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11月 Vol. 25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3──────────收稿日期：2003-04-02作者简介：方丽萍（1966-），女，湖南南县人，青海民族学院汉文系讲师。
- 40 -南朝山水诗的美学风格及形成原因初探方丽萍（青海民族学院 汉文系，青海 西宁 810007）摘 要：以康德的美学观和姚鼐的美学风格分类为依据分析以大小谢为代表的南朝山水诗，认为其美学风格是典型的优美。
其形成有文化因素的原因：对器用的重视和对自然的轻视；传统的人格结构；佛、道思想的影响和儒学的衰落。
亦有现实原因：对否定性刺激的肯定性平衡；庄园经济提供的物质保障；地域因素。
只有到唐朝，克服了南朝的诸多局限，山水诗才会出现雄奇辽阔的崇高之美。
关键词：南朝；山水诗；优美；形成原因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3）06-0040-04“山水之美，古来共谈。
”我国传统文学对山水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
游山玩水，摹山范水一直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一大内容。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1]“游山水诗，应以康乐为先也。
”[2]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我国的山水诗形成于谢灵运，在南朝出现第一次创作高潮。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或多或少是当时人们社会心态的反映。
南朝山水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着十分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具有许多值得玩味的特征。
本文尝试着从美学风格的分析入手来发现其中的部分内涵。
一、美学风格分析 （一）关于美学风格的分类在中西美学史上，有着许多的关于美学风格的分类方法。
清代姚鼐将美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类。
在《复鲁絜非书》中，他是这样描述的：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鏐骥；其于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
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生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漻人也，忽其如欢，藐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
从姚鼐的论述中我们可知，他所言的“阴柔”即后来美学界普遍认同的优美，“阳刚”即崇高。
与姚鼐同时期的康德，在他的美学名著《判断力批判》中也将美分为“美”（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优美）和崇高两类。
我们首先看他是如何界定这两者的特征的：美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
它（审美判断）的规定不是根据一个概念而是那在心意诸能力的活动中的协调一致的情感。
崇高情绪的质的：一种不愉快感……意识到它自身无限制的机能。
它们却更多地是在它们的大混乱或极狂野、极不规则的无秩序或荒芜里引起崇高的观念，只要它们同时让我们见识伟大和力量。
[3] 由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断：二者所言的优美的主要特征是：与人的情感活动相契合，令人不需要任何深度的思考而愉快、轻松。
优美的主要体现是心理愉悦，是一种诸方面达到和谐一致的状态，是由外界的表象直接引发的与现实利益无关的内心的满足。
在自然界中，只要不对人造成威胁、不引起人的恐惧感、罪恶感、厌恶感或渺小感而是令人体会到亲切、宁静、悠然等的物象都是优美。
与优美相对立的美学风格是崇高。
崇高不是一种感官或心意的愉快，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紧张、振奋和压迫。
优美是缓慢的、静的、小的，崇高是迅疾的、动的、大的。
优美是愉快和谐，崇高在初始状态是不愉快、不和谐，是让人畏惧甚至令人颓丧的。
在优美面前，人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崇高，则需要人在斗争中证明自身。
（二）从文本入手分析南北朝山水诗的美学风格 在南朝时，进行山水诗创作的诗人很多，几乎所有士族文人都有吟咏山水的诗句，集中进行创作的有谢灵运、谢朓、阴铿、沈约等人。
如谢灵运的《邻里相送至方山》、《七里濑》、《登池楼》、《登江中孤屿》、《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从斤竹涧方丽萍：南朝山水诗的美学风格及形成原因初探- 41 -越岭溪行》、《夜宿石门》、《过始宁墅》；谢朓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赠西府同僚》、《游东田》、《休沐重还道中》、《京路夜发》；阴铿的《和傅郎岁莫还湘湖》；沈约《赠京邑游好》等。
从以上材料，我们不难看出，南朝山水诗描写的主要是一些宁静、闲适的风景，他们的笔力所及，多为清风朗月、幽林溪涧、孤蒲芰荷、闲云野鹤、绿篠清涟、秋河寒渚等，在形体上不是很大、在色彩上也十分清淡，在质上往往是非常平滑秀丽的景致。
在审视山水时，诗人移步换景、景随人迁，在使用眺、望等视角时，常常对景物进行宏观的把握。
日、月、大江、远山也进入了诗人的审美视野，但这些景物在诗人而言，只是重点描写对象的一个背景，所以，往往写得非常含糊，用笔也十分轻巧，常常是一笔带过，除了常用的一些修饰手段与词语外，未能写出什么新的东西（南朝山水诗中的名句也没有一句是写壮阔的画面的）。
这反映了他们在把握大的甚至有些狂野事物方面的无力，或者也可以说，在审美对象的选择上，南朝诗人虽然也将眼光投向了宏大的事物，但还不能在这些宏大事物中发现更深的韵味。
他们更倾向接受的是玲珑细致淡雅和谐的景物，如清浅见游鱼细石的溪水，朦胧迷离的远山，微风吹过树林的轻响。
自然界中原本缤纷绚烂的色彩经过他们目光的过滤，也只是剩下了绿或白等清冷的色调。
只有在对这些具有特定风格的景物的赏玩中，他们才能得到心意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
这些特征，在表现形态上，与姚鼐的清风、沦、漾、珠玉之辉等的阴柔之美非常接近而决没有半点的阳刚。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上述诗歌所表现的思想情感。
