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当年究竟有多腐败
- 格式:doc
- 大小:80.00 KB
- 文档页数:7
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原因分析生物科学三班第三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以及美国的支持,发动了旨在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内战。
但是,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就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被彻底打败,并于1949年12月退守台湾,结束了在大陆22年的统治。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为什么迅速走向崩溃?国民党之所以会败得如此彻底,主要是其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战乱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对和平、安定的追求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潮流。
抗日战争胜利后,实现国内和平的曙光初现,人民迫切希望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新中国。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发动了全面内战,将自己推到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对国民党当局已经不抱幻想。
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是它走向失败的又一原因。
国民党的政治可以说是蒋介石一人的政治,他是最终的决策者,一旦他作了决策,不管你是军事专家、经济专家还是外交专家一概没有说话的余地。
而且,下面的人也并没有团结在他的周围。
党内派系林立,纷争不断,贪污成风;地方割据势力长期与中央对抗,严重削弱南京政权的统治效能。
二、经济上的腐败和混乱加剧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通货膨胀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人民的生活急剧恶化,工商业活动遭受了灭顶之灾,农业也遭到严重破坏。
农民被迫放弃耕作,背井离乡,甚至在死亡的威胁下,许多人走上了抗争的道路。
我们都知道战争打的就是钱,所以经济的崩溃也加速了国民党的军事失败。
三、军事上溃败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在军事上,蒋介石名义上是最高指挥。
但事实上国民党军队内却是多头指挥,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甚至是相互拆台,试问这样的一支军队又怎能取得胜利呢?诚如电视剧《亮剑》中所说过的一句话:国民党作战指挥部发出的命令大多是天才制定的,但却交给了蠢材去执行。
国民党反腐败为何越反越腐败广泛的世界经验表明,腐败的发生率和反腐败的难度与不同的政体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民主政府的腐败程度比专制独裁政府的腐败程度要轻,惩治腐败也更为有效。
国民党自掌权以后,从既得利益出发,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不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尤其不能容忍共产党存在。
作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则大权独揽,实行个人专权独裁,这是国民党反腐败越反越腐最根本的原因。
首先。
专制独裁是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
在专制政体下,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当权者可以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视小民如草芥,徇私舞弊成为痼疾。
专制制度不铲除,腐败就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专制独裁体制下,官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由上级任命,这就必然导致任人唯亲,甚至公开卖官鬻爵。
既然官位可以自由买卖,做官者上任后便会以投资做生意的心理来敛钱,自然就会无任何廉耻可言。
其次。
在一党专政体制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漠视甚至践踏人民的利益。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如同一个公司,他就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党员就是股东。
股东希望分红利,党员自然希望获得权力。
蒋介石拼命向国民党员和党的干部灌输这种以党为公司而谋取私利的思想,鼓励他们为一党一己的私利而奋斗。
这就必然导致国民党腐败进一步加I。
第三。
在专制独裁体制下,反腐败成功的关键主要是靠最高领导人的道德素养和领导魅力。
而不是依靠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手段来防范和清除领导层的腐化问题。
因此,领导人身体力行,自身带头廉洁非常重要。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示范效应,带动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反之,如果最高领导人自身走向腐败,或者纵容自己的亲属子女胡作非为,就不能严格要求下级官员,反腐败努力自然就会归于失败。
从表面上看,作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其个人生活是相当简朴的。
他不抽烟,不喝酒,日常养生之道是白开水一杯。
光从生活小节来看,他似乎并不腐败,甚至可说是很廉洁的。
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不仅腐败,而且是国民党中最大的腐败者。
【大历史】国民党腐败知多少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纪念日,中共执政大陆已经第65年个年头。
几十年前,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因治理不力丧失大陆政权。
如今回顾那段历史,警示作用依然明显。
<各级党部势力薄弱>1927年4月,国民党员约有60万,经血腥“清党”后,1928年3月降为22万,之后又有所回升。
