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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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节选自《梁漱溟:儒生的一面镜子》)梁漱溟对民主,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
一方面他完全反对国粹派对西化的态度,认为中国应该补上民主这一课;另一方面,他经过乡村建设的经验,又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的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民主,无法直接移殖到中国农村,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中国农村,正如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说的:"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
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
"简而言之,梁漱溟理解的"民主",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参照系--而非"标准",而最主要的是寻求中国农村组织化而实现乡村自治。
由此,造成了梁漱溟与当时西化派的基本分歧。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引入"民主"一词,本质上是探索西方式的民主如何切入中国实际,解决中国危机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眼中的同一问题应该这样表述:如何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团体组织",以施行于中国乡村,实现乡村自治。
也就是说,梁漱溟既不像国粹派那样,以国粹反对民主,也不像西化派那样,生硬地将西方经验植入中国,他是企图以儒学"反思"民主,以民主反思中国文化。
而其体现,就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上。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
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可以说,梁漱溟一生立功立德的体现,就在于他倡导并长期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局面,正如孔雪雄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的描述:"最近,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号中,'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这实在是朝野的一种新觉悟。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喷涌而来。
在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挽救国家于水火而倾注毕生心力。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体用之辩”,各种思潮相应而生。
梁漱溟也是救国浪潮中的一员。
他曾自言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1)梁漱溟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撮合成一个焦点,从这个焦点出发构建了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而乡村建设则是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之理想的落脚点。
作为“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事实;同时,他又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个方面不可阻挡的影响,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民主”也一视同仁地纳入他的建国方案。
事实证明,这两相顾及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
失败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梁漱溟的理论中虽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错误,但他的实践是悲壮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
因为,评价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时,“‘正确’与‘错误’的批判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
”(2)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与含义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源于当时“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3),而乡村的破坏又与中国社会的崩溃分不开,它实是后者的一个突出的方面。
中国在种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
”“在这东不成、西不就得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法子相安。
浅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学术界的一位著名人物,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开拓者和传承者,更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之一。
梁漱溟一直强调农村的重要性,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同时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也蕴含着深厚的教育思想。
一、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即以培养品德高尚、有道德风范的人才为目标。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具有现实的启示,要求人们尽可能地追求中庸之道,以达到强健体魄、崇尚道德、崇拜学问及博爱平等等良好的人生境界。
因此,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他强调乡村教育的实际意义在于培养乡村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法制意识、生产劳动意识、人文底蕴和道德风范等等。
他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些方面,乡村建设运动才真正具备实际意义和生产力的提高。
二、实行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教育改革梁漱溟认为,农村青年的第一职责就是从事劳动,从小养成劳动者的素质和工作习惯,因此,实行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教育改革是乡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他主张农民不光要学习基本文化知识,还要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实际技能,培养综合素质。
同时,梁漱溟以“劳动改造人”的教育方针建议,农村学生还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动手实践,了解农业生产工作技术、管理技能及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培养包容性、以及各方面的生产力,达到以劳动为主的教育思想。
三、强调顺应当代世界的教育现实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必须顺应当代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设备,适时引进高科技教育资源,创新的方式提高青年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效。
他主张高校院校派遣优秀教师到农村去进行社会实践,学生也可以走出校门到城市进行实践学习,接触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技术科学。
综上所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涵盖的教育思想为: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实行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同时强调顺应当代世界的教育现实。
浅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梁漱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的乡村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梁漱溟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和教育成果等方面,浅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
一、梁漱溟的教育理念梁漱溟的教育理念可以概括为注重实践、尊重个性、强调道德修养和培养全面人才。
他认为,教育应当紧密结合生产劳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使之具备丰富的劳动技能和创新能力。
梁漱溟强调教育应当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使之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梁漱溟强调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道德修养和全面发展的人才,他主张教育应当是人格的培养、道德的培养、而不是技能的培养。
梁漱溟提出了“立德为先、兼济天下”的教育理念,倡导以德育为主、以学育为辅、培养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这些教育理念贯穿于梁漱溟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教育实践中。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贴近实际的教育实践方案,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绩。
