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精华)

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21世纪12年了，让人越来越感到这世纪与上个世纪的不同。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已由个别国家（美国、法国等）奉行的真理，发展成为普世的真理，人类精神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站在这个高度回看历史人物，也会有一番新的认识。

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生于19世纪末，成名于20世纪初，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对于他俩都有了新的认识。我更加佩服鲁迅先生的远见卓识和阳刚硬气，而对于胡适先生的软弱和“中庸”看的也更清楚了。本文只谈对胡适先生的新认识。胡适先生出生于19世纪末（1892年），4岁丧父，被母亲送到私塾读书。他母亲加倍付费给这私塾先生，精心培养灌输传统文化。20世纪初，他19岁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从师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从此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熏陶。这旧与新两种文化教育深刻影响了胡适先生的一生，使他的精神游荡在这两者之间。

胡适先生26岁（1917）回国任北大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开始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发生重要影响。他大力提倡白话文、新诗，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他发表《文学革命》文章，使他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领军人物之一。但他继而提出“整理国故”，将满怀热情、渴望学习西方文化的青年人，引到传统

文化的垃圾去寻找“国粹”。这标志着他放弃文化革命，成为文化改良主义者。他逝世的时候，蒋介石送挽联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简而言之，说他是优秀的“中庸”人物。

在政治方面，胡适先生主张民主自由，国家实行宪政。1922年，他曾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16位名人连署发表。1932年，他创办《独立评论》，发表保障人权文章。这些主张并没有被当政者采纳，他也没有坚持宪政理想和独立见解，形成第三种力量，与专制独裁者采取不合作。却一直依附于当政的军事强人，甘做花瓶装饰品。1945年，在美国的调解下，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开启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良好时机。胡适先生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到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并没把中国宪政放在心上。国共重开战，他袖手旁观，仍无所作为。

1948年，蒋介石军事频频失利，危难之时，想让胡适竞选总统，当选后，再任命自己为行政院阁揆，掌握实权。他与胡适商量，胡竟然表示同意。由此看出，他的骨头是多么软。

北京解放前夕，毛泽东要胡适留任北大校长，胡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却留下小儿子胡思杜在大陆。1954年，这儿子被迫与他

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年仅3 6岁。胡适为何要将小儿子留在大陆，这值得历史学家研究探讨。

1950年，美国对蒋介石完全丧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势力以对抗一党专制。这可以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独立站起来，对于中国社会是非常有益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约见胡适，想说服胡适出面组织领导这第三力量，以取代蒋介石政权，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

1960年，台湾《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雷震被捕入狱，判刑10年，胡适一度受到株连，却仍然保留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他也没有提出辞职以示抗议。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胡适的宪政理想是真，但骨气太软，行动无力，使得理想成为空想。他像一个美丽的少女，想嫁给一个理想的美男子，却被拿枪的恶男人劫持强奸了。他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甘愿顺从这恶男人，与其同床共枕，却心里常常想着那美男子。中国文人普遍有这种女人心态，胡适表现的比较突出。说到底，这不是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中文的“文”字和“女”字的形状也很相似，大多数男文人都没有男人该有的阳刚硬气。

胡适不仅在政治上如此软弱，在婚姻上也是优柔寡断。他妻子小脚，无文化，嗜好打麻将，与他兴趣爱好格格不入，他和她却能一起共同生活了四十五年。因为这妻子是母亲送给他的活“礼物”，他为孝顺母亲完全接受了这“礼物”。胡适寂寞时也会寻花问柳，曾与几位才女暗中交往，如同今天“红旗不倒，彩旗飘飘”一样，他是“旧旗不倒，新旗飘飘。”鲁迅先生原配妻子也是母亲送的活“礼物”，鲁迅却断然还给母亲，与知己才女结婚，过上爱情生活，被传为美谈。

胡适的一位情人叫徐芳，她说胡适的白话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未能尽脱文言窠臼”，不过，“头一个放脚人的功劳，对于后来的影响是深而且大的”。何止是新诗，胡适的头脑也像女人被裹缠过，又放开的小脚，头一个放脚人的功劳很大，毕竟他的脑留下曾被裹缠过的伤残。

人19岁之前正是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也是大脑吸取知识的关键时期，胡适的大脑在19岁之前被旧文化仅仅裹缠着，后来放开了，难免留下伤残。这伤残导致了他后来不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不敢组织领导第三力量。这就像小脚女人放脚后仍不能奔跑，不会独立谋生，必须靠男人供养一样。

我无意贬损胡适，而且仍然愿意称他为先生，因为他毕竟对中国文化作出过较大奉献。他出生在有皇帝的19世纪，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可以原谅。所以，对他宽容应该大于指责。我写这篇

文章不是为了指责胡适，而是因为他留下大量文章书籍，至今仍然在影响中国。我希望看他书的人能够认识到胡适的软弱，不要自己跟着他软下去。

我曾参加复旦大学“‘民国人物的再研究与再评价’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国际的多位学者都提到胡适一句名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发言时说：这句名言使打扮历史成为合理，人们不再感到奇怪。我认为“历史应该是一个裸体大姑娘”，研究历史人应该独立研究，唯一追求是历史的真实和完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和平转型，建立宪政，在于知识分子是否能够站起来，形成独立的第三种力量。那么，对于胡适先生的再认识，再评价显得十分必要。我写本文做一个初步尝试，希望网友们多提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

偶获一本胡适先生谈治学的书籍，正在读中，颇有感慨。

民国时期，胡适先生已经谈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在材料与方法一文中，提到新材料及新工具的重要性。正如先生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方法不仅仅可以用于治学，还可以用于解决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然而，为何如我，也算接受过中国的一流教育，九十年代初接受了一流大学本科的教育，后又读过一流大学的研究生，但，在处理事情时，却往往是提出假设，然后直接把假设当作结论呢？而在我周围，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这种现象可能是有以下原因所造成：

1）首先，原因可能还是在自己。虽好读书，但多喜欢读轻松的书。日常生活中，不爱思考，虽喜欢提出问题，但不爱深究答案。

2）其次，尚无法确定目前的教育体系如何，但九十年代我所受到的教育好像没有足够的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训练。教学课程往往还是以记忆类为多，思考训练类为少。这可能是教育界人士能力问题。民国时期有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家，可惜这些大家或去了台湾，或留下来但无法再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右派、牛棚这些事情，留存下来的教育界人士或人云亦云，或有能力但不再发挥。当然，也可能是政治上的原因，或许并不希望高校培养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学生，因而在教材的设计上思考训练类的课程较少。

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做事情的结果有很大差异。公司中有一同事，很优秀，从小在美国受教育，虽然很年轻，但是适应环境能力很强，情商也很高，面对困境能够挣扎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