在他们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苦”，其次，有“伤”、“孤”、“寂蔑”、“怅”、“怅恍”、“寻欢”、“忘归”、“意惬”、“愉悦”等，说明南朝山水诗的感情基调有二：一是自身情绪的孤苦、寂寥，一是山水风景带来的快乐，“情用赏为美”、“赏心于此遇”。
姚鼐所言的“欢”、“喜”、“悲”、“思”等阴柔的风格在这些诗中均有体现，而康德的“美”的心意特征“愉悦”、“快感”等在此也有体现。
王朝闻在《美学概论》中指出：“优美作为美的一种形态，侧重于客体和主体在实践中经矛盾对立达到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南朝山水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是平和、虚静，与描写景致相统一的。
（三）从后人的评价来看作为诗歌史上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诗歌现象，南朝山水诗引起了后世诗歌作者充分的关注，大家在评述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清丽”、“清雅”、“秀丽”、“自然”等字眼，从中我们可以十分明显认识到后代人对这些诗歌优美风格的感性认识。
试举例如下：鲍照：“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钟惺：“灵运以丽情密藻，发其胸中奇秀……如吴越清华子弟作乡音……”施补华：“谢玄晖名句络绎，清丽居宗……”。
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南朝山水诗的美学风格是优美。
二、形成原因探析 （一）文化原因1．对器用的重视与对自然的轻视文学在我国一直担负着严正的社会责任，“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诗歌功能一直深深植根于我们文人的头脑中。
直至清代，沈德潜仍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之重也。
”[2]儒家诗教观的千年滋养使得文人们几乎一直把文学看成是十分神圣的事业。
直至东晋，干宝首先在“壮夫不为”的小说领地提出了“游心寓目”的主张，我们的文学才可以开始稍稍脱卸“器用”的重责，有了“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抒发一些无关乎社稷苍生的情思。
由此可见，所谓自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是没有什么神圣使命的，充其量是“起兴”的材料罢了。
这就导致了南朝诗人以山水为对象的游戏的风行，产生了山水诗。
康德认为“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即使渗入极微小的利害关系，……它就绝不是纯鉴赏判断。
因此，不应从利害的角度关心事物的存在，在这方面应抱漠然态度。
”[3]美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从利害的角度看待事物，就永远产生不了美。
游戏的性质成全了诗歌的美，同时，也决定了当时人们游山玩水的目的是放松，是愉悦，是试图忘却现世的烦恼时的娱乐：“少好文章，自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
便可得神通会性，以永终朝。
”[4]2．传统的人格结构 （1）深入骨髓的等级制心理由于中国古代的经济一直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也深深地植入中国社会结构之中，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利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
与之配套的被历代统治者及其僚属（大多为文人）锻冶得十分纯熟的礼法制度，使得中国始终处于一个严格的组织结构中。
每一个人都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一定的社会结构中。
深入人心的等级观念使得人们既无条件地畏惧、服从于上一等级的人，又寻求在下一等级面前的绝对权威，并依此得到一个平衡与宽解，即鲁迅所言的“精神胜利”。
自然因其“物”的属性当然地应当居于下层。
对自然的如此定位就使得在中国诗人的意识中，山水风景是感官愉悦的优美的材料，是在受挫遭打击时能够抚平心灵创伤的麻醉药，是最后的退隐家园，是乖巧顺从能够轻易驾御并合乎“兴寄”目的的小桥流水。
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作答》可谓这种心理的具体反映：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5]第25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第6期- 42 -在等级制的巨大的阴影遮蔽下，诗人在潜意识中同样渴望能制造阴影遮蔽别的人（或物）来迁移自身的怨怒与不平，优美的山水具有温和、柔顺的特点，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这种自我“怡悦”的心理需求，所以，在审美选择中选择优美是势所必然。
（2）享乐主义的生活追求“人之生也，奚为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
”（《列子·杨朱》）享乐主义、放纵情性的人生观也是我们倾向于选择优美而宁愿放弃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
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其自然。
”（嵇康《难张辽书自然好学论》）“值心而安，则言无不是；触情而行，则事无不吉。
”（嵇康《释私论》）嵇康的观点很能体现魏晋六朝士大夫的情怀。
追求个体的享受，不刻意约束自己是我们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内容，只不过这部分内容长期被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思想巨大的影响遮蔽而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重视罢了。
（3）农耕文化平和宁静的心态由于中华文化是农耕文化，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民族从事精细耕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
较之于狩猎民族激烈、紧张、血腥、大起大落的生活方式，“日出而做，日入而息”的程式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悠然、平和、富足而稳定的，因此，就养成了我们祖先好静而不好动的性格特征，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