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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人家风家训的小故事1、梁启超全方位爱子女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
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
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
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
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
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2、鲁迅教子顺其自然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
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
”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
[键入文字]1902 年梁启超写神奇小说预言辛亥革命上海世博会“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不再过问政事，在家潜心钻研学术，著书立说。
他经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通宵达旦地写作，生活没有规律，再加上烟酒过度，身体状况渐渐恶化，最后发展到小便带血。
梁启超当时并不知道，小便带血，其实就是尿毒症的症状!1926 年初，随着病情日益加重，梁启超不得不入院治疗。
在此之前，有人劝他服用中药，也有人建议他出国治疗，但他坚持选择了北京协和医院，这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西医医院。
梁启超做此选择，还有另一层深意，他毕生笃信西方科学，并极力向国人推广西医，此时正好身体力行，给国人做榜样，当然首选西医。
梁启超对协和医院充满信心，住院时依然乐观豁达，他给家人写信说：“我要你们知道，我快活顽皮的样子，昨晚医生检查身体说，五十岁以上的人体质如此结实，在中国是几乎看不见第二位的。
”医生诊断，他的右肾病变，需做切除手术。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出院之后，梁启超依然尿血，病情丝毫未见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趋势。
回院复查，结果把所有人都惊呆了，手术竟然出现重大失误，医生错把他健康的肾切除了，只留下了一个病变的肾!这是一起重大医疗事故，对于病人而言，后果可想而知，可是事已至此，神仙也无力挽回。
命运往往就是如此诡异，梁启超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毕生推崇的西医，最终却害了他，悲愤之情不难想象。
对于医生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梁启超的家人无比愤怒，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消息传出，当时的各大报刊纷纷撰文谴责协和医院，梁启超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导师，他的不幸遭遇，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人本来就对西医心存疑忌。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国人对协和医院口诛笔伐之时，作为受害者的梁启超，竟反过来为医院说话。
梁启超发现事态正在扩大，赶紧在某报副刊发表文章《我的病与1。
梁启超传读后感本文是关于读后感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梁启超传读后感（一）前两天从图书馆借了本《梁启超传》，我看梁启超的东西，是因为较之他老师康有为，他的成就和气质要高些，再是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成就，很欣赏他的才华，文笔，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激情。
书看到一半，他正是我心中的形象，家教好，资质好，勤奋，有激情，并有一腔爱国热情。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喜所，元青着的《梁启超传》很棒。
600多页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书，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人物传记，人物生活状态的简单再现，而是尽量引用原着或书信或文章，让那个时代的文字来讲述历史，阐述梁的观点，并努力分析形成这些观点的历史原因和背景，虽然书中许多部分为文言文，但这对得到梁真实的观点很重要，还可以顺便熟悉文言文。
今天看到梁彻底和康有为的保皇派决裂了，有了自己的观点，成为改良派的领袖人物。
我在回到宿舍后，突然感觉梁阐述的实施路线不无道理：其一，它不同于保皇派，比保皇派的激进不言而喻；再和革命派相比，在我们文人（我姑且算做文人）眼中，确实是不理智，让文人看到举国生灵前仆后继去用生命推翻一个专制政府是他们所不忍的，并且在中国当时社会开发民智而后演其它，似乎是所有工作的前提。
在未开发民智前，不说发动革命难上加难，即使真的发动了广大愚昧民众，也极易被别有心机的人或集团利用，历史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
以我不算广博的知识，清末民初的高级知识分子多主张改良，后来的胡适就是一例，而那些学生以及渐渐觉醒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则多偏重用武力推翻旧政府，搞革命。
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思路真的一点道理都没有吗？革命不是他们所说的太不理智，太草率，效率太低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且不说愚民起义搞革命注定被利用，就谈那些无辜生命的毫无价值的陨灭，社会财富的破坏，社会治安的动荡，以及不知能否获胜的迷茫，远不如梁的主张来得快，做的好，我想，中国只有一个梁启超，如果成百上千的文人，官员都是梁启超，民众会成为“新民”，君主立宪会和平实现，不会是这么大的代价后，换来社会主义。
梁启超作文梁启超作文（精选20篇）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有写作文的经历，对作文很是熟悉吧，写作文是培养人们的观察力、联想力、想象力、思考力和记忆力的重要手段。
那么一般作文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梁启超作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梁启超作文篇1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水平，在一个晴空万里的星期六，“五会”老师带我们来到了梁启超故居游学。
