铜器铭文集录十五年趞曹鼎西周恭王通高二三 .四、口径二二.九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立耳，垂腹，三柱足内侧作平面形，器口俯视呈三角圆形。

腹上部饰一周回顾式龙纹。

铭文五十七字，记恭王在宗周父庙的射庐行射礼，趞曹因受到恭王赏赐的各种攻防兵器，遂作此鼎以宴飨朋友。

此鼎铭文中之纪年，对研究西周恭王在位年限极有价值。

传世尚有一件七年趞曹鼎，形制纹饰与此相异，然铭文字体文例却相似，两器相传同出于关中地区。

《子仲姜盘》，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上海博物馆藏。

此盘口径45厘米，高18厘米，重12．4千克。

它形体较大，器质厚重，整器风格质朴浑厚，口折沿，浅腹，圈足，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老虎身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

盘壁两侧设有一对宽厚的附耳高耸，其外侧装饰有云纹。

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龙头耸出盘沿，曲体卷尾，攀缘于盘腹之外壁，作探水状；腹壁装饰着变形兽体纹。

虎铭文记录6月初吉辛亥日，大师为其夫人子仲姜作此盥洗用之盘，盘既大且好，用来祈求长寿，子子孙孙要永远实用。

子仲姜盘盘内能够在平面旋转的小动物平均长度只有6．5厘米，对于春秋早期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这件精美的青铜盘铭文书体工整，文字精炼简要，并且有许多用语用韵异常精妙，整篇铭文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

此盘纹饰精美，造型典雅，铸工精良，弥足珍贵。

释文：佳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仲姜沫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秦公簋，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上海博物馆藏，为春秋早期秦国国君的礼器。

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类器物的遗风，敛口，鼓腹，盖有大捉手。

器身装饰兽目交连纹、垂鳞纹、横条沟纹，盖沿和口沿每组纹饰间还设有上下相反的浮雕兽首，殊为奇特。

器、盖同铭5字，记为秦公用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师寰簋，西周宣王（晚期）。

高27厘米，重9.18千克，口径22.5厘米，底径24.3厘米。

艺术品知识青铜器铭文是中国初期书籍形式之一。

青铜器大约行用于商、周至西汉，是当时统治阶级贵族的专用品。

青铜器种类很多，大体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其他日用器具。

青铜器中的礼器也称为“吉金”，像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鼎，被贵族视为传家宝和国家权力的象征，所以也称为“重器”。

春秋战国时期，凡消灭一个国家，一定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以示权力的转移。

当时的贵族凡有重要文件需要长期保存或有重大事件需要永久纪念，就铸造一件青铜器，把文件或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铸刻在青铜器物上面。

早期青铜器上面的文字比较简单，有的只记姓名，有的只记年月。

后来文字逐渐增多，有的甚至成了专门的文件或事件的记载，如着名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史啬盘等，都有较长的铭文。

至于春秋末期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简直是古老的法典了。

青铜器本身有固定的用途，铸刻在上面的文字也只是档案性质的资料，尚不具备正规书籍的涵义与性质。

但青铜器作为一种文字载体，传播了历史事件和古代知识，又起到一定的书籍作用，故历来的中国书史研究者把青铜器铭文视为中国书籍的初期形式之一。

1、中国湖北绿松石：颜色有天蓝色、淡蓝色、绿色、月白色，颜色均一，结构致密，瓷状，蜡状光泽，属优质绿松石。

2、波斯绿松石：产于伊朗，天蓝色，孔隙小，质地细腻，光泽强度高，也属优质绿松石，有的品种有较多的黑蜘蛛网状褐色花纹。

3、美国和墨西哥绿松石：颜色差别大，好品呈蓝绿色和绿蓝色，次品由苍白到淡蓝色，孔隙多，质地较疏松，一般市场销售的需人工处理。

4、埃及绿松石：多呈蓝绿色和黄绿色，在浅色的底子上有深蓝色的斑点，虽然质地细腻，但颜色不受欢迎。

5、阿富汗、俄罗斯、澳大利亚、秘鲁也有少量优质绿松石，大多呈暗黄色，无宝石价值。

1、中国湖北绿松石：颜色有天蓝色、淡蓝色、绿色、月白色，颜色均一，结构致密，瓷状，蜡状光泽，属优质绿松石。

2、波斯绿松石：产于伊朗，天蓝色，孔隙小，质地细腻，光泽强度高，也属优质绿松石，有的品种有较多的黑蜘蛛网状褐色花纹。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１）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与甲骨文同样为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是华夏文明的瑰宝。

