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关系及评价
黄xx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受贿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黄xx妻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黄xx 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们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研究案件材料，并进行了有关调查，现根据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除对《起诉书》受贿部分第一起的事实有异议外，其它的基本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但对法律的适用与《起诉书》的指控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关于数罪的问题，辩护人认为只能择一受贿罪处罚，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数罪并罚。
公诉机关在龙新检公刑诉[2008]135号《起诉书》中认为被告人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名,应当数罪并罚，但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仅仅构成受贿罪。因为从被告人的行为特征来看，其犯罪行为属于典型的牵连犯，只能择一重罪受贿罪处罚，而不能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实行数罪并罚。从法庭调查来看，被告人所实施的三个行为同时具备了牵连犯的四个基本特征：
1、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犯罪目的，而被告人的最终犯罪目的非常清晰，即收受他人贿赂。被告人是因为收受贿赂以及干股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被告人受贿的数额达5000元以上。
2、牵连犯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行为，被告人对廖义龙擅自砍伐山林树木的行为疏于监管、又违规向伊关清、徐锋办理福建省木竹金、费收费专用票据(简称“两金发票”)且又收受他人贿赂。
3、牵连犯所包含的数个危害社会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即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并且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关于这一点，可以在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提供的证言中相互印证：关于玩忽职守部分，2007年6月9日黄xx《询问笔录》问“你既然有想到廖义龙可能会私自砍伐树木，为何没有去监管?”答“当时由于二类资源清查，站里抽不出人员来巡查，另外林业局林业执法中队的赖靖有打电话给我，说廖义龙申报采伐的山场他也有股份，叫我帮忙报指标，且廖义龙有送给我一万元，所以我们就没有认真去监管这个山场了。”2007年11
月22日被告人《询问笔录》第三页问“那你认为廖义龙为什么要送钱和礼物给你?”答“他送我钱和礼物就是要我对他多关照。”廖义龙在2007年6月27日的《询问证人笔录》问“你为什么要送钱和物给黄xx”答“因为我在黄斜村有买2000亩的山场，想砍伐林木，要和黄xx搞好关系”;问“你为什么要和黄xx搞好关系?”答“因为他是林业站长，办指标要他帮忙，偷砍和运输林木都会被抓，所以要送钱给他搞关系”。由以上分析可见，被告人对非法砍伐树林疏于监管和违规办理“两金发票”都只属于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收取廖义龙、伊关清、徐锋等人的贿赂。
4、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是触犯不同的罪名。根据公诉机关的控诉：被告人没有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山场林木的行为触犯第一个罪名即玩忽职守罪，违反法律规定出具“两金发票”的行为触犯第二个罪
名即滥用职权罪，收受伊关清、徐锋、廖
义龙钱物的行为触犯第三个罪名即受贿
罪。
虽然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
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但是，被告人
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牵连犯的构成要件。
根据犯罪的手段和目的，依照择一重罪处
罚的原则论处，对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
罚，不实行数罪并罚。因此，对被告人不
实行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
罪并罚，只能以受贿罪处罚。
二、《起诉书》指控的受贿部分第一
起被告人有投资，不是空股，不构成受贿。
根据2007年11月25日上午的庭
审，从公诉机关提供的对邓爱明的询问证
人笔录和黄益林与邓爱明于2002年8月16
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邓爱明2008年8
月17日写给被告人“兹收到黄xx交来邓
爱明与邓德森转包后投资款叁万元整”的
收条结合1988年6月1日和1994年4月5
日邓德森与小池乡卓洋村委会签订的《山
林承包合同》、《山林承包补充合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是空股，而是投资
人。
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从邓德森处转包时，
根据《山林承包补充合同》第三条：“2001
年至2010年采伐甲方得60%、乙方得40%，”
这里的乙方是指邓德森。因此，被告人承
让后就享有山林采伐承包40%的股份。
第二，根据2002年8月16日被告
人与邓爱明签订的《协议书》，双方约定：
“将承包山场参与投股，其中邓爱明占总
山场2685亩股份的捌分之壹，按八分之一
利润(纯利)与黄益林分成”，说明被告人
是须要承担支付邓爱明三分之一投资利润
的民事责任的义务。
第三，2002年8月18日卓洋村委
会与邓爱明签订《山林承包合同》终止协
议书，与龙岩市绿源人造板有限公司签订
的《山场租赁合同》均是名义合同，不是
实体合同，实体合同是卓洋村委会与黄益
林，绿源公司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与义务。
第四，伊关清在2002年9月之前并
没有与黄益林就该山场的承包进行任何协
商，都是在被告人受让邓德森、邓爱明承
包权后才接触。所以，关于伊关清“委托”
被告人跟原承包人谈买山场的事并承诺给
他三分之一的股份是不成立的。
第五，被告人付给邓德森投资款3
万元，付给邓爱明转让款2万元，这5万
元并不是伊关清支付的。从《协议书》收
条和邓爱明的证言来看，这些钱和所谓的
八分之一利润的风险都是被告人支付和风
险承担的。
第六，被告人在2002年9月有向伊
关清借款六万元，他称是购车所借，不能
当然证明这是伊关清给被告人先垫付给原
承包户邓德森、邓爱明的5万元，这从法
律上来说是股东之间的预支款项、预借款
项，因为双方在承包项目还没有完成结算
的情况下，所有费用都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双方并没有进行结算。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内
山背”山场的收益不是空股所获，而是有
投资的，所以这一起不构成受贿。
三、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受贿
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第三起1000元有自
首情节。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
年05月29日以龙新检反渎拘[2007]3号
《拘留决定书》将被告人以涉嫌“滥用职
权罪”刑事拘留，在询问过程中，被告人
如实供述公诉机关当时还未掌握的起诉书
所指控的受贿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和第三
起1000元的受贿罪行。
第二起的1万元，被告人是在2007
年6月9日交待的。2007年6月9日被告
人《询问笔录》问“你今天有无什么问题
要主动向检察机关交代的?”，答“2006
年4月份，廖义龙要申请办理‘大炸’山
场的采伐许可证，廖义龙为了我们林业站
能把申报指标的材料往上报,在林业站门
口,廖义龙送给我一万元…”。
第三起1000元，被告人是在2007
年6月27日交待的。2007年6月27日黄
xx《询问笔录》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主
动向我们检察机关交待的?”答“ (2006)
年中秋节，廖义龙在小池镇一村道上，在
我车上送给我1000元，我将这1000元收
下…”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龙新检重计
[2007]01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决定
书》和《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
证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以受贿罪立案调
查是在2007年7月31日。由以上可见，
被告
人供述的受贿行为是在公诉机关对被告人
涉嫌受贿罪立案之前，被告人的供述行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二
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
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根
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
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
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
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
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四、被告人揭发同案犯黄梅荣，具
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被告人到案后主动揭发同案犯黄梅
荣受贿10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共同犯罪案件的犯