1935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990;而1958年,同样建政8年有余的中共,其党员与全国人口比例为1:52。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其“党力”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
1939年,受到抗日战争冲击,国民党组织濒临崩溃,遂开始大规模吸收新党员。
至1945年,国民党员已增至264万人。
但党员数量暴增是以党员素质的暴跌为代价。
这一时期滥竽充数者极多,据统计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
<裙带盛行腐败严重>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党政分开原则。
不让党人垄断政府,固然是好,但国民政府精心设计的用人制度“考试院”,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政务官不归其任命,事务官也不归其选拔。
政府各机关用人多靠裙带关系。
裙带之风盛行,卖官鬻爵现象普遍,随之而来的就是贪腐。
当时,河南安阳县县长被告发,省主席刘峙提讯,指责其贪污应该治罪。
该县长却称“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1944年山西治贪期间,几个月的时间里,山西10多个县检举出1000多件贪污案子。
基层贪腐之普遍可见一斑。
<走私索贿军中泛滥>抗战开始,经国民党允许,军队纷纷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投入经商,但目的却从改善官兵生活变成纯粹地牟利。
与军队经商相生,以香烟、鸦片、水银、矿砂为主的大宗货物走私现象不断涌现,严重扰乱地方经济秩序。
“吃空额”是历来军队的顽疾。
军队一个师一般只有六七千人,但领军饷时都报足额1万人。
索要贿赂同样横行,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也必须向上级官员和兵站行贿才能得到补充。
“如果没有贿赂,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
极度腐败断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前途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
当时的国民政府于第二天下令举国庆祝三天。
北平城里的广大干部群众蹦着高地庆祝,感慨天亮了,感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好好做人过日子了。
但北平城里的群众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迎来的一场经济大浩劫。
北平作为沦陷区,日本投降后,急需建立起新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管理结构,自然就需要大批素质高、道德水平高的干部人才。
这批国民党干部给北平的人民群众留下的是一段穷困潦倒的生活境遇,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大笑话。
作家张恨水因此而写了一本书,叫《五子登科》,内容大致是讲国民党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如何与民争利,腐败丑陋,五子是讲,这些国民党干部嘴上跟着蒋介石先生讲“礼、义、廉、耻”,在大会小会上讲三民主义,而在生活中却完全放弃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竭力地追求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这“五子”,另一说是房子、车子、女子、票子和(金)条子。
总之,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利用一切机会臵房产、购洋车、包二奶等等,利用手中的权利尽一切可能获得个人利益。
“五子登科”成为众多领导们相互追逐、争夺的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
接收敌伪资产当然是最好的生财手段,这些国民党领导干部各显神通,四处接受,除了北平,上海,武汉,南京一下子雨后春笋般地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他们穿着各式各样让老百姓眼花缭乱的制服,戴着大沿帽,揣着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两个枪兵。
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
有的一张门扇上贴著10多个封倏,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先是金银现钞,接著是贵重物品,後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
劫收多少,一靠先下手为强,二凭人多枪多后台硬。
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接收”被老百姓称呼为“劫收”。
南满铁路在沈阳房产1千2百栋,最後只剩下两栋。
武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后,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
长沙和岳阳有3千4百多辆汽车和100多吨汽车零件,10多个劫收单住抢红了眼,势均力敌,算是没有被劫分。
国民党有多腐败南京中上级人员每晚白吃酒宴>1948年3月29日,古都金陵寒意未消,原本冷清的国府路(今长江路)上张灯结彩、好不热闹。
——“行宪国大”于一片吵闹声中在国民大会堂匆匆开幕了。
开幕式上,“国大”代表仅有1697人到场出席,略超过应出席代表总额3045人的半数“国民大会”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吹嘘,这次大会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强调“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不应“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
似乎颇有一番还政于民的诚意。
其实,蒋介石十分心虚,惟恐出席的“国大”代表再在会议中制造事端。
所以早在开会前,他就布置中常会于3月3日通过了一个《国民大会党团组织办法》,规定,凡参加国民大会的每一基层选举单位只要有党团员30人者得组织党团干事会,在中央则成立由陈立夫控制的党团指导委员会。
这两级临时机构要求党团员在开会期间:(一)切实执行命令;(二)为党服务,任劳任怨;(三)牺牲小我,服从决议;(四)捐弃成见,共同奋斗。
党团指导委员会如发现党团干事或党团员言论行动有逾越党团规定之范围,而使本主张遭受失败者,得视情节轻重,报请中央议处。
以此达到全党在“国民大会”期间团结意志,齐一步骤之目的。
