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歌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德国杰出的诗人、作家、学者和思想家。
他以自己长达六十余年的辛勤劳作，给德国和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富多彩、光辉巨大的精神财富。
他对德国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贡献极大，马克思赞他为“最伟大的德国人”，恩格斯称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当今世人把他看作继但丁和莎士比亚之后近代西方精神文明最卓越的代表；二、《维特》创作背景歌德对夏洛特·布夫的爱小说的情节在极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当歌德在韦茨拉尔（Wetzlar）的帝国最高法院实习期间，他结识了年轻的夏洛特·布夫，并爱上了她。
但夏洛特已经和一位名叫约翰·克里斯蒂安·凯斯特纳（Johann Christian Kestner）的法律工作者订了婚。
在夏洛特的父亲看来，凯斯特纳显然比年轻、有着艺术方面抱负的歌德更加稳重可靠；歌德在那时就已经更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而不是律师。
歌德仓促地离开了夏洛特。
后来，他又认识了一位枢密顾问的女儿马克西米利安娜·冯·拉·罗歇。
歌德把两个女子给他留下的印象融合到了绿蒂的形象中。
据歌德本人说，他在四周的时间内写出了这部书信体小说，以抵消爱情的痛苦并使自己从自杀的念头中摆脱出来。
耶路撒冷的自杀小说中的一部分情节，特别是结尾的部分，不同于歌德的经历。
维特自尽了，歌德却沉浸在痛苦与写作中。
小说中自杀的情节是受到了一位年轻的同事耶路撒冷的激发而产生的。
耶路撒冷确实因为巨大的爱情上的不幸而自杀，他在韦茨拉尔的墓地成了不幸的年轻恋人的朝拜圣地。
卡尔·威廉·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是歌德的泛泛之交，他于1772年10月自杀。
此事是凯斯特纳告诉歌德的。
具有悲剧性的是，耶路撒冷用来自杀的手枪是凯斯特纳借给他的。
这使歌德把他自己在1772年夏天的经历和耶路撒冷的命运混合起来，而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耶路撒冷的命运越来越多地成为叙述的主要对象。
歌德将耶路撒冷的许多性格特点和其他特征转移到他的维特形象上。
为了更近地了解耶路撒冷自杀的情况，歌德于1772年11月初再次短暂地来到韦茨拉尔。
他以与熟悉耶路撒冷的人的谈话，以及他自己对耶路撒冷的记忆构成了小说的基础。
他甚至原文引用了凯斯特纳对耶路撒冷之死的报告的一些段落。
关于《维特》的写作情况，《诗与真》第十三卷作了如下描述：“……没过多久，这种情况我便觉得忍无可忍，一切从类似处境中惯于产生的不快，似乎都两倍三倍地压迫着我，我需要重新痛下决心，才能得到解脱。
“因苦恋朋友的妻子而自杀的耶鲁撒冷之死，从梦中撼醒了我。
我不仅对他和我过去的遭遇进行思索，也分析眼下刚碰到的使我激动不安的情感，以致无从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起来，杜门谢客，集中心思，排除一切与此无直接关系的杂念。
另一方面，我又搜索枯肠，重温我最近那段还不曾写出来的生活，不放过任何有一点点关系的内容。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了那么久和那么多的暗中准备，我奋笔疾书，四个礼拜便完成了《维特》，而事先并不曾写下全书的提纲或者内容的一部分。
“……我像个梦游者似的，在差不多是不自觉的情况下写成了这本小册子。
所以，当我最后通读它，对它进行修改泣饰的时候，自己也感觉十分吃惊……”三、《维特》及其时代不能仅仅认为《维特》就是一部个人的恋爱悲剧；十九世纪的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等早就提出，它的价值在于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烦恼、憧憬和苦闷。
换句话讲，《维特》有着异常强烈的时代精神，它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时代的普遍启蒙意义。