它不单单是判断青铜器年代的最重要标准，更是器物形制及纹饰方面的标准。

青铜器铭文在商周时期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为历代研究书法的人们所重视。

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铭文因为具有极其丰富而确凿可信的史料价值，而显得十分珍贵。

古人往往将国家或宗族的大事铭刻其上，并且表现形式多样化。

第一节青铜器铭文的产生与演变铭文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也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文字在夏代的晚期就已产生，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铭文。

考古发掘的二里冈遗址、盘龙城墓葬，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许多没有带铭文的青铜器。

这可能是中国的文字尚处在早期阶段，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较原始的缘由。

铭文是按照墨书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

由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精湛，铭文字迹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我们所讲的青铜器铭文的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实际上也是商周时期墨书的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

总的来讲，我国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经历了简铭期、长铭期以及衰退期。

一、铭文的简铭期铭文产生的商代早期，只有个别传世青铜器上有铭文发现。

商代中期，随着盘庚迁殷之后社会局面的稳定，青铜器铸造业和甲骨卜辞的书契迅速发展起来，青铜器铭文的铸造在以上两个有利的条件下逐渐兴盛起来。

虽然这个时候的铸铭青铜器增多，但青铜器上所铸的铭文字数不多，一般为一字、两字，四、五字算得上是少见的。

这种态势发展到殷末，字数还没有超过五十字，数十字的也仅有几例，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简铭期”。

