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

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

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

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

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

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

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

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

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

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

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

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

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

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

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

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

永恒之美—周作人散文与时代性写作周作人（18851967），字启明，号知堂，浙江绍兴人，鲁迅的胞弟，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小品文大师，在中国文坛具有巨大影响，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1年，周作人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馆轮机班学习。

1906年赴日本留学，初入法政大学，后入立教大学，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

1911年回国后，任浙江省视学。

1917年任北大附设国史馆纂辑员，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并兼任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等校教授。

1920年参与筹组文学研究会，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

1930年先后辞去各校兼职，专任北大研究教授。

1937年抗战爆发后，留居北平，先后担任北大图书馆馆员、北大文学院院长，后公然投敌附逆，任伪华北教员总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

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

1949年保释出狱。

1967年在北京病逝。

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提倡美文，关注女性和儿童、民俗和性心理问题，发表大量散文作品，影响深远。

其主要作品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知堂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知堂回想录》等。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周氏兄弟的散文成就是被相提并论的。

知堂的文章，独具面目，名重当时。

虽然在抗战时期任过伪职，有政治污点，但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巨大影响的作家，尤其是在散文领域，更有突出的成就。

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

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口学之嫌，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

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一、以“人的文学”放大小品文“人事的评论”功能学的过程，从事文艺的兴趣等，几乎都是在类似的生活环境中走着近似的道路。

在中国现代散文开创期，人们把散文称之为小品文，或小品散文，其中包括议论性杂文和记叙抒情性散文。

周作人是一个负有盛名、具有影响的小品文作家。

“五四”运动期间，周作人担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新青年》和《语丝》时期的重要杂文作家。

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和《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杂文，收在以后出版的《谈龙集》和《艺术周作人与生活》中。

“非人的文学”、“非人的生活”、“非人的道德”的批判态度和改革要求，是周作人《新青年》时期杂文创作的根本出发点。

《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论黑幕》、《再论黑幕》等几篇文艺评论式杂文，是“五四”新文学思潮形成的主要理论标志。

周作人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去革新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人的文学”的著名命题（他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从创作态度和内容等实质问题上划清了新旧文学的界限，从而规定了新文学创作意识和批评意识的价值取向，推动了直面人生的新文学的长足发展。

在《祖先崇拜》、《感慨》、《随感录·三十四》、《天足》、《资本主义禁娼》等杂文中，周作人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伦理观，提倡“儿童本位”的新道德，探索妇女解放问题。

《祖先崇拜》写于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之后，比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早半年多，在当时破坏偶像的声浪中，文章对封建人伦关系上的“根本返始”的“倒行逆施”进行挞伐，提出改“祖先崇拜”为“子孙崇拜”的主张。

《 随感录·三十四》比鲁迅著名的讲演《娜拉走后怎么样？》早五年多，其中引述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凯本德关于妇女解放须同“社会上的大改革一起完成”，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的新颖见解，在当时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中，自有其特别深刻之处。

知堂·乐静堂·春在堂知堂，不用说了，是周作人的堂名、别号，他曾撰有极短小而又低徊委曲之至的《知堂说》明其志。

乐静堂是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字阶青）的堂号，其址即北京东城老君堂七十九号宅，1919年买下入住的，知堂的学生俞平伯1924年入住，此宅北面三间屋即俞平伯的所谓“古槐书屋”，它的名气超过了乐静堂，但俗语说有父不显子，以乐静堂名之为宜。

春在堂，当然说的是苏州医马科巷四十三号曲园里面春在堂主人、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先生，曲园里有一间房叫乐知堂，比知堂多一个字，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之中有必然。

