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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州茶道

作者：马振林

来源：《丝绸之路》2008年第07期

河州为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所在地——临夏市。历史上称其为旱码头，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唐蕃古道、甘川古道的必经之地。

河州不出茶，然而茶叶在当地比盛产茶叶的云贵等南方地区还多、还便宜，什么样的茶叶在这里都能见到，而当地人最喜欢喝的却是春尖。

茶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河州已经渗透人心，渗透每个家庭。探亲访友，招待客人都不能没有茶。茶叶是河州人最喜欢的礼品，他们甚至把“订婚”称作为“订茶”，可见茶在河州人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

在河州，茶文化以它不可替代的魅力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经久不衰。

饮茶是河州人最大的嗜好，河州人饮茶从茶叶、茶具到配料都十分讲究，茶具有“癿子”、“火壶”、“三泡台盖碗子”。癿子是一种烧水壶，有铜制的，也有铁皮制作的，壶体形状如圆锥体，壶口又是一个较小的倒圆锥体，大、小圆锥体小口对接就成了癿子。 癿子现今在河州城市人家中已经绝迹，只有在农村才能见到。癿子的最大优点是底部大，受热面大，在很短的时间里能把水烧开，广受在田间、野外劳动者的青睐。 龙源期刊网

火壶用铜制成，形状似火锅，只是多了一个倒水的壶嘴和三只“虎腿”，造型古朴典雅，既可以用来烧水，又是精美的工艺品。

三泡台盖碗子是喝茶的茶具，由盖子、茶盅、托盘三件组成，故名曰“三泡台”。不论是河州乡村还是城镇，一般的家庭都备有几副考究的三泡台盖碗子，以景德镇烧制的蓝山水为上品。三泡台盖碗子讲究质地细、薄、透，沏上茶从外面能看清茶叶及配料为佳。

云南的春尖茶和下关沱茶是河州人最喜欢的茶叶，这两种茶既有醇香，又有苦味，河州人视其为上等的好茶。在河州有的人品茶喜欢苦茶，有的人喜欢“三香茶”、“五香茶”。苦茶是只泡茶叶；“三香茶”除了茶叶外再加上桂圆、冰糖；“五香茶”是在“三香茶”茶的基础上再加杏干和烧焦的红枣，这样茶味有苦有甜，甜中带酸，酸中有苦，十分好喝。过去，河州人也喝茯茶和松州茶，青年人结婚前送“订茶”就是两块茯茶，这是必不可少的礼品。现今，这种习俗在河州仍旧完好地保留着。

河 州 贤 孝

（一）河州贤孝简介

在我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有许许多多种民间旋律在唱响着人们的灵魂，黄土高原赋予它高亢、欢快、明亮而又低沉、缓慢、哀怨的声响。这其中，作为陇上八镇之一的古河州（临夏）地区的说唱艺术尤为出名。河州贤孝作为河州地区说唱艺术形式中的一种，得到了西北乡下人们的热烈的欢迎和深情的厚爱。

（贤孝艺人们在表演）

河州贤孝是用临夏方言进行演唱的，它的传统表现形式由盲人手持三弦，自弹自唱。内容夹杂了西北的一些谚语和典故，唱词主要是说唱艺人们据书编就或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编创。河州贤孝又称“河州唱书”、“贤孝弹唱”、“河州三弦善书”、“临夏贤孝”、“河州调”等，是发源于甘肃临夏地区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河州贤孝广泛流传在甘肃、青海的许多地方，深受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和土族等多个民族群众的喜爱。 贤孝是因劝善警恶、贤良孝顺的演唱内容而得名的。河州贤孝的曲目数量颇多，其中尤为出名的曲目有：《郭巨埋儿》、《老撒拉》、《尕司令打河州》、《解放大西北》和《韩起功抓兵》等。

河州贤孝的唱词灵活，富于变化，情节跌宕起伏，唱词的字数、句数可自由即兴增减，而其音调多为曲牌连缀形式，吟诵性的唱腔“述音”是陈述故事的基本格调，悲泣性的“哭音”则伴随“人物”的哀怨悲苦而出现;明快性的“夸官调”渲染着“金榜题名”时的荣耀;铿锵有力的“武音”使听者仿佛置身于古战场的刀光剑影之中。整个演出中，盲艺人手中的三弦作为伴奏乐器，时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窃窃如私语”，时而又“嘈嘈窃窃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唱本主人公那复杂微妙的情感变化和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常常令听者如痴如醉、淆然泪下……

2006年5月20日河州贤孝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背景介绍 临夏回族自治州简介

