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作者：杜小安当前，随着西方垄断资本的不断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到空前的高度，以现代性扩张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已成为有目共睹的客观现实。
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文化的强势语境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全球化语境下，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文化的西方化、商业化，致使东方的中国文化逐步被全球性商业文化所吞蚀和严重边缘化。
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着全球文化同质化和民族文化本土化的尖锐矛盾，如何保护和发展中国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全球化为中国文化提供发展机遇全球化对中国文化虽然具有很多的负面影响，但它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只要我们从战略上认清形势，把握住这个发展的机遇，中国文化就能够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
全球化为中国文化提供的发展机遇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化为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和自我更新提供了丰富的世界文化资源和参照系统。
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结构完整的独立文化系统。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已经站立起来了，在经济上也已经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文化上能否站立起来还有赖于我们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关键在于中国文化自我创新和现代化的成败。
全球化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密切相连的地球村，这为中国文化实现自我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丰富的世界文化资源和参照系统，尤其为我们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因此，只要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努力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变革，就一定能够推陈出新，实现“旧邦新命”，再造中国文化的辉煌。
其次，全球化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空前广阔的空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随着以交通、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英语作为一种国际化的通用语言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普及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各文化圈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摘要：十九世纪中国古典文学接近尾声，二十世纪中国开启了现代文学之路。
中国现代文学有独特的特点，有独特的传统，具有本土性、民族性，以民族化的方式实现世界化。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进行了浅析，表达了观点与看法。
关键词：现代；文学；民族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进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长久的话题。
与此相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品格定性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传统性”、“中国性”、“现代性”、“世界性”、“民族性”、“本土性”、“西方性”，这些性质概念长期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民族含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的审视，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方案的设计，关涉到一个不能不解决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学理论的身份问题，即如何处理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的关系，以确立中国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是民族性问题。
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概念。
相对于其他民族，民族性划出了该民族和其它民族的界限，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基本属性才能够与其他民族相区别，标示出一个民族文化的“疆界”。
民族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的合法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必须思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据——即以什么样的精神内涵来统摄中国文学理论的形态及价值追求，如何面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传统、现代文学理论传统，又如何面对西方文学理论传统，才能既不自闭于世界文学理论发展格局之外，与世界文学理论同步发展，又能在处于弱势地位的境况中，不泯灭自己的合理价值，不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
因此，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与传统、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诸种复杂关系就是必要的和先在的。
在古今中西的文化较量与优胜劣汰的历史过程中，对域外文化的憧憬与向往、对民族传统的怀念与舍弃，反思、批判与接受和选择，构成了由现代化价值观和民族性诉求的共存而形成的张力状态，形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焦虑。
民族文学好世界文学的关系在讨论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明白什么事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是一个很早就出现的概念，但在实际运用中，这个概念的含义一直存在着相当的歧异和含混。
歌德之后，有许多学者想赋予‘世界文学’以明确的意义，但似乎都不十分成功。
这些看似令人惊异的说法其实来自对“世界文学”的特定理解至今没有一个确定性。
“民族文学”的概念在中国的境遇似乎更尴尬，人们完全赋予它另外的含义。
这使有关讨论难以取得真正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关于这两个概念的通常理解中实际上常常隐藏着西方中心论和汉民族中心论(大汉族主义) 的无意识。
“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这两个概念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世界文学不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学之外、也不是所有民族文学之外独立存在的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具有一定世界性的民族文学或由民族文学构成的互相关联的多边文学。
