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试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内容摘要：中国是历史上古代文明起源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早期法制文明比较发达的重要国度，其逐渐发展形成的中华法系所独有的儒家文化特征，不仅对中国也对周边封建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从汉代以法律儒家化取代秦代法律法家化就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至“唐律一准乎礼”，标志着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奠定了中华法系礼法并用的治国模式和中国独特的儒家法律文化。

关键词：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影响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

本文将从法律儒家化的进程、特征和影响方面加以浅析论述。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要想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政权得到稳固，法制也就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了。

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夏商周时期，那时的法制明显具有浓厚的神权性质，接着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法学得到了兴起和大发展，儒、法、墨、道各家都从自身的理论出发，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儒家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的个人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论证。

由于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自然儒家所标榜的那一套不适合这个阶段，因此各国君主都给予回绝，如此此时期的中国法律具有法家化的特征，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朝。

前面我已提到自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便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却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朝法律的严苛，残暴的统治导致农民纷纷揭竿起义，至刘邦建立汉朝吸取前朝经验，废除严刑峻法，与民休息，无为而治，虽然汉初统治者信奉的是黄老思想，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律儒家化有借鉴意义。

从唐律的内容看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

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

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

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

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

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

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

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浅谈唐律之儒家化唐初统治者在目睹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统治上颇为讲究，强调予民休息，于是以汉初统治者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即“德主刑辅”的儒家理念，而比对之下，唐初统治者对此更为深入分析和全面的采取实施了这一方法。

1、唐初立法的历史背景隋朝虽定立了《开皇律》、《大业律》都讲求宽简、轻刑，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依法行事而是酷刑重刑广泛运用，甚至“盗一钱以上弃市”，到隋未更是农民运动不断，农民为求生计被迫造反，做为隋未官员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顺应了这一形势，当李氏家族夺取政权后，明确地认清了战后的社会形势及其需求，也意识到隋朝的短暂和隋朝法制失败的原因，因而在唐初就提出“安人静俗”的方针，而在立法上又提出“一准乎礼”“宽简、划一、稳定”的方针，以求其统治长治久安，富民强国。

论中国古代史法律儒家化《礼记·中庸》有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此言得之。

圣人孔子承尧舜贤人，以文武王为典范，能得上尊天时，下符合地理。

而中国古代的法律，经过了奴隶制时代向封建专制时代的转变，在君主专制下所实施的文化专制，儒家理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治世正道，成为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化主流。

当然，春秋时期，正所谓百家争鸣，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并非是一蹴而就那么容易。

在百家思想火花的碰撞下，各个学派各抒己见，都希望在这个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时代里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和国家统一奉献自己的力量。

而孔子作为周王朝没落贵族的代表，在春秋时期创立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核心思想溶于“仁”与“礼”。

所谓“礼”，正是周王朝所创立的规范等级秩序的“周礼”，这也体现出孔子所提出“礼”实质在追求周王朝的复兴和礼乐制度的恢复。

但“仁”思想，却是孔夫子的原创。

依我浅见，就中国汉字的构词法来看，“仁”可拆分为“亻”和“二”，总结而言，就是“两个人”，其核心便是“人”。

其中透露出儒家的仁思想致力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再看“仁”思想所给的官方解释：仁为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同情等。

"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内容。

而一系列的忠孝节义，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关系，因而我的上述所言也非不无道理。

而就其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来说，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儒家具有积极的入世思想，虽然孔夫子的思想在乱世中得不到重用，但在春秋战国时期所慢慢过渡至封建专制时代，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建立下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制王朝治国的需要下，也决定了儒家入世思想将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并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主流，并且深深地融入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法律才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法律儒学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汉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其法律制度的发展对于中国法律史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化是汉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儒家化的趋势在汉武帝时期尤为明显。

本文将从法律制度、刑罚和法律思想等方面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首先，汉代的法律制度呈现出儒家化的趋势。

汉代的法律制度一般都基于儒家思想，例如秦汉法律制度规范的修订中经常引用儒家经典，例如《礼记》、《尚书》等。

出现了以尚书法为代表的儒家法学思想，这种法学思想强调的是尚礼守法，依法治国，是一种高度重视礼法、儒家思想的法学思想。

这使得汉代的法律确立了贵族特权和尊卑等级制度，这样的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且也体现了汉朝秉持和发扬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宏伟目标。

其次，汉代的刑罚也表现出一定的儒家化趋势。

汉代的刑罚制度不像秦制那么酷刑，过于严酷的刑罚减少了，更多地采取了治理教化的方法。

汉代对于轻微的且可以处罚的犯罪，采取了启发方法、训诫等，强调以德治罪而非以刑治罪，这是与儒家思想相符合的。

同时，汉朝还坚持国法优先原则，尊重法律，保证司法公正。

最后，汉代的法律思想也开始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

汉代律令的制定和实施，采用了有关仁、义、礼、智等儒家思想的内容。

例如《汉宣帝法》中具有“罪人不可久藏，静就斯已；如杀重罪也，溺水群臣，赏赏罚罚，尽用清平之道”等儒家式的措辞，表现了对于仁爱和法治的关注，并且传达出对于对待未成年罪犯等一定的教育性的思考。

