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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节选自《梁漱溟：儒生的一面镜子》）梁漱溟对民主，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
一方面他完全反对国粹派对西化的态度，认为中国应该补上民主这一课；另一方面，他经过乡村建设的经验，又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的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民主，无法直接移殖到中国农村，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中国农村，正如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说的："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
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
"简而言之，梁漱溟理解的"民主"，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参照系--而非"标准"，而最主要的是寻求中国农村组织化而实现乡村自治。
由此，造成了梁漱溟与当时西化派的基本分歧。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引入"民主"一词，本质上是探索西方式的民主如何切入中国实际，解决中国危机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眼中的同一问题应该这样表述：如何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团体组织"，以施行于中国乡村，实现乡村自治。
也就是说，梁漱溟既不像国粹派那样，以国粹反对民主，也不像西化派那样，生硬地将西方经验植入中国，他是企图以儒学"反思"民主，以民主反思中国文化。
而其体现，就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上。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
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可以说，梁漱溟一生立功立德的体现，就在于他倡导并长期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局面，正如孔雪雄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的描述："最近，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号中，'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这实在是朝野的一种新觉悟。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喷涌而来。
在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挽救国家于水火而倾注毕生心力。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体用之辩”，各种思潮相应而生。
梁漱溟也是救国浪潮中的一员。
他曾自言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1)梁漱溟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撮合成一个焦点，从这个焦点出发构建了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而乡村建设则是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之理想的落脚点。
作为“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事实；同时，他又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个方面不可阻挡的影响，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民主”也一视同仁地纳入他的建国方案。
事实证明，这两相顾及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
失败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梁漱溟的理论中虽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错误，但他的实践是悲壮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
因为，评价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时，“‘正确’与‘错误’的批判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
”(2)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与含义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源于当时“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3)，而乡村的破坏又与中国社会的崩溃分不开，它实是后者的一个突出的方面。
中国在种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
”“在这东不成、西不就得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法子相安。
浅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学术界的一位著名人物，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开拓者和传承者，更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之一。
梁漱溟一直强调农村的重要性，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同时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也蕴含着深厚的教育思想。
一、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即以培养品德高尚、有道德风范的人才为目标。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具有现实的启示，要求人们尽可能地追求中庸之道，以达到强健体魄、崇尚道德、崇拜学问及博爱平等等良好的人生境界。
因此，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他强调乡村教育的实际意义在于培养乡村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法制意识、生产劳动意识、人文底蕴和道德风范等等。
他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些方面，乡村建设运动才真正具备实际意义和生产力的提高。
二、实行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教育改革梁漱溟认为，农村青年的第一职责就是从事劳动，从小养成劳动者的素质和工作习惯，因此，实行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教育改革是乡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他主张农民不光要学习基本文化知识，还要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实际技能，培养综合素质。
同时，梁漱溟以“劳动改造人”的教育方针建议，农村学生还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动手实践，了解农业生产工作技术、管理技能及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培养包容性、以及各方面的生产力，达到以劳动为主的教育思想。
三、强调顺应当代世界的教育现实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必须顺应当代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设备，适时引进高科技教育资源，创新的方式提高青年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效。
他主张高校院校派遣优秀教师到农村去进行社会实践，学生也可以走出校门到城市进行实践学习，接触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技术科学。
综上所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涵盖的教育思想为：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实行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同时强调顺应当代世界的教育现实。
浅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梁漱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的乡村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梁漱溟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和教育成果等方面，浅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
一、梁漱溟的教育理念梁漱溟的教育理念可以概括为注重实践、尊重个性、强调道德修养和培养全面人才。
他认为，教育应当紧密结合生产劳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使之具备丰富的劳动技能和创新能力。
梁漱溟强调教育应当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使之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梁漱溟强调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道德修养和全面发展的人才，他主张教育应当是人格的培养、道德的培养、而不是技能的培养。
梁漱溟提出了“立德为先、兼济天下”的教育理念，倡导以德育为主、以学育为辅、培养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这些教育理念贯穿于梁漱溟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教育实践中。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贴近实际的教育实践方案，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绩。
梁漱溟强调注重农民的教育，提出了“以农为本”的教育理念，主张将农村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倡导将农村教育融入到农村生产、生活中去，培养农民的劳动精神和创造力。