这里想说的是知堂老人和俞家三代的交往，他和俞曲园先生算是神交了，知堂经常和他“风雨谈”。

周作人是俞平伯在北京大学就读时的老师。

1922年夏，周作人到燕京大学讲授国文，将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选入教材。

次年俞担任该校讲师，二人成为同事，知堂把俞平伯当作朋友，俞平伯对知堂终生执弟子礼。

俞平伯后来成为八道湾周府的常客，他的《自槐屋至苦茶庵道中杂诗》第五首《定府大街至八道湾》中诗句云：“行尘沾客袂，几日未登堂。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主要由周作人负责编辑，俞平伯成为撰稿人之一。

1930年5月，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创刊，俞平伯是主要撰稿者。

1936年，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又共同主持《明珠》副刊。

俞平伯二、三十年代出的几本集子都是周作人写的序跋。

周作人和他的弟子们在三十年代文坛同气相投、同声相应，引起广泛关注，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以周作人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流派，姑且称之为“言志”派，那么，俞平伯就是核心成员无疑了。

周、俞二人一生交往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们之间的尺牍往来，时间跨度之长、书札往来之频繁、存世数量之多、师友感情之深切，在现代文学史甚至文化史上也许找不到第二例。

近期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收录了现存周作人与俞平伯往来书信三百九十一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二百一十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

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点【摘要】：散文家周作人,性情较平和,除抗争小品文外,不少是包含着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在二十年代中散文创作上取得较大成功。

对于散文创作而言，周作人的散文“为现代散文创造了一种平和冲淡的风格”。

可以说平和冲淡是周作人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的或者说是努力靠近的创作方向和心境。

他的文章无论是随笔还是文理评论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确实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

但他的平淡，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不露痕迹而已。

然而周作人终究还是一个复杂的人。

在其不少文章里面都寄托着正统的思想，却并不是一味的平淡无味，这些虚实，抒情性的散文不仅仅在描述真实的生活还临摹了真实生活的美与丑。

还有不少正经之作，内容相当严肃与凌厉。

【关键词】：周作人散文艺术特征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他最早准确地意识到新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人的文学”，将新文学的“人性”与旧文学的“非人性”区别开来。

他最自觉地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意思。

因为大多数议论性的文章并不属于文学，只有那种具有艺术性质的议论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学，将文学与非文学作了区分。

并且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个体性质，他在《个性的文学》指出了文学的个性特征，将千文一面的文学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了区别。

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文学确有精密周严的考虑，这在五四时代是罕见的。

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

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

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

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

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苦涩之味中文三班倪娟娟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尤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

笔者浅陋的谈谈对其散文的苦涩之味的感想。

周作人的著述博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

周作人在《两个鬼》中说：“在我心头住着DuDaimon，可以说是两个鬼。

”“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

”“我对于两者都有些不舍，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

”周作人还说他自己是“叛徒”和“隐士”的合身。

体现在创作中，就有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风格不痛的散文。

而笔者通过阅读这两类文章，觉得有一共通之处：大多数文章的笔墨间隐含着淡淡的苦涩。

这里两种风格虽然都贯穿于整个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中，但“平和冲淡”更能作为体现周作人散文的突出特点。

“平和冲淡”是指具有“绅士鬼”精神的文学味浓郁的一些文章，大多创作于五四时期，取材来源于生活而远于现实，讲求趣味。

这与周作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有相同之处，更能反映他的气质和性格。

这类文章中普遍隐含着苦涩之味。

周作人的散文提倡“为艺术”﹑“为人生”，反对一切文以载道的个人言志派，带有对旧文学的反抗和批判。

五四运动以后，他的理想中的个人主义兼人道主义产生了动摇，对应于强大现实的不可触动，使他开始明白各种西方学说与思潮并不真正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他在《山中杂信一》中写道：“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致奇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