综上所述，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呈现出明显的趋势。

汉代的法律制度、刑罚以及法律思想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这种儒家化的趋势，一方面为推广和保持儒家思想和学说提供了机会和发挥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汉代的法律制度更加合理和公正，更加具有社会合法性。

法律儒家化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

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

强调德治。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自《春秋》时期起，中国古代法律便在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下发展。

从西周至汉代，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保到明清以后的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而法律也逐渐以儒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律的思考，以孔子的《论语》为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了仁政、礼义、道德美、自然法的律体。

聚焦人类探求自然规律最根本的动机，与今天西方法理学在于科学路径唯实证理之区别，中国古代儒家法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考据法学。

当时，儒家学术家们运用几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法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定学、实学、鬼神学、儒学、道学以及形而上学。

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有着重要影响，它们指导了古代法律的研究方向，令古代中国以一种自然的法理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儒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今日被称作“中华文法”的古代法律体系。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一方面取决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为其付诸的支持，其中仁恕之义这种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该时法律理论体系基于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体现，它基于仁恕之谊，将司法行为正确直线，保证了社会正义的滴灌。

儒家化的古代法律为当时的社会司法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证了当时司法实践的稳定，并通过司法实践而赋予古代法律内在的通用性，也就是使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能够以共同道德准则，共同按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来维护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如礼制的完善、法律文化的文著准确、仁政的制衡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既有比喻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思潮，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业法律儒家化中国法律儒家化起始于西汉。

西汉大儒董仲舒无疑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奉献者，他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再结合部分法家思想，创造了一种左右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法律观的初级形态。

自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分裂又大融合的动乱时期，法律儒家化并没有停滞而是继续发展和完善。

隋文帝杨坚制定的《开皇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在法典形式方面初步定型。

它确定了封建法典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定型“十恶”、进一步扩大贵族官僚特权。

唐朝时期《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

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并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袭。

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以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就是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儒家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的需要。

所谓法律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汉武帝乃至中国历代众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皆可称为“外儒内法”。

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达成二者的统一。

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的工具。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和特征。

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

从唐律的内容看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

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

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

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

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

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

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

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浅谈唐律之儒家化唐初统治者在目睹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统治上颇为讲究，强调予民休息，于是以汉初统治者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即‚德主刑辅‛的儒家理念，而比对之下，唐初统治者对此更为深入分析和全面的采取实施了这一方法。

1、唐初立法的历史背景隋朝虽定立了《开皇律》、《大业律》都讲求宽简、轻刑，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依法行事而是酷刑重刑广泛运用，甚至‚盗一钱以上弃市‛，到隋未更是农民运动不断，农民为求生计被迫造反，做为隋未官员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顺应了这一形势，当李氏家族夺取政权后，明确地认清了战后的社会形势及其需求，也意识到隋朝的短暂和隋朝法制失败的原因，因而在唐初就提出‚安人静俗‛的方针，而在立法上又提出‚一准乎礼‛‚宽简、划一、稳定‛的方针，以求其统治长治久安，富民强国。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

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

”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一、本文概述《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一文旨在探讨中国传统法律在历史进程中如何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逐渐融入儒家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观的过程。

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背景和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然后分析了儒家思想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逐渐渗透到法律体系中，使得传统法律呈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

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解释上，更体现在法律实践和法律文化的形成中。

文章还将深入探讨儒家化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包括对法律理念、法律制度、法律实践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启示。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同时也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与价值观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导思想体系，其深远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于其强烈的道德色彩、重视人文精神和强调社会秩序。

其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这些价值观不仅塑造了儒家学说的核心精神，也为中国传统法律注入了深厚的道德底蕴。

儒家思想重视道德，认为道德是社会秩序的基石。

在儒家看来，法律只是道德的辅助工具，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道德理想。

因此，儒家思想强调法律的道德化，即将道德规范融入法律之中，使法律成为道德的载体。

这种思想倾向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亲亲得相首匿”的司法原则等，都是儒家道德观念在法律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强调人文精神，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应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在儒家看来，法律不应是冷酷无情的工具，而应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因此，儒家思想主张法律应以人为本，注重保护人的权益。

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中也有所体现，如“矜老怜幼”的司法原则、“恤刑”的立法原则等，都是儒家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重视社会秩序，认为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摘要：“法律的儒家化”是我国著名学者瞿同祖老先生所提出的。