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也较简单，一般不含重要意义。

铸铭的目的主要是标记器主的族氏，器物的名称、用途、使用的地点等，一般都铸在器物不显著的部位。

如“戈”、“天”、“子渔”是标记铸器的氏族或铸器人；“父乙”、“母丙”是表明器为祭祀父乙或母丙而作；“寝小室盂”则是标识存放地点和使用场所。

文章编号:　100025714(2006)052496205青铜器铭文与西周文化3常栓怀(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西安710032)摘　要: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中国金文书法中洋洋大观能够统领一代的金文书体,是研习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周铭文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神韵,也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在分析青铜器产生、发展的基础上,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点、书体演变过程、青铜器艺术精神及西周文化进行了简析,以期对西周金文及西周文化特点有更深刻的了解.关键词:　青铜器;铭文;西周;文化中图号:　K224;J292.1 文献标识码:　A 1　青铜器发展概述人类社会在经过一个漫长的石器时代之后,进入到一个以使用青铜器工具为特征的青铜时代.公元前5000年左右,古埃及率先进入青铜时代.随后,在中亚地区和印度也先后步入青铜时代.近年来中国社科院的考古发现,中国已在50多个地点发现了500多件公元前16世纪以前的早期铜器,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其年代最早者为公元前4500年.中国古代青铜器分别起源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1].古代文献中有夏禹铸九鼎的传说,《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传说中所说的“禹都阳城”所在地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青铜容器残片.此外,还在黄河流域夏代初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使用多次的熔铜坩埚残片.这些都足以证明我国于夏代便已进入青铜时代[2].商代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商代晚期,出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此时,青铜所制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得到了广泛使用,青铜礼器亦有了很大发展,主要器类已经具备,其造型精美,纹饰繁缛.一些青铜器皿上出现刻铸文字,即所谓金文或称铜器铭文.因礼器以鼎为尊,乐器以钟居多,故金文也称钟鼎文、钟鼎款识.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始于商代,盛行于两周.青铜器铭文与甲骨文一样,是古代文字的原始遗存,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体现了文字的发展轨迹.原始社会后期以及夏朝的青铜器上尚未发现铭文.商代前期铜器铭文极为罕见,仅一二字.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铜器逐渐增多,常见一二字、二三字、十几字的铸铭,主要是作器人名或所纪念先人的称号.商代后期较晚的阶段,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金文,最长的商代金文是殷王帝幸即位第四年所铸的酒器卣,其外底铸铭42字.从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文化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礼乐制度也更为严格.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不单是盛物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使用者身分等级的作用,被用以“明贵贱,辨等级”.作为贵族权势与地位的象征,青铜器自然受到贵族阶级的普遍重视,青铜文化也取得了更加灿烂的成果.西周青铜器皿中酒器有所减少,而新出现了盨、匜、钟等食器和乐器.青铜礼器的使用也有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如:“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3],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规定.鼎,原本是一第26卷　第5期 西　安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Vol.26　No.5 2006年10月 J OU RNAL OF XI’AN TECHNOLO GICAL UN IV ERSIT Y Oct.20063收稿日期:2006204205作者简介:常栓怀(19552),男,西安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书法创作技法与基本理论.EΟmail:jijufang@.种烹煮食物的炊器,后逐渐演变为祭祀和宴享的礼器.西周列鼎制度的产生,昭示出周礼的森严和不可逾越.西周青铜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铭文篇幅增大,如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的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和散氏盘,其在西周宣王时的青铜器“毛公鼎”上,有铭文497字,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五次训诰,是古代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另外康王时的“大盂鼎”,以及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等铭文,不仅篇幅长,是了解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而且铭文造型雄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书法史上著名的金文范本.图1　史墙盘Fig.1　Shi Qiangpan 图2　害夫簋Fig.2　Hu Gui 西周时期比较典型的青铜器铭文是1976年和1978年分别在宝鸡周原地区出土的史墙盘(见图1)和害夫簋(见图2).如图3所示,史墙盘有铭文284个,记述了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功业和史墙的家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4].害夫簋是周厉王胡所作的重器,为现知商周铜簋中最大的一件,有“簋王”之称.害夫簋腹底有铭文12行124字,如图4所示.铭文大意是:周厉王自称昼夜不敢安逸享乐,率领官吏及百姓宣扬称颂先王并以礼祭于祖庙.厉王胡作此宝簋,以丰富的祭品厚待有文德又有功业的祖辈父亲,希望祖先保佑周王室和胡的王位.这篇祭辞与典籍中所记述的西周祭辞制度,相互印证了周人顺应天命、尊祖敬天的思想[5].图3　史墙盘铭文Fig.3　Inscription on Shi Qiangpan 图4　害夫簋铭文Fig.4　Inscription on Hu Gui 青铜器发展到战国晚期,已摆脱了商周时代重在体现礼制的主旨,原先庄严、厚重、魂丽的风格为之一变.而在制作上转向以轻巧、简素为主.器物类型方面则重在适应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两汉时期,青铜器不但体现了制作系统和造型式样的多元化,而且成为铜器铭文书法风格多元化的成因.2　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点现在能辨认出的西周金文文字约2000个[6].从西周金文书法特点进行分析,一般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每个时期约为九十年左右,但是具体分野在学术界存在差别.1)早期(武王、成王时期),铭文书法风格几乎完全沿袭商代晚期金文,其象形程度较高,还保留着比甲骨文更原始、图画性更强的形态,弯曲的线条较多,笔道粗细不均,还夹杂着一些大块的点团.这类直观性很强的图画文字以书法论,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象青铜器物造型一样具有狞厉、神秘、威严的色彩;二是象形的性质,图画特点和文字特性无法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商周图画文字的书法为“具有高度抽象的具象艺术”,是“造型艺术”[7].早期刻有西周金文的青铜器主要有,武王794　第5期 常栓怀等:青铜器铭文与西周文化 时期的《利簋》、《天亡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如图5所示、《班簋》如图6所示等.这个时期的金文笔道厚重,肥笔较多;结体谨严方整,大小不一;章法错落自然;书风浑厚劲健,充满了质朴凝重的气息,显示出周王朝初建之时雄强蓬勃的风貌.2)中期(康王、昭王、穆王时期),金文字型外廓逐渐趋于整齐方正,字的笔画和间架结构向着线条化、平直化的方向演变,但变化不大.此时金文的典型青铜器有《大盂鼎》如图7所示、《害夫簋》等.铭文的笔道由厚重趋向匀停、圆润、纤瘦,间有肥笔;结体规整;每行字数固定,章法开始着意求工.3)后期(恭王、懿王以后的时代),这个时期金文典型的青铜器有《墙盘》、《卫盉》如图8所示、《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如图9所示等.其铭文的结体发生了剧烈地变化,笔画更为匀细,肥笔完全消失;结体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这个时期的铭文字型基本完成了对金文字体笔道线条的平直化改造,并将前期断碎的笔道线条连为一体.特别是周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用笔圆润遒丽;结体严谨灵秀,在平正凝重中不乏潇洒流动;字间、行间疏旷至极;波捺减少甚至消失,笔画多用粗细等均、首尾不露锋芒的“玉箸”线条,字型的小巧清秀因而越发凸现出来,是“疏可走马、密不通风”布白方式的极佳体现.《虢季子白盘》曲折婉通的用笔、舒朗错落的体势以及整齐划一的章法已发后世《石鼓文》、《秦公簋》之先声,开辟了大篆向小篆发展的道路.西周后期青铜器铭文风格的多样化,也反映了当时文化人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和造诣.图5　何　尊Fig.5　Hezun 图6　何尊铭文Fig.6　Inscription on Hezun　图7　大盂鼎铭文Fig.7　Inscription on Dayu Ding 图8　卫盉铭文Fig.8　Inscription on Weihe 图9　虢季子白盘Fig.9　Guojizi Baipan 从总体上研究,西周青铜器铭文初期承袭商代的风格,后来不仅铭文的字数显著增多,而且字体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新书体.金文同甲骨文相比,更趋规范化和符号化.但与后来的小篆相比,其结构仍未完全定型,一部分字笔画的增减、偏旁部首安放的位置,依然还有一定的随意性[8].西周各时期青铜器铭文在形态上的演变差异,除书法本身随时代的诸多因素演变进化以外,还与894 西　安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26卷书写者的书写水平、刻模工的技术水平有很大关系,所以,在考查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周代金文多为颂扬功烈及庆祝赏赉之作.在征伐、俘获、锡臣仆、锡土田、锡车马旗服彝器、锡金贝等史事记载上,写得比较具体.