梁漱溟强调注重农民的教育,提出了“以农为本”的教育理念,主张将农村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倡导将农村教育融入到农村生产、生活中去,培养农民的劳动精神和创造力。
梁漱溟提出了“劳动教育”的新理念,主张学校应当将劳动纳入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使学生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劳动。
梁漱溟还提出了以“乡村教育改革”为核心的教育实践方案,主张在农村地区建立多种类型的乡村学校,推动农村教育的多样化和综合化发展,提高农村教育的整体素质。
在梁漱溟的倡导下,乡村教育取得了一些成果。
梁漱溟的教育实践促进了农村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通过劳动教育,学生们不仅学习到了知识,更培养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增强了自己的劳动意识和创新意识,成为了有追求、有能力的青年一代。
梁漱溟乡村建设_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
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
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
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
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
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
”(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
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
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
“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
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最见成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
国民政府当局和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取经。
其成功的核心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可操作的路子,还有就是梁漱溟等人的专注精神。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核心内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
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
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
围绕这一点,形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
另外,梁漱溟还就如何贯彻其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路子,从而使其思想落到实处。
而且,在进行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吃苦致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背景: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
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
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
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梁漱溟在1931年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这些思想理论化,并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
浅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作者:张达乾来源:《学理论·下》2019年第09期摘要:乡村教育思潮是五四运动后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想潮流,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是其中的一派。
他所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主要是根治文化失调,恢复固有精神文明之理论,这在当时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构思。
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教育问题又一次引起世人关注,重温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教育;教育思想;乡农学校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9-0111-02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在改造中国农村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梁漱溟先生关于传统文化的思索和在这种思索之下形成的乡村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形成背景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出现是顺应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那时的中国内有匪霸军阀的连年混战,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加上自然灾害不断发生,造成农村经济破败不堪。
在严峻的社会现实背景下,乡村教育思想被一些教育团体和教育家积极倡导,其中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一)社会危机的加深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危机,使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社会的主题。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改变,存在于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虽被推翻,但封建的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许多有识之士为改变中国社会的悲惨命运,努力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一些民间团体和教育家主张从教育入手,并将教育普及化,将教育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建设派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发展乡村教育,通过文化复兴农村。
(二)农村经济的萧条破败我国自古就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农村及农业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篇一一、引言梁漱溟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与思想家,以他深厚的儒家底蕴,以及对社会和人民的深情关注,特别是对中国乡村的长期思考与努力,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乡村建设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至今仍对中国的农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将系统研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以及其在当代的巨大价值。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1. 对中国乡村的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是由复杂的家族、宗族、村落等组织构成的,这种社会结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
他深刻认识到农村社会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他坚信农村的改造和建设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
2. 乡村建设的理念梁漱溟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通过教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手段,推动乡村的全面发展。
他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特别重视乡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同时,他也注重乡村经济的发展,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乡村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3. 乡村建设的实践梁漱溟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还在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他创立了乡村建设运动,通过建立农村合作社、开展农村教育、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措施,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
他的实践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后来的农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1. 对农村发展的指导意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对当前的农村发展仍具有指导意义。
他的思想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综合性的发展观以及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当前农村发展所需要的重要理念。
2. 对农村教育的启示梁漱溟强调了教育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
