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研究:犯罪自首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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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是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
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
关于自首的认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容易产生分歧,本文从几个案例着手,尝试厘清自首制度。
一、案例的引出我国刑法第67条明确规定了自首制度的构成条件、处罚原则。
正确地适用自首制度,对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及时侦破和审理案件,以达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涉及自首认定的案件纷繁复杂,司法实践对自首的认定分歧在所难免,为此本文将从四起案件谈起从而对自首的认定进行几点思考:案例一:2009年5月23日,被害人陆某的妻子发现陆某失踪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经侦查,确认赖大光有重大作案嫌疑。
同月26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赖大光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赖大光到达公安机关后,公安人员经对赖大光驾驶的轿车后备箱进行检查,发现有残留血迹,即对赖大光进行讯问,赖大光随即供述了杀害陆某的犯罪事实。
案例二:2008年6月至2009年12月,被告人余某某以与他人合作经营为名,采取编造虚假合作项目等方法,共骗取他人人民币80余万元。
2010年1月22日上午,公安人员找到余某某的母亲江某询问相关情况,江某向侦查人员反映:余某某可能住在邻县表哥家中;侦查人员经过侦查,于当天下午3时许将被告人余某某抓获。
余某某被抓获时未作任何反抗,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案例三:2009年10月23日,被告人梁某在自己经营的食品店内将店员韩某杀死后将尸体埋藏在菜地。
案发后,公安机关根据掌握的情况到被告人梁某家调查,从洗衣机中查获了带血迹的短袖衬衣。
公安人员据此对被告人梁某进行传唤,梁某面对短袖衬衣即供认了其作案的经过。
案例四:被告人盛某某因有抢劫嫌疑被通知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但其不交代其犯罪行为。
在调查中,警方发现盛某某另有赌博的违法行为,即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七天的处罚。
在此期间,被告人盛某某以自首书的形式向警方如实交待了抢劫罪的犯罪事实。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全省法院经济犯罪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全省法院经济犯罪疑难问题研讨会纪要(二)浙高法刑二(2006)1号为了进一步加强全省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省高级法院刑二庭于2006年6月7日至8日在新昌召开了全省法院经济犯罪疑难问题研讨会。
部分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刑庭庭长、审判长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就近几年来各地法院在审判经济犯罪案件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并就其中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形成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自首中“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认定犯罪嫌疑人先行实施的犯罪行为虽然已经被当地的司法机关掌握,但对现行犯罪进行侦查的司法机关,通常情况下难以了解到或发现该先行发生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视为“司法机关尚未掌握”。
二、单位犯罪中自首的认定自首的成立条件同样适用于单位犯罪,即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才能认定为自首。
单位犯罪中的自首,一般根据下列原则分别认定:(1)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单位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单位自首,并依法对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从宽处罚。
如果有的人员拒不到案或归案后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对该人员不予认定自首。
(2)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先行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归案后亦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可以认定单位自首;如果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拒不到案或归案后没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则只能对自动投案的直接责任人员认定自首。
三、数量或数额未达到追诉标准但非法获利数额巨大的发票犯罪的处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折抵税款的其他发票,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份数或者票面数额未达到追诉标准,但非法获利数额巨大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入户盗窃构不成盗窃罪时能否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入户盗窃未窃得财物或窃得财物数额未达较大标准,不构成盗窃罪时,对行为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之研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并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制度也面临着一些疑难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首先,关于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保障问题。
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石,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受到胁迫、误导或者其他不当因素的影响,那么制度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在实践中,如何准确判断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一个难题。
有些犯罪嫌疑人可能因为对法律的不了解或者对诉讼程序的恐惧而盲目认罪认罚;有些可能受到侦查人员不当暗示或者承诺的影响;还有些可能是为了获取从宽处理而虚假认罪认罚。
为了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我们需要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制度机制。
例如,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和审讯方式;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之前,充分告知其相关权利和法律后果,确保其在明知、明智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建立值班律师制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和咨询。
其次,量刑建议的精准性问题也是一个关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如何确保量刑建议的精准性,避免出现量刑不当的情况,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量刑建议的形成主要依赖于检察官的经验和判断,但由于案件情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和弹性,量刑建议可能存在偏差。