南京国民政府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自以为在会议中建立了党团组织便可顺利地贯彻其意志了,可事出意料,当他在开会词中强调此次“国民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之后,代表们的意见却与之相左。
绝大多数代表对蒋的开幕词和《国民大会议事规则》不满意,认为“大会职权太嫌空洞”,强烈要求扩大国大职权,“对于当前时局及政府施政方针,应有广泛之检讨。
”起码也应使“国大”有“顾问国是”之责。
此项建议以绝对多数赞同而获通过。
于是,会议自9日起,即安排政府各部门的施政报告和代表发言。
从4月9日至14日,分别由蒋介石、白崇禧、俞鸿钧、王世杰、张厉生、朱家骅、谷正纲作施政报告和财政、经济、交通、粮政、外交、内政等方面的具体报告。
1947-194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国民党突然崩溃【导读】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一、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有一个清单。
正值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
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而那时毛泽东主席兜里也有个清单,是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
其实,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地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只能是算上民兵了。
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
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
近年来我到台湾访问,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二、在一场战争里,军人们拥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
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继反政,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从国民党的垮台看腐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大陆22年,腐败无疑是其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身居国民党高层各个要职,又通过联姻等方式互通互谋,国民之命脉——铁路,矿业,银行,交通,军工都在他们掌控之中。
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是贪婪的。
南京国民政府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将皇帝的家天下变成了“委员长”的“蒋”天下,人民只有被鱼肉进而揭竿而起。
四大家族通过发行公债、通货膨胀、统购统销、增加捐赋等手段大肆掠夺人民财富,进行自己的财富积累。
统治者为自身利益而损坏大众利益,这就是腐败。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这是古代君王对君民关系的经典阐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当官员的狂妄与嚣张达到一定程度时,百姓的愤懑将冲破最后一道防线。
历数中国各朝各代,盛极而衰,否极泰来,亡国的原因无非是君王或昏庸或暴戾,致使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至此乱世英雄霸剑天下。
腐败是南京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深入的研究南京政府的腐败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
蒋介石面对败退台湾的现实,他总结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种种原因: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贡献于革命大业;第四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他认识到了是国民党的腐朽性导致了它的垮台,但他更认识到这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
蒋介石的总结,是以现象掩盖本质。
最终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或者是归咎于李宗仁的动摇犹豫,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人心向背往往是战争胜负的前提。
国民党统治丧失人心,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九一八”事变以来,顽固地推行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抗战初期,国民党还算是努力,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在饱受长期战乱之后特别渴望和平。
可偏偏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和谈阴谋破产后,不惜诉诸战争,人心失尽。
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大革命失败后,创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敌后,广泛发动、宣传、组织民众,深得民心。
国民党如何输掉民心摘要:关键词: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败退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就此结束。
1949年10月1日,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
而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却是个悲剧的时刻。
荀况《荀子.王制》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
”这被唐太宗李世民引为治国爱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训。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解放战争这场争斗,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水”力量的强大。