”这是他的矛盾，他无法将原本的人道主义与佛家道义良好的融合，更无法与他自己一直很推崇的西方学说糅合成一体。

从而构成了他独特的精神世界：平和冲淡，略微含有苦涩。

在他的散文中，他贯用娓娓的语调絮谈，将知识﹑智慧﹑哲理﹑趣味﹑冷漠﹑敏感﹑苦涩都融入笔端呈现给我们。

周作人的散文深具苦涩之味。

他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思想情感却实是忧愤抑郁的。

从周作人作品看文抄公体散文文体特征周作人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由于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过日伪职务，使得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评价存在一定的分歧，褒贬不一，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他是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他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得他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重要之地，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周作人所写作的散文类型“文抄公体散文，即笔记体散文的一种，文章主干是精心挑选的或苦涩或华美的古文，连缀其间的周作人的评点，则用简明、朴实的现代白话，两者有机糅合，互相调剂，常兼两种文体之美。

” [1]78 针对这一散文类型，历来毁誉不一，有人认为他专抄古书，失去了自我，亦有人认为它独具特色。

下面就针对文抄公体这一特别的散文来谈谈，看看这类散文的特性，到底有何内涵，为什么它让人们一直争论不已。

一、文抄公体散文文体特征（一）文抄公体散文体裁分类文抄公体散文，总体而言，篇目较多，题材也涉及较广。

“有人说，他能于不重要的题材之中写出重要的事物来。

在他很是近情的园地之中蔬菜比玫瑰花还要红艳可爱。

我们读了他的文章便会自然而然的觉得有时苍蝇会比天地命运那类大题目为有趣。

” [2] 周作人关注身边小事，注重物理人情，而文抄公体散文也不例外。

熟读了周作人的文抄公体散文之后，发现它所包括的题材还是能比较明确的划分出来的。

这一类散文，以抄录古书籍为主，把很多不同的篇目混合为一体，题材多为一些风俗、历史人物、传说、读书心得、动植物等，总的来说，这些题材都是周作人用自己的眼光去考究历史，从古书籍中发现一些什么，得到一些结论，文抄公体散文通过一些片段的摘录，呈现给读者一个整体的脉络。

（二）文抄公体散文文体特征文抄公之抄的绝妙（1）内容上，文学与科学的结合“他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写了大量赋得草木虫鸟的文章和读书笔记，创作风格愈加走向闲适。

”[3]8 周作人写的内容大多是华美的或苦涩的古文，富于文学性、美感，另一方面，他又有考据癖，在抄录那些美妙而又具有文学性的文字的同时也注意背后的实际考据，又富含科学性，他摘抄的内容大多是文学与科学相结合，让人既品尝文字的美味，又增加理性的认识，读起来有种闲适风味。

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一“言志”与“载道”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观不是静止的，在他创作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文学观都有所不同。

（一） 1927年前1908年周作人在《河南》上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学观点，即反对梁启超小说为政治“载道”的文学观，但承认文学对时代对民族的“非实用”的“远功”。

周作人认为文学的使命就是振奋国民精神，关注国民性。

只是文学所载之“道”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远功”。

同时，受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的影响，他接受了强调人性发展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观，高度重视个体的意义。

周作人在《谈龙集》的同名文章中阐释了“个性的文学”应具备的特点：1.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的共同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2]（二） 1927—1937年五四落潮之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左右两派的激烈冲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夹缝之中，于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园地”，选择了回归自我的个人主义道路。

表现个性的文学思想成为影响他后来文学观的主导。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对“言志”和“载道”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在他看来，“言志”的文学核心是抒发感情，所以又可称为“即兴的文学”或是“革命的文学”。

与之相对，“载道”的文学则以儒家思想、说教意识等内容作为主体，是“赋得的文学”和“遵命的文学”。

周作人尊前抑后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思想是存在矛盾的，他在排挤一切“载道”派的同时，实际上潜意识中已经承认了“载道”对于是文学必不可少的。

于是他开始打破“言志”和“载道”之间的界限，改变了言志和载道的机械对比，指出“言他人之志是载道，载自己之道是言志”，“以此（俞平伯的意境）言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可见，周作人并不绝对的反对“载道”，只不过“载道”的文学必须以“言志”为前提。

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点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

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

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

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

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

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

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

”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

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

”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

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