在当今社会,教育仍然是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通过普及和提高农村教育,可以培养更多有知识、有技能、有素质的人才,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为当前的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他的思想强调了综合性的发展观,即不仅要注重经济的发展,还要注重文化的传承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
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
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
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
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
他提出了3层原因。
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
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
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
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
“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1893—1988),名焕鼎,字寿铭,早年笔名为寿民、瘦民,祖居广西桂林,后移居北京,蒙古族人。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
由于他以宋明理学作为学问根底,并倡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开拓人类新文化生命的基础,注重弘扬儒家学说乃至重建新儒家学说,故海内外学者奉之为“现代新儒家”。
梁漱溟出于世代官僚的士大夫家庭。
年13入北京顺天中学堂。
所学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理化。
在中学求学时期,追求维新派,思考社会改造与人生问题。
年18岁,时值辛亥革命爆发,遂放弃升学,到《国民报》当记者。
此年加入京津同盟会组织,后热心于“社会主义”。
23岁时发表《究元决疑论》,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赏识,决定聘请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但因他职任司法部秘书无法分身。
次年入北大任教,至1924年止,共7年。
26岁开始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
次年在北大出版《唯识述义》(第一册)。
31岁时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试办曹州第六中学高中部。
尔后投入国民革命,转而立志于乡村教育运动。
1930年在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
在河南村治学院因蒋冯中原大战而停办后,他转入山东,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
1932年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本书是他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迄止抗日战争爆发,他一直在山东邹平与菏泽县搞乡村建设实验。
1937年发表《乡村建设理论》(亦名《中国民族之前途》)。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梁漱溟作为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3年,因他在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时发表不同政见,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此后受到不公正的思想批判。
1970年他开始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至1975年完成,1984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从梁漱溟思想文化论乡村教育振兴夏广林摘 要:梁漱溟的思想文化产生于特定时代,扎根于中国本土,力求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
他提出了创建新的教育文化,重塑文化的社会组织,调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等。
这些思想对现代乡村教育振兴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有利于建设新农村文化,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培养优秀乡村人才,提高农民文化素养。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教育;乡村振兴梁漱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行动的新儒家”。
他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文化,必须融入传统儒家文化。
他认为中国当时处于危局中,农民是拯救旧中国的出路,提出乡农教育并身体力行在各地推广。
在民国一系列社会改造的历史潮流中,梁漱溟思想文化极具特色,是以提高农民素质、以儒家文化来拯救社会。
一、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梁漱溟少时接触中西方文化和西式教育,苦寻改变中国困境的方法。
梁漱溟在成年后,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根源。
旧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危机民族危机加重。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以农业农民为本的社会体系,发展农村提高农民文化,是当务之急。
而乡村社会和农村教育惨不忍睹。
他曾指出中国百年近代史,其实就是乡村破坏史。
农民生产遭到破坏,农村经济受到西方工业经济的冲击已近崩溃。
那时的掌权者通过沉重的税收剥削农民,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农民生存都成问题。
农村社会的崩溃和生产的停滞,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此外,农村教育也形同虚设。
民国主要的教育重心在城市,而农村还是私塾,并且教学的内容已跟不上时代需求。
民国政府对农村教育缺少扶持,农村教育体系将近停滞。
因此,梁漱溟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思想。
二、乡村教育思想内涵(一)创建新的教育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失调。
梁漱溟提出西方文化是源于工业文明,适合先进工业化的城市。
而中国是农业社会,此文化难以满足社会发展之需要。
纵观学习西方文化浪潮兴起之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中国文化被批判和打压,遭到严重的破坏。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摘要】梁漱溟是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乡村建设问题有着深刻的关注和思考。
在传统乡村建设方面,梁漱溟认为需要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儒家理念,以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
他也倡导现代乡村建设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提出了一系列实践性的建议。
梁漱溟的儒家理想与乡村建设密切相关,他强调乡村文化的重要性,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推动乡村建设的进步。
从梁漱溟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对乡村建设的启示和指导,他的乡村建设理念也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代乡村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通过深入研究梁漱溟的理念,可以为推动乡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儒家理想、传统、现代、乡村文化、实践、启示、现实意义、当代。
1. 引言1.1 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关注梁漱溟作为中国现代知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一直对乡村建设持有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他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
梁漱溟始终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他认为只有在乡村中才能找到最纯粹的儒家精神。
梁漱溟强调乡村的重要性,认为乡村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是文化的传承之地,是道德之源泉。
他关注乡村建设的同时也深刻关注着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希望通过乡村建设实现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使乡村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观念不仅是为了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更是为了振兴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价值观。
他认为只有通过乡村建设,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儒家理想的实现。
1.2 梁漱溟的儒家理想意义梁漱溟的儒家理想意义是深刻而广泛的。
他认为,儒家理想不仅仅是关于个人修身立德,更应该贯彻于整个社会,包括乡村。
在他看来,乡村是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的重要场所,是实践儒家理想的重要领域。
梁漱溟强调乡村应当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古朴与现代共生的空间,是一个儒家道德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结合的场所。