有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认为解放战争,蒋介石败在毛泽东之手太神化了。
全副美式最新武装的430万国民党军,竟然会被毛泽东120万解放军拿着从日本手中缴获的三八大盖步枪打垮。
其实,毛泽东能打垮蒋介石是必然的。
很多专家学者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时会说,这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那么人民缘何选择了共产党,而抛弃了国民党。
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是如何失去民心,最后只能仓皇赴台呢?一、发动内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中共、各民主派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确定了和平建国方针,使国民党的政治声誉一度又有所恢复,但政协协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又制造了一系列反政协反民主的事件并通过六届二中全会全面撕毁了代表人民和平民主意愿和政协协议。
不久,又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反对,片面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
国民党的这些反民主的倒行逆施是人们看清了其专制独裁的真面目。
而中国共产党却以和平民主的诚意,赢得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拥护。
面对中共力量的迅速扩大,自恃有美国撑腰的蒋介石,遂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把长期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人民再次推入内战的火海,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
国民党蒋介石这种公然践踏人民公意的罪恶行径,进一步把自己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连一向对他抱有幻想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放弃了对他的支持。
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包括国统区各界群众参加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形成反对美蒋的第二条战线。
万方数据来问情况总是迟一些才答复。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额外收入。
由于当时重庆市内的通信线路经常被炸,群众对敌机轰炸的情况不容易了解,中央大学等一些团体便在重庆发起创设有线广播,专供传递空袭情况所用。
这本是一件好事。
很受群众欢迎。
但这件事从1940年计划起,至抗战胜利止,也一直没有搞成。
原因是大家都争建有线广播的经手权,协调不一致而拖延下来。
最后,这一工程被重庆防空司令部争到了,经费第一期就是14万元。
但防空司令部拿到这笔钱不是马上动手开干,而是拿去经商,到万县去买烟叶,卖给重庆烟草工厂。
他们借口首先要解决技术问题和器材问题,就这样一再拖延,最后还是说器材问题无法解决而中止进行。
当时,技术和器材是有些困难。
交通部拥有一部分技术力量和器材,但因经费不由他们支配,他们就不肯拿出来。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有制造器材的设备,但借口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也不同意给重庆防空制造器材。
而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人就正好以此为借口长期占用资金做生意。
同时,负责电讯工作的人也反对有线广播的建设,因为这样一来。
所有额外津贴都有被取消的可能。
后来防空司令部勉强买了一些器材做了一些初步试验,但因没有诚心去搞,最后还是作罢。
大隧道惨案不忙救人忙敛财著名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夜。
当时重庆防空警报的发布和解除,都要有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执行。
胡伯翰一向刚愎自用,有几次他判断敌机不会飞临重庆上空,居然猜中了,为此他十分自信,谁也不敢和他争论。
这次敌机是采取所谓“疲劳轰炸”的策略,即以三五架飞机一队轮番不断进入重庆上空。
根据这种情况,应在敌机未临空时解除一下警报,让群众出洞换换空气。
当时大家几次建议解除警报,但都遭到胡伯翰的反驳,未被采纳。
大隧道内向防空司令部反映洞内空气不良的电话有4次之多,胡伯翰只下令努力维持秩序,不许群众乱动。
最后,群众因为空气稀薄迫不得已争相向洞外逃跑,胡伯翰这才下令解除紧急警报,但仍保持一般空袭警报状态。
国民党当年究竟有多腐败世人皆知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异常腐败。
但对其具体如何腐败,却往往不甚了解。
本期专题,拟从党、政、军三个方面,对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腐败做一个立体化的介绍。
2012-11-26 第90期杨天石: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党:地方各级党部无实权、没有钱、不管事如果把“腐败”限定为狭义的“贪腐”,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其地方各级党部力量异常薄弱、地位异常低下,其实并不具备大规模“贪腐”的条件;但若把“腐败”的定义扩大到“不作为”、“反作为”的程度,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其地方各级党部几乎毫无作为,可以说是非常“腐败”的。
1939年前:党员数量很少,地方党部“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当地任何政务”虽然国民党于1927年开启“训政”,自命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但其党员数量,却并未因其对政权的掌控而高速膨胀。
就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数量而言,1927年4月的统计数据是约60万;稍后经血腥“清党”,1928年3月的统计数据是约22万,到1937年1月的数据统计,仍不过是52万余人。
1935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990;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是,1958年,同样建政8年有余的中共,其党员与全国人口比例为1:52。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其“党力”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