梁漱溟提出了“劳动教育”的新理念，主张学校应当将劳动纳入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使学生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劳动。
梁漱溟还提出了以“乡村教育改革”为核心的教育实践方案，主张在农村地区建立多种类型的乡村学校，推动农村教育的多样化和综合化发展，提高农村教育的整体素质。
在梁漱溟的倡导下，乡村教育取得了一些成果。
梁漱溟的教育实践促进了农村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通过劳动教育，学生们不仅学习到了知识，更培养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增强了自己的劳动意识和创新意识，成为了有追求、有能力的青年一代。
梁漱溟乡村建设_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
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
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
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
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
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
”（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
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
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
“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
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最见成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
国民政府当局和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取经。
其成功的核心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可操作的路子，还有就是梁漱溟等人的专注精神。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核心内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
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
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
围绕这一点，形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
另外，梁漱溟还就如何贯彻其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路子，从而使其思想落到实处。
而且，在进行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吃苦致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背景：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
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
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
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梁漱溟在1931年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这些思想理论化，并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
浅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作者：张达乾来源：《学理论·下》2019年第09期摘要：乡村教育思潮是五四运动后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想潮流，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是其中的一派。
他所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主要是根治文化失调，恢复固有精神文明之理论，这在当时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构思。
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教育问题又一次引起世人关注，重温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教育;教育思想;乡农学校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9-0111-02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在改造中国农村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梁漱溟先生关于传统文化的思索和在这种思索之下形成的乡村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形成背景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出现是顺应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那时的中国内有匪霸军阀的连年混战，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加上自然灾害不断发生，造成农村经济破败不堪。
在严峻的社会现实背景下，乡村教育思想被一些教育团体和教育家积极倡导，其中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一）社会危机的加深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危机，使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社会的主题。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改变，存在于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虽被推翻，但封建的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许多有识之士为改变中国社会的悲惨命运，努力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一些民间团体和教育家主张从教育入手，并将教育普及化，将教育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建设派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发展乡村教育，通过文化复兴农村。
（二）农村经济的萧条破败我国自古就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农村及农业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喷涌而来。
在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挽救国家于水火而倾注毕生心力。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体用之辩”，各种思潮相应而生。
梁漱溟也是救国浪潮中的一员。
他曾自言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1)梁漱溟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撮合成一个焦点，从这个焦点出发构建了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而乡村建设则是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之理想的落脚点。
作为“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事实；同时，他又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个方面不可阻挡的影响，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民主”也一视同仁地纳入他的建国方案。
事实证明，这两相顾及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
失败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梁漱溟的理论中虽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错误，但他的实践是悲壮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
因为，评价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时，“‘正确’与‘错误’的批判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
”(2)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与含义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源于当时“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3)，而乡村的破坏又与中国社会的崩溃分不开，它实是后者的一个突出的方面。
中国在种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
”“在这东不成、西不就得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法子相安。
”(4)中国社会又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5)梁漱溟的确看到了中国社会崩溃、乡村破坏这一事实。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
(6)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社会动荡不安。
另一方面，在各种苛捐杂税，天灾人祸以及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压力下，农民负担日重，农村经济日趋破产。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虽抓住了时代主题，但他却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将原因归结为外部文化的冲击。
他认为西洋风气启发了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厌弃与反抗，“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
(7)他的这一观点将在下文中分析。