国学大师的梁漱溟教育思想是什么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在近代教育体系中有积极意义,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那你知道梁漱溟和他的思想吗?下面是店铺为你搜集到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国学大师梁漱溟简介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逝世于1988年,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国学大师,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中国乡村运动的实践者,有“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之称。
梁漱溟是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后来给自己取笔名梁漱溟,以后就用这个名字立行于世。
他出身于元代王族宗室,家世显赫,是个诗书礼仪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学富五车,特立独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存在。
梁漱溟的代表作有《中国人》、《做人与读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先生一生寿命很长,历经中国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活动范围极广,跟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有过接触,因此简单的梁漱溟简介实在无法概括他那波澜壮阔、曲折传奇的一生。
而且因为梁漱溟先生的研究过于深奥,今天的人们已经很少能领会他深刻思想的真谛了。
因此梁漱溟简介不过是抛砖引玉,让人们重新认识这个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人。
梁漱溟简介是对梁漱溟先生一身的高度概括,但并不是盖棺定论,因为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可以让后人不断挖掘,不断研究,总能学到有用的东西,汲取智慧的营养。
当代兴起的国学热,再次将梁漱溟先生带到大众的面前,这也许就是文化复兴的魅力。
国学大师梁漱溟教育思想梁漱溟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乡村教育的实践者,因此梁漱溟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乡村教育理论与乡村教育的实施上面。
梁漱溟教育思想非常深刻具体,首先他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教育就是一个治愚治穷的过程,中国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乡村,而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愚、穷、弱、私的问题,教育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并且克服这个劣根性。
梁漱溟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就是个乡村社会,中国的出路在乡村,因为要救中国就要从改良中国乡村教育做起。
浅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梁漱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涉及到农业、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思想更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下面就从教育的角度来分析论述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育思想。
一、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念梁漱溟认为,“教育是国家民族复兴的根本”,而乡村教育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提倡的乡村教育观注重“以人为本”、“以乡村为家”,强调教育与乡村发展的有机结合,既重视知识教育,又注重品德教育和技能培养。
他认为,乡村青年素质的提高和培养,是实现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关键。
1. 在教育内容上:梁漱溟注重素质教育,主张把知识、能力、态度、价值观等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全面发展。
他的教育方法以实践为主,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同时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2. 在教育机构上:梁漱溟提倡建立“乡村人才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乡村职业技术学校”,以培养农村青年的职业能力为主,同时注重品德教育和文化传承。
他认为,通过培养乡村青年的职业能力,可以帮助他们在家乡创业,发挥自己的价值。
3. 在教育投入上:梁漱溟认为,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投入,需要政府、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合力支持。
他提倡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投入政策,同时倡导社会爱心捐助和家庭教育共同支持乡村教育事业。
1. 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
发展教育必须把乡村教育作为重点,注重农民的素质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推动乡村振兴。
2. 以人为本,关注乡村青年的全面提升。
乡村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传授,还要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和品德教育,从而帮助乡村青年实现自我价值。
3. 政府财政支持是保障乡村教育的基础,同时也需要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支持。
政府需要适度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同时可以鼓励社会资金和家庭支持。
总之,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强调实践、注重全面发展、关注乡村青年的生命价值,对于我们今天进行乡村振兴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思考价值。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喷涌而来。
在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挽救国家于水火而倾注毕生心力。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体用之辩”,各种思潮相应而生。
梁漱溟也是救国浪潮中的一员。
他曾自言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1)梁漱溟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撮合成一个焦点,从这个焦点出发构建了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而乡村建设则是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之理想的落脚点。
作为“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事实;同时,他又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个方面不可阻挡的影响,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民主”也一视同仁地纳入他的建国方案。
事实证明,这两相顾及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
失败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梁漱溟的理论中虽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错误,但他的实践是悲壮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
因为,评价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时,“‘正确’与‘错误’的批判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
”(2)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与含义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源于当时“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3),而乡村的破坏又与中国社会的崩溃分不开,它实是后者的一个突出的方面。
中国在种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
”“在这东不成、西不就得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法子相安。
”(4)中国社会又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5)梁漱溟的确看到了中国社会崩溃、乡村破坏这一事实。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
(6)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社会动荡不安。
另一方面,在各种苛捐杂税,天灾人祸以及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压力下,农民负担日重,农村经济日趋破产。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虽抓住了时代主题,但他却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将原因归结为外部文化的冲击。
他认为西洋风气启发了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厌弃与反抗,“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
(7)他的这一观点将在下文中分析。
总之,乡村破坏的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疗救的注意,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非暴力的建设的方法,以“立”为“破”。
