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藏彝走廊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海内外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学术成果。
这条神奇的走廊以它的古老与独特，成为生产思想、著书立说的源地。
藏彝走廊：思想的源地
石硕梁枢
光明日报20031204第C1版
在我国西南部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处，有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对于从事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个地方是令人神往的思想源地。
在这块长约1200公里，宽约750公里的区域内，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肩并肩自北向南穿流而过，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
大研镇、四方街、玉龙雪山、香格里拉……这是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地名，但我们却很少有人知道，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其先民是从遥远的西北高原南徙而来的，他们迁徙的脚步所走过的正是这里的天然河谷通道。
自古以来，藏、彝、羌、怒、普米、独龙、珞巴、门巴、哈尼、纳西等数十个少数民族的先民在这块神奇的地方世代繁衍、交往、迁徙、流动，他们以山为屏，以水为邻，为后人保留下了大量古老文化的信息。
这些信息如同考古遗址层层叠压的文化地层一样，在这里日积月累，形成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
不过它比最神奇的遗址还要神奇的地方在于：由于该区域的地理环境呈现以东西向为屏障、以南北向为线性通道这一独特的自然面貌，使得这些信息中的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然以原生形态“活”着——
在北部的川西高原，一些被称为“活化石”的古老语言今天仍然在被人使用，使用者多则上万人，少则只有几百人。
这些尚待认识的语言现象正在引起语言学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
在泸沽湖的摩梭人和鲜水河流域的藏族族群扎巴人中，迄今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母系社会形态。
在北端的高原，不仅保留着藏传佛教现存的所有教派，而且还存在着于西藏地区已完全消失的觉囊派，甚至藏传佛教传入以前最古老的苯教也在这里较好地保存着。
在南端纳西族中，仍然保留着迄今为止世界上形态最原始、最生动的“东巴文”象形文字系统。
在河谷沿岸，分布着许多密集且规模巨大的古代石棺葬墓地，其年代大多属于商周至秦汉。
它们属于古代什么样的民族集团所遗留？这些石棺葬人群的社会面貌如何？这种葬礼为什么在东汉末年突然大规模消失？
在大渡河、岷江上游及金沙江流域地区，至今保留着世所罕见的独特的古代石碉群，这就是《后汉书》中已见于记载的“邛笼”，尤其在丹巴县境内，其数量之密集令人惊叹，号为“千碉之国”。
它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估价它们的社会文化功能与意义？
……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为这个神奇的地方取了一个让人一听便忘不掉的名字：藏彝走廊。
近日，由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与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共同主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已经92岁高龄的费孝通老人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特意写信祝贺。
藏彝走廊是一个具有深刻学术寓意的历史——民族区域概念。
它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从一开始就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指向。
这是费老在全面总结以往民族研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主张确立民族研究宏观整体视野，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总体思路和背景下提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敏锐地发现以往民族研究的局限性，他说，“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
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
……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
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
”他在1980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首次公开正式提出了“藏彝走廊”概念：“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
”“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淀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源地。
”“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
”
真是一子相联，全盘皆活。
费老关于“藏彝走廊”的思路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1981年11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届年会在昆明召开，与会者一致认为应组织民族综合考察队，逐步对藏彝走廊进行实地考察。
半年后，考察队即告成立，并首先对雅砻江下流与怒江中游两处进行科考的试点工作。
李绍明当时是这支考察队的队长，如今担任着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副会长的职务。
他介绍说，自第一次科考工作以来，我们学会先后就雅砻江上游、西南丝绸之路、走廊各民族语言等主题组织开展科考及研究工作，形成了几个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调查报告，并相继出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康巴文化、金沙江文化、牦牛经济、禹羌文化、茶马古道、东巴文化等课题的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
李绍明指出，经过20多年的检验，“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是科学的，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沿着这个道路走下去。
作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者，费孝通老人对有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寄予了厚望。
他说，20多年前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与我当时对自己民族研究经历的反思是分不开的。
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相互之间密切接触和交融。
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
对走廊的考察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
我很高兴地看到西南地区的同事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关注，更希望看到在“藏彝走廊”上开展的跨学科研究，从深化我们对这条走廊的认识的侧面，对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民族语言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