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
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
行为，待查证属实后处理有利于量刑。
被告人到案后，检举揭发了刘春、
邱江维的犯罪行为，为其他案件的侦破提
供了重要线索。虽然查明邱某的仅有4000
元，不构成犯罪;对蔡某贩毒行为，仍在查
证过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
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
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
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
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
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
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
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
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根据
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若等查证属实后再判决，就有利
于被告人的量刑。
六、被告人积极如实交代犯罪行为，
具有悔罪表现。
案发后，被告人能够如实交代自己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被告人尽管犯有对砍伐树木行为监管不力和违规办理“两金发票”的罪行，但是，究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收取行贿人的贿赂款，符合牵连犯的构成要件，应择一重罪即受贿罪处罚;对于受贿罪，被告人能够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受贿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自首，同时被告人自愿认罪，且有立功情节。谨此，辩护人请求法院以受贿罪一罪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院采纳
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竞合时的法律适用
摘要：一般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节严重的，构成受贿罪。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对于特定的司法领域的国家工作工作人员，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按照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尽管我国刑法及相关解释，均明确规定，受贿行为不以实际收到贿赂款为要件。但现阶段公职人员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很少存在单纯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而是往往在滥用职权的行为同时伴随着行贿受贿的行为。
一、案情简介
胡某,系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2006年8月,A集团通过建设银行分行贷款3000万元给B集团。贷款到期后,B集团无资金偿还借款,经中级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B集团欠A集团贷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226.8万元,B集团在调解生效后3日内给付A集团,C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某为A集团申请执行C集团和B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执行承办法官。
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胡某多次接受B 集团代理人古某的吃请及现金4000元并以购房的名义向其索要“借款”10万元。之后胡某积极配合古某和A集团的要求,加快了案件执行速度,不但在查封房产时,未到现场实地查看被查封房产的实际状况,而
且在明知古某和A集团违反相关评估和拍卖程序,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予以默许,将案件移送中院综合科继续执行,致使C集团13处具有升值潜力的房产流拍从而直接抵付给A集团,造成B集团、C集团损失1100万余元。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胡某的行为仅构成
受贿罪,且受贿数额仅为4000元。理由是:(1)申请执行人A集团和被执行人B集团协商决定评估机构是双方的权利,且案
件进入拍卖程序后即已转入中院执行局综合科,与胡某的意志无关。此外,加快案件的执行速度只是为了积极履行执行法官的职权,胡某客观上并不能为古某谋取执行
方面的便利,因此胡某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2)客观上难以认定胡某向古某所
借的10万借款具有受贿性质。关于该案中
10万元款项属于借款还是受贿,应当根据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
纪要》的7项标准来对照分析。胡某借款
有明确的事由,有归还的能力,古某并未要
求胡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
综上,应当以受贿罪追究胡某的刑事责任,
且受贿数额仅为4000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胡某的行为同时构
成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且受贿数额为
104000元,应当两罪并罚。理由是:(1)胡某
身为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在办理该借
款合同纠纷案件期间,违反规定处理公务,
造成C集团经济损失1100余万元,符合滥
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2)在执行过程中,
非法收受古某财物并为其谋取诸如违反拍
卖的程序加快案件执行速度等执行案件方
面的便利,故构成受贿罪。两罪同时成立时,
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两刑中最高刑以上,
根据案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第三种意见认为,胡某的行为同时构
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且
受贿数额为104000元,应当按照受贿罪追
究胡某的刑事责任。理由是:(1)胡某身为
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该贷款
合同纠纷案件中,在明知古某安排A集团与
B集团、C集团共同选择评估机构、拍卖机
构,违规运作以便作通过低价评估、拍卖等
程序将标的物流拍的情况下,而滥用职权,
将案件移交进入评估、拍卖程序,并且违反
规定送达优先购买权人于拍卖日到场的通
知书,客观上为古某规运作创造条件,符合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2)胡某以买
房借款为名收受古某10万元,既没有书写
借款凭据亦未约定还款时间,且古某在供
述中也明确表示,该10万元是送的,而非借
的。因此胡某的受贿数额为104000元。(3)
在将10万元认定为受贿数额的情形下,应
当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
择一重罪处罚,即应以受贿罪追究胡某的
刑事责任。
三、评析意见
其一,本案以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
罪定罪更为恰当。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构成
要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判决、裁定
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构成要素特定为司法工
作人员,另胡某在执行裁定的时候,严重不
负责任,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在明知评估
程序系违规运作的情形下而将案件交送拍
卖程序,这种放任的不作为使得B集团与C
集团遭受了巨额财产损失。即本案中胡某
的身份与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滥用职权罪和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两个罪名,按照
法理,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同一法律的普通
条款与特别条款规定的犯罪构成时,应当
适用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这也
是由两者的关系决定的。普通条款是在一
般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刑法,而特别条款是
在特定范围内适用的刑法,就本案而言,特
别条款的效力及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只
有这样,特别条款才会发挥其应有的意义。
其二,胡某的受贿数额为104000元。
该案中,胡某主观借款动机无法证明,其既
没有书写借款凭据亦未约定还款时间,知
道后来得知古某被纪委调查,怕此事暴露
才将此款还给古某,胡某所借款项确实是
为购买房屋所用也只能证明胡某收受该10
万元的用途,而不能达到该10万元系借款
的目的。而该案的行贿人古某也在供述中
也明确表示,该10万元是送的,而非借的,
行贿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
的情形下,应当认定该笔款项的贿赂性质。
2007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专门出台了司法解释1[1],对10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
律适用问题提供具体意见,其中就包括借
款形式的受贿情形。综上,按照证据链的证
明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均应认定胡
某所借10万元款项为受贿款项。
其三,在以上分析成立的前提下,应当
以受贿罪追究胡某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