地方党部建设层面的数据也能说明国民党“党力”之薄弱——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了7个年头,但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只有不足17%的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
直到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连正式的省党部都没能建立起来;其余如山西省党部受阎锡山排挤,直到抗战中期才恢复;山东省党部被韩复榘迫入地下活动,直到韩被处死才得以恢复;东北、华北地区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活动则几乎销声匿迹;两广地区党务,则在桂系及胡汉民等人的操控下自成体系,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
至于县以下的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见不到国民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身影。
这样的数据,除了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党力”非常薄弱,国民党对民众严重缺乏吸引力之外,从腐败问题的角度,还说明国民政府在“党”这个层面,“腐败能力”相当有限。
党政分开原则,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在“党”的层面的“腐败能力”。
按照国民党训政制度设计者胡汉民的理念,“党部断断不能干预行政。
因为干预行政,政府、党部就变成了双重衙门。
党部的责任只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以辅佐政府之不及。
”在1928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也明令“党员党部决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
这种党、政分工非常特别,譬如地方自治,按上述分工,办理地方自治的具体事务,是政府的工作;宣传鼓动、使人民懂得自治的道理,则是党部的责任。
换句话说,各级党部应该充当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而不应该成为“衙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地方基层党部连招牌都不许悬挂,以免给民众造成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的坏印象;各级党务人员也都不算公务员。
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很难合拍,胡、蒋诸人希望各级党部远离行政权力,但党务人员却没有深入到底层民众中去的觉悟,而是只想着与政府抢夺地方行政权力,蒋、胡等人的理想最终沦为幻想。
自国民党1927年执政以来,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至于蒋介石沉痛感叹:“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但至少在国民党中央这个层面,针对地方党政纠纷而谴责的对象,往往是地方党部。
故而,在行政权的争夺上,至晚到1931年,地方党部已不敌地方政府而最终败下阵来。
到1934年,已有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愤怒声讨“一党训政”的有名无实:“岂知三数年来,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
”从薪俸数据上也不难看出地方党部的地位之低下,抗战爆发前,一个省政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外加办公补贴,可实得一两千元,而一个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则仅有150元,办公补贴则近乎为零;一个县长的月薪为250-300元,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则只有40元。
抗战爆发后,待遇悬殊有增无减,如1941年,云南省政府委员的月薪为560元,而省党部委员会的月薪,仅170元。
以至于“县党部的委员,天天相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社会上亦流传“学而优则仕,学而不忧则党”的说法。
权力悬殊、待遇悬殊,人员编制自然也很悬殊,40年代一个省政府的员额编制多达五六千人,而一个省党部则一般只有数十人,多者亦不过百余人。
[详细]1939年后:党员数量暴增,党员素质暴跌,地方党部依旧很穷,地位依旧低下据1939年的统计数据,战前的52万普通党员,因战争的冲击,已只剩下28万余人(1940年,中共已有40万党员)。
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党组织,国民党决定开始大规模吸收新党员。
1939-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平均以每年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至1945年,已增至264万人之多。
同时,其组织建设也得以强化,据国民党中组部的统计,到1945年底,全国29个省都建立了国民党的正式省党部,县级党部从1939年的1128个增长到1992个;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增长到9397个;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长到78681个。
换句话说,此一时期,国民党的党组织触角,貌似已经大规模地深入到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
但也仅仅是“貌似”。
国民党党组织的延伸,依赖于党员数量的暴增;但党员数量的暴增,实际上是以党员素质的暴跌为代价的。
此一时期,国民党中组部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数量指标,如1940年给后方18省的征收指标是178万新党员,但到上半年结束,18省仅征收到14万人。
如此高指标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各种不择手段的滥竽充数。
中央稍好一些,如蒋介石1939年训令全国所有公务员一年内必须集体入党,否则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到了地方,则是各种手段五花八门,如邢台以发粮食为饵引诱穷人入党导致某些地方全村都是国民党;直接拿保甲长的花名册填写上报、把学生年龄增加10岁集体入党、甚至直接闭门捏造名单上报,在当时都是极普遍的现象;以至于许多人直到49年后才知道自己入了国民党,才不知道自己成了国民党基层党组织的干部。
