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学版图（1933—1937）作者：文学武来源：《社会科学》2017年第04期摘要：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报刊的发展和繁荣也强烈刺激和催生了一批文学副刊的诞生。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堪称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副刊之一。

它以现代社会出现的公共领域空间凝聚起大批作者，它所登载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京派文学的审美特征，对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生动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文学图景。

关键词：《大公报》文艺副刊；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4-0168-08作者简介：文学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0）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报刊的发展和繁荣也强烈刺激和催生了一批文学副刊的诞生。

在这些文学副刊中，《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其鲜明的办刊方针和突出的文学实绩而格外引人注目。

《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于1933年9月23日，最初由沈从文和杨振声担任主编，其后又经历了萧乾担任主编的《小公园》和《文艺》两个纯文学副刊的阶段，它和鼎盛时期的京派文学处在同步状态。

《大公报》文艺副刊所登载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京派文学的审美特征，对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生动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文学图景。

一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版图上，小说这种现代最重要的文体始终占据着相当突出位置。

由于篇幅所限，《大公报》文艺副刊没有采用其他报纸副刊所常用的连载长篇小说的方式，因此它的版面几乎都提供给了短篇小说。

1936年，为了配合《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也为了更好地总结小说创作方面的经验，林徽因应《大公报》之邀，编选了一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这在当时的文坛是一个很大的、有影响事件，基本上展现了《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

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摘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经受到批判，但近年来经过美籍华人、著名汉学家夏志清的重新发掘，对他的评价日渐上升。

他的代表作《边城》也越来越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本文认为，建国后对沈从文的批判并非全都错了，《边城》是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写成的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不应该得到过高的评价，更要警惕该作品脱离现实的倾向对年轻一代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不合时宜;不良影响中篇小说《边城》是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

沈从文，男，（1902-1988），湖南凤凰人，原名沈岳焕，笔名有休芸芸，上官碧等。

他出生于湘西一个旧式军官家庭，童少时代曾在湘军士著部队当过兵，到过湘、川、黔、鄂四省边境地区，看到过这些地方的秀美自然风光，也了解了这些地方旳不少人事和社会忧乐。

五四运动以后，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

由于没有文凭和学历，他最初在北京的生活过得相当困苦。

升学无望以后，他决心靠写作谋生。

这条路在开始的时候仍然走得相当艰难。

由于没有名气，许多刊物都不接受他的作品，但他仍然始终不懈地坚持自己的梦想。

1924年以后，北京的《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刊物才开始部分接受他的一些作品。

沈从文继续坚持写作，后来终于渐渐地崭露头脚。

从1930年起，他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

1934年，他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边城》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后来出版了单行本。

《边城》为沈从文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位著名作家。

后来他还写了《长河》等长篇和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成为现代中国创作量最丰厚的作家之一。

此后，他历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

建国前后，他曾遭到左翼阵营的批判。

解放后，他被迫放弃文学创作，转而从事古代服饰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和专家在研究中发现了沈从文作品的某些独特之处。

于是，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他的许多作品被重新评价。

特别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台湾和大陆以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萧干与曹禺：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一九三七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干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

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

●曹禺曾说过：“萧干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

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

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

”●随着文革的告一段落，被斥为“洋奴政客”的萧干也可以重新拿起笔杆子继续写稿子发文章了，那篇被巴金评定为“觉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鱼饵·论坛·阵地》，就这样发表了出来。

萧干写这篇文章时虽说不上是出于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不平则鸣的心思还是有的。

一、青年时代萧干与曹禺萧干出生于老北京（北平）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家庭，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十一岁时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

少年时代就走南闯北，疲于奔命，直到一九三三年因投稿而结识沈从文，才算正式交上好运、登上文坛。

关于自己的文坛经历，萧干本人在《我这两辈子》中写道：“一九三三年，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可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和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

但是，一九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

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了啦。

他们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

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

”“您说多巧，我就专注下一代成长，为了孩子。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1）海派与京派论争的过程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

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

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

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

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

（2）历史内涵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妄图以京派风格将海派文人“规范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个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受到构成某个流派的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

京派海派这两种文化的产生与他们的文化母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割裂文学流派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犹如缘木求鱼。

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

然而，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了自由主义，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现代商业经济中心的上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们最终影响并决定了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差异性。

（3）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①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书序与书评•《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汇编》序言李扬图书出版、期刊、文艺副刊是支撑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大平台。

不了解文艺副刊的发生、发展，很难说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充分而又深入的研究。

在以下几个方面，文艺副刊的作用无可替代。

首先，文艺副刊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出版平台。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轻视文艺副刊，潜意识中认为这上面的作品难称经典，甚至连重要作品也谈不上。

这是对文艺副刊的一个认识误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借助副刊与读者第一次见面的，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在《晨报副刊》，郭沫若《女神》中的很多诗篇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

