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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鞅的法律思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商鞅，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他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商鞅提出的变法思想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在当时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后世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将从商鞅的法律思想出发，探讨其对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商鞅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变法”思想和一系列以此为基础的改革措施上。
商鞅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而法律应该是严明而公正的。
他主张用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提出了“三辅治理”和“五刑”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使得秦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和规范。
这些改革大大提升了秦国的国力和政治稳定性，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商鞅的法律思想对古代社会的发展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推动了法制建设。
商鞅提出的法治思想，引导了秦国健全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他主张严格法律，取消一切不合理、无效的旧法，使得国家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和规范。
商鞅还通过实行“三辅治理”来加强对百姓的管理和监督，使得国家的法律运行更加有序和高效。
在商鞅的改革之后，秦国的法制建设水平大幅提升，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商鞅的法律思想推动了秦国的改革，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治理，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统一性。
在商鞅的改革下，秦国的社会秩序明显得到了改善，社会治安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的推行的“邑制”、“井田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国家的土地制度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推动了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商鞅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商鞅的法律思想以其严谨的逻辑和深刻的内涵，以及其对法治和公平正义的崇尚受到后世的普遍尊崇和传承。
商鞅的法律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内涵，对古代社会变革和法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特点与影响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是一种重要的哲学学派，对中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法家思想的特点，并探讨其对古代中国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影响。
一、法家思想的特点1.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法家思想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石，是治理国家的核心。
法家主张严明的法律体系能够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使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2.重视权威和约束：法家思想注重权威和约束力，主张通过司法机构和法律规范的实施来对个人和社会行为进行约束。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法律约束才能有效地治理社会，保护人民的权益。
3.重视实用主义：法家思想强调实用主义，主张以实际效果为导向。
他们认为，政策和法律只有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作用，对人民的生活有实质性的改善时才是有效的。
4.追求效率与秩序：法家思想提倡高效稳定的国家管理，主张通过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来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
他们强调纪律和秩序的重要性，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二、法家思想的影响1.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法家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对古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法家思想主张中央集权和严格的法律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秦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
其次，法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法家思想主张以实际效果为导向，这促使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更加重视实用性和效率。
最后，法家思想对古代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法家主张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强调权威和秩序的重要性，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塑造了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
2.在现代社会的影响虽然法家思想主要发展于古代中国，但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
首先，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现代法律体系强调权威、效率和稳定，这与法家思想强调的特点相吻合。
其次，法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产生了影响。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与发展，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和实践经验。
在当代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这些古老的法治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实践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强调“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即法律的权威首先来自于统治者的遵守和执行。
如汉代张释之犯颜执法，力劝汉文帝坚持按法律审判惊驾者;唐太宗怒杀大理丞张蕴古,没有将他依法治罪，最终确立了复奏制度。
在现代法治建设中，这一思想提醒我们，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必须伴随着严格的执法和公正的司法。
只有当所有人，包括最高权力者，都受到法律的约束，依法行事，法律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法不阿贵”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另一重要原则，它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贵贱贫富，都应受到相同的法律待遇。
东汉董宣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公主与杀人的奴仆共乘一车，他逼停车辆，将杀人者就地正法，被封为“强项令”；包拯任开封府尹，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最终传为后世美谈，直至今天仍有许多有关包青天的影视作品。
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关重要。
在现代社会，消除特权、确保公平正义是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确保每个人都能在法律面前得到公正对待，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中国古代的“明德慎刑”思想认为，法律的实施应与道德教化相结合。
同时，刑罚的执行应当遵循比例原则，既要有力地维护社会秩序，又要兼顾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
在当代法治建设中，这启示我们，法律不仅是规范行为的工具，更是传播道德的载体。
通过法律教育和普法活动，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和道德水平，使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强调“法以载道”，即法律应当体现和传达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
在现代法治建设中，这意味着我们在制定法律时，应当充分考虑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确保法律规定既符合社会公正和效率的要求，又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流派，法家思想对于现实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法家思想的来源与基本原理、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对个人道德的启示以及对法律体系的塑造等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法家思想在现实中的重要意义。
一、法家思想的来源与基本原理法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子等。
法家思想以"法"为核心，强调通过制定明确的法规来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
其基本原理包括“法治”、“法度”、“权谋”、“名实”等。
法家思想认为法律是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目的。
二、法家思想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法家思想对社会治理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法家思想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稳定性，倡导依法治国，使政府行政更具规范性和效率性。
其次，法家思想注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通过设立官职、规定职责来实行权力的监督与约束，以避免腐败和专权的问题。
同时，法家思想崇尚政务公开，注重法律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提高了政府的合法性和民众的满意度。
三、法家思想对个人道德的启示法家思想对个人道德也有一定的启示。
法家思想认为个人应当遵循法律的规范，奉公守法，注重自律，这不仅能够保障个人的权益，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法家思想主张以法律法规来规范个人的行为，提醒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人们能够从法律中获得对于道德行为的指导和约束。
四、法家思想对法律体系的塑造法家思想对中国的法律体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法家思想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论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法家思想主张法律的颁布应当有明确的程序，强调法律的公正和稳定性。
这一思想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此外，法家思想还对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和原则，如法官的廉洁公正、依法行政等，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儒道墨兵法五家思想总结儒、道、墨、兵、法，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五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流派。
它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思想特点和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对儒道墨兵法五家思想的总结，共计1000字。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核心，强调人伦道德和政治治理。
儒家思想强调孝悌之道，尊重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权威，认为个人德行和礼仪的恪守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至关重要。
儒家思想主张的仁德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注重感恩、友善和谦卑。
儒家思想的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广泛传播，并且对中国古代的政策制定和社会规范产生了重大影响。
道家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主要代表，注重个体的自我修养和自由解放。
道家思想强调道德真谛的追求和尊重自然规律，主张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无为而治和非争的境界。
道家思想对个体的修养和自身文明的提升探索，对于人类发展的哲学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和反对战争，以墨子为主要代表。
墨家思想反对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提出了“兼爱”、“非攻”等理念，主张以爱、和平和公正为原则，推崇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
墨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为寻求社会公平和国家和平提供了理论基础。