明确规定了收受贿赂又犯执行判决、裁定
滥用职权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1[2]。在刑法理论上,这是典型的处罚
的一罪,对于该种犯罪,应按行为所触犯的
罪名中的一个重罪论处,而不以数罪论处。
在行为所触犯的两个罪名的法定刑相同的
情况下,不是按所谓目的行为定罪量刑,而
是按照事实情节较重的犯罪论处,本案中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即是对
这一处理原则的肯定
浅析受贿又滥用职权行为的定罪处罚
受贿后又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
数罪，存在着分歧。一罪说的理由是：受
贿后又滥用职权的，两行为之间非竞合即
牵连。本文认为，这种情况应定数罪。理
由是：这种情况既非竞合也非牵连。
关键词：一罪数罪想象竞合犯牵连
犯
我国《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规定，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徇私枉法或民
事、行政枉法裁判等行为，同时又构成本
法第385条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由于渎职犯罪中除了徇私枉法、
枉法裁判等罪以外，其他渎职犯罪如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
款罪等都可能同时触犯受贿罪的情况，对
此应如何定罪处罚，实务部门和刑法理论
界多数人认为，对于上述情况应一律比照
《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的处罚原则
进行处理（一罪说）。理由是：
1.这一规定是提示性规定而不是特别
规定，这一规定体现了对牵连犯的一般处
罚原则，是处理其他贪赃枉法类渎职犯罪
的依据。
2.类似行为非牵连即竞合，不管属于哪
种情况都应从一重罪处断。认为是牵连犯
的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实施渎职犯罪过程
中又犯受贿罪的，两行为间必定存在着目
的与手段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符合刑
法理论中有关牵连犯的特征。例如有的学
者明确指出，受贿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
案件的，即属于牵连行为，也是贪赃枉法
行为，完全可以比照《刑法》第399条最
后一款的规定人一重罪处断。认为是想象
竞合犯的理由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
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受贿又渎职的，渎职
行为实际是就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因此这种行为是包含在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之中的。从这一角度看，受贿又渎职的，
实际上是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即是
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处罚。
3.贪赃枉法比其他渎职行为有着更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当然
解释原理，其他渎职又受贿的行为更应从
一重罪处断
笔者认为，《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规定，对其他渎职罪既不能适用也没有指导作用，渎职犯罪又犯受贿罪的，应数
罪并罚。具体理由是：
1.从刑法的逻辑结构看，第399条既不是第九章渎职罪的第一条也不是最后一条，而且该条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需要在该条中加上一个特别规定以对其他条款起到提示作用，因此该条的最后一款仅是一条分则特别条款，区别于总则条款和普通条款，因而它只能适用于该条，而不能适用于渎职罪中的其他分则条款，没有普遍指导作用。也正因为是特别规定，所以也不能用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原理
将之推而广之。
2.一罪说认为受贿又渎职的行为非竞合即牵连，对此笔者也不同意。不是竞合的理由：从受贿罪的角度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不假，但当“为他人谋取利益”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行为时，这种行为与受贿行为是两个独立的实行行为，想象竞合犯必须是基于一个实行行为。也许有人认为这两个行为可以作为一个行为来对待，但是在想象竞合犯的场合，只有两个行为的主要部分重合时才能作为一个行为来对待，很难想象受贿行为和渎职行为是同一个行为或者主要部分是重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可以认为是一种客观的处罚条件，法律对受贿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并没有同时包含了对作为客观处罚条件的渎职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说这两种行为不能合并为一个行为来对待，实行并罚也不违反禁止对一行为重复评价的刑法原理。
不是牵连的理由：有不少人认为，受贿又滥用职权的，属于牵连犯，所以不应当数罪并罚。但是，如果承认牵连犯，对牵连关系采用“类型化说”才是合理的，即需要把牵连化的手段行为和目的、原因行为与结果的关系类型化，即只有当某种手段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或者某种原因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才宜认定为牵连犯。只有类型化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之间、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才具有所谓的牵连关系（对这种牵连犯笔者称之为狭义的牵连犯或者严格意义的牵连犯，并认为刑法理论所说的牵连犯应该限定为此种意义的牵连犯，这样对牵连犯的研究才更具有意义）。行为人滥用职权并不受贿，或者受贿以后并不滥用职权的情况并不鲜见，所以受贿和滥用职权之间，并没有类型化的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不将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认定为牵连犯，而认定为数罪，理论上毫无问题。就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规定来看，显然立法者是将贪赃枉法行为作为牵连关系来看待的。立法者考虑到，贪赃枉法这种特殊的腐败行为在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收受贿赂的情况下，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宜作为类型化的行为对待，对这类行为如果在处罚上不明确规定一个标准，实践中可能会数罪并罚，所以对贪赃就可能枉法的场合，基于特殊理由，特别规定从一重罪处断。但是，这一特别规定不能适用于渎职罪中的其他分则条款，没
有普遍指导作用。
3.退一步讲，即使根据多数人的观点，将受贿又滥用职权的行为认定为牵连犯（笔者称之为广义的牵连犯），但对牵连犯的处罚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一重罪处罚已经不是主流观点。现在主流观点认为应废弃从一重罚处罚的原则而代之以并罚原则。理由有：（1）牵连犯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为数罪；（2）对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3）对
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符合刑法学和刑事法
律发展的规律；（4）并罚有助于摆脱理论
困境、解决司法难题；（5）以牵连犯实行
并罚是我国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基于以
上理由，对受贿又渎职的行为应实行数罪
并罚。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牵连犯的处
罚原则则比较复杂，第一，在法定数罪并
罚的情况下要依法数罪并罚，例如，对暴
力抗拒缉私的，刑法规定以走私罪和妨害
公务罪并罚；对采用犯罪方法制造保险事
故骗取保险金的，以放火、故意杀人等罪
和保险诈骗罪并罚；第二，在法无明文规
定的情况下，要看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事
前或事后不可罚及无期待可能性的情形，
以及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吸收或竞合的情
形，如果有则从一重罪处罚，不能归于前
两类的则应进行数罪并罚。渎职又受贿的
即属于不能归于前两类的情形，因此应当
数罪并罚。
4.从根本上讲，对牵连犯是数罪并罚还
是从一重罪处断，需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当牵连犯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之间
存在轻重关系可以比较时，只按重罪处断，
而对轻罪不给予处罚，并不会带来实质的
不合理，也不会放纵犯罪。此时，贯彻“从
一重处断”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当目的行
为、手段行为的危害性都比较大，理应给
予严肃处理之时，采用从一重罪处断原则，
可能导致重罪轻判，有悖于罪刑相相应原
则。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都是国家公职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权实施的犯
罪，对这类犯罪进行来历打击一直是立法
者和司法机关都给予特别强调的。所以，
对刑法明确列举的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
少数渎职罪以外的贪赃枉法行为数罪并
罚，符合立法旨趣，也符合历来的司法立
场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
益”是受贿罪的两个客观要件，二者缺一
不可。而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往
往可能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
务中滥用职权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就存
在以下问题：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存在何
种关系?是一罪还是数罪?若是一罪，是滥
用职权罪还是受贿罪?