总之，乡村破坏的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疗救的注意，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非暴力的建设的方法，以“立”为“破”。
挽救乡村虽是梁漱溟的出发点，但他的乡村建设却志在全国。
尽管他本人也曾多次说过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可事实上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8)“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只积极建设的运动。
”(9)二、乡村建设运动的依据——对中国的分析那么，是什么使梁漱溟为中国社会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呢？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他自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分析与认识是他乡村建设理论的根基。
在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他的文化哲学思想贯穿始终。
1、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一言以蔽之：中国特殊论。
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
有关“伦理本位”，梁漱溟解释说：“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升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
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10)与西方社会集团生活引发纪律、法律相应，中国的家庭伦理关系并不止于家庭，它推及于社会，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
因此，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
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
(11)在政治方面，“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
”(12)“职业分立”是与“阶级对立”相对的概念。
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
他对阶级对立的形成解释为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分属两部分人。
中国因为“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遗产均分”、无先进的生产工具，以及流官制等因素，无法形成垄断而没有阶级产生。
士人、农、工、商并列四民，各司其职。
“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
”(13)接着，梁漱溟从中国的特殊性推出中国“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首先，伦理本位可以使人“彼此礼让，力求相安”，政治、经济关系一律化为家庭关系，因此不会导致革命性的“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
其次，“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而缺乏阶级之分野；乃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
” (14)没有阶级就没有阶级矛盾，就没有阶级对抗。
士、农、工、商都需“向里用力”，通过求诸己来解决各自的问题。
“在这个社会里大体上人人机会平等，各有前途可求，故无革命。
” (15)梁漱溟所得出的中国的特征基本上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性质，全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
在他眼里，中国“有社会而无国家”。
虽然他始终都只强调中国的社会特征，但他并不能回避对中国国家性质的定位。
因此，他说“中国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故“一个统治者其势孤弱无力”(16)，“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礼俗。
” (17)而“教化”、“礼俗”的根本在于“自力”，“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
无论从“伦理本位”，还是从“职业分立”出发，自我约束、个人努力都是必然的要求和结果。
所谓“周期的乱”都是自“人心放肆而起”，向外用力，悖乎治道。
最终，他还是把中国的国家性质归于伦理学范畴了。
以上就是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
其中虽有许多精辟的地方，单在根子上有很大偏误。
他的分析在逻辑上虽自圆其说，实为缺乏历史实证。
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靠的远不是“伦理”、“自力”。
历史上的统治者并非孤家寡人，“中国帝制的长期存在，与发达的官僚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18)“皇帝以‘全国’或‘全体国民’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于‘国家’，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都被‘权力化’，全部‘官僚’都是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
”(19)所有的伦理、教化、礼俗都是被利用了的儒家规范，用以加强皇权。
官僚特权阶层在恪守为臣之道的前提下，与皇帝施行利益分享原则。
皇帝的权力来源于自从部族时代就已在人们心里沉淀的对“君父”的崇拜。
官僚则根据职官俸禄制获取利益。
梁漱溟所说的“土地自由买卖”实为利益分享的另一种形式。
土地的自由买卖是一回事，能否人人都有资格参与达到“人人得而有之”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参与土地买卖的都是官僚、地主。
“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认可”，(20)但中央集权出于安抚各级权力的需要，只能默许土地买卖和有限的俸禄制互补。
尽管如此，兼并之势往往难以遏止，官僚及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不断上升，危及皇权，导致中央集权把危机转嫁给农民，对农民进行残酷盘剥。
即使是拥有田产的自耕农也难逃一劫。
名义上，他们有自己的田产，事实上，他们的劳动成果都被朝廷横征暴敛去了。
仅以明朝《海瑞集》为例，其中所记自耕农负担的税项就不下几十条(21)。
他们一旦被榨干，就不可避免的爆发农民起义。
这个时候还如何让他们“向里用力”，“自责克己”？再说商人。
在梁漱溟眼里，商人也是能自奔前程的群体。
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商业运作全都围绕统治阶级的需要。
以消费活动来看，“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
四大比例严重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说明这是一种在大一统集权统治体制下才可能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军事色彩的，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
”(22)其中非生产人口指统治者和官僚。
他们的奢侈性消费“必须依赖于政治性的官僚俸禄与巨额的法外收入，亦即权力的支撑”。
(23)在统治阶级高度集权的控制下，商人更多地体现出对政权的依附性，“既要与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
(24)中国传统社会如何没有垄断？如何没有阶级？统治者极其官僚机构不但是最大的垄断者，更是劳动的侵占者，是为统治阶级。
温情的伦理，财产的均分只能在一家一族的特定利益集团内实现，不可能扩展至全社会。
2、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的分析梁漱溟得出的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结论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引出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乡村建设目标。
但他的分析暴露出了很多矛盾的地方。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矛盾感受梁漱溟所处的紧张状态。
首先，他认为当时社会的特征是“旧社会构造的崩溃”，即“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构造崩溃，社会处于无序状态。
“伦理本位”的崩溃表现为伦理社会不复存在，而“如西洋人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
“职业分立”的崩溃表现为“受教育的机会”、“名誉面子”、“财利”等在以前分配得很均匀，而现在却趋于垄断；同时因为社会无秩序，又终不能形成垄断。
“原来的循分自进之路既绝，而阶级革命之局也未成。
”(25)从政治上看，“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破坏，让中国政治无办法；中国政治无办法，让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更加崩溃。
”“所谓政治无办法，即国家权力不能建立，也即平常所说之不能统一。
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建立，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也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
”(26)从经济上看，中国农业在“巧”、“大”的外国货的压力下，“完全变成了人家市场和原料的取给地，而落于被支配地位不能自立；同时则处处要仰赖外国，离他不得了。
”(27)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为中国文化的失败。
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
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正是西洋文化的长处。
相比之下，“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
(28)究其根本，“尚不在中国与西洋相遇，我们应付不了他”，而是“在根本人生上我们有缺欠”。
于是西洋风气引起我们对固有文化、人生理想的厌弃与反抗，而“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
(29)他的这一分析可理解为，在与西洋对比中，中国暴露出了自身的短处，这短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缺欠，是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