一走进梁启超故居，就看见了梁启超的铜像，梁启超的身材高大挺拔，一手叉腰，一手拿着书卷。
再往后边走，那里有一个弯弯曲曲的楼梯，楼梯下还有一个池塘，里面游着许多的小鱼，我们拿起鱼料，让这鲜小鱼吃得饱饱的，有的小雨穿着一身金色的拖尾裙，有的穿着雪白的衣裳，真像一群淘气的小公主啊！再往左边走，进入会客厅。
厅堂是户主用于会客，闲坐谈的地方。
正堂上一对明国春天大花瓶，正是厅堂摆设的习俗。
那儿有一幅金木雕彩瓷画——《八仙图》挂在墙壁上。
还有一把木梯用于上神阁上香等。
往前走，那就是怡堂书室了，怡堂书室是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教书的地方。
其中有个南耳北房：1892年梁启超上京考试落第后回来居住的地方，越年生下长女梁思顺。
还有一个正堂：是梁启超父亲了梁宝瑛教学的场所，梁启超小时候就在此读书。
最后，就剩下北面耳房：是梁宝瑛教学休息的地方。
啊！时间过得飞快！眨眼又要到下一站了。
我念念不舍地离开了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作文篇2为了提高我们的水平，培养我们的观察能力，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老师带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梁启超故居游玩。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了里面，我首先来到了梁启超纪念铜像下。
只见铜像中的梁启超身材挺拔，一身西洋装扮，一手叉腰，一手紧握书卷，目光坚毅执着，曾经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他的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我接着经入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古色古香的青砖土瓦平房，由故居、怡堂书室、回廊等建筑组成。
接着穿过纪念馆的大门是一个摆放特色纪念品和梁启超家族相关书籍的地方的大厅，里面还有一个放映室，在不知疲惫地给游客播放着关于梁启超的生平事迹……。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相关推荐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精选13篇）《梁启超家书》是梁启超写给自己子女的书信，体现了梁启超独特的教子良方。
下面是小编收集的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欢迎阅读。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篇1梁启超一生有两个夫人，李慧仙和王桂荃。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
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三子，因病早殇。
梁思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的九个孩子之所以个个能成才，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息息相关，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信中字字珠玑，饱蘸慈父之爱和人生指导。
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是发自肺腑，情真意切。
这样的表达在家书中随处可见，身为父亲，梁启超当然希望他们个个成才。
但在孩子们的健康和学习中间他毫不犹豫选择前者，他说："汝必须顺承我意，若因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
汝需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断不许汝病也。
"我在孩子的教育也是一直抱有这个观念，"身健则心灵，心灵则易悟。
"学好习的前提是有个健康的身体。
身心健康，是我教育孩子的初心，在一路前行中，不忘初心。
"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
"很喜欢梁任公的这句话，自己喜欢的，就想去做，而且能做的更好。
他不仅是位慈父也是位严父。
他关爱呵护子女，也对其严格要求。
他教育孩子们对生活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
姚名达：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作者：何立波来源：《检察风云》2015年第20期姚名达，号显微，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复旦大学、国立中正大学教授，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被誉为中国目录学史的开创人。
1942年6月，姚名达在江西泰和杏岭国立中正大学发起组织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并任团长。
7月7日，姚名达在与日军搏斗中英勇牺牲，由此成为抗战捐躯的教授第一人。
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包括姚名达教授。
师从梁启超姚名达1905年3月生于江西兴国县竹坝村。
父亲姚芳权曾为县学庠生，姚名达六岁时，其父教他识字读书。
10岁那年，姚芳权送给姚名达一部通俗史学教科书《纲鉴易知录》，姚名达在阅读此书时培养了对历史的兴趣。
他善于思考，认为此书存考证不精等问题。
姚名达在读书时写下许多心得，并以其他史书与此书逐一对照校勘，发现与《纲鉴易知录》有许多差异之处。
这种质疑的读书方法，让姚名达喜欢上了史学。
姚名达1918年2月考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1920年与黄心勉结婚。
1923年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窘困，父亲让姚名达学医。
然而姚名达魂牵梦萦的，却依旧是史学。
不久，姚名达听说上海南洋公学设有国学专修科，学生可享受公费待遇。
姚名达不顾家人反对，坚持投考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并被顺利录取。
1925年8月，清华大学国学院公开招生。
姚名达应考并被录取，成为清华国学院首批38名学生中的一员，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1925年9月，姚名达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读，导师是梁启超先生。
姚名达入学后首次拜见梁启超，梁启超问他志趣如何。
姚名达答道：“愿下极大决心，立志以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专题的研究。