对周代的历史,金文提供了直接的珍贵资料.西周晚期涉及册封、战争、诉讼等内容的长篇铭文增多,铭文的内容特别突出了礼器的福佑作用,如铭辞的结尾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话.这当然是指所铭的器物,希望它永垂后世,但同时也意味着这铭辞是为器物的永垂后世而作.在后一意义上,铭辞被赋予了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记载的性质,这就比甲骨文前进了一步.3　西周青铜器的艺术精神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造型极为丰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外形设计、铭文风格和制造工艺,由于受到社会体制和审美观念变化的影响,导致青铜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尤其是酒器和食器最具艺术价值.1)青铜器集雕塑、绘画和书法艺术于一身,其产生、发展、繁荣、转变和消亡深刻地反映出商周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青铜器华美的纹饰、多变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后世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青铜器铭文上承甲骨文、下接战国文字,在小篆书体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风格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大量的青铜器铭文,字体清晰鲜明,表明雕刻工艺技术的娴熟.铭文书体丰富多彩,其中许多都是书法艺术的撷英,有着艺术形式美和审美愉悦感,富有艺术魅力和生命力.2)青铜器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主要作用不是改变生产力,而是在于确立生产关系.商周时期青铜器重在体现礼制的主旨,青铜器更多的种类是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这些用具不仅在奴隶主统治阶级日常生活中使用,更多的是以礼器的身份出现在祭祀、礼制性宴会和丧葬礼仪的场合.通过礼器的等级化规定来协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统治秩序.这些青铜器在生产关系的确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商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象征作用.鼎是青铜器中等级最高的器物,是王权的象征.所谓重器就是宗庙中具有永久保存意义和特别宝贵的青铜器.“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乃是“亡国灭族”的同义语.3)青铜器在器物造型、铸造工艺、装饰纹样和铭刻文字四个方面记录了它所处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体现了对形式美的着力追求.有的造型给人以怪诞、模糊、不和谐的感觉,但其追求的艺术境界是崇高,是善,让人产生精神震撼,美只是存在于中间环节.它所体现的艺术特点为表现和写意[9].青铜器的发展与礼制的发展密切相关.礼器的衰落导致了青铜器内涵的变化.从春秋开始,青铜器已摆脱了严格的样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它作为礼器的功能受到了削弱,趋向于生活化、实用化,装饰、观赏性的青铜器大量出现.青铜器铭文不再具有历史文本的功能,而注重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蕴,表现出追求书法艺术美的审美倾向[10].4　青铜器铭文书法与西周文化西周金文是以青铜器为载体来反映、服务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及宗教活动的.这种文化思想以“礼”、“乐”,同时辅之以“刑”、“政”.强调“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1]这种思想体现着理性主义精神,且有着实践功能.它“成人伦,助教化”,“惩恶扬善”,以“中和”为“美”.这一“实践理性”的美学思想,不仅贯穿于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日常生活,而且也渗透到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礼是西周社会的核心和基本特征,是等级制度的一种表象,有相应的器用制度以彰显之.周礼主要表现在宗法制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法制亦即等级制,为了明尊卑,分上下,便派生了列鼎制度.此时鼎的作用也就是礼器,列鼎制度标志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差异.与礼器有关的青铜器乐器也反映了贵族的等级制度.礼与乐的关系是“礼非乐而不履”,也就是说乐是来体现礼的合理性的,乐也是来装饰美化礼的.如此不难看出西周礼制的森严.西周的礼制实际上是为其统治阶级服务的.以“礼”而“法”的统治制度、法律制度在西周的中晚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及铭文内容上得到了体现.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九刑分别是墨、劓、刖、宫、大辟、扑、鞭、流、赎等刑法.大量出土的铜器铭文就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1975年在宝鸡岐994　第5期 常栓怀等:青铜器铭文与西周文化 山出土的青铜器《亻朕匜》,其铭文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篇诉讼判决书.1988年在宝鸡出土的《刖刑奴隶守门鼎》,证实了《尚书・宫刑》中“刖者使守门的记载”.西周的礼制与其他政治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礼仪制度.由儒家学者整理而成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较详尽地记录和保存了周礼的许多内容.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周礼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的渊源.礼仪活动伴随着早期的文字,为书法文化增添了社会内容.如《小盂鼎》铭文记载了盂征伐鬼方凯旋后获得战利品及进行献捷之礼的情况.以礼乐文化为主流的西周社会,由于器以藏礼,青铜器日益受到重视.青铜器铭文内容符合礼乐之制的要求.西周的礼乐观念为“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则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不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12]在他们看来,祖先有功不颂、有德不传是一种不仁的行为,所以他们要在青铜礼器上刻下称颂之语.由此可见西周青铜器铭文不仅与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密切关系,且体现在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诸多方面.青铜器作为载体,反映出西周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特点;西周青铜器铭文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神韵;铭文的形式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也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力之所在.参考文献:[1]　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J].东南文化,2002(7):25.[2]　欧阳中石.书法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　任周芳.陕西文物古迹大观[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5]　任周方.周秦文明之光[M].宝鸡: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出版,2000.[6]　何学森.书法学概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7]　钟明善.中国书法史[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8]　启功.书法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　屈健.中国美术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10]　罗坚.青铜器铭文的审美意蕴[J].美术空间,2004(5):39.[11]　颜丙罡.四书五经:乐记・乐本篇[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12]　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Inscriptions on B ronze W ares and Culture of Western Zhou DynastyC H A N G S huan2huai(School of Arts and Propagation Medium,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Xi’an710032,China)Abstract: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are specified among t he spectacular Chinese calligrap hy.St udy of t he inscrip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 udy of t he art of ancient Chinese calligrap hy.The inscriptions on brones ware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represent t he romantic charm and t he unique cult ural implication,as well as t he aest hetic connotation of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 hy.On t he basis of t he exploratio n of t 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bronze wares,t his essay is a brief analysis of t he calligrap hy feat ures,t he evolutionary procedure in style,t he gist of art and t he cult ure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shown in t 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object s.K ey Words:　bro nze wares;inscriptions;Western Zhou Dynasty;cult ure(责任编辑、校对　苗静) 005 西　安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26卷。

