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明末的“西方学”

西学东渐与嘴末的“西方学”

内容提要

本文以明末（即从１５８２年利马窦来华到１６４４年明亡）中国士大夫对西方传教士带至中国的西方文明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指出随着西

方地理大扩张，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随着西方文化在明末士大

夫之间的广泛传播，传统中国与刚踏入现代化的西方发生了首次大规

模的接触和交流，发生了传统和现代化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次交汇。

伴随着这种异质文化相互之间碰撞的，必然是主体文化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对外来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建构。

明末士大夫从儒家文化的基本点出发，对这样一种异类文化资源

进行了重新的转化、改造和吸纳，使它在儒家文化的基本框架内获得

一种新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对来自西方的文明形成了一种我们自己

的“解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最早的中国“西方学”。

应该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西方学”不仅仅是当时士大夫们看

待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折射出了中华文明和它的主要载体——士大夫们应对“千年变局”之初的一种心态和

方法，折射出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光阴中积淀下来的同化与融合外来文明的自信和自诩。

明末中国西方学中显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清王朝入关而

最后终结。它作为“文化基因”一直保留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也

深深地影响到了近代以来中国多难的曲折发展之路。

关键词：明末士大夫传教士中国中心主义西方学

作者：陆锋明

指导老师：张铭教授两学东渐’，ＪＷ末的“西方半”Ａｂ５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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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Ｊ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ＬｕＦｅｎｇｍ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ｂｙ：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Ｖ６４６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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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丝兰坐矽西学东渐１ｊｌＷ末的“西方学”引言：南京教案

引言：南京教案

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的明王朝显得平静而又恬淡，引起了神宗和大臣十六年抗争的立储一事早在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年）就以大臣的胜利而告终了。而一年之后（１６１５年）发生的“梃击案”，虽然显示

立储之争的余波未平，但二十二年未露面的神宗走出深宫，在大臣面

前公开表示他与太子的祗犊深情，也显示了神宗已筋疲力尽，无意再在立储一事上与大臣抗争。这时的明王朝已经步入了它的暮年，皇帝避居深宫不出，对奏折一律不予批复，大臣则因循守旧，一味按照礼法行事。中央政府严重缺乏官员，内阁仅剩下两个大学士在敷衍了事；

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在位：一百多个御史也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只剩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依旧虚悬；几千个大选、急选与待补的官员聚集在京上不了任。但在表面上明王朝依旧凭着礼法制度的惯性运行着，虽然中央政府已瘫痪，但地方府县依然按照太祖制定的礼制传统按部就班的运行着；农民虽然生活困苦，却还能勉强温

饱，不至于沦落为四处流窜抢劫的流民；在与周围邦国交往中，明王

朝依然是接受四方朝贡的天朝上国，努尔哈赤此时才刚刚崛起，要到两年后才攻下抚顺，开始威胁明王朝。因而此时的明王朝，上至皇帝、

士大夫，下至百姓，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如果没有六月份发生在陪都南京的“南京教案”事件，这一年注定要象万历的大多数年头一样，

很快就被人忘记。万历四十四年六月，一场反教风暴从南京开始兴起，迅速席卷全国，引起了士大夫之间的强烈争论。在这之前，虽然反教的声音不时传起，

地方上的对传教士的驱逐和迫害也偶有发生，但从未像“南京教案”

那样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挞伐汹汹之势，把自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的反教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是年六月，南京礼部侍郎沈榷上《参远夷疏》请

禁天主教，并查办外国传教士。疏日：“近年以来，狡夷自远而至，在

京师则有庞迪我、熊三拔等，在南京则有王丰肃、阳玛诺等，其他各

省会各郡在在有之，名其教曰天主教。臣初至南京，闻其聚有徒众、西学东渐与ｌ¨Ｊ朱的“两方学”

营有室庐，即欲修明本部职掌，擒治驱逐，而说者谓其类实繁，其说浸淫人心，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况闾左之名，骤难家喻户晓，臣不觉喟然长叹。……伏乞敕下礼、兵二部，会同覆议。如果臣言不谬，合将为首者依律究遣，其余立限驱逐。”１在北京的郎中徐如珂及其它京官也先后上疏：“此辈左道惑众，止于摇铎鼓簧，倡夷狄之道于中国，是《书》所称蛮夷滑夏者也，此其关系在世道人心，为祸显而迟；但

其各省盘踞果尔神出鬼没，透中国情形于海外，是《书》所称寇贼好

尻者也，此其关系在庙谟国是，为祸隐而大。”２～时之间，在南北朝廷都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教声浪。

朝廷中的护教人士也奋起辩护，如徐光启（时任翰林院检讨）在沈榷上疏禁教时便上《辩学章疏》，为天主教和传教士辩护，称传教士“实皆圣贤之徒也”，“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就正

法佛也者。”３杨廷筠（时隐退在家，曾任江西副使）亦著《圣水纪言》为天主教辩护，称天主教为“尧、舜、周、孔以来相传之仁脉……吻

合尧、舜、周、孔之道。”４并于几年后再著《鹗鸾不并鸣说》，列举十四点，剖辩天主教与白莲、无为诸教不同，为天主教正名。时在高邮的李之藻（时任敕理河道工部郎中）亦每天发信于友人，为天主教辩护并救助传教士。但这些都无法阻止顽固士大夫们掀起的全国性的反

教声浪。在全国性的声讨下，十二月二十八日，明神宗朱翊钧发布了

禁教令：“王丰肃等立教惑众，蓄谋叵测，可递送广东巡按，督令西归。其庞迪我等，礼部曾言晓知历法，请于各官推演七政，且系向化来，

亦令归还本国。”５一直到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沈榷被首辅时向高所排斥，“南京教案”才告结束。值得回味的是大多数士大夫在这次风波中保持了沉默的态度。自利马窦来华后，由于他的曲意迎合和士大夫的好奇心理，在长时期里，

传教士和士大夫们保持着一种非常友好的关系。但在最需要他们支持的时候，他们却都保持了沉默，仅有几个坚定的教徒如徐光启等出来

为传教士和西学辩护。也许沈榷等人所提的“华夷之防”也是他们心

里的共同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