现行刑法典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是受贿罪”。根据这一概念，在“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大前
提下，可以把受贿罪分为主动型受贿罪和
被动型受贿罪两大类。在被动型受贿罪中，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
益”是受贿罪的两个客观要件，二者缺一
不可。而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往
往可能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
务中滥用职权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就存
在以下问题：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存在何
种关系?是一罪还是数罪?若是一罪，是滥
用职权罪还是受贿罪?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关系的几种
观点及其评价
要澄清以上问题，需要回顾现有的几种观
点。观点一，认为滥用职权的行为与收受
贿赂的行为具有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关
系，两者具有牵连关系，对牵连犯的处理
一般是从一重罪处罚。[1](p403)也有的认
为虽然滥用职权行为与受贿行为具有牵连
关系，但是在处理上不一定都按从一重罪
处罚，而应按数罪并罚的原则。
[1](p268)观点二，认为受贿行为一方面构
成受贿罪，另一方面受贿人“为他人谋取
利益”的行为又构成滥用职权罪。这种一
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的情况是想象竞合
犯，属裁判上的一罪，应当按从一重罪处
罚原则处理。[2]观点三，认为收受贿赂而
渎职的，从法条竞合的关系上看，只能是
全部法与部分法的竞合，应当按照全部法
优于部分法的一般适用原则处理，并以重
法优先的原则作为适用法条的补充原则。
[3]上述观点中，观点一根据牵连犯罪理论
得出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是目的行为与手
段行为的牵连关系。
刑法理论认为，牵连犯的构成要件表现为：
①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②必须
具有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③两个以上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触犯不同的
罪名，且行为间必须具有手段与目的或原
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在滥用职权罪和受
贿罪是否存在牵连关系的认定上，核心在
于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关系及评价
编整理了有关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
关系及评价问题的解读：
要澄清以上问题，需要回顾现有的几
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滥用职权的行为与收受
贿赂的行为具有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关
系，两者具有牵连关系，对牵连犯的处理
一般是从一重罪处罚。也有的认为虽然滥
用职权行为与受贿行为具有牵连关系，但
是在处理上不一定都按从一重罪处罚，而
应按数罪并罚的原则。
观点二，认为受贿行为一方面构成受
贿罪，另一方面受贿人“为他人谋取利
益”的行为又构成滥用职权罪。这种一行
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的情况是想象竞合
犯，属裁判上的一罪，应当按从一重罪处
罚原则处理。
观点三，认为收受贿赂而渎职的，从
法条竞合的关系上看，只能是全部法与部
分法的竞合，应当按照全部法优于部分法
的一般适用原则处理，并以重法优先的原
则作为适用法条的补充原则。上述观点中，
观点一根据牵连犯罪理论得出受贿罪与滥
用职权罪是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关
系。
刑法理论认为，牵连犯的构成要件表
现为：
①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
②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危
害社会的行为;
③两个以上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触犯
不同的罪名，且行为间必须具有手段与目
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在滥用职权
罪和受贿罪是否存在牵连关系的认定上，
核心在于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的
行为。我们认为在被动型受贿情形中由于
“为他人谋取利益”可能表现为滥用职权
的行为，且为受贿罪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缺少这一要件则一定不成立受贿罪。
显然，滥用职权行为相对于受贿罪不是一个独立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存在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两罪之间并不具有牵连关系。笔者不同意观点二是因为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虽然都是一个行为触犯数个法条，都是形式上的数罪，但是两者存在以下区别：想象竞合是犯罪行为的竞合，行为人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这数个罪名之间本身具有不相容概念的关系，只是由于现实中某种犯罪事实将数个罪名联系起来，从而产生竞合关系;法条竞合则是法律条文
的竞合，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及要素之间存在必然的重合或交叉关系，这种关系是不以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为转移的。通过对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法条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是一种法条之间本身必然存在的关系，而不是因为某种犯罪事实将两个法条联系起来的。观点三的主张从逻辑学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原理出发，论述了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其提出的法条适用原则值得商榷
滥用职权罪司法解释
刑法条文]
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二、刑法补充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六、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大量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9.9 高检发释字[1999]2号)二、渎职犯罪案件(一)滥用职权案(第397条)(二)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
3、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
4、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赞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5、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6、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一、本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二、本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三、本罪是《刑法》增设的新罪名。目前尚无司法解释。
四、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徇私舞弊罪”已经取消，分解到后面的各个新罪名中。本条第二款，只作为一个
加重量刑的情节考虑。但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7年12月《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
罪的罪名的意见》，保留了这一罪名。现
在按最高人民法院的罪名体系，不保留。
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对询私舞弊犯罪的
司法解释,对理解此情节仍有参考作用，故
附录于此，在后面各罪中不再重复引用。
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询私舞弊
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回的解释》
（1996．5 16 高检发研字〔1996〕4号）
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促进严格执法，惩
治腐败，依法严惩拘私舞弊犯罪，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
定，现就办理拘私舞弊犯罪案件适用法律
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一、司法工作人员，即依法具有侦讯、检
察、审判和监管人犯职务的人员为贪图钱
财、袒护亲友、泄愤报复或者其他私情私
利，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
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明知是无罪的人，即没有实施危
害社会行为，或者根据刑法第十条规定，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以及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
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
隐瞒事实、违背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
责任为目的进行侦查（合采取强制性措
施）、起诉、审判等追诉活动的；
（二）对明知是有罪的人，即有确凿事实
证明其实施犯罪的人，采取伪造、隐匿、
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背法律的
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侦查（合采取强
制性措施）、起诉或者审判；故意包庇不
使受追诉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全部的犯
罪事实，也可以是部分犯罪事实或情节；
（三）在审判刑事案件中故意违背事实和
法律，枉法进行判决、裁定，使有罪判无
罪、无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
的；
（四）故意违背事实真相，违法变更强制
措施，或者虽然采取强制措施，但实际放
任不管，致使人犯逃避刑事追诉的；
（五）对依法不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的犯人，询私枉法,予以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的；
（六）在审判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中，
故意歪曲事实，违反法律、询私舞弊，枉
法裁判的；
（七）司法机关专业技术人员在办案中故
意提供虚假材料和意见，或者故意作虚假
鉴定，严重影响刑事追诉活动的。
二、下列行为，依法应当依照或者比照刑
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否司法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包庇、窝藏走私、套汇、
投机倒把、重大盗窃、贩毒、受贿等犯罪
分子，隐瞒、掩饰其犯罪事实的；
（二）对于走私、套汇、投机倒把、重大
盗窃、贩毒、受贿和前项规定的犯罪人员，
有追究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不依法处理
的；
（三）有查禁卖淫、嫖娼活动职责的国家
工作人员，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其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
（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对明知有
《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
定》所列犯罪行为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
人，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的；对上述
补充规定所列犯罪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工
作人员，不履行法律所规定的追究职责，
应当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对明知犯
有《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
决定》所列犯罪行为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
个人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的；负有追究