非待是书成后，当不离开清华一步。
”梁启超对姚名达的回答很满意，深感后生可畏，对他说：“余之所以愧为师者，亦惟增一日之长耳！”姚名达第二位妻子巴怡南曾回忆说，姚名达“闻清华研究院以同等学力招生，君欣然曰：‘此真余志也！’乃至。
梁启超美育思想的贡献与启示曾繁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是颇有影响的清华研究院文科四导师之一。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是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奠基者，特别在史学与文学领域建树颇多，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但对他在美学与美育领域的成就之高低，前期与后期之关系，具体的美学与美育理论贡献等在学术界仍然有着一定的分歧，需要进一步研讨。
本文试图对于以上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将他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上，深入探讨其活动的历史动因并看他与其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做出了那些新的贡献，从而确定其历史地位。
梁启超生活于晚请与民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其时社会动荡急变，四万万同胞面临外侮内乱，中华民族经受着生存与危亡的考验，“保国保种”成为国家民族与一切有识之士的首要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着由封建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在文化上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型。
在这种动荡急变与巨大转型的社会时代，梁启超是早期的弄潮儿，其后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
他作为叱咤风云的”康梁”之一，是早期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其后虽持改良的立场而与革命对立，但在反对袁世凯与张勋复辟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
他最后的绝笔是为《辛稼轩先生年谱》所写“孰为公死，凛凛犹生”，说明其反封与爱国的情怀始终不变。
而在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转型的过程中，梁启超则与其政治上的逐渐落后相反始终是活跃在第一线的重要人物，在鼓吹“启蒙”，介绍西学以及建设新的“中学”之中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为梁启超个人，在这个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由政治家到教育家与学者的转型。
这种转型大体以1918年欧游为界，其后梁氏逐步走上从教与为学之路。
这正是他在政治之路屡屡碰壁之后所选择的救国之路。
他在叙述自己的转变时说道“现在中国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样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的大路，摆在我们面前”。
晚清风云：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启示录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危机和社会动荡。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在这个时代中如一道引人注目的明灯，给予了人们启示和指引。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论述《少年中国说》对晚清时期的影响。
一、社会问题的深刻剖析《少年中国说》首先对晚清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陷入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困境，这导致了国家的衰弱和人民的疾苦。
他指出，首要任务是彻底改革儒学，倡导实用主义和知识实用化。
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后来的变法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国家振兴的理念探索《少年中国说》中的国家观念也对晚清的国家振兴产生重要影响。
梁启超强调民族精神的唤醒和国家意识的觉醒，提出“科学是实现国家强盛的唯一路径”。
在中国经历外国列强的欺凌和瓜分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的理念成为反思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重要思考。
三、启发青年的精神力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着重强调了青年的作用和责任。
他认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应当通过自身的奋斗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梁启超在书中启发青年要进行自我教育，注重实践能力，培养自信心和创新精神。
这些理念对于当时的青年具有强烈的鼓舞和启示作用。
四、文化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呼唤《少年中国说》也提出了文化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呼唤。
梁启超认为传统文化的束缚和陈规旧俗是中国面临危机的根源之一，提出了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观念，并倡导全面的社会进步和现代化。
这种思想引发了晚清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思考《少年中国说》还深入思考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梁启超认为个人的幸福离不开国家的繁荣，个人的奋斗应当为国家的振兴服务。
通过此观点，梁启超引导人们从个体利益向国家整体利益的转变，进一步培养了公民意识和国家责任感。
综上所述，《少年中国说》是晚清时期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