临夏地处黄河上游，史称枹罕、河州，素有“茶马互市”、西部“旱码头”和“河湟雄镇”之称，享有“花儿之乡”、“彩陶之乡”和“牡丹之乡”的美誉。

史料研究

３５5554.27.37.377.31983临夏州档案馆现保存一帧清代光绪年间《河州二十四关图》，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由河州（今临夏）官府绘制的最早的一张原始地图，是馆藏最珍贵历史档案之一。该图高厘米，宽厘米，用毛笔绘制而成。图中所示方位与现今地图所标示的方位完全一致。图四周有详细的界址文字说明，图中地名及界址说明文字字体均为楷书，娟秀工整。图中央靠上方盖有河州府衙的印鉴：“河州之印”。印鉴为厘米正方形，印文清晰可辨，印色鲜红，由汉、满两种文字合壁，右为小篆，中间为满文，左为九叠篆。地图中没有标示具体的绘制日期，但由河州府衙的印鉴可以推断，该图应是清光绪年间产生的。据临夏州目前所存史料记载：河州官府从清乾隆年间就使用“河州之印”印鉴，而且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河州之印”印鉴大小完全相同，均为厘米正方形、用汉文篆刻而成，右为小篆，左为九叠篆，左右篆文基本相连，印文字体线条较粗；到同治年间，河州府衙印鉴为厘米正方形，用汉文小篆刻成，为“甘肃河州知州之印”；到光绪年间，河州府衙的印鉴为厘米正方形，汉、满两种文字合壁、为“河州之印”，印鉴左右两边为汉文，用小篆和九叠篆刻成，中间为满文，汉、满文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字体线条较细；而到宣统年间，河州府衙之印鉴则为“河州正堂”。通过比较，图中“河州之印”印

鉴与清光绪年间印鉴完全吻合。由此推断此图为清光绪年间产生。这张珍贵历史地图是封华３６年州档案馆职工在整理旧政权档案的过程中发现的，经及时抢救装裱，现保存完好。图中河州二十四关的标示最引人注目，占据了整个地图的主要部位，该图也因此而得名。从图的西北至东南，依次标示出了积石关、崔家峡关、樊家峡关、大峡关、五台关、红崖关、癿藏关、老鸦关、莫尼关、土门关、石嘴关、尕只巴关、川半岭关、槐树关、西儿关、乔家岔关、牙党关、沙麻关、思巴关、陡石关、大马家滩关、小马家滩关、麻山关、俺陇关，共二十四个关口。河州二十四关是明洪武三年（年）由御使大夫邓愈统率诸将攻克洮州、岷州和河州之后，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在当时河州（今临夏）卫的边境，沿白石山—太子山—小积石山脉，选择山巅、谷口、高阜，“由东而西，西而北”，设置了数十座关隘，作为捍卫西陲重镇河州，抵御西南游牧民族“入侵”劫掠的屏障，这些关隘，就是史书所说的“明代河州二十四关”。图中所示的二十四关名称与明代《河州志》中所记载的名称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明代时将积石、老鸦、癿藏、土门、槐树、宁河、沙麻、陡石、俺陇座隘口称为“关”以外，其余均叫做“山口”。到了清代，这些山口逐渐被称为“关”，如乔家岔山口，后改为“乔家岔关”，而且个别名称也有所改变，如“宁河关”易名为“牙党（塘）关”；贾喇嘛山口改为“樊家峡关”；火烧岭山口称为“五台关”；西山小路山口称作“大峡关”，船板岭山口易名“川半岭关”。旧名临津关，位于今积石山县大河家乡约华里关门村附近的黄河边上，设在地势险峻“一面是黄河、一面是崖”的积石山峡谷的东端，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代诗人曾在这里留下了1370