为了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性,我们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量刑标准和规范,明确各种量刑情节的适用范围和幅度;加强检察官的业务培训,提高其量刑能力和水平;同时,建立量刑建议的沟通协调机制,让法官、检察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各方能够充分参与量刑协商,共同达成合理的量刑共识。
再者,被害人的参与和权益保护问题不容忽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强调提高诉讼效率、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的同时,不能忽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在一些案件中,被害人可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以及量刑建议存在异议,如果不能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保障其参与权和知情权,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13号为依法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有关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问题,提出如下意见:一、关于自首的认定和处理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
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
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
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
单位自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未自动投案,但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视为自首;拒不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不应当认定为自首。
单位没有自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对该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认定为自首。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办案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当予以说明并移交相关证据材料。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
工作研究:犯罪自首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自首作为鼓励犯罪人改过从新、节约诉讼资源的一项量刑制度,在考量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自首的正确认定与刑事政策的选择以及司法技术的完善息息相关,同时又对正确适用刑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司法机关在自首认定中对一些常见问题容易产生分歧,往往导致同罪不同判的现象,现从自首的本质出发,对实务中常见的自首认定疑难问题进行分析,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对各种分歧点进行辨析,以图得出更加方便司法操作、更加体现立法本意的结论。
一、被告人在被查获的罪行没有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情况下,主动供述其他同种罪行的,是否能成立自首
例如田照存盗窃案,被告人田照存实施盗窃时,被群众抓获后扭送到市公安局XX分局景山派出所,接受讯问时又如实供述了其之前采用撬锁、破窗入室手段,入室盗窃两次,分别窃得人民币230元、价值1400元手机。
本案中被告人有多次盗窃,以前的盗窃达到数额较大构成犯罪,而在最后一次盗窃活动中被抓获,其盗窃数额不够较大没有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主动供述以
前盗窃罪行,能否认定自首,涉及到刑法第67条第2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的理解。
对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法适用问题解答(试行)汇编》(总则)指出:“这一规定表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与行为人之后如实交代的均是独立构成犯罪、且性质相同的危害行为。
倘若行为人实施一般违法行为被抓获,一般不会被采取强制措施,也不会被视为犯罪嫌疑人,更谈不上其违法行为构成同种罪的问题。
故上述法条及其司法解释对认定自首所作的限定,不适用于行为人实施一般违法行为被抓获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情况。
由于行为人仅因实施一般违法行为被抓获,其如实交代行为是受到刑事追诉的重要原因,既反映了行为人具有认罪的主动性,也由此带来司法的经济性,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精神,应当认定为自首。
”
我们认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的的理解是恰当的。
如果被告人被查获的罪行本身达到犯罪程度,此后又主动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的,依据司法解释,不成立自首是没有异议的。
但是本案的情形略有差异,即被查获的罪行自身没有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而主动供述的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同种余罪达到了犯罪的程度,考虑到本案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是同种余罪,应当根据余罪适用自首。
具体理由如下:
(一)应当以作为追究刑事责任依据的罪行作为适用自首的根据
就上述案例而言,被告人被抓获归案的盗窃行为本身尚未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单独不能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
其主动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罪行导致被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在主动供述的同种余罪,因此在累计数额一并进行处罚时,适用自首的根据应当是主动供述的余罪(后罪),余罪符合自首的条件,应当适用自首从宽处罚。
(二)对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动供述同种余罪不认为自首的限制解释应尽量作限制适用
自首的本质在于罪犯主动接受国家的裁判,一方面表明罪犯的悔罪态度;另一方面节省司法资源,因此,罪行未被发现时主动投案、罪行被发现后主动投案、以及到案后主动供述司法机关不掌握的其他罪行,都符合自首的本质要求,都应当认定成立自首,是否不同种罪行并不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可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中把第67条第2款的“其他罪行”解释为没有被掌握的“不同种罪行”。
在此解释出台以前,也有学者主张包含未被掌握的同种罪行,在此解释出台以后,亦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利被告的限制解释,缩小了自首成立的范围。
但是,由于我国司法习惯上对一并审理的同种数罪不实行数罪并罚,这一司法习惯导致对主动供述同种余罪自首适用陷入窘境,比如被告人犯有抢劫罪(抢劫A罪)被抓获归案,又主动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另一起抢劫罪(抢劫B罪),如果实行同种数罪并罚,则不妨认定抢劫B罪成立自首,对抢劫B罪适用自首宽大处罚,对抢劫A罪不适用自首。
因为我国实行不同种罪行数罪并罚,所以对主动供述不同种余罪如果认可成立自首,在对同种数罪一并审理时不实行数罪并罚场合,面对抢劫A罪不是自首、抢劫B 罪属于自首又只能以一罪定罪处罚的情况,意味着承认抢劫B罪成立自首的同时必须带上抢劫A罪一并适用自首宽大处罚,这似乎不太合适;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自首的解释看,只对主动供述不同种余罪认可成立自首,对同种余罪选择了不认可自首。
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本来就缺乏充分的理由,且对被告人明显不利,只能理解为是在同种数罪不并罚的司法习惯下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
既然如此,对最高法院这一对被告人不利的限制解释在适用时应当尽量缩小其适用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