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峰:论“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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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望长安画派—-论《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康战强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摘要:20世纪60年代,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全国巡回展出,在中国画坛引起关注,并对中国画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长安画派”的提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播开来。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人们对与 “长安画派”的认识还存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长安画派”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主要成员的个案研究上,缺少 全局角度的综合研究。
《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正是针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展开了对于“长安 画派”的全面梳理,对于“长安画派”的形成与界定、绘画思想、风格特征以及对于现代美术史上的贡献及地位 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填补了对于“长安画派”系统性综合研究的这一空白。
关键词:长安画派绘画思想代表画家与作品分析综合性研究中图分类号J 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5-0062-02对中国当代画派做出客观而平心静气的品评论断, 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林散之有“百年定论”的说法。
百 年,也许太长,我辈有此恒心加寿数的人恐不会多。
因此, 古代的文论家又为提出一个折衷且较为乐观的论断:“五 十年后有定评”。
可见“五十年”之说是定数,是挪动不得 的。
故而,从时间的流程上看,对上世纪所诞生的长安画 派做一系统回顾和评论,已是事所必至的事。
20世纪的60年代,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西安美 术团体,在北京等地组织了一次巡回展,他们以表现黄土 高原古朴倔强为特征的山水画和表现勤劳淳朴的陕北农 民形象的人物画,在中国画坛引起轰动,并提出了 “一手 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长安画派随之被提了 出来。
在岭南和海派、金陵画派、浙派、吴门画派独领风骚 之后,长安画派的出现无疑给当时中国画坛注入了新感 觉,形成了粗犷与细致并重的新画风。
“长安画派”作为20 世纪兴起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个中国画流派,以其鲜 明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以及浑厚大气的风格特征,在现 代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安画派浅析作者:刘菲郏佳来源:《艺术科技》2013年第02期摘要:长安画派这个诞生于千年古城西安的现代中国画流派之一,是历史进程中特殊的时代产物,它掀开了中国画派崭新的一面,同时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史。
长安画派改变了中国绘画史里长期以来存在题材陈旧技法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它的出现为中国绘画发展走出了一条新的光明大道。
关键词:长安画派;石鲁长安画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诞生于千年古城西安的现代中国画流派之一,因西安在古时被称为长安,所以得其名。
长安画派的创始人包括赵望云、石鲁、黄胄、何海霞等,由于他们生活在陕西,所以他们的绘画作品大多以描绘西北风光为主,以山水和人物为创作题材配以花鸟。
长安画派之所以被世人知晓,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西安美术团体在北京等地进行了作品巡回展,作品多以表现陕西地区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尤其是对陕北黄土高原的山水人物描绘的惟妙惟肖。
这次巡回展让长安画派一炮而红,在中国画坛引起轰动。
可以说长安画派是历史进程中特殊的时代产物,它掀开了中国画派崭新的一面,同时影响了中国现代绘画史。
它作品的题材都源于当代生活和革命,在表现手法上重视了时代特色和现代风格的融合,同时把中国古代绘画笔技巧与民间美术表现手法相融合。
它是一个新的绘画流派,突破了中国山水画只表现南方山水的南派传统的天下,开拓了西北画风与黄土高原绘画题材。
西北自古以来都是中原文化传统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相交融的地区,这里有独特的民族风情与自然风景。
比如周秦汉唐的传统文化、黄土农耕文化、宗教石窟艺术、民间艺术等等,这里的宗教和生活习惯乃至于表达感情的方式和民俗意识,都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同含有某种特殊性。
黄土高原表现出的朴实、戈壁滩上那一望无际的空旷、古城墙和长城的低鸣、信天游的悠扬流转等等都可以孕育出与传统文人墨客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所以对于陕西地区的艺术家来说,这些地固根深的文化传统与与生俱来的自然资源,和后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传统等等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自然风光都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有利条件,这也是长安画派形成的背景因素。