从逻辑上讲二者之间是一般与特殊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所以以我的理解就是，不管是世界还是民族，都是拥有其文学的，所以民族文学即文学的民族性，世界文学即文学的世界性。
而世界文学包含了以民族文学为中心及其多边文学。
说的通俗一点：民族文学就是狭隘的文学。
比如鲁迅，我们认为很伟大，其他人一看不知所云。
所以即使他文字字数很多，却不会得到诺贝尔奖。
世界文学比如泰戈尔，体现人类大爱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民族文学是文学民族性的反映，是文学在该民族内部各地各集团的文化交流中碰撞整合而呈现出来的文学的民族共性。
就其发生而言，是人类文学活动不自由的结果,即源于物质条件—交通、传递、保存、信息等的限制。
由于民族的文化环境不同，构成文学的民族特性，表现在独特的民族性格、独特的社会生活、独特的自然环境、独特的语言、独特的体裁、独特的表现手法。
所以民族文学具有其独特性，各民族文学之间是不会完全相同，多多少少都有其个性化的因素。
例如汉民族文学和美利坚民族文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
民族文学在世界大融合的环境中依然保留其独特性。
15开篇，再次呼唤那高粱精神的回归。
或许，“回归”才是前进之路，“回归祖先”才能找到个体和民族的精神之根。
作品恰恰以其“红高粱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有意无意地呼应着其时正热的“寻根文学”，不仅是文学的“寻根”，也是文化的“寻根”。
在此后的创作中，莫言其实也一直沿着“民间文化”这样的“自我”元素继续拓展，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转换。
显然，《红高粱家族》的创作及其延伸，正是在“先锋”中“逃离”，在“寻根”中“扎根”。
对于其时乃至延续至今的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争论不休，莫言走出了一条具有超越性的“对话”之路。
从莫言的阅读接受角度来看其创作，除了蒲松龄，莫言最为欣赏的就是曹雪芹及其《红楼梦》。
此外的古典文学方面一再提及的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史记》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莫言较为认同的是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赵树理、金庸等。
尤其是鲁迅，对其精神影响广泛而深刻。
在世界文学方面，莫言提及的名字就更多：马尔克斯、福克纳、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肖洛霍夫、拉甫列涅夫、布尔加科夫、巴别尔、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加缪、卡夫卡、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劳伦斯、普希金、塞林格、但丁、略萨、帕慕克等等。
可以说，古今中外的文学精神在莫言这里都有所吸收，成为其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成就其独特的主体意识。
或者说，正是通过与“自我”和“他者”的双重性、多层面的“对话”，成就了莫言及其文学世界的“文化自信”。
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对话”，对话的主体特征就是互为主体。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学”，“民族性”本身就是“世界性”。
“文化自信”的本质特征即在于与“自我”和“他者”的“对话”，莫言及其文学世界的意义其实也在这里。
文化自信·本土化·全球化宁 明（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收稿日期： 2017-09-08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 ： 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作者简介： 宁明（1973-），女，山东临清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学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达形式，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学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1.1 文化交流机遇全球化为民族文学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得以相互传播和学习。
这种文化交流使得民族文学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同，有助于推动其发展和创新。
1.2 多元化表达机遇全球化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得以相互影响和融合。
这种多元化的文学表达形式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内容和风格，使其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1.3 技术进步机遇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进步为民族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
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平台使得民族文学可以更快速、更广泛地传播，触达更多读者。
同时，电子书籍、在线阅读等形式也为民族文学的出版和销售提供了便利。
二、挑战2.1 文化同质化挑战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趋势，一些主流文化正在取代和冲击传统的民族文学。
在全球化语境下，一些读者更倾向于接受国际化的文学作品，忽视本土的民族文学。
这对民族文学的传承和发展构成了挑战。
2.2 语言壁垒挑战全球化时代，英语等国际语言的普及使得民族文学面临语言壁垒的挑战。
一些民族文学作品由于语言的限制，无法被广泛传播和理解，限制了其影响力和传承。
2.3 市场竞争挑战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竞争的挑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在市场上展开竞争。
一些国外文学作品的进入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形成了竞争压力，使得民族文学面临着市场份额的争夺和发展空间的压缩。
三、应对策略3.1 加强文学翻译与传播为了克服语言壁垒挑战，应加强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工作。
通过将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成国际通用语言，使之能够被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读者阅读和理解，提高其影响力。
3.2 推动本土文化创新面对文化同质化挑战，应积极推动本土文化的创新。
鼓励作家深入挖掘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情民意，创作具有独特风格和代表性的作品，提升本土文化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从创作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当代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延续和发展。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中，民族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它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1、历史背景当我们谈论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时，我们不得不先了解中国的历史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种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反映在文学中就是文学的民族性。