兵家思想的核心是兵法，注重战争策略和军事技巧。
兵家思想关注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强调兵者、国家安全和战争胜利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是兵家思想的代表作，提出了“计”、“谋”、“军”等重要概念，对后世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家思想强调法治和严厉的统治，以商鞅、韩非为代表。
法家思想认为严格的法律制度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主张以法律为准绳治理国家和社会。
法家思想对古代中国的政法制度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综上所述，儒、道、墨、兵、法五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儒家思想注重人伦道德和政治治理，强调社会秩序和个体道德修养；道家思想强调自我修养和与自然和谐共生；墨家思想提倡兼爱和反对战争，追求公平和和平；兵家思想关注战争策略和军事技巧；法家思想强调法治和严格的统治。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诸侯割据，战争频发。
同时，各种思想流派也开始出现。
其中，法家思想成为了当时一股强大的思潮。
本文将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一、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商鞅。
他的主要思想是“以法治国”，即通过制定法律来管理社会。
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1.强调行政权力：法家思想认为，君主应该掌握绝对的行政权力，以便进行高效管理。
2.制定明确的法律：法家思想认为，法律应该明确而严厉，以确保对社会的管控。
3.重视实际效果：法家思想不重视传统的道义观念，而是强调法律应该以实际效果为评判标准。
4.倡导“以刑止奸”：法家思想认为，对罪犯应该采取严厉的刑罚，以达到震慑效果。
二、法家思想在当代的意义1.强化国家法治建设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的法制已经相当完善。
但是，在当代社会，我们仍然可以从法家思想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
法家思想强调明确的法律、实际的效果、刑罚的威慑力等等，这些都可以对当代国家的法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2.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指标之一。
法家思想认为，君主应该掌握绝对的行政权力，以便进行高效管理。
对于当代社会，也可以通过一定的行政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
3.鼓励创新思维法家思想在当时属于一种时代精神，代表了当时的思潮。
在当代社会，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法家思想，激发出新的创新思维，推动社会的发展。
4.强调人性当时的孔子、荀子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性的论述大多强调道德伦理，强制力很强。
这和法家的讲究实效不同。
当然，法家和儒家观念的差异要另行对比论述，然而，至少要提出法家也是一种关注人的视角的理论。
三、总结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它通过“以法治国”等理论，提出了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理念。
当代社会也可以通过学习法家思想，来推动国家法治建设、提高行政效率、鼓励创新思维等等。
简评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和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就中国古代法治思想进行简评。
一、古代法治思想的起源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
在这个时期，众多思想家对于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孔子认为应以仁爱为基础，推崇"德治"，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荀子则主张以法治为主，认为法律应该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
这些思想为后来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贞观之治与法治思想的高度发展隋朝贞观年间，杨广实行了一系列以法治为核心的改革措施，推动了法治思想的高度发展。
杨广注重立法和法律实施，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条文，统一了各地法律标准，加强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同时，他还注重官员的选拔和培养，以保证法律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这一时期的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明清时期的法治思想明代至清代是中国法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代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理学家的思想中，他们认为天理即法律，宇宙运行有度，人类社会也应该有所规范和限制。
清代法治思想则体现在康熙、乾隆时期的律例制定上。
清廷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法律制度，并注重司法的公正性和规范性，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民众权益。
这些法治思想的发展，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健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意义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和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法治思想强调法律的权威和约束力，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民的权益得到保障。
其次，法治思想强调公正和公平，要求刑罚适度，司法公正，为后来中国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法治思想还强调人治与法治的结合，主张统治者应该有德有能，依法执政，使得政治权力得到有效约束，避免了专制统治。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朱晓燕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
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
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
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
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
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
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
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
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
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
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
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
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
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
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法制的起源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
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
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
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
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
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
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
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
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
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
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
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
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
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
“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
“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
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
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
“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
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
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
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
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
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
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
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
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
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
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
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
”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
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
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
《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
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
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
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
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
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
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
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
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
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
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法治的现代意义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
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
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
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
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
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
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
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
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
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
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
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
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
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
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
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
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
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
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
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①《商君书·更法》②《韩非子·五蠹》③《韩非子·显学》④《韩非子·五蠹》⑤《商君书·垦令》⑥《韩非子·扬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