“长安画派” 艺术简析作者:焦鹏来源:《美与时代·美术学刊》2018年第07期摘要:“长安画派”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北以陕西西安为主要地区兴起的一个产生重大影响力的画派。
是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一个绘画流派。
主要创作了一大批表现西北地区朴厚自然、苍凉雄浑的西北风情,黄土高原绘画作品。
展现了陕西黄土高原的自然风光和大西北的风土人情,表达了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热烈感情,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人民红军,歌颂劳苦大众,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一种精神面貌。
不仅继承了中国从古提出的“文人画”观,也对新时代中国画创作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理念。
论文主要通过对“长安画派”绘画风格和艺术特色分析,探索长安画派的艺术价值以及对中国画坛绘画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黄土高原题材中国画;长安画派;艺术价值;艺术特点一、长安画派产生的背景“长安画派”出现以一个团体性的艺术活动主要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文革”结束后,画家们处于多向发散与个人面貌的本性回归时期。
但“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却逐渐发扬光大,受到了后继者们的追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当代西北地域题材中国画创作的思路、方法和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绘画自五代以来,进入唐宋鼎盛时期,绘画科目已经有很多种。
两宋时期设立画院,这一举措更加推动了中国绘画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宋代文人士大夫、画院画家的参与,以及元代以元四家为首的文人画的兴起,中国绘画在哲学思想领域体系的内涵上得到了空前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中国绘画中独立完整的一种绘画体系。
但是文人画又形式重复,再加上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使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遭到了深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急需一场绘画变革。
具有爱国情怀和道义精神的中国文人志士开始进行了文化上的反思,并且出现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为持续了近百年的中国画向新时代转型做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二、长安画派的代表画家及作品(一)赵望云及其作品“长安画派”画家中最早开始涉猎西北地域题材的是赵望云。
丝路起点回望长安---长安画派与长安画坛国画作品晋京展作者:暂无来源:《艺术品鉴》 2018年第9期长安画派形成于20世纪中叶,自1942年赵望云来到西安,康师尧、方济众、石鲁、何海霞几位先生先后汇聚于此。
美术理论家、西安美术学院程征教授认为几位先生聚首长安造就了三种大的文化脉络:第一,以赵望云代表五四新文化的思想,主张艺术走向民间艺术创新思想,此为根脉;第二,延安革命以后,文人艺术两重文化关键因素的叠加体,是石鲁为代表的创新派;第三,中国山水画的传统是由张大干和何海霞带来的。
1961年春天,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等画家为代表的西安美术团体,在北京等地组织了一次巡回展,引起中国画坛的轰动,受到中国美术界的高度赞誉。
陕西的美术创作由此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展现出独具时代精神和地域风貌的艺术新风,成为长安画坛近千年来的“一座高峰”。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艺术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
“长安画派”以描绘西北地缘性的自然、风物、人情为切入点,在延安文艺精神的引领下,融汇“艺术大众化”思潮和汉唐文化精神,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与民族气派、传统特色有机融合和创造新中国画的新境界、新形式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成为新中国画的代表。
石鲁先生曾说:“生活不仅供养艺术之原料、创作之源泉、思想之燃料,更当是陶冶我之熔炉。
”所谓生活,不是表面的图解,不是观念的外延,而是人生经验与人生理想的融合。
“长安画派”的画家打破了艺术创作中的“避世主义”“复古主义”以及简单地“效法西方”的局限,突出将艺术创作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相连,凸显艺术观照现实的重要价值。
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不断追求新与美,不仅是艺术必须具有的独创性,而且是艺术反映生活的根本任务”,他们致力于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
57年过去了,“长安画派”艺术精神对当代美术创作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成为我们需要关注并探讨的话题。
浅析长安画派花鸟画艺术风格及其成因作者:孙传龙来源:《今传媒》2017年第10期摘要:长安画派是20世纪产生的重要的绘画流派之一,开创了具有西部地域特色的西北画风,为当代美术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与其在山水画,人物画方面的影响力相比,大多数人对长安画派花鸟画关注度不是很高。
文章以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石鲁、方济众、康师尧等人为代表浅析长安画派花鸟画风格,同时从历史传统、时代特色、人文地理、民族性格四个方面分析长安画派花鸟画独特风格的成因,以期为当代花鸟画更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长安画派;花鸟画;艺术风格成因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0-0174-02长安画派的形成可谓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它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他的出现影响着整个中国美术史的进程。