挽救乡村虽是梁漱溟的出发点,但他的乡村建设却志在全国。
尽管他本人也曾多次说过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可事实上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8)“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只积极建设的运动。
”(9)二、乡村建设运动的依据——对中国的分析那么,是什么使梁漱溟为中国社会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呢?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他自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分析与认识是他乡村建设理论的根基。
在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他的文化哲学思想贯穿始终。
1、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一言以蔽之:中国特殊论。
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
有关“伦理本位”,梁漱溟解释说:“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升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
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10)与西方社会集团生活引发纪律、法律相应,中国的家庭伦理关系并不止于家庭,它推及于社会,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
因此,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
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
(11)在政治方面,“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
”(12)“职业分立”是与“阶级对立”相对的概念。
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
他对阶级对立的形成解释为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分属两部分人。
中国因为“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遗产均分”、无先进的生产工具,以及流官制等因素,无法形成垄断而没有阶级产生。
士人、农、工、商并列四民,各司其职。
“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
”(13)接着,梁漱溟从中国的特殊性推出中国“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首先,伦理本位可以使人“彼此礼让,力求相安”,政治、经济关系一律化为家庭关系,因此不会导致革命性的“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
其次,“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而缺乏阶级之分野;乃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
” (14)没有阶级就没有阶级矛盾,就没有阶级对抗。
士、农、工、商都需“向里用力”,通过求诸己来解决各自的问题。
“在这个社会里大体上人人机会平等,各有前途可求,故无革命。
” (15)梁漱溟所得出的中国的特征基本上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性质,全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
在他眼里,中国“有社会而无国家”。
虽然他始终都只强调中国的社会特征,但他并不能回避对中国国家性质的定位。
因此,他说“中国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故“一个统治者其势孤弱无力”(16),“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礼俗。
” (17)而“教化”、“礼俗”的根本在于“自力”,“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
无论从“伦理本位”,还是从“职业分立”出发,自我约束、个人努力都是必然的要求和结果。
所谓“周期的乱”都是自“人心放肆而起”,向外用力,悖乎治道。
最终,他还是把中国的国家性质归于伦理学范畴了。
以上就是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
其中虽有许多精辟的地方,单在根子上有很大偏误。
他的分析在逻辑上虽自圆其说,实为缺乏历史实证。
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靠的远不是“伦理”、“自力”。
历史上的统治者并非孤家寡人,“中国帝制的长期存在,与发达的官僚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18)“皇帝以‘全国’或‘全体国民’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于‘国家’,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都被‘权力化’,全部‘官僚’都是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
”(19)所有的伦理、教化、礼俗都是被利用了的儒家规范,用以加强皇权。
官僚特权阶层在恪守为臣之道的前提下,与皇帝施行利益分享原则。
皇帝的权力来源于自从部族时代就已在人们心里沉淀的对“君父”的崇拜。
官僚则根据职官俸禄制获取利益。
梁漱溟所说的“土地自由买卖”实为利益分享的另一种形式。
土地的自由买卖是一回事,能否人人都有资格参与达到“人人得而有之”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参与土地买卖的都是官僚、地主。
“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认可”,(20)但中央集权出于安抚各级权力的需要,只能默许土地买卖和有限的俸禄制互补。
尽管如此,兼并之势往往难以遏止,官僚及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不断上升,危及皇权,导致中央集权把危机转嫁给农民,对农民进行残酷盘剥。
即使是拥有田产的自耕农也难逃一劫。
名义上,他们有自己的田产,事实上,他们的劳动成果都被朝廷横征暴敛去了。
仅以明朝《海瑞集》为例,其中所记自耕农负担的税项就不下几十条(21)。
他们一旦被榨干,就不可避免的爆发农民起义。
这个时候还如何让他们“向里用力”,“自责克己”?再说商人。
在梁漱溟眼里,商人也是能自奔前程的群体。
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商业运作全都围绕统治阶级的需要。
以消费活动来看,“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
四大比例严重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说明这是一种在大一统集权统治体制下才可能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军事色彩的,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
”(22)其中非生产人口指统治者和官僚。
他们的奢侈性消费“必须依赖于政治性的官僚俸禄与巨额的法外收入,亦即权力的支撑”。
(23)在统治阶级高度集权的控制下,商人更多地体现出对政权的依附性,“既要与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
(24)中国传统社会如何没有垄断?如何没有阶级?统治者极其官僚机构不但是最大的垄断者,更是劳动的侵占者,是为统治阶级。
温情的伦理,财产的均分只能在一家一族的特定利益集团内实现,不可能扩展至全社会。
2、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的分析梁漱溟得出的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结论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引出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乡村建设目标。
但他的分析暴露出了很多矛盾的地方。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矛盾感受梁漱溟所处的紧张状态。
首先,他认为当时社会的特征是“旧社会构造的崩溃”,即“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构造崩溃,社会处于无序状态。
“伦理本位”的崩溃表现为伦理社会不复存在,而“如西洋人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
“职业分立”的崩溃表现为“受教育的机会”、“名誉面子”、“财利”等在以前分配得很均匀,而现在却趋于垄断;同时因为社会无秩序,又终不能形成垄断。
“原来的循分自进之路既绝,而阶级革命之局也未成。
”(25)从政治上看,“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破坏,让中国政治无办法;中国政治无办法,让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更加崩溃。
”“所谓政治无办法,即国家权力不能建立,也即平常所说之不能统一。
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建立,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也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
”(26)从经济上看,中国农业在“巧”、“大”的外国货的压力下,“完全变成了人家市场和原料的取给地,而落于被支配地位不能自立;同时则处处要仰赖外国,离他不得了。
”(27)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为中国文化的失败。
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
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正是西洋文化的长处。
相比之下,“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
(28)究其根本,“尚不在中国与西洋相遇,我们应付不了他”,而是“在根本人生上我们有缺欠”。
于是西洋风气引起我们对固有文化、人生理想的厌弃与反抗,而“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
(29)他的这一分析可理解为,在与西洋对比中,中国暴露出了自身的短处,这短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缺欠,是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