西周金文《史墙盘》商周时代，青铜器是王公贵族拥有的贵重物品，象征权力和地位。

这些青铜器不但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人们审美情趣的缩影，而且通过这些器物上所刻有的铭文可以为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提供最为可信的实证，堪称中华文化宝库中最为耀眼的明珠。

青铜盘是商周时重要而常见的铜器。

据文献《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又说，“承盘者，承水器也”，这就说明盘是水器。

商周时，贵族在祭祀和宴饮前都要行沃盥之礼，用匜往手上浇水，盘放在手下面承接洗过手的弃水，以昭显其清洁。

考古中发现盘常常与匜搭配使用就是证明。

史墙盘为西周中期青铜器，为微氏家族中名墙者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

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名。

它的发现纯属偶然———1976年12月15日，陕西省周原遗址内扶风县白家村南100多米的坡地上，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在距地表30厘米处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窑藏，共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有铭文，这批青铜器造型浑厚，纹饰精美，铭文内容丰富，对西周历史及青铜器断代以及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立即引起了全国历史和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白家村南窑藏中，最重要的一件青铜器是史墙盘。

1996年6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组鉴定时被定为国宝。

2008年曾调北京参加奥运珍宝展。

史墙盘器形宏大，制造精良。

盘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

圆形，浅腹，双附耳，圈足。

器腹饰鸟纹，圈足饰云纹，以雷纹为地。

造型稳重、制作精工。

内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文章措词工整华美，是解放后发现的铜器铭文最长的一篇，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铭文作品，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铭文前段追述周初文、武、成、康、昭、穆各王的功业；后段记载微氏家族的发展史。

虽然专家学者对铭文细节看法还有不同，但大意相差不多。

铭文所记述的西周历史至穆王止，因此一般认为此器属恭王时期。

有人认为即微子之后，乃商之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