长安画派作为一个艺术流派被广泛承认,始于1961年10月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国画教研室的“习作展”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成功展出,展览在当时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长安画派遂以强烈鲜明的时代性、浑朴厚重的地域性在现代绘画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花鸟画方面更是与“海上画派”“京津画派”“岭南画派”组成了20世纪花鸟画坛的整体格局。
一、长安画派花鸟画艺术风格长安画派以赵望云、石鲁、康师尧、何海霞、方济众等人为代表,绘画题材以西北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为主,致力于对中国画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理念和艺术主张。
长安画派在山水画、人物画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花鸟画成就似乎被掩盖遮蔽,但作为长安画派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品在审美、立意、影响等方面均不落下风,展现出了较高的水平。
花鸟画以石鲁、方济众、何海霞、康师尧为中坚力量,坚持立足传统,走向生活,将关陕一带的自然景物与人文情怀融入花鸟画创作中,开辟当代花鸟画崭新的局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学画录·生活章》中,石鲁提出:“为画而生活则画死,为生活而画则画活,当有生活而求画,不当欲画而讨生活”,明确阐述了生活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
长安画派的新兴所谓“画派”,是特定时期与地域里有相同艺术主张的杰出画家组成的群体。
其成员的个体画风不尽相同,却有总体的审美特质;其美学属性往往应和时代步伐,而与艺术思潮及社会根源相关联,从而超越了纯粹的艺术范畴,成为以风格特色来呈现的特定时代精神。
因此,它也拥有了在其特定艺术发展阶段的重要地位、影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有“新金陵画派”、广州有“岭南画派”、西安有“长安画派”鼎立于华东、华南与西北。
本文试论长安画派。
长安画派的缘起1961年10月,在北京新落成不久的中国美术馆里,一个别开生面的“国画习作展”开幕了。
主办者未曾预料,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的6位画家: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方济众提供的习作观摩活动,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
画展首先在首都美术界引起热烈反响;继之,经中国美术家协会推荐,又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巡回展出,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长安新画》的评论;《美术》杂志以这次画展为话题,就其对于中国画界所面临的继承与革新等命题的启示意义,展开了持续两年多的热烈讨论。
起初,观众对西安画家的艺木探索毁誉不一,批评“野、怪、乱、黑”者有之,赞扬“独树一帜”“异军突起”者亦有之。
后来,肯定的意见占了上风。
权威批评家王朝闻说:“这个展览会集中表现了一种新气象,在我国绘画创作中有种看来还不太普遍但却很重要的特色……这种特点已逐渐成为广泛的主导地位的力量了。
”中国美协副主席叶浅予认为,西安画家给山水画开辟了又一个新天地。
国画大师潘天寿则对西安画家们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与鼓励,说:“你们在新的道路上跑,成绩颇大,跑得很好。
从你们的展品中可以看出都是从生活中来,勤于尝试,别创新格,确是直师造化的,不容易啊!”。
美术界普遍评价展出的作品面貌新颖,具有新鲜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西北风格。
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华君武率先把这一支国画新军称作“关中画派”,也有称“西北画派”、“窑洞画派”的,后来诸论归一,统称“长安画派”。
贾峰:论“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作者介绍:贾峰,1984年10月生于。
先后毕业于大学、西北大学,获硕士学位。
现为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艺术美学、美术史论研究工作。
在《文化学刊》《华夏文化》《美术观察》《民族艺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参与在研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省级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各两项。
论“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贾峰一、引言“长安画派”是新中国成立后与新金陵画派、岭南画派并肩的三大绘画流派之一。
“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长安画派’以其明确的艺术主,扎实的实践基础,丰富的笔墨语言,丰厚的探索成果,创造了以地域性特色来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容与民族气派传统特色有机融合,向创造新中国画的新境界、新形式这个目标前进的例。
”尽管“长安画派”的活跃期比较短暂,但是“从纵的发展来看‘长安画派’,它最早的源头应当是40年代初望云第一次西北写生之举。
”尤其是1956年后中国美协分会的艺术创作班底不断壮大,形成了一个不同艺术背景、不同艺术风格、不同绘画题材的画家群体,开始多角度探索“以西北的自然、风物、人情为载体,将一种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的价值理想和阳刚雄伟的美学思想结合在一起”,“要把西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面貌,用民族绘画的方法表现出来。