更荒唐的是,扩张到最后,连国民党中组部也搞不清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了,1942年中组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结果被人告发周根本不是国民党党员;1946 年国民党中央郑重决定“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决议下发后,中组部却发现宗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党员。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1945年所谓的264万国民党党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正如1946年湖南的一位国民党代表公开抨击的那样:“近年来,下级党部吸收新党员,每因限于上峰规定之数目必须如期征到,往往浮缴广收,滥竽充数,结果腐化分子得以趁机潜入,不仅对党毫无贡献,反使社会优秀分子以加入本党为耻。
”而各级地方党部依旧留不住真正的人才;依旧非常穷——某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的区分部每月经费,则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依旧地位非常低下;依旧毫无组织能力,“号称数百万党员,……但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决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联系”,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
[详细]政:用人全靠裙带,官吏普遍贪腐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号称“一党训政”,但如前所述,“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
较之“党”层面的“无力腐败”,政府层面的腐败,自始至终都异常凶猛。
用人“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1939年以前,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始终不占主导地位。
如1929年,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是36.3%;1933年只有22%。
再如1929年,南京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0.9%;1930年上海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7.2%;同年,江苏吴县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比例仅8.8%。
1939年,因中央机关公务员被蒋介石一纸命令强制集体入党,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提升到45%,1941年又升至64.4%,但这些高数据显然没有什么意义,国民党党员自始至终未能控制各级政府;而且越到基层,其控制力越弱。
即便是县长这般重要的地方一把手,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也不算太高,193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湖南各县县长只有49.3%是国民党党员,湖北各县县长是国民党党员者也不过61.4%。
党员无力垄断政府内部的各级政治资源,与国民政府的用人制度密切相关。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曾抱怨说“党人只能办党而不入政途,已属畸形”,而蒋介石则多次批评党内同志“不应专为猎取政府中的高位”。
不让党人垄断政府,固然是好,但国民政府精心设计的用人制度——考试院——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政务官不归其任命,事务官也不归其选拔。
前者控制在蒋介石个人手中,后者则控制于各部门和各机关的主管之手。
政府各机关的用人,完全靠裙带关系。
1936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对此有切身体验:“院中大小官员的任免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
尽管在考试院的督导下,实行着一种考试制度,单大小官职都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替补的,要有也只限于那些比较低微的职衔。
……考试院对任何人推荐的任命极少否决过。
”这样一种用人环境下,主管官员一旦卸任,新人上任,下属官员也必然随之大换血,“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
裙带之风盛行,卖官鬻爵也随之而来。
据《唐纵日记》记载,1932年河南省安阳县县长舞弊被民众告发。
省主席刘峙提讯,指责其贪污应该治罪。
县长回答:“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并取出其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收条一纸呈上。
刘峙问张“有无此事?”张说“姨太太手中有账可查”。
刘亦无奈。
此类事件,当时可谓比比皆是。
[详细]政府官吏普遍贪腐,蒋介石“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国民政府官员的腐化,是从1927年建政开始的。
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1928年观察到:“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
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按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
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
”1930年,《大公报》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可见此一时期,国民政府官员的贪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愤了。
到1944年,国民党人赵和亭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说:“山西十几个县里从一月检举,就查出一千多件贪污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