巴金的《激流》（出版时更名为《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惶惑》、曹禺的《北京人》等经典作品也是首先在上海《时报》、重庆《扫荡报》、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的。

更为重要的是，以连载形式在文艺副刊上登载的这些作品，与作家出版单行本时的作品有诸多不同，因此，文艺副刊上的文本还具有非常高的版本价值。

另一方面，由于很多作品短小精悍、报纸又保存不易，加之作家经常在动荡中迁徙，一些发表在文艺副刊上的作品因没有留存剪报而散佚，最终没有收入任何作品集，成为佚文。

从这一角度说，文艺副刊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钩沉辑佚的重要领域。

其次，文艺副刊不但是一些重要文学作品首刊之地，同时也是文艺社团、流派的催生之所，各种文艺思潮在这里交相辉映，相较期刊而言，由于报纸出版频率高，能够更及时地传达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历来为各派作家所看重。

如果没有《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京派”一定会黯然失色；如果没有《晨报副刊》，“国剧运动”也很难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再次，报纸文艺副刊给杂文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发展平台，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使杂文这一文体在民国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最后，报纸文艺副刊的存在，对现代文学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20世纪上半叶，书籍、期刊的流通、发行渠道有限，为了扩大发行量，书店、期刊编者非常重视书刊的广告，他们往往利用报纸每日出刊、发行量大、读者面广的优势，在文艺副刊上刊登新书的出版信息和期刊要目，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最新】高青子“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沈从文主要因《从文家书》的出版，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也有一些论家著文评说，但因取材有限，且多就事论事，因此意义不大。

作家个人婚恋对创作有重大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有鉴于此，笔者讨论二人关系，除考证若干史实外，更着重分析二人婚恋对沈从文创作产生的丰富复杂影响。

把作品完全看成作家的“自叙传”不免过分，可忽略二者的联系同样非实事求是，折衷的办法，我把它当成理解创作的一个特别的角度。

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只是这里不去涉及罢了。

在文人婚恋中，沈从文和张兆和是少有的白头偕老的典范。

19____年8月，沈从文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认识当时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张兆和，遂展开爱情攻势。

开始时，这攻势因张兆和的羞涩和态度不明朗进展不大，后有胡适居中穿针引线，沈从文终于如愿以偿。

19____年寒假，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19____年9月9 日，二人在北京结婚。

正如结婚所选日期的寓意一样，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后生活虽起过一些涟漪，但始终相敬如宾，共同走完了漫长的岁月。

喜欢咀嚼文人轶事的读者从这段婚恋中找不到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不免会失望，但这段婚恋在沈从文内心掀起的风暴，以及它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却“好戏”连台，美不胜收。

一句话，它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一沈从文在湘西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结果被她的弟弟骗走一笔巨款。

他刚从湘西来到北京时，在很短暂的时期对丁玲流露过爱慕，但不了了之。

19____年在上海，小道消息盛传他和丁玲、胡也频“大被而眠”，那不过是把三人的友谊曲解罢了。

一个身体健全的青年人，渴望性爱是极正常的事；沈从文初入都市，有强烈的挫折感，把性爱当成逃避所，因此就有更迫切的需求。

沈从文写过像《旧梦》、《篁君日记》、《长夏》、《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情色作品，表现青年男子的冶游和性经历。

名著导读（1）阶段导学（沈从文《边城》）【重点提示】重点是了解沈从文的“两个世界”。

沈从文虽然创作的数量很大，仅结集的作品就有80多部，但最有影响也最有成就的主要是城乡两个作品系列，也就是我们在教材上所说的“两个世界”，即“湘西世界”和“现代都市世界”。

在这两个世界中，作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对湘西世界，作家以主人翁的身份在进行回忆和憧憬，充满热情和理想；而对现代都市世界，作家则总也忘不了自己“乡下人”身份，总是冷嘲热讽甚至鄙视。

由于在他的湘西世界中，也有两种不同的题材，因此，实际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彩，在《边城》、《龙朱》、《月下小景》等怀旧题材中，大多表现出一种“暖色”，而在《丈夫》、《柏子》、《萧萧》等现实题材中，则大多表现出一种“冷色”，与他的都市题材不同是没有了嘲讽，但仍然保留了一种客观的分析态度。

【作品赏析】沈从文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

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

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

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

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应注意沈试图“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

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

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

小说中所写天真的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

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沈从文的简介及作品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下面店铺给你分享沈从文的简介及作品，欢迎阅读。

沈从文的简介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人。

其祖父沈宏富是汉族，祖母刘氏是苗族，母亲黄素英是土家族。

因此，沈从文的民族应是汉族，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

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

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

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88年病逝于北京。

个人经历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

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沈从文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就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3年去北京。