在当代中国，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变化，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的背景使当代文学在民族性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2、文学主题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文学主题上。
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描写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人生观、价值观、文化传承等方面。
这种描写往往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文化气息，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
同时，在文学主题上，许多作家也会表现出一种对西方文化的不屈不挠，坚持自己的文化语境和价值理念，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
3、语言表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中，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语言表达。
当代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往往会采用纯正的中国语言，在语言表达上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甚至会采用许多方言和乡土词汇来表现地方色彩。
这样的创作方式反映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特气息与风格，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二、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的意义1、推动文化传承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具有推动文化传承的作用。
通过对文化传统和历史文化的主题创作和语言表达，可以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进而帮助中国文化在国际上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2、凸显国家形象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在国际上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变得越来越频繁。
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在国际上表现出来的突出特点可以为中国树立自己独特的形象，带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对文学创作的启示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在文学创作中也具有启示作用。
文学与全球化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它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产品，也随着全球化浪潮而发生了变化。
本文将探讨全球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学在全球化中的角色。
一、文学作为文化表达形式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文学作为特定文化的产物，扮演着引导和传递文化的重要角色。
文学作为一种表达形式，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能够反映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通过文学作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可以了解彼此的文化，增进相互的了解与交流。
例如，中国古代的《红楼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广泛传播，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一部经典。
通过《红楼梦》，读者可以窥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风俗习惯、人物观念以及社会结构等。
同样地，西方文学作品也在中国广为传播，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使中国读者能够感受到西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全球化对文学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读者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全球化使得文学的交流更加频繁，不同国家的作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其他国家的作品，并进行跨文化的创作。
这种跨文化的创作不仅丰富了文学的题材和风格，还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
此外，全球化使得文学市场更加国际化，作品的发行和销售可以跨越国界。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消费者的需求多样化，也使得各种文学作品有机会走向世界舞台。
国际销售和翻译权的交易也成为文学市场中的重要一环。
三、文学在全球化中的挑战与机遇全球化在给文学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文学带来了一些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流行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强，商业化的出版趋势也逐渐显现。
这导致一些作品过度商业化，注重市场需求而忽视文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使得文学作品的质量下降。
另外，全球化还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趋势。
一些较为商业化的畅销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一些地方性、特色性的作品难以生存和发展。
文学的民族性与文学的世界性文学的民族性与文学的世界性是文学研究中经常被探讨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既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存在矛盾和冲突。
本文将从定义、关系和如何平衡两个方面对文学的民族性与文学的世界性进行探讨。
一、定义1、文学的民族性文学的民族性是指文学作品在表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方面的特征。
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民族在语言、历史、哲学、道德、审美等方面的特点。
2、文学的世界性文学的世界性是指文学作品在表现人类普遍文化价值和人类共同心理方面的特征。
它反映了人类在思想、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共性，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二、关系1、相互依存文学的民族性和文学的世界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依存的。
一方面，文学的世界性要以文学的民族性为基础，因为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的独特性是形成世界性的前提。