法律的儒家化说的是把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与法律融合，使法律具有儒家思想。

秦朝运用法家的思想既让秦灭六国，统一全国，也让秦很快走向灭亡。

汉朝经历战乱和七国之乱，一直采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生安定，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融入到法律中，以礼入法，以春秋断狱。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国古代的律学发展迅速，将八议制度写入法律，制定的准五服以制罪制度以及重罪十条，这些法律制度都加速了法律儒家化，一直延续到隋唐朝代，尤其是在唐朝时颁布的《唐律疏议》的，象征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终结，使得以后不是用儒家中的经典断案，而是用带有儒家思想的法律断案。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礼法合一一、汉代一古代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起始时期西汉武帝推崇儒学，汉朝纳礼入律，第一，上请制度的制定。

上请制度就是规定一定级别的贵族官僚犯罪以后，一般官吏不得直接对其进行审判，必须要先奏请皇帝，由皇帝根据犯罪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定罪量刑，比如以犯罪者的身份大小，职位高低，与皇室的关系远近等这些标准来决定减免刑罚的尺度。

它来源于儒学中的礼之等级名分，体现了孔子所推崇的“尊尊”、“贵贵”思想。

汉高帝时期，“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这就是上请制度的开端。

第二，恤刑制度的制定。

先秦儒学家们提倡在刑罚上要矜老恤幼，以显示仁恕思想，受这影响，汉朝在制定法律时对老人、小孩、妇女、残疾人都有宽宥之规定，这既是因为此规定可以显示了君主的仁爱之心，又是因为这几类人对社会危害不大可以予以宽免。

第三，亲亲得相首匿刑法原则的确定。

董仲舒采纳并吸收了孔夫子老先生“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随着汉朝儒家理论的不断成熟，在汉宣帝时期“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刑法原则在法律中最终确定下来。

第三，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推崇儒学之人提倡官吏在审判案件时，采用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这本儒家经典来断案，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儒家的法律学说侧重讲求“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综合治世艺术，董仲舒在孟，苟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学说，并对儒家思想改造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加强专制，使其成为了社会正统思想和法律思想。

后世儒学随社会发展不断改进，一直统治中国千余年，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在各方面均有体现。

正视这种影响对了解我国法律思想发展脉络和当今法制发展则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

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

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1．刑法上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

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

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

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

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

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民事法律中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

论述法律儒家化法律儒家化的内涵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

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下面我就分别从这三个历程来讲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

汉代中国法律儒家化这个伟大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是两汉时期，这是法律儒家化的开始阶段。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面对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严峻局面，“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恰好符合喊出休养生息的社会需求。

产生于先秦时期的黄老思想到了西汉时期在继承了道法兼容的传统思想的同时，还吸取了儒家的思想。

因此，黄老思想的推行已迈出了法律思想的步伐。

经过休养生息后的汉，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无法满足其需求。

汉武帝即位后，志在更化黄老思想，探索新的治国之道，儒学大师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吸引了其注意。

法律的儒家化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民事、婚姻家庭、行政、诉讼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具有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德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要提倡道德，适用刑罚要宽严适中，不要滥罚无辜，还包括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依靠德礼，其次是政刑。

他主张以德礼来指导刑罚的适用，以便使刑罚在适用中做到宽严适当。

他反对不重视德礼而强调刑罚的治国主张，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孔子重德轻罚的刑法思想，他主张治国必须先德后刑，少用刑罚，不得已才使用刑罚，且一定要格外慎重。

孟子强烈反对统治者滥用刑罚杀戮无辜的行为，荀子继承了孔孟重德轻刑和先德后刑的刑法思想，并提出了教化和刑罚相结合的刑法思想。

儒家深知德刑并用、以德化民的必要性，因此，更青睐于德治。

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是对立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礼崩乐坏”。

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以法治国”、“缘法而治”的法家兴起。

法的核心是“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旨在打击宗法贵族势力。

维护宗法血缘等级秩序的礼自然被排斥在法之外了。

儒法两家礼、法之争日益激烈，礼、法关系尖锐对立起来。

商鞅变法后秦变得日益强大，秦王荡平了东方六国。

法家“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法治”的思想与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思想不谋而合，所以秦始皇重用李斯，利用法家思想治国，靠严刑峻法高压统治百姓。

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

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

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

这个过程便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它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决狱是其开端，以经注律是其深入，以经立法是其完成。

《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被称为“中华法系”，有关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学者们见仁见智，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早已达成共识，即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传统法律是儒家化的法律。

中华法系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时正是儒学昌盛的时代。

中华法系自萌生之日起，便与儒家及其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中华法系的每一步发育、每一次完善，无不受到儒学的影响和制约。

尤其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了官学，儒家思想登堂入室地成为了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一跃而为古代统治者立。

摘要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

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