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具有上述决定所列
犯罪行为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不履
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应当比照刑法第
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专利局工作人员及有关国家工作人
员（如专利管理工作人员），询私舞弊，
情节严重的；
（七）其他法律明确规定应当依照或者比
照询私舞弊罪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为牟取单位或小集体不当利益而实施
第一、二条行为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
任。
四、要严格掌握法律规定各种询私舞弊行
为的构成条件和情节。确定依法追究询私
舞弊犯罪者的刑事责任，要综合考虑行为
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失，给
有关当事人的生命、人身、财产等方面的
权益造成的损失，以及造成的政治影响等
方面的情况。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应以拘私舞弊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由
于认识水平、工作能力而造成错案，不应
以询私舞弊罪论处。由于隶属关系，不得
不执行上级错误指令，造成错案，如果不
具有询私舞弊的共同故意和行为，也不能
以佝私舞弊罪追究刑事责任。五、与司法
工作人员或法律明确规定依照或比照刑法
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勾结，伙同进行本解释所列犯罪行为，以
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六、犯拘私舞弊罪并有受贿、刑讯逼供等
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按数罪并罚原
则追究刑事责任。
七、本解释发布后办理的拘私舞弊犯罪案
件，按本解释办理。本解释发布前已按法
律规定处理过的案件，不再变动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在刑法修正案 （七）中新增的一个罪名。该罪名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弥补原有受贿罪规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缺点，且实质上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任何一个新条文的出现都应与刑法整体，尤其是原有的特别规定相适应。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通常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相似，客观行为方面也有重合，因此两罪易发生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 案情概述 任某系某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某的妻子，某日晚上赵某出差未归，一位老者来到赵某家，想谋求赵某释放他因聚众斗殴被抓的儿子。老者说明来意，并留下现金两万元，请任某转告其丈夫赵某，任某将钱收下，等赵某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赵某，赵某欣然将钱收下，不久便释放了老者的儿子。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任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本案中任某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确认识受贿罪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具体内容是正确定性任某行为的关键。 意见一： 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
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纪要》规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意见》指出：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纪要》与《意见》对受贿罪共犯标准的规定存在冲突，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 第一，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帮助犯；第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加以制止，仍按照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教唆犯。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及特定关系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者，应先查清他们和
（岗位职责）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的区别
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的区别 李宇先【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已轩，男，1949年4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任湖南省洪江市二轻工业局局长、二轻工业总公司经理、二轻集体工业联社主任。2005年4月18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同月25日被逮捕。 湖南安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塑公司”)是由原湖南安江塑料厂等单位改制组建的。其中原湖南安江塑料厂转为原安江塑料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资管会”)成为“安塑公司”第壹大股东，持有3380万股，占82.4%。原湖南安江塑料厂上级主管单位洪江市二轻工业局及洪江市二轻集体工业联社(以下简称“洪江二轻”)持有“安塑公司”法人股共计59.4万股。2000年1月，时任“洪江二轻”负责人的被告人李已轩找到时任“安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资管会”理事长的何述金(另案处理)，提出且和何述金商定将“洪江二轻”所持有的“安塑公司”59.4万股法人股以每股1.1元，总价款为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资管会”。不久，“洪江二轻”派人于2000年1月21日和“资管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的主要内容是：“洪江二轻”将其原持有的“安塑公司”59.4万股法人股全部转让给“资管会”，“资管会”接受“洪江二轻”的转让，且支付给“洪江二轻”总价款为66万元。协议生效后，“洪江二轻”不再享有于“安塑公司”的权益，其权益由“资管会”享有。随后，何述金安排时任“安塑公司”董事、财务处副处长的刘亦萍(另案处理)付款给“洪江二轻”。因“资管会”暂无钱支付，且为了做账、规避有关银行的审查，刘亦萍便按协议安排从“安塑公司”下属的长沙安塑塑料制品厂的账上，以仍借款、付货款、咨询费的名义，代“资管会”支付给“洪江二轻”股权转让价款共计66万元。2000
《刑法》第383条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胡燕来律师提醒：点击返回《刑法》目录 ◆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1989年11月6日） 一、关于贪污罪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贪污罪主体中，“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应如何理解的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一条规定：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1.集体经济组织，即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是指在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之下，按照一定的组织章程建立起来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全体组织成员，公共积累为集体公有，并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形式的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是指在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户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其人员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经济组织的所有制性质不明确或者上述私人经营的工商户持有集体营业执照的，应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重新核定。 2.“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包括：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的“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承包经营者；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的股份制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中方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直接从事生产、运输劳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勤杂人员，个体劳动者，部队战士，经手公共财物的，如果他们所从事的仅仅是劳务，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二）关于共同贪污个人所得数额不大或尚未分赃的处罚问题《补充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的主犯，
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关系及评价 黄xx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受贿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黄xx妻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黄xx 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们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研究案件材料，并进行了有关调查，现根据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除对《起诉书》受贿部分第一起的事实有异议外，其它的基本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但对法律的适用与《起诉书》的指控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关于数罪的问题，辩护人认为只能择一受贿罪处罚，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数罪并罚。 公诉机关在龙新检公刑诉[2008]135号《起诉书》中认为被告人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名,应当数罪并罚，但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仅仅构成受贿罪。因为从被告人的行为特征来看，其犯罪行为属于典型的牵连犯，只能择一重罪受贿罪处罚，而不能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实行数罪并罚。从法庭调查来看，被告人所实施的三个行为同时具备了牵连犯的四个基本特征： 1、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犯罪目的，而被告人的最终犯罪目的非常清晰，即收受他人贿赂。被告人是因为收受贿赂以及干股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被告人受贿的数额达5000元以上。 2、牵连犯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行为，被告人对廖义龙擅自砍伐山林树木的行为疏于监管、又违规向伊关清、徐锋办理福建省木竹金、费收费专用票据(简称“两金发票”)且又收受他人贿赂。 3、牵连犯所包含的数个危害社会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即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并且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关于这一点，可以在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提供的证言中相互印证：关于玩忽职守部分，2007年6月9日黄xx《询问笔录》问“你既然有想到廖义龙可能会私自砍伐树木，为何没有去监管?”答“当时由于二类资源清查，站里抽不出人员来巡查，另外林业局林业执法中队的赖靖有打电话给我，说廖义龙申报采伐的山场他也有股份，叫我帮忙报指标，且廖义龙有送给我一万元，所以我们就没有认真去监管这个山场了。”