”从而在短时间合力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地域文化品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精神。
那么,“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到底是什么呢?石鲁1982年,在石鲁病危之际,有友人问石鲁先生“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是什么?石鲁回答说:“探索,不断探索!”笔者以为“不断探索”确实从客观上体现了“长安画派”画家对绘画艺术的执着追求与改造中国画的坚定决心,这一精神感召贯穿了“长安画派”发展历程的始终。
如果从具体的艺术精神体现方式来看,“长安画派”画家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和中国画的变革精神,提出的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为代表的艺术方法论、以“思想是笔墨之灵魂”“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为代表的笔墨观、以“以神造型,画贵全神”为代表的形神观,都是他们“不断探索”中国画艺术的具体精神体现。
文革结束后,“长安画派”画家们的艺术创作进入了多向发散与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回归、转化的阶段,这一阶段“长安画派”的艺术创作、艺术思想真正趋于成熟。
“长安画派”一系列的艺术实践和艺术主,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也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画创作的艺术手法,二者的完美融合堪称一次近现代史上的文化突围。
二、“不断探索”:“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核“长安画派”所形成的“不断探索”的艺术精神在其每个画家身上都有鲜明的反映。
望云早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普罗文艺”思想的影响下,践行“到民众中去”的艺术理念。
他认为画家应该从传统艺术的“象牙塔”走向时代生活的“十字街头”,于是他在社会动荡、战乱纷飞的年代完成了“农村写生”“西北写生”的壮举。
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对祖国西部边疆历史文化的考察研究,来激发全民族的抗战热情。
望云正是一位充满选择勇气和体验精神的现实主义画家,他以身先士卒的勇气打开了祖国西北门户的艺术世界,成为近现代西北画坛的拓荒者。
这一事件可以看做是“长安画派”艺术发生发展的起点。
石鲁从一位封建家庭的富家少爷走向“革命圣地”,成为一名理想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他把“美术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当做自己的艺术宗旨,立志要做“革命的艺术家”。
他是一位不甘寂寞与平庸的艺术天才,当艺术创作的最佳环境具备时,他组织了一个实力非凡的创作团队,推出了一次“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习作展”。
虽是习作却在中国艺术界来了一声巨响,将西北这片热土重新推向了中国艺术的中心舞台,自此西北成为中国绘画版图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革结束后,当再一次迎来了艺术创作春天的时候,石鲁又站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艺术精神的高度上,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进行了批判式的反思。
晚年又借鉴了汉代碑拓的线条特征,追求金石一样的永恒生命体验,以苍劲奔放的大写意达到了当代中国画艺术创作的新高度,成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何海霞早年师从大千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功底,当他加入“长安画派”这个团队时,他“被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进入了人生艺术的又一个辉煌时期。
晚年,有人问他究竟属于哪一派,何海霞说:“不迷信古人、洋人,但绝不摒弃他们,择其之长为我所用——我即是这一派。
”文革后方济众创办了国画院,举办中青年绘画研修班,为今天美术事业发展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晚年再次以极大的勇气要与“长安画派”“拉开距离”,重返生活、走向民间,探索中国绘画艺术的哲学精神,在烈火中重塑自我的艺术品格。
在这里,方先生要与“长安画派”“拉开距离”并非是对自己原走艺术道路的否定,而是经过几十年的艺术探索后,对中国画创作现代性做出的深刻反思。
“长安画派”“不断探索”的艺术精神于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当代从事中国画创作的画家数量与日俱增,但对笔墨精神探索与转化的能力却极为有限,缺乏自觉的探索意识和对艺术的殉道精神。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当下画家习惯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程式的复制,没有做“马前卒”的勇气,远离生活,远离时代,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二是艺术市场对绘画题材的引导与选择,往往让画家们选择了趋利。
无论是当初望云的“为人生而艺术”“艺术为了大众”,还是石鲁的“美术只有反映现实才有生气,才有发展”,都饱含了浓厚的“公心”,充满了艺术家“悲悯苍生”的人文情怀,他们有自己所处时代背景下明确的艺术创作定位和目标。
然而当下的艺术家更多信仰“艺术为金钱服务”或者“艺术为前途服务”,往往被艺术之外的诱惑所“绑架”,缺少对艺术创作和艺术事业的虔诚与敬畏,这似乎是当代中国艺术精神没落的根源所在。
三、“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当代中国画创作实践方法的路径选择“长安画派”的早期孕育阶段正处在中国社会思想大变革时期,也是“美术革命”的关键时期,此时关于中国画的继承和改造讨论正激烈交锋。