另一方面，文学的民族性也需要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丰富和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
2、矛盾和冲突然而，在实际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的民族性和文学的世界性也经常存在矛盾和冲突。
一些文学作品过于强调民族性，忽略了世界性的普遍价值，导致作品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而一些文学作品则过于追求世界性，忽略了民族性的独特性，导致作品缺乏个性和深度。
因此，如何平衡文学的民族性和文学的世界性是文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如何平衡1、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保持文学世界性的同时，我们需要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只有深入了解和挖掘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核，才能保持文学作品的民族性和特色。
同时，我们也需要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丰富和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内涵。
2、尊重人类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保持文学民族性的同时，我们需要尊重人类共同的心理和情感。
文学作品应该反映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共性，而不是仅仅表现民族文化的狭隘性。
只有将人类共同的心理和情感融入到作品中，才能使作品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3、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为了平衡文学的民族性和文学的世界性，我们需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学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学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全球化为民族文学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文学作品的国际化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挑战也随之而来，民族文学需要适应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其独特性和文化价值。
机遇方面，全球化为民族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和便捷，通过网络平台，作家可以与世界各地读者直接交流和互动，打破时空限制，让作品跨越国界。
全球化还带来了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作家可以参加国际文学节、写作工作坊等活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交流心得，拓宽视野。
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学作品国际化的需求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读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产生兴趣，他们希望通过民族文学了解不同的文化、历史和社会。
这为民族文学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可以通过翻译和出版等方式将自己的作品推向世界，获得更多的读者和认可。
然而，全球化也给民族文学发展带来了挑战。
一方面，文化多元化使读者在选择阅读内容时更加多样化，他们的阅读兴趣更加广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共同争夺读者的注意力。
民族文学作家需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创新性，通过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主题吸引读者。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风险。
在全球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民族文学作品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同化，失去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特色。
民族文学作家需要保护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坚持表达民族特色和价值观，并融入当代社会的语境中，使作品更加丰富和有深度。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民族文学作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升自己的实力和知名度。
首先，持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和创作能力，树立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文学声音。
其次，积极参与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作家的交流与合作，拓宽自己的视野，与国际读者建立联系。
同时，与翻译机构和国际出版商合作，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不同语言并推向世界。
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文学的民族性是文学在该民族内部各地各集团的文化交流中碰撞整合而呈现出来的文学的民族共性。
就其发生而言，是人类文学活动不自由的结果,即源于物质条件—交通、传递、保存、信息等的限制。
由于民族的文化环境不同，构成文学的民族特性，表现在独特的民族性格、独特的社会生活、独特的自然环境、独特的语言、独特的体裁、独特的表现手法。
文学的民族性是文学发展的一种不自由的结果，但文学的世界性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本质要求。
首先它是文学创作目的的要求。
在讨论文学产生的动力时，可以找到许多动力，但根本动力却是基于人类交流思想感情及求美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越来越得到加强。
其次它是文学对人类的一种认识的冲动之结果，必然把文学推上世界性的层次。
最后是文学的特殊性质就是文学表现美，是美的，是审美的。
这使文学具有了征服人心的力量，不同民族的人因为美沟通了彼此的心灵。
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事物呈现出的两种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又是同一的，即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
首先，丧失了民族个性的作品，特别是不优先关怀民族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作品，不可能形成对人类的真切关怀。
缺少民族个性，便丧失了文学的本质特征。
所以文学的民族特性的发展愈鲜明、愈丰富、愈充分，就愈具有世界性。
其次，民族文学唯有置于世界性的文学交流之中，才可能得以发展与繁荣，民族文学的特性才可能得以保存与发扬，才可能以自身的不断发展、丰富，不断成熟而赢得世界意义和世界地位。