陇原民俗 之 河州花儿

花儿的流传分布

优秀的文化艺术，是世人共享的。明、清以来河州人因迁徙、战争、经商和从政等原因，向相邻地区流动，作为“心头肉”的花儿也随人而去，传向四方。

(一)迁徙屯垦

历代的统治阶级屯垦戍守的需要，常将河州人移向别地。据《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东川庠生杜照融等一百余户迁于西宁后子河。丁酉(1897年)春，西乡军功张大观等三百余户迁于平番乱泉子。是年夏，北乡文童、他万荣等八十余户迁于皋兰马家湾。东南西三乡汉民，陆续迁于皋、狄、金及西宁、平番各县境者，不可胜数。 东乡汉民自光绪乙未(1895年)乱后，移徙一空。西乡刘家集、韩家集、南乡定羌驿(今广河县)一带汉民，亦寥若晨星。”导河是民国时河州的称谓。光绪之前的迁徙是大量存在的。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概况》载有：“回族祖先大都由临夏一带迁来，历史悠久”；“汉族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明代初期，洪武八年正月(公元1375年)，废积石州、改置贵德守御千户所后，建立起台，保安两堡，屯兵驻守，一部分兵丁在当地娶妻生子，居住下来。 。„„明 、清发配到循化的内地汉民，年月一久，也就“编氓入籍”了。三、在循化地区与外地的交流中，历代都有一些铁木工匠，小商小贩、走方郎中等在这里安家落户。” 三方面中河州的汉人当是主要方面。《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记着：“凉坪马家则是从河州迁来定居的”；“目前居住在马场垣乡团结、金星等行政村的回族，来自苦鲁湾(甘肃永靖县扶河乡)”；“孔姓家族是从甘肃永靖县刘家峡大川村迁居民和的”；“河沿等地土族中的马家，原是(临夏)大河家的?回族”等。《化隆回族自治县概况》写道：“„„二是从甘肃的河州、洮州、临夏、平番(今永登县)等地迁来的。如群科大队马德全一家，其祖先是从河州东乡的代池迁至群科的，现发展为二十多户，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门源回族自治县概况》中有，“清朝政府在雍正年间(1723至1735年)，曾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当时从河州、凉州、甘州等地迁移到门源的人中，有部分就是回族”。《大通回族自治县概况》载着；“从甘肃省的甘州、凉州、河州等地移来的人中，回族占相当数量。现在塔尔乡的 ‘凉州庄'、 ‘河州庄'等村民，即由此而来。据当地居民说，回民中的马、黄、铁三姓都是从河州来的„—?现在大通县后子河村(与前提西宁后子河为一地，笔者加)的大部分回族的先辈是河州东乡人，回民以马姓居多，至今还保留着东乡语音”。《海南藏族自治州概况》写道：“洪武十年(1380年)，归德城修筑竣工后，从河州拨民四十八户来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 纳丁粮；又于河州卫拨世袭百户王猷、周、刘(佚名)三人各携眷口赴贵德守御城池。'这就是今贵德王屯、周屯、刘屯三个村名的由来。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查审河州四十八户，共有九千八百三十五丁，王、周、刘三屯共有四百六十二丁。”《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中说；“据乾隆《循化志》记载： ‘明初立河州卫，分兵屯田„„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拨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有河州人„„黄南地区的土族中有一部分是汉、回等民族演化而来。他们因军民屯田等原由从江南、河州等地移居这里，?因长期生在藏族地区，服饰、语言多受藏族影响而发生变化” 河州人迁往新疆的也很多。新江齐尚明先生说；“焉耆回民的来历，可回溯到清朝初年，当时有一部分回民商贩，拖儿带女，随从出关驻防屯垦的军队和西征大军做生意，此后定居了下来„„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经喇沙尔办事大臣金庆奏请清廷收回，兵屯丁三百零二人，归还军队，所遗耕地改招西宁、，临夏、固原、平凉一带的回民商贩眷属六百二十五户耕种”(45)。夏启荣先生指出：“新疆的多数回民还是在清代，即十八世纪以来我国内地流入的。1755年至1759年(清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朝出兵伊犁，统一了南北疆以后，便在新疆实行了大规模的屯垦。因新疆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清政府便从陕、甘一带迁来大批回族、汉族人屯垦戍边。这批回民主要集中在昌吉、乌鲁木齐一带。据统计，仅甘肃一地就迁来两万多人，其中在乌鲁木齐县达坂城落户的就有五千多人。他们和当地的维吾尔族、汉族一起从事农牧业生产。”夏先生还例举了当时产生的花儿(13)： “达坂城姑娘(者)辨子长，／辨子(哈)一甩了放羊；／一搭里干活(者)一搭里长，／结下的情深(者)意长”。孙输文先生说：“新疆之回族，多来自甘肃，以西宁、河州两处徙入者较多„„散居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昌吉、乌吉、乌什、焉耆、吐鲁番、哈密、绥来、伊犁等地”。陈志良先生指出：“甘回以临夏及青海之西宁迁入者为最多，散居于古城、阜远、阜康、迪化、昌吉、绥来、伊犁、焉耆、．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地，多务农及经商”(47)。《阜康县乡土志》中有“回本西域种，而县之回民自陇右西宁、狄、河迁徙而来者，盖十之七、八。”《昌吉县呼图壁乡土志》载着：“本境除土著汉民及川陕流寓外，多新旧汉回，皆自关内西安、河、湟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