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

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

[3]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

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

1930年后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

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讲师;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

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沈从文的胡同传奇仅就个人居住条件而言，沈从文的后半生的确有些动荡、狼狈。

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同辈作家中能取得类似成就的却几乎无出其右。

通常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过是他文物研究诸多成果中的一小部分。

此外，他“拿下”的领域，包括绸缎史、家具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等等。

如此环境如此成果，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提起沈从文，人们总是会想起他的故乡凤凰，会想起他笔下的“边城”。

其实，沈从文和北京的关系其实也非常密切，86年的生命中，沈从文有49年是在北京度过的。

他在胡同里生活，在胡同里写作。

北京见证了沈从文一生的起起伏伏、苦辣酸甜，更见证了沈从文从“乡下人”到“大作家”的人生传奇。

从“边城”到京城1923年8月下旬的一天，沈从文带着一卷简单的行李和七元六角钱来到北京，走出正阳门火车站之后，一位车夫把他拉到西河沿街的一家小旅馆。

三天之后，表弟黄村生又帮他搬到“位于前门附近不远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

西河沿街原来位于前门护城河的南岸，站在胡同里朝东望去，巍峨的正阳门依然遥遥可见。

这里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

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七家书局，据说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都经常到这里来。

胡同里的青云阁是当年北京的四大商场之首，一时风光无二。

不难想象，会馆里虽然凡事都有个照料，但周围毕竟都是同乡，而非志趣相投的同道。

所以转过年来，沈从文又搬到了沙滩附近的公寓里，这里离北大更近，周围有好多和沈从文一样的年轻学生，沈从文陆续认识了刘梦苇、冯至、蹇先艾、胡也频、丁玲等一大帮年轻人。

沈从文的住所名为公寓房间，实际上是由储煤间临时开窗改造而成，“既湿且霉”“尽可容膝安身”，沈从文名之为“窄而霉小斋”。

这个名字随着沈从文迁徙而沿用，直到他“文革”后搬进楼房里为止。

这段时间沈从文写了大量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从中不难看出他饱受“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双重夹击，生活非常不容易。

关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论文摘要：《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物质载体，展开文学批评活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批评观以及批评方法，并扩大了这一流派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大公报》；京派；文学批评《大公报》“文艺副刊”指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先后出现的《文艺副刊》和《文艺》这两个纯文学副刊。

它是京派文学实践的重要场所，它以刊登相当数量的京派作家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京派的创作成就，对京派文学贡献很大。

“文艺副刊”还登载了京派大量的批评文字，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任何的文学及批评流派的形成都要有一个过程。

大公报“文艺副刊”作为京派重要的联络场所、物质载体和发言空间，在塑造这个批评流派的过程中起了重耍的作用。

“印刷品，不管哪种作为内容载体均在大众媒介之列，另一方面，它的效果以交际过程这一基础为先决条件。

”…报刊作为现代媒介，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舞台，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交流性。

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依托，得以与其它方面的知识分子和大众进行文学方面问题的交流与互动。

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论述空间，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非常重视对话与交流，除了发表一般的、相对“无意识”的批评文字外，他们还常常针对一个问题或一个现象展开探讨。

这些探讨常常逸出京派之外，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文艺副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

1934年8月发生了关于“大众语”的讨论，沈从文、曹聚仁、黎锦熙等人参与了讨论。

1936年，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文艺》发表了《作家问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了关于“反差不多”的广泛讨论。

论争使得各方面得以宣扬自己的观点，或修正自己的立场，而参与者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就由这些论争得以体现。

沈从文简介沈从文先生（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

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

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

苗族。

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

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

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

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

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

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先生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

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

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

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

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沈从文》生平简介沈从文（１９０２～１９８８），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文物研究家。

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

湖南凤凰人，苗族。

１９１８年小学毕业后曾入本乡土著军队当兵。

１９２３年到北京。

１９２６年开始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１９２７年到上海，曾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了新月社。

１９３０年在青岛大学任教，１９３４年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及天津《益州报》副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回北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继续办原刊物，以此为阵地，集合许多北京文人，形成了“京派作家群”。

１９４９年后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工作，在中国古代服饰及文物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有许多专著。

１９７８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

其文学创作宏富，数量惊人，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信等集子七十余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主要作品集子有《鸭子》《蜜柑》《神巫之爱》《虎雏》《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湘西散记》《边城》《长河》等。

其中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是其代表作。

主要文学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描写特殊民情的乡土文学，并受废名影响，取其抒情笔调，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小说的文学形式。

大部分小说是以湘西生活为背景，对故乡人民怀有不可言状的同情与温爱。

以其特异的“生命形式”，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展示其民性的粗犷强悍，民俗的淳厚善良，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

这种乡土抒情体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京派作家一定的社会思想，也对后来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