它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剖析、国家振兴的理念探索、青年精神力量的启发、文化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呼唤，以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思考，都对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程美宝: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片想群体之历史：谁的历史？这次会议以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出发点，鼓动与会者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这个大问题。
作为一个在史学门槛上尚未站稳的学徒，在不断练习这门技艺的过程中，我不一定有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如此宏旨的胸怀，只是经常会碰到“我自己希望用什么方法回答什么问题”的疑惑。
虽然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总是不时会出现一些先行者，为我们释疑解惑，但新的疑惑总会不断地从已有的成论中产生出来。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具前瞻性的史学宣言。
正如是次会议组织者所言，中国二十世纪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梁文中找到端倪。
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再三阅读《新史学》一文，看看有什么牙慧可拾，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以下谈到中国传统史学四大弊病之一的这段话：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
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
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之心，油然生焉。
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1]梁启超这番史学主张背后几个主要的政治概念——“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的形成与衍化，王汎森已经有相当细致的论述。
[2]梁启超对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的责备，久为大家熟悉，到今天已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史学观点。
20世纪上半期以来，具有“新史学”意识的史学家、以中国为实验场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甚至是政治家、革命家如毛泽东者，都曾经身体力行地调查研究基层民众的生活和历史。
解放后，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史学界特别关注被标签为“起义”或“反抗”的历史事件，并以农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为主线，去写所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
这类历史叙述虽然实际上未出“舍英雄几无历史”的套路，但在某些课题(如三元里、义和团)的研究所进行的访问调查中，毕竟记录和保存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
不管其背后政治议程如何，这些调查报告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多得的。
进入80年代，中国史学界积极介绍西方6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潮流，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促使了有关“民间文化”和“边缘群体”(如乞丐、流氓)的研究大量出现。
可以说，梁启超在1902年开风气之先的大声疾呼，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已得到不同背景和学术关怀的史家的积极回应和实践。
在几乎毫不犹疑地认同这种史观的前提下，我读着梁启超“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句话，马上想到的是，我们今天所做的“群体的历史”，往往会陷入“知有群体而不知有个人”的陷井。
我这里说的“个人”，当然是在偷换概念，梁所讲的“个人”是“帝王将相”，我关心的“个人”，是组成所谓“群体”的一个个人。
换句话说，我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研究和论述的过程中，一方面有一个整全的、社会学的眼界，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搅和成无名无姓的群体甚至一堆堆电脑数据。
在西方史学界，将普通人活生生的历史与其身处的时代结合起来的史学研究，近几十年来最经典的著述莫过于Carlo Ginzburg的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意大利文版1976；英文版首次出版于1980)，我们在惊叹作者处理大众文化和平民心态史的功力之深之余，也许无不为他“碰到”这批史料的运气感到妒忌。
作者在该书英文版的序言劈头第一句便说：“As frequently happens, this research, too, came about by chance.”这类“机会”的难得，当然是所有史家深有体会的。
罗志田和英国Leeds University的Henrietta Harrison不约而同地运用了山西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力图揭示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心态和行动，也是因为这样的“机会”(史料)，至今仍是可遇不可求。
[3]我们知道，近数十年，历史学家这种研究取向，受人类学家的启发甚大，Jacques Le Goff在其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中，最后以“走向历史人类学”为题，另辟一章，讨论“史家与普通人”，宣扬的就是历史学与民族学(英文译本用的是ethnology一字)如何在新史学的潮流中“重修旧好”。
[4]可是，无论我们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学家最致命之处，在于我们的“东西”必须是文献，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历史文献还是以文字记录为主。
换句话说，我们从文献中探索到的，不过是读书人或至少是识字的人的观感，这些史料距离我们所谓“下层”的历史仍然相隔甚远。
囿于我们读书人的优越感和偏见，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往往被遗忘掉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遥不可及的“他者”。