望云选择了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写生道路,石鲁在选择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革命美术”道路。
他们都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完成改造社会的人生理想,并将个人理想与时代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他们渐渐意识到深入传统、继承传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石鲁在中央美院演讲时说:“一个民族不能忘掉她的文化,忘掉她的文化就等于丧失她的民族精神。
”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这个“传统”所伸向的并不是某一朝某一家的某一式,而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和创作的普遍规律,也就是创作要符合艺术形式美的基本法则。
在这个基本法则的前提下“反映当代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的需要,吸收前人一切有生命力的艺术技法,同时创造前人所没有而又是表现我新鲜感受和意境非有不可的新技法、新程式。
”“长安画派”画家所伸向的“生活”是自身熟悉的生活,经历过的生活,感受到的生活。
石鲁在《学画录》中明确提出“直接参加生活,始能将生活移入心;间接旁观生活,只可将生活列于画面。
”因此,“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可以看做是“长安画派”对传统中国画继承、创新、转化问题做出的深刻回答。
两个“伸向”的回答,实际上为后世画家继承“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路径选择指明了方向。
即继承“长安画派”艺术精神实践方法的当代价值并非在于完全意义上的承袭,而是在两个层面上去汲取与传承。
一是“长安画派”由于受时代发展的局限与制约,最终处在一个“在路上”的状态而幕,后世者可以选择其未走完的艺术道路继续前行;二是在“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感召下,后世者应积极开辟新的艺术探索道路,不断完善中国画艺术继承与创新的路径。
黄胄、徐庶之、世南等画家对“长安画派”艺术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体现在他们敢于不断创新中国画笔墨表现语言,从传统艺术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元素。
同时,黄胄擅于在生活中积累绘画创作的素材,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和自然风物成为他艺术孵化的温床。
他从生活入手,走访了很多地方,画了大量的速写,为他日后的创作积攒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他和徐庶之一道将少数民族题材中国画创作推向了极致,一时间成为地人认识的文化窗口,树立了20世纪中国人物画创作的新高度。
振宽、罗平安、振川、国勇、徐义生、王有政、振学、王金岭等画家将目光对准了西北黄土高原、岭山水等题材的中国画创作,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的笔墨精神,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新面貌。
四、“写意精神”:当代中国画创作审美形态的缺失笔墨是中国画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形式结构语言,“乃画者性情风格之语言”,对笔墨的继承和发扬也决定了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和高度问题。
中国自宋代“文人画”兴起后,对绘画的品评标准发展为“尚意”“似与不似”“不似似之”,祝允明亦有言“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这是中国绘画高度注重写意精神和文化自觉的体现。
“长安画派”画家将中国画的根脉植于笔墨之中,多角度探索西北地域题材中国画创作的笔墨式,他们的目的在于用笔墨的形式语言阐发西北风物的精神风貌。
提出了“思想是笔墨之灵魂”“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的笔墨观念。
“长安画派”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了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上,在审视自身艺术演进历程的基础上讲求“写”“骨法用笔”“诗书画印的融合”,呈现出一种“元真气象”,这可以看做是其多年艺术探索的升华和总结。
很多人一提到笔墨就会想到写意画,并常常将工笔画放在写意画的对立面。
实则不然,写意是一个传统美学概念,而不仅仅是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其与题材、材料无关。
正如洪绶的荷花、任伯年的人物透漏出强烈的写意精神,这个“意”是“写”出来的,而不是“制作”出来的,这是由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涵所决定的。
从这一点来看,“长安画派”尽管以擅长表现西北地域雄浑、厚重的人文风情,并将这一特征转化为审美意义上的崇高,具有强烈的地域美学特征,实则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笔墨语言的探索与丰富,为“长安画派”发展成为一个超地缘性的绘画流派提供了可能。
世南受石鲁大写意绘画的影响,又从梁楷、徐渭、八大山人处取法,借鉴了西方现代构成,在方寸之间放笔直取,画面形式简洁,注重在画面中表现道家哲学的思辨。
他用笔墨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用笔墨对话人生,阐发自我心性。
“振宽始终坚持对笔墨的珍重,坚持以笔墨的语言探求西北风格。
他的探求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把笔墨‘西北风格化’,把西北风格‘笔墨化’。
”他对黄土高原的笔墨意象是经过情感过滤与艺术消化的,是他在艺术精神的外化表现。
罗平安以点和短线通过形象—打散—重组—符号的形象思维过程,对陕北地域风物进行精神性的阐发。
他崇尚传统笔墨,又提出“消灭笔墨”,他把自然万象与笔墨形式重叠后呈现出一种新的纯粹的视觉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