《维特》出版于一七七四年，欧洲正处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折时期。
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新兴市民阶级已经觉醒，青年一代更是感情激荡，对自己政治上无权和社会上受歧视的地位深感不满，强烈渴望打破等级界限，建立符合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与人关系。
他们提出“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等口号以反对封建束缚，以“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理想。
在这种时代气氛下产生的《维特》，不只述说出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理想，揭示了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并让多愁善感、愤世嫉俗的主人公为这理想的破灭而悲伤哭泣，愤而自杀，以示抗议。
这就使当时的一代青年在《维特》中照见了自己的影子，并像希腊神话里那个纳尔齐斯一样狂热地爱起它来。
四、故事简介作为一个还不清楚自己人生目标的年轻人，维特离开了市民的世界，来到了W城。
在那里，他从在自然中游荡和练习绘画中获得享受，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
一天他被邀请参加舞会，在这次舞会上，他认识了公务员的女儿绿蒂，绿蒂在母亲去世之后照顾着八个兄弟姐妹。
维特先前就知道她已经订过婚，却不顾这些，立刻爱上了她。
舞会期间下了一场暴雨。
两人想到了克洛普斯托克的同一首诗，并由此意识到了两人间深深的灵魂的亲和力。
从此，绿蒂和维特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
绿蒂的未婚夫阿尔伯特出差回来的时候，维特的感情渐渐产生了变化。
绿蒂未婚夫的存在使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爱情的无望。
尽管阿尔伯特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好心肠的人，他和维特之间的关系仍是紧张的。
当维特意识到他对绿蒂的感情因为这种棘手的局面不能继续下去时，他离开了这座城市，以避开绿蒂。
维特为一座大使馆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事务的死板和礼仪的拘束摧毁了他的希望。
他不能认同社会的上层和贵族的生活。
他失望地回到了W 城。
这时绿蒂已经和阿尔伯特结婚了。
圣诞节之前，维特在阿尔贝特不在时拜访了绿蒂，并为她朗读了莪相（Ossian）的作品，他们情不自禁，相互拥抱、亲吻。
但是绿蒂挣脱了，还发誓永远不再见维特。
这次事件后，维特彻底绝望了。
他写了一封诀别信，并以要旅行的借口向阿尔伯特借了两把枪开枪自杀。
次日早晨，人们发现他身着他标志性的蓝-黄衣服死去了。
《爱米丽雅·迦洛蒂》翻开放在他的桌上。
由于是自杀，人们无法以基督教的方式埋葬他。
五、维特之死1、绿蒂的选择首先看一看维特和阿尔伯特这两个男性的特点：维特，感情细腻，但是容易激动、暴躁；而阿尔伯特，情感淡漠，但却冷静、沉着。
再看一看两个人的经历，维特在社会上屡屡碰壁，很不得志；而阿尔伯特则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社会上受人尊重，正如绿蒂所言：“他的稳重可靠仿佛天生作为一种基础，好让一位贤淑的女子在上面建立起幸福的生活似的。
”可以说，绿蒂的选择是维特自杀的导火线。
2、鄙俗的社会绿蒂的选择正体现了社会道德规范对维特爱情观的排斥。
维特的自杀绝不仅仅是爱情的悲剧，而是爱情悲剧下折射的社会政治经济悲剧。
社会的种种鄙俗气使维特彻底失望了，他又重新回到绿蒂身旁，紧紧抓住除了给他同情别的什么也不能给予他的绿蒂作为情感支柱，终于导致了悲剧。
六、人物分析维特自杀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解脱，更不是对绿蒂单纯的爱，维特之死更像是对阿尔伯特的示威，对绿蒂某种程度的报复，他希望用自己的死唤起绿蒂的悔恨，激发阿尔伯特的恐惧。
维特的梦想、计划、决定无法付诸实践，他的生命没有牢固的生存基础，没有物质，没有财富，但是沉重的经济压力在为难他，维特认清理想与现实的界限，理想需要金钱，而他厌恶金钱本身，而这构成的矛盾愈发彰显。