2007年11 月22日被告人《询问笔录》第三页问“那你认为廖义龙为什么要送钱和礼物给你?”答“他送我钱和礼物就是要我对他多关照。”廖义龙在2007年6月27日的《询问证人笔录》问“你为什么要送钱和物给黄xx”答“因为我在黄斜村有买2000亩的山场，想砍伐林木，要和黄xx搞好关系”;问“你为什么要和黄xx搞好关系?”答“因为他是林业站长，办指标要他帮忙，偷砍和运输林木都会被抓，所以要送钱给他搞关系”。由以上分析可见，被告人对非法砍伐树林疏于监管和违规办理“两金发票”都只属于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收取廖义龙、伊关清、徐锋等人的贿赂。 4、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是触犯不同的罪名。根据公诉机关的控诉：被告人没有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山场林木的行为触犯第一个罪名即玩忽职守罪，违反法律规定出具“两金发票”的行为触犯第二个罪 名即滥用职权罪，收受伊关清、徐锋、廖 义龙钱物的行为触犯第三个罪名即受贿 罪。 虽然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 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但是，被告人 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牵连犯的构成要件。 根据犯罪的手段和目的，依照择一重罪处 罚的原则论处，对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 罚，不实行数罪并罚。因此，对被告人不 实行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 罪并罚，只能以受贿罪处罚。 二、《起诉书》指控的受贿部分第一 起被告人有投资，不是空股，不构成受贿。 根据2007年11月25日上午的庭 审，从公诉机关提供的对邓爱明的询问证 人笔录和黄益林与邓爱明于2002年8月16 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邓爱明2008年8 月17日写给被告人“兹收到黄xx交来邓 爱明与邓德森转包后投资款叁万元整”的 收条结合1988年6月1日和1994年4月5 日邓德森与小池乡卓洋村委会签订的《山 林承包合同》、《山林承包补充合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是空股，而是投资 人。 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从邓德森处转包时， 根据《山林承包补充合同》第三条：“2001 年至2010年采伐甲方得60%、乙方得40%，” 这里的乙方是指邓德森。因此，被告人承 让后就享有山林采伐承包40%的股份。 第二，根据2002年8月16日被告 人与邓爱明签订的《协议书》，双方约定： “将承包山场参与投股，其中邓爱明占总 山场2685亩股份的捌分之壹，按八分之一 利润(纯利)与黄益林分成”，说明被告人 是须要承担支付邓爱明三分之一投资利润 的民事责任的义务。 第三，2002年8月18日卓洋村委 会与邓爱明签订《山林承包合同》终止协 议书，与龙岩市绿源人造板有限公司签订 的《山场租赁合同》均是名义合同，不是 实体合同，实体合同是卓洋村委会与黄益 林，绿源公司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与义务。 第四，伊关清在2002年9月之前并 没有与黄益林就该山场的承包进行任何协 商，都是在被告人受让邓德森、邓爱明承 包权后才接触。所以，关于伊关清“委托” 被告人跟原承包人谈买山场的事并承诺给 他三分之一的股份是不成立的。 第五，被告人付给邓德森投资款3 万元，付给邓爱明转让款2万元，这5万 元并不是伊关清支付的。从《协议书》收 条和邓爱明的证言来看，这些钱和所谓的 八分之一利润的风险都是被告人支付和风 险承担的。 第六，被告人在2002年9月有向伊 关清借款六万元，他称是购车所借，不能 当然证明这是伊关清给被告人先垫付给原 承包户邓德森、邓爱明的5万元，这从法 律上来说是股东之间的预支款项、预借款 项，因为双方在承包项目还没有完成结算 的情况下，所有费用都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双方并没有进行结算。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内 山背”山场的收益不是空股所获，而是有 投资的，所以这一起不构成受贿。 三、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受贿 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第三起1000元有自 首情节。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 年05月29日以龙新检反渎拘[2007]3号 《拘留决定书》将被告人以涉嫌“滥用职 权罪”刑事拘留，在询问过程中，被告人 如实供述公诉机关当时还未掌握的起诉书 所指控的受贿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和第三 起1000元的受贿罪行。 第二起的1万元，被告人是在2007 年6月9日交待的。2007年6月9日被告 人《询问笔录》问“你今天有无什么问题 要主动向检察机关交代的?”，答“2006 年4月份，廖义龙要申请办理‘大炸’山 场的采伐许可证，廖义龙为了我们林业站 能把申报指标的材料往上报,在林业站门 口,廖义龙送给我一万元…”。 第三起1000元，被告人是在2007 年6月27日交待的。2007年6月27日黄 xx《询问笔录》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主 动向我们检察机关交待的?”答“ (2006) 年中秋节，廖义龙在小池镇一村道上，在 我车上送给我1000元，我将这1000元收 下…”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龙新检重计 [2007]01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决定 书》和《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 证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以受贿罪立案调 查是在2007年7月31日。由以上可见， 被告 人供述的受贿行为是在公诉机关对被告人 涉嫌受贿罪立案之前，被告人的供述行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二 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 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根 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 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 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 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 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四、被告人揭发同案犯黄梅荣，具 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被告人到案后主动揭发同案犯黄梅 荣受贿10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共同犯罪案件的犯 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 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 行为，待查证属实后处理有利于量刑。 被告人到案后，检举揭发了刘春、 邱江维的犯罪行为，为其他案件的侦破提 供了重要线索。虽然查明邱某的仅有4000 元，不构成犯罪;对蔡某贩毒行为，仍在查 证过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 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 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 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 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 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 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 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 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根据 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若等查证属实后再判决，就有利 于被告人的量刑。 六、被告人积极如实交代犯罪行为， 具有悔罪表现。
浅析受贿罪中的职务行为与职业行为的区别[摘要]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 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关键词]受贿罪；职务；职业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职务与职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职务与职权、职业的含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有职务者首先要有一定职业为前提，没有职业就谈不上有职务，有职务就有一定的职权，承担对国家、社会某方面的管理责任。而有职业者并不一定都有职权或者职务。因此，职业是职务的前提条件，但职业并不一定派生出职务，两者不能划等号。就职务而言，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职务是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职务，其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与集体经济、私营企业中享有的职务性质不同。因此，“职务”与“职业”的区别是：（1）职务者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虽然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因受委托从事公务而使其拥有某种“职务”，职业只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没有身份之要求；（2）职务必然带来相应的职权，职业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管理职责。 一、职务行为 受贿罪中利用职便的职务行为便是一种从事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是国家公务行为。什么叫“国家公务”？所谓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 一般来说，这类公务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权力性或职能性 公务总是和一定的权力、职务相联系，是一种行使国家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活动。没有公权性的活动就不是公务。公务是具有一定职务的人员进行的职能活动，而职能活动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人受国家委托而代行国家权力来实现的。 （二）管理性 即公务行为必须表现为领导、组织、监管、主管等管理性质的活动。也就是说，行为人具有权力管理国家某一方面的事务，如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 （三）隶属性 即公务行为是国家机关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具体的行为人只是代表上述部门来实现管理活动。非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公务活动，必须要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委派。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具体可将其分为两种情况： 1.行为人对财物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审查、批准、调配、处置、使用、决策等
1目的 禁止和预防一切商业贿赂发生。 2适用范围 在公司业务范围以内从事物料采购、委外加工、设施工程、业务销售、设备采购和维护、质量监督等经济活动以及人、财、物管理过程中之相关工作人员适用本办法。 3术语定义 3.1贿赂：为获取批量及长久的立即或未来订单或商业合作关系，而给予相关负责人员个人或其亲属的回扣、退佣、招待、娱乐、置业、就业、国内外旅游、馈赠、购物折扣，及其他一切物质或精神上有直接受益的开支。贿赂方包括供货商、合作商、外包方或本公司人员。 4反贿赂方针 廉洁自律、惩防并举。 5责任和义务 5.1人事部作为预防商业贿赂的监督人事部，其主要职责是： 5.1.1 遵照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5.1.2 加强对重要岗位、重要环节人员廉洁从业的监督与管理； 5.1.3 贯彻落实《供应商廉洁协议书》，加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制度建设，对重要岗位、重要环节人员廉洁从业情况进行真实记录； 5.1.4 负责对公司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检查。 5.2 在重点环节、重点岗位人员实行预防商业贿赂协议制，重要岗位人员个人和与业务往来的单位或个人向公司签订《供应商廉洁协议书》。 5.3 协议人应遵循以下工作职责： 5.3.1 严格履行在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 5.3.2 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 5.3.3 自觉接受预防商业贿赂监管部门（厂办及稽核室）的管理； 5.3.4 若违反协议，服从监督人事部按有关规定处理。 6违约行为 6.1 金钱方式（包括现金，赠与银行卡，赠与有价证券，如购物卡、提货单、娱乐场所会员卡、打折卡、代币券证券）贿赂对方的购销业务履行相关人员、高管人员等。