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人类学家给我们的提示可谓又爱又妒，我们既感谢他们不住地提醒我们要重视普通人的观感，又恨自己不能像他们一样，可以较直接地和自己的研究对象沟通。
到底我们历史学家在这个研究平民大众的历史、理解普通人的心态和感情的战场上，是否应该宣布投降呢？抑或我们能够改善策略，让自己输得没有那么惨烈呢？地方性知识全球化威胁其实，在人文社会学者理解他者的过程中，人类学家也兜了许多圈子，走了许多歪路，取得的教训也最深刻。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欧美人类学家，在殖民主义扩张的年代里，走进部落社会，尝试在“原始”民族中找寻人类文明的起源，这样的出发点，使他们忘记了可以用同样的距离和眼光，去观照自己身边的人和社会，甚至观照自己。
二次大战前后，人类学家尝试走出部落和乡村社会，用独有的视角，向素来为社会学家盘踞的城市进军，并特别着重关心穷人的文化，深入他们个人的内心深处，予以同情的理解。
这类研究的其中一个先锋，是美国人类学家Oscar Lewis。
早在1940年代，Oscar Lewis在其有关墨西哥穷人文化的研究中，就利用多重自传(multiple autobiographies) 的叙述方法，把一个家庭四个成员对他提出的同一套问题的回应，用最贴近各人的性格和语调的文字，以并列的方式，让四人“各自表述”。
[5]对于如何翻译当事人的语言，作者亦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也是个阶级问题：要把下层墨西哥市民所说的西班牙语翻译出来，尤其是企图为一些俚语、方言和带有性暗示的笑话寻找同义的表述方式，委实是非常难以对付的事，在某些方面更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与其逐字逐句地翻译，我反而更着重捕捉语言的基本意义和味道。
无可避免地，原来的表述的一些独特的品质和魅力，以及每个人的个人风格会因此多多少少地丧失。
……墨西哥人的语言和词汇之丰富——不论是农民或贫民窟的居民——都经常令我印象难忘。
[6]也许，在所谓翻译问题的背后，更核心的问题在于“理解”，并且必须是“同情之理解”，正如作者说：在获取这些人的故事的细节及其发自其内心深处的表白的过程中，我没有使用什么秘密的伎俩，也没有使用什么测谎药物或心理诱导。
人类学家最有效的工具，是对其研究对象所投入的交感与同情。
(7)“理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前设，韦伯早在其《经济与社会》中开宗明义地阐明。
[8]“移情理解”作为史学研究追求的理想，就中国史学而言，也在陈寅恪的著作中得到体现。
[9]不过，陈寅恪所能移情理解的，是遗留下大量诗文等文献材料的文人，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史家，要对下层人物有同情的理解，在意识和方法上，比起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还是处于劣势。
战后欧美社会急速的变迁，意识形态发展的跌蕩起伏，无不对人文社会学科造成巨大的冲击。
研究者渐渐意识到，所谓“同情之理解”，已经不是研究者个人的学术方法和取向问题，而是牵涉到在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格局中，强者与弱者的互动关系与自主性的问题。
研究者往往处于强势一方(欧美、白人)，被研究者则往往是弱势群体(亚非、中南美、有色人种)，这样的一种权力关系，使有强烈良知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对自己作为“研究者”是否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研究对象”，不断反复自问。
战前习惯了主要以亚非“部落社会”为田野的人类学家，因为首当其冲地面对着非殖化的后果与挑战，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思考也比较深刻。
对这个问题作出较为系统的论述并且影响广泛的人类学家，无疑是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其对地方性知识的倡导，实际上就是一直以来人文社会学家对“同情的理解”的追求的延续。
关于这一点，《地方性知识》中文版的主要译者王海龙阐释得十分清楚：地方性知识的寻求是和后现代意识共生的。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达，西方文化传播的强势在摧毁着世界文明不同的形态。
现代意识的题旨在于统一，在于“全球化”(globolize)。
统一固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从另一角度也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
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更给世界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因之，矫枉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弊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地方性”(localize) ——求异，不管它的结果是异中趋同，还是异中见异、异中求异。
吉尔兹正是这一学术思想的有力倡导者，并把它有效的应用到了自己的阐释人类学的实践中去。
[10]然而，在抗拒全球化和寻求地方性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几乎是无法逾越的悖论。
目下世界许多角落正在进行的原住民运动，可以说是对全球化或至少是国家化的反动、对地方性的追求的一体两面的表现，但是，运动者要在世界上发表自己的声音，便必须利用他者听得懂的声音；他们也知道，要把自己的文化保存下来，便不得不诉诸于文字，而这些民族，许多原来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于是他们只好依借他者的文字，去表达自己。
我在1995年曾浅尝辄止地了解过台湾苗栗县泰雅族人的命名与墓葬，发现热心推动原住民运动的泰雅族青年，为了用泰雅语在墓碑上刻录自己祖先的名字，只能利用拉丁字母或日语的平假名；而老一辈的泰雅族人，则只会说泰雅语和日语，几乎不能和只懂国语的儿孙沟通，终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其实，不论是老人还是年青的原住民运动推动者，都只不过是少数，日常生活的需要判定了绝大部分的泰雅族人要活在一个国语和汉字的世界里。
老人口述的历史，是需要重重翻译才能让其他人听懂的；年青人理解的历史，是经过汉字世界的洗礼的——当他们向我这个汉人解释他们上山拜祭先人后要跳过一堆火才能回到村子里，他们不得不动用汉语世界的“阴阳”观念，也许是为了让我明白，也许，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表达一个他们也不一定完全了解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