维特内心的痛苦有着他对自身无法生存、无法妥协于现实的模棱两可的怨恨；有着对世俗粗鄙卑劣的轻蔑与愤怒；有着对无数无知者的无奈与忧伤；有着对自我自负的嘲笑与鞭笞；有着对家庭社会环境可能无法理解其思维而对其形成厌恶的担忧。
最终他只能以“对不起”作为借口选择离世。
维特清晰的看到自己的死因，他唾弃无病呻吟，其实是对自身的厌烦，因为痛苦，表达成为一种治疗，但这种治疗往往成为一种浮于表面的形式主义冲动，他厌恶，他恶心，他将表达颠覆，索性直面痛苦，用痛疗痛，以毒攻毒，后者的痛苦更加直观，后者是对身体的伤害，死亡便是伤害的极限。
阿尔伯特阿尔伯特试图体谅维特对心上人的骚扰，在妥协与嫉恨中徘徊。
徘徊往往只能是一种向心运动，它的中心叫做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又导致阿贝在两个“我”的概念中无法自拔，他同样需要治疗，治疗的方式是爆发，是歇斯底里；另一方面，阿尔伯特将自己的“治疗”动因或多或少（或者完全地）转嫁给绿蒂，他将向绿蒂施暴作为自我安慰，但这种安慰转瞬即逝，余下的只是他对绿蒂忏悔。
忏悔又将引入下一轮的爆发，歇斯底里，如此循环。
在循环运动的趋势上，偶尔会渐渐平静，将恶性循环指向良性的出口，偶尔又会遇到新的刺激，愈演愈烈。
宁可相信阿尔伯特即维特，只是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一个得不到爱而痛苦，一个试图摆脱痛苦地去爱，你会发现这两个类比可以颠倒顺序。
他们是同一时空、同一范畴的一种对立，也是一种同病相怜，区别仅仅在于阿尔伯特在“剧本”中显示出某种虚伪的、假惺惺的理性，也正因此，阿尔伯特不愿赴死。
绿蒂女人的软弱在于她太容易承认宿命，而不愿为真爱在所不惜，甚至献身。
所以，女人太容易满足，这种满足往往借“安稳”“平静”为托辞。
为此她更愿意屈从现有的这个阿尔伯特。
这里没有贬低女权主义的意思，但事实往往如此，女人的爱情肤浅、庸俗、鄙陋。
（也许这种界定正是维特式的）绿蒂的两张面孔。
一面迎合着周身附庸风雅的生活，虚荣心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在动力，她不愿被女性集体所抛弃，而愈加故作娇柔；另一面是女性的内心，男人无从知晓，也许某些人内心注定痛苦，因为痛苦最容易引起女人的注意，至于女人在面临真实与虚伪，强迫与妥协的处境如何释放与疗伤，往往被她们自身所忽略。
女人的两面与男人不同，因为男人可以对此加以区分，而大多数绿蒂们恨不得将第二面展现的同样虚伪造作。
如果绿蒂能面对自我，独立思考，她将不再是绿蒂。
七、主题思想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维特跌宕起伏的感情波澜，在抒情和议论中真切又详尽地展示了维特思想感情的变化。
小说以浓郁的诗意和喷涌的激情叙写了维特的痛苦，憧憬和绝望，将他个人恋爱的不幸放置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对封建的等级偏见、小市民的自私与守旧等观念作了揭露和批评，热情地宣扬了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
勇敢地喊出了那个时代的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生动地反映了青年们的感情，憧憬和痛苦，表现出一种抨击陋习、摒弃恶俗的叛逆精神，因而更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
这也是这部小说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深受各国人民喜爱而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少年维特之烦恼》充满时代精神，触发和引爆了淤积在青年一代人心中对现实不满的火药，同时也表达了青年一代既憎恶社会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情绪，这正是当时形成感伤主义思潮的现实基础。
因此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艺术上，小说仿佛给文坛吹来一阵新风。
他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拒绝一切清规戒律，充分发挥书信体的形式功能，让主人公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向读者述说自己的遭遇和情怀，双方直接产生交流和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