83 V ol. 7 No.1Feb. 2013 第7卷 第1期2013年2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2-11-18 ［作者简介］刘吉如（1970-），男，湖南隆回人，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环境法学。［通讯作者］魏建文（1968-），男，湖南隆回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湖南版》副主编，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检察理论与诉讼法学。 受贿罪行为方式，就是指行为人实施受贿犯罪行为，为追求犯罪结果，实现犯罪目的而采取的作案方法及行为过程的表现形式，它是受贿犯罪行为人心理活动在客观方面的综合反映。受贿犯罪行为方式，虽然是犯罪心理的外部表现，但它能反映犯罪的性质，反映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根据受贿人职业、社会经历、地位等的不同，其行为方式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一、受贿罪主要行为方式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受贿行为方式规定为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两种，对于约定贿赂方式，刑法典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所放映，但国外立法一般将其规定为受贿罪的主要行为方式。为了解受贿罪的具体行为方式，首先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1.索取贿赂的行为方式 在1979年刑法第185条的规定中，没有“索取他人财物”的罪状描述，因此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以满足某人的某种合法要求为诱饵，通过威胁要挟手段向他人敲诈勒索财物的，不能依照本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应该依照刑法第154条的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1]。 第一次将“索取他人财物”载入受贿罪罪状的，是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第1条规定，对刑法第185条第1款和第2款修改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事实上，这一修改奠定了以后受贿罪立法的初步基础。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该补充规定中，立法者将受贿的索取手段由“索取贿赂”改为“索取他人财物”，并为刑法所继承。其实，自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实施以后，我国刑法界曾有人认为《决定》实际上规定了一个新的罪名，即索贿罪。其主要理由是：索贿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是因为索贿行为具有强迫、勒索的性质，这是原来意义上受贿罪所不具有的。如果忽视了索贿行为的这一特征，则不利于打击索贿行为[2]。但是“两高”1985年《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维持了传统的见解，并且伴随着《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实施，上述观点实际上完全失去了市场，无人赞同。事实上，以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惯常做法来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只能作为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种表现形式，那种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索贿罪的观点没有依据。 “索取”的基本含义应为要求、索要与勒索。何为索贿，我国刑法学界观点迥异。一种观点认为，索取可能是索要也可能是勒索。前者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当事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要求贿赂，而未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后者则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明示或暗示如不送财物其事就不好办或者会有严重后果迫使当事人给他送财物[3]。另一种 受贿罪行为方式研究 刘吉如1，魏建文2 （1.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410074；2.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湖南 长沙410001） [摘 要]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受贿罪仅规定了索取与收受贿赂两种行为方式，对于约定贿赂的方式则仅在司法 解释中有所体现，而且并不完整。约定贿赂行为的危害性很大，刑法应将其纳入调整范围。由于刑法受贿罪既遂理论采取收受财物标准说，因而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应从是否取得他人财物方面去界定，索取、收受、约定等具体行为方式只是表明主观恶性，危害程度差异（量刑情节），并不决定受贿罪的认定。但现行刑法一方面将索取与收受贿赂作为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并列在一起，构成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同时又规定索取为加重罪状，显然有所不妥。宜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他人财物的，是受贿罪。有索取行为的，从重处罚。 [关键词]受贿罪；行为方式；收受贿赂；索取贿赂；约定贿赂 [中图分类号] D9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272(2013)01-0083-04
【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 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 每天为你推送智豪团队呕心整理编辑的最高法及各地 法院裁判要旨、观点集成。(记住！每天都有哦) 【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编者按：贪污罪因其特殊的犯罪构成使得其在实务中存在大量认识上的分歧。现笔者基于个案引发的争议，整理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1-102集）》裁判规则，以供阅者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1.银行临时工与外部人员勾结监守自盗应如何定罪关键词：临时工监守自盗贪污罪侵占罪规则：根据《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有关规定的精神，内外勾结伙同贪污的，应以贪污罪的共犯认定。本案被告人钟国华、卢欣阳均是计划内临时工，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1997年刑法施行以后，贪污罪的主体有所扩大，即不再以“干部身份”确定国家工作人员，而以其是否从事管理职责，即在国有企业中是否从事公务来判断。钟国华、卢欣阳在国有公司、企业中承担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职务，系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本案案发时为1995年，以侵占罪定罪量刑正确。案例索引：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贵杰等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4期。2.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关键词：共同犯罪特定身份职务便利规则：虽然本案为共同犯罪，但应当按照他们各自的职务便利和身份构成的不同犯罪定罪量刑。因为身份犯是刑法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构成犯罪所作出的特 殊规定。由于身份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既然法律对不同的身份所构成的犯罪都已经明确作出规定，就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来处罚。从司法实践来看，类似问题是较常见的。须特别指出的是，共同犯罪中同案犯具有不同的特定身份，不是一律依其不同身份分别定罪，关键是看各被告人是否分别利用了本人的职务便利实施犯罪。案例索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期。3.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关 键词：定额承包集体所有制肖元华无罪规则：上诉人肖元华兴办的经济实体，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营业执照，因抚顺市司法局没有投资、没有贷款和集资，也没有按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机制进行管理，完全由上诉人自筹资金、自聘人员、自主经营，对剩余的所创利润，按承包协议，应由承包人肖自主分配，其有权处分，原审法院对其占有上缴定额利润后的营利部分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不当。二审改判上诉人肖元华无罪。案例索引：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肖元华贪
受贿罪 上传时间：2011-12-29 受贿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一、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己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行贿检讨书范文_收受贿赂检讨书模板_检讨书 行贿检讨书范文精选篇一亲爱的妻子、广大的父老乡亲，单位的领导：此时此刻，我心情沉重得递交这份检讨书，以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关于错误，我悔恨不已，后悔当初没有及时清醒得认识与觉悟。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为人的机会，我宁愿只当一个支教老师或是种地的农民。倘若非要我做国企员工，我也会遵纪守法。 经过长时间的面壁思过与痛彻心扉，我深深得感觉到自己是无知愚昧的。尽管从名牌大学毕业，可是学校老师并没有教授这些处事的道理。毫无疑问，我正是栽在了女色上。正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概念咱是清楚啊，可即使有这样的感慨，我也没有能够彻底得战胜欲望的挑战。这是为什么呢?很明显知道这个概念是不足以战胜邪念的，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能量的，是立不住的。为什么那些光亮头顶的人物会向人表示他们很没有欲望很高尚。咱只想说，有本事请来世俗生活，接受各种欲望的挑战，你若胜了，咱便称好于你。再有我的错误，就是没有能够很好得计算生活成本，我的行为简直就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不仅如此，而且很愚昧无知，没有预见性。不清楚这样的生活开销很大，在如此的压力之下，迫不得已就走上了失足的道路。 如此反省之余，我感觉说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只有说改正与预防措施了： 1，如果能行，我愿小时候就不看那些都市白领时尚生活电视剧。不去羡慕那些都市白领穿着时尚，手拿咖啡，俊男靓女，眉来眼去的虚幻与飘渺。不去享受那些商家为了鼓吹商品，聘请明星而招摇过世，推起得高昂消费。不去接触那些灯红酒绿、高富帅、白富美炫耀的都市生活。只愿能够在安静的地方，有一间小窝棚，独子一人写写小说，过一点安平知足的生活。倘若某些人们厌恶我这样的安逸人，彻底断绝了我的经济，我也只好吃点野草，在垃圾堆里捡点遭人遗弃的馒头，清洗清洗也果腹求生了。 2，彻底杜绝女色。那些虚假的人啊，装腔作势搞得很高尚的人啊，内心深处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愿彻底杜绝女色，女色是什么呢?不过就是一副皮囊，她们的内心深处又有什么不同，甚至无知、幼稚与恶毒。光洁、清新、内心又美好善良的女子啊，你在哪里?倘若可以，我愿她伴随我一生，而我丝毫没有那污秽的欲望，只求相伴相知，而已。 3，自谋生路，自主创业。位居高位的人啊，你的成长环境是怎么样的，你是我可以信任的人吗?怎么说呢，“自谋生路，自主创业”这样的政策不错啊，提出来的人也是有善意的，他们真是可爱而美好的人。倘若可以，我愿自己有这样一份自主创业的能力，倘若没有能力也让我有这样能力的真是期盼。我愿在东海之滨或是西北之角，利用当地独到优势，慢慢发展，慢慢成长，底子坚实，路子可行。 总而言之，劝诫那些青年们不要太自以为聪明了。寻找身边的善良人，跟他们在一起，尽管善良人的口常吐刺耳的话语，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多显脱群，然而忠诚厚道的话语却如良药，苦味而后甘甜。 检讨人：XXX XXXX年XX月XX日 行贿检讨书范文精选篇二尊敬的X书记： 这里，我只向您作出检讨。因为您就是党的化身，亦是党。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深刻反省，我已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为了更好的开展今后的工作，锻炼和提高自己，将书本上的自己彻底消灭，而替之以与现实接轨的自己。现在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态度，向您及您所有的党委作出检讨。