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是中外文学发展史上的客观事实，也是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是促进文学全球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各民族文学一经形成，不仅是自己民族的，更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迟早要趋向于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追求(一)“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过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①对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们既满怀期待，又心存疑惑。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观念挟经济全球化之风迅速蔓延和渗透到其他国家，全球的文学写作上出现趋同的现象，文学的全球化趋势逐渐模糊了文学的民族性特征，以民族国家命名的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充满了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话语声音。
各种西方文艺思潮几乎被中国近现代文艺界扫描了一次或几次，而真正把握处于思想激烈交锋时代的诗学话语本质并对之重新审视、有意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的努力又不多见。
一些文论家常常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即近现代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姿态，必须依赖全盘西化的文论才能概括、提炼出一套“洋话连篇”的中国现代诗学，较少顾及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身上留下的不可抹去的深刻印痕。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是渗透于现代文人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的，它不仅影响着现代文人对西方文论的选择与取向，而且决定着现代文人“中国式”解读的思维方式。
当代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搬用前苏联的文学话语，新时期以后又对西方文学话语亦步亦趋，充满了献媚的热情。
在与西方文学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多次交流与冲突中，由于着意淡化了自我民族的文学认同，慢慢地形成了目前文学的“失语”状态。
一、“全球化”的文学误读文学的世界性具有多种涵义：一，它是对某种文学具有的世界所属关系的描述，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世界的“公共财产”。
二，它表明某种文学达到了为全世界各民族所认同和追求的深刻程度。
②曹雪芹、托尔斯泰、海明威等的作品之所以产生世界影响而为全人类所共有，２０世纪欧美文学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对人的关怀上具有了相当的普世性、深刻性，从而预设了一套普世性的世界文学标准。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机会，使中国作家能够寻求一种世界性的话语，让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
近现代以来，大量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进大陆，现代意识开始渗透到作家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作家们开始应用现代意识来观照生活，体验生活，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识走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
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意味着一种文学品格与美学原则，其要求文学必须面对当今人类的现实处境，为人类在这一处境中找到精神的支点。
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当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人们开始探寻一条以文学现代意识来超越文学的民族意识而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
贾平凹的《浮躁》、铁凝的《玫瑰门》、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或者从农业和现代文明的冲撞、推移着眼，或者从中外文化的渗透、裂变入笔，或者从外在世界的变化与人们生存状态的纠结、震荡出发，他们都力图从民族精神和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掘具体生活场景背后的历史行程和文化嬗变，去取得超出具体题材的普遍意义。
然而，总体上文学民族性在全球化语境中很容易陷入迷茫，甚至走失。
探究原因，“全球化”的文学迷思应该是首要因素，因为我们对于文学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的。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起就有了“西化即现代化”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特征。
这种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理想的思维模式反而导致了“迷思”，例如郁达夫的《沉沦》等自叙传小说的深层结构是“原罪”意识影响下的性罪恶感过度膨胀，因而自我放逐出精神家园走向绝望；巴金的《寒夜》把启蒙理想和传统价值化身为主人公汪文宣的妻子和母亲，汪文宣在二者的夹缝间根本无法生存，只能走向死亡和绝望；而张爱玲的《传奇》则写出了传统美学价值在“不中不西”环境中的种种挣扎，却只能通过畸变和扭曲来表达生存的绝望……诸如此类的例证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深层意识上却有共同的模式，即西方启蒙理想与中国传统价值之间的对立必然导致虚无和绝望。
在某种程度上，就连２０世纪中国作家中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难免落入这个“迷思”之中。
以“立人”和“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他文学理想的形成实际上得益于摩罗诗人拜伦的个人主义和狂士章太炎的民族主义。
但西方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对鲁迅而言却是一种无法调合的矛盾，比如他一方面痛斥本民族四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欣赏魏晋狂士“药与酒的风度”；一方面以“掮起黑暗时代闸门”的悲壮心理欲全盘否定传统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汉唐气魄的宏放”中寻找民族自信心。
这种“全盘西化论”和“新传统主义”的尖锐矛盾多少导致了鲁迅的“无地彷徨”和“反抗绝望”。
事实上，追随西方文学，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文学创作，因为中国作家有别于西方文化环境和人文精神以及特定的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
中国当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现代性”“迷思”，大致有这样几种模式：割裂了历史的现代精神的“伪先锋”创作；缺乏整体民族意识的民俗的搜奇猎艳；失却了生命豪情仅作为纯欲望存在的个体独白。
③中国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所表现出的“迷思”都有着一定的反民族性倾向，但两者的性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前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叛”，目的是想借助西方启蒙理想来重新建构汉民族的精神家园；后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则真正是对于汉民族文化的“背叛”，目的是肯定和张扬所谓纯粹个体的一切琐屑欲望。
当然，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种“迷思”也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了汉民族精神家园和文学个性的建构不可能脱胎换骨于异域文明，而只能以此为思想来源和经验参照。