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几点比较与界定 泰兴市检察院任慧民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腐败的极端表现形式，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机体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贪污罪与受贿罪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主体都是特殊主体、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侵害的客体都是公务人员的廉洁性等。在我国刑事立法的沿革中，受贿罪曾经是贪污罪的一种行为方式，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二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积极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谋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直至1979年刑法，才正式将贪污与受贿分开，分别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刑法分则第八章渎职罪中设置这两个罪名。1997年刑法修订时，为了加大惩治贪污贿赂罪的力度，又将贪污罪和受贿罪一起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一章中，从而使贪污罪和受贿罪既相区别又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和通行的刑法理论，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客体不同、主体的范围不同、非法占有的性质和来源不同、获得财产的方
法不同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犯罪经验的日益积累与丰富，贪污贿赂行为人规避法律的种种变相贿赂行为愈来愈多，受贿行为和贪污行为难免出现一些交叉的情况，仅凭以上这几点来有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区分，因此，笔者就从以下几个角度对贪污罪和受贿罪进行简单的比较和界定。 一、贪污罪和贿赂罪的对象问题 受贿罪的对象及可以是公共财物也可以是私人财物，没有所有权的限制，只要这些财产都是他人所有的，不属于受贿者本人主管、经手的公共财物，这一点没有争议。对于贪污罪的对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必须是公共财物，且其主要来源是自己主管经营的公共财物。但是，这样的限定会对司法实践造成困境，例如，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占有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财产的情况，成份混合后难以精确区分是公共财物还是私有财物。要避免以上矛盾，就必须摒弃以公共财物作为贪污罪唯一对象的观点。从世界各国刑法看，大多数国家刑法对受贿罪和贪污罪的对象均不作所有权限制，可以是公共财产也可以是私人财产，如《法国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巴西刑法典》、《瑞士刑法典》、《日本刑法典》以及《韩国刑法典》等都没有对财产权属作限制。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对于贪污罪对象的认定应当和受贿罪统一起来，不必囿于所有权的限制，这也是当今各国惩治贪污犯罪的通例，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既有力地打击了这类犯罪，又减少了查证、举证环节，提高了司法效率。 二、无明确请托事项、非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行为如何认定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https://www.doczj.com/doc/0e12377961.html,/souask/ 胡燕、徐建设贪污、挪用公款一案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2)鹤刑初字第2号 公诉机关河南省鹤壁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燕，女，1953年5月4日生于河南省郑州市，汉族，硕士研究生，原系河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代理总经理。住郑州市经五路18号院1号楼49号。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于2001年8月27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犯罪，于同年9月11日被逮捕。现押鹤壁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会更，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建设，男，1952年8月25日生于山东省龙口市，汉族，研究生毕业，河南省博弈实业有限公司、博弈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森伟有限公司业主，住郑州市丰产路社科联五楼，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犯罪，于2001年9月12日被逮捕。现押鹤壁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刘长栓，河南铭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鹤壁市人民检察院以鹤检起诉(2001)27号起诉书于2001年12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月6日指定本院管辖，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https://www.doczj.com/doc/0e12377961.html,/souask/ 进行了审理。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关庆林，检察员苗雨、管明卫、王丽红、刘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燕及其辩护人张思之、李会更，被告人徐建设及其辩护人刘长栓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1998年9月，被告人胡燕得知司法机关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后，便安排叶太顺、郭菊花先后两次从河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取出现金80万元，作为非法活动经费，欲阻挠司法机关对其调查。后被告人胡燕又指使公司有关人员将证券公司的帐目作平。 2、1997年11月，被告人胡燕与徐建设共同挪用河南证券公司资金200万元，用于徐建设开办的河南博弈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后胡燕为达到占有此款的目的，便安排他人以支付装修款为名，将河南证券公司的帐目作平，从中骗取公司资金156.1万余元，挪用43.8万多元。 3、1998年5月，胡燕为帮助徐建设归还欠款，挪用河南证券公司资金200万元。后被告人胡燕为达到占有此款的目的，指使有关人员从河南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上提款将帐目作平，从中侵吞河南证券公司自营帐户资金169.7万余元，挪用30.2万余元。 4、1998年9月，被告人胡燕与徐建设共谋用河南证券公司的国库券偿还徐建设欠河南证源公司的借款利息，后胡燕以河南证券公司的20万元国库券属徐建设所有为由，安排河南证券公司有关人员让徐建设取走据为己有，折合人民币28.7万元。 5、1994年9月，胡燕伙同徐建设共同挪用河南证券公司资金310万元，用于徐建设开办的河南博弈实业公司进行营行活动，至1994年12月归还。 6、1996年12月，胡燕伙同徐建设共同挪用河南证券公司资金300万元，用于徐建设开办的河南博弈文化用品商场进行营利活动，至1998年7月归还。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出示了二被告人的供述，证人李建国、郑天赏、金五一、叶太顺、郭菊花、高询、吉东升、王静、冯文娟、韩玉波、周显扬等人证言、帐目凭证、司法会计鉴定等证据，认为被告人胡燕单独贪污405.8万余元，伙同徐建设共同贪污28.7万元;单独挪用公
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正通过《刑法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范围，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事后明知特定关系人受贿，未退还或上交，可以认定为具有受贿的故意；而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如何与《刑法》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相区分还存在争议。本文将主要以实践中如何区分前述两种情况为讨论重点，明确事后共同受贿的认定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贿款物的处分意识表示，否则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 2016年4月18日两高配合《刑法修正案（九）》中职务犯罪的相关条文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贪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检法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该解释出台时间较短，在实践中，对个别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的情况较为突出，笔者借该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和认定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以期能有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立法背景
在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前，实践中有大量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收受贿赂的案件的认定，必须依托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该“身边人”构成共犯，利用共犯理论来处理这类案件，追究相关“身边人”的刑事责任。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贿赂意见》）中，就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第三人，第三人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形。实践中的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包括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这类“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接受被国家工作人员授意的请托人给予财物，按照共犯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受贿罪。 但是实践中还有一些案件存在“特定关系人”直接绕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形成的身份和地位，完成请托人的请托事项，收受贿赂的情形。这类案件，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事先知晓，构成受贿共犯毋庸置疑，但事先的知晓和共谋的证据往往难以查证属实，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撑；而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对“特定关系人”的贿赂行为并不知情，共犯的成立就存在一个共同犯意的缺失，难以使“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而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即使实施了贿赂行为，因为主体身份的缺失，亦无法定罪处罚。于是，为了扎紧反腐败的“篱笆”，《刑法修正案（七）》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直接定罪，突破了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定罪的局限性，直接将那些共同犯意不明的特定关系人定罪处罚。于是在实践中，那些有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的“身边人”，直接以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而那些无法证明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贿赂案件，则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