毋庸置疑，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或者从某种标准而言还只是准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已确实对中国文学形成了多种制约，造成了现实的文学困境。
首先从启蒙理想的制约说起。
众所周知，所谓“启蒙”即是启愚昧之蒙。
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略的问题却是：中国人的愚昧是否就等同于欧洲人的愚昧？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当时愚民色彩极为强烈的基督教和封建贵族的特权，完全是从其民众自身的利益出发才提出了“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响亮的口号。
再说到“启蒙”所针对的民族劣根性，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
除却本民族愚民的封建制度文化，如果说欧洲民族劣根性的形成是来自于宗教狂热症，那么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形成则是来自于“五胡乱华”、“蒙人南下”、“满人入关”等诸多使得汉民族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而使汉民族意识的淡漠。
以启蒙为己任的中国作家们实际上正是在思想上摆脱不了西方启蒙理想的局限，才不能清醒地看待这一切。
例如毕淑敏那篇颇有影响的《预约死亡》，书中齐大夫面对英国医生詹姆斯那套咄咄逼人并很具有现实代表性的西方人权观，尽管奋起反驳，言词激烈，但却因为没有更深刻的见地而只有政治大话，最终舌战败北。
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的思想难以超越启蒙理想这个“束缚”。
其次，在那种平面化、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表象背后，意义匮乏而又媚俗。
从现实层面来说，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已然超过了传统启蒙理想，从余华、残雪、韩东等许多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走上末路的“人”已逐渐异化乃至变态。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束缚正在使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放弃了对民族—国家的书写，沉湎于个人“深度体验”的喃喃自语。
第三，那种通过欧美消费模式与“媒体帝国”，将个人欲望掩藏在理性、自由贸易、人道主义价值观背后的盛气凌人的全球化言论，就其性质而言，依然不脱居高临下的传统启蒙理想的窠臼。
但因其影响所及的是更为广泛的中国民众，并主要通过叙事图像的直观效应流行天下，一再肯定其自身的文化霸主地位，实际上就在有意无意地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制导着当前中国通俗文化的创作思路与理念。
以《卧虎藏龙》与《蜀山》这两部影片为例，这两部影片都谈到了东方文化中超越七情六欲的“修道”，但由于“情爱至上”的西方人性论的片面理解，两部影片把情爱与修道完全混淆在一起，得道之人依然会为情爱所困。
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道”的超越性目的就荡然无存了，只能作为逃避或者宿命展示在观众面前。
④诸多的制约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原创性不足。
本着“神圣”不可超越的意念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全方位的参照而加以搬用或移植，传统启蒙理想和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知识分子们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思维定势。
二、全球化中的文学民族性民族是一个人类学的种族概念，文学上的“民族”或文学的民族性则主要是某一地域民族的主体性显示，是某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品格表现。
在某种意义上，独立性、主体性是民族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标志。
不无遗憾的是，文学的民族性内涵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化的交锋而产生了变化。
虽然“汉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在，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却在渐渐消失。
追溯历史，我们在２０世纪初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而毅然抛弃了传统，但这个主动的行为实际上有着内扰外困的时代背景，正如威尔·杜兰在观察了近代中国历史后所说的：“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
”⑤这段话正道出了当时中国人处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紧张之间的矛盾心情，他们的价值观不得不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为以生存竞争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王道”不得不让位给“霸道”，“天人合一”的和谐理想不得不让位给“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拿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文学来说，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继承“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传统被“钦定”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与光辉典范。
诚然，当时俄苏文学是中国文学学习的样板，但标准单一，许多疏离意识形态注重审美诉求的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置于文学的标准之外。
十年动乱，文学变成了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除了“潜在写作”的地下文学，我们看到的文学就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和一些震天动地的政治口号。
显然，这是中国文学在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被迫与世界文学失去交流与对话而自我封闭所导致对抗的结果。
新时期，有鉴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的成功范例，韩少功、阿城等作家提出要构建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品格，对文学的民族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从特定的地域进行文化寻根，力求从当时当地的生活风貌、民俗风情的描写中发掘民族的文化精神……他们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出我们民族的文化积淀，发掘那些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长期发生影响的思想观念，从而表现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及其形成过程，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文学创作新的生长点。
可惜，固有的西方文学价值体系的舆论氛围和作家们自身的局限与放弃，使得他们的创作在民族性的冲击力方面还缺乏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未能加入到文学“世界性”的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