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2)

2006年5月清史研究May12006　第2期Studies in Q ing H ist ory No12　灾害・环境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余新忠[摘要]本文以清代江南为研究对象,从与当时的民生密切相关而且在近代变迁过程中比较受到关注的环境与用水卫生等方面入手,初步考察了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

认为在传统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关于公共卫生的立法,但在地方官府和社会的层面上,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多有存在,大致可以保持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

嘉道以降,随着江南自身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众多士人针对旧有卫生体系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度,制订日常巡查惩罚条令,即直接以公共和国家的权力介入卫生的经常性管理,从而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

[关键词]江南　卫生观念　卫生行为[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6)-02-0012-15 An I n iti a l Study of San it a ti on Concepts and Behav i or i n J i a ngnan dur i n g the Q i n g D yna styand The i r V i c issitudes i n M odern T i m esThe hist ory of sanitati on in China,es pecially in p re-modern ti m es,has been funda mentally neglected1Based on Q ing dynasty J iangnan,this article undertakes an initial study of sanitary concep ts and behavi or and their variati ons fr om modern p ractices1Fr om the pers pective of the envir on ment,water sanitati on and other as pects of sanitati on that i m p inged on every2 day life when compared t o modern sanitati on many scholars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Q ing public health legislati on was inad2 equate on a nati onal scale1However,at the regi onal and l ocal levels concep ts and behavi or concerning public health,which balanced the natural and s ocial ecol ogies,did exist1Fr om the reigns of the J iaqing and Daoguang e mper ors,al ong with changes in the s ocial envir on ment and intrusi on of W estern civilizati on,sanitary concep ts and p ractices in J iangnan under2 went a series of changes1Nu mer ous intellectuals,considering the shortcom ings of the existing sanitary system,felt the ne2 cessity t o intr oduce expert ad m inistrative organizati on and syste m s including daily ins pecti ons,fines,and regulati ons1A s a consequence health services were transf or med int o syste m ic and organized official instituti ons1 当今社会,一个国家的卫生状况与卫生体制的完善程度,显然已成为衡量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同样在现代历史研究中,近代卫生机制的发展状况也早已被视为一个国家和社会近代化程度的重要坐标之一。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一)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方志、文集、笔记、医书和现代资料汇编等资料，对咸同之际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疫之时空分布、瘟疫种类以及原因和影响做了探索。

指出，这场大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

它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

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

战争是这次瘟疫大规模爆发流行最关键的原因，可以说战争导致了瘟疫。

同时，瘟疫也可能对战争的具体进程产生一定影响。

不论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认识这场战争，立足于瘟疫这一特殊的灾难，我们确实看到了战争给当时社会造成的种种惨剧，对此，无论如何都是不应忽视或视而不见的。

关键词：咸同之际太平天国江南瘟疫战争一、引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较长时期以来，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极大的关注，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对这次起义的背景、经过、失败原因、影响和意义以及领导人、革命纲领、统治思想和战略得失等等，都作了大量细致的考证和研究1]。

不过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在强烈的革命和反帝理念指导下展开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中丰富的社会史内容有所舍弃和忽略。

比如咸同之际，在太平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苏浙皖地区爆发的那场规模罕见的瘟疫，就很少为人提及。

这与疾病、医疗这样直接关乎生命的论题过去却一直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相一致的。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渐趋兴盛2]和国内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新认识，史学界对这一事件也开始有所注意。

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中，较多地著录了这次疫灾的有关史料3]。

似乎主要是利用了这些资料，谢高潮于1996年发表第一篇专论这次瘟疫的论文《浅谈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4]。

其后，张剑光在《三千年疫情》一书中列“咸丰苏浙皖战场疫疾”和“同治初年全国性特大疫灾”两目，专门谈论这一疫情5]。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书评此书是余新忠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优点：所以绪论部分很好的展示了学术研究应该有的规范。

从“选题缘起”、“概念界说”到“研究思路”、“学术史回顾”再到“资料说明”，作者将应该提到的学术研究范围都做了介绍。

比如，“概念界说”方面要好于梁其姿的《教化与施善》。

由于中国传统对于疾病的称呼不同于现代西方医学认识，而作者正是以现代医学概念作为表达，所以要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

可以说，他的绪论部分的研究规范值得我们学习。

按照作者在序言中的介绍，他想通过对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作为切入口，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一个国家--社会范式研究），但就这方面他做的不如梁其姿。

这可能就是他的的局限部分。

梁其姿在序言中也提到，即资料零散和不足，作者“即使选择了资料比较丰富的江南地区，但仍需要以迂回的方式解释某些现象以弥补不足”。

这其实牵涉到了可信度的问题，在阅读整本书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切入点新颖，耐人深思，但在论述的过程中比较单薄。

资料不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整本书的论述与作者在绪论中提到的研究思路有所偏差。

按照作者的论述，他不同于以往的医学史研究或历史研究正是其对“瘟疫下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中国近代化特质的分析”，但通篇阅读下来，作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前四章都是在论述清代江南的瘟疫情况及种类等等，而且关于江南生态背景单列为一章是不是会不合适？在论述习俗因素影响江南地区卫生环境时，举得例子居然是建国之后，张国高的观察；但并不能否认作者的劳动成果，作者对于瘟疫的研究应该有开创式的意义。

介绍瘟疫及其防预和治疗比较充分，为以后研究此方面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但与作者的写作初衷并不相符。

最后关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是在结论部分提到的（国家将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制度化并不是冲突，可能是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要以合作和互补的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认识它们的互动），在文中并没有很好的展开。

关于江南瘟疫与社会互动方面，介绍“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的时候提到了“驱避疫鬼”，提到通过符咒和祈禳；到了后面关于“病家”对待疾病的态度又一次提到了祈禳，而且他关于江南瘟疫与社会之互动。

谈“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观念的由来及其演变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这一观念在中古时期非常盛行，当时人们普遍对南方的生存环境心存畏惧。

对于这种观念的形成，萧璠先生曾经从南方的地理条件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加以解释。

而于赓哲先生认为，中古时期南方风土恶名主要体现了北方主流文化圈对南方的想象与偏见，所谓“南土卑湿”不仅是地理环境问题、疾病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本文拟对“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由来及其演变做一解读，以期有助于对这一观念的正确理解。

一、“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观念的由来古代江南的概念复杂而多变。

在司马迁的时代，江南可以泛指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

《史记·秦本纪》载: 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

同书《秦楚之际月表》载:秦亡后，义帝“徙都江南郴”，郴即今湖南郴州，已接近南岭。

《绛侯周勃世家》载: 吴楚七国之乱失败后，吴王刘濞败走，“保于江南丹徒”，丹徒在今江苏南部。

长江中下游江以南地区地势低平，雨量丰沛，河湖密布，素来有“水乡泽国”之称。

《尚书·禹贡》记载: “荆及衡阳惟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淮、海惟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

泥在古代是指水与细土的调和。

《释名·释丘》: “水潦所止曰泥丘，其止污水留不去成泥也”; 《广韵·齐韵》: “泥，水和土也”; 《易·震》“震遂泥”，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 “坤土得雨为泥”。

荆州、扬州的土壤在先秦被称为“涂泥”，必然是因为水分含量非常高，以致潮湿如泥。

《水经注·沔水》也记载: “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

”可见，“江南卑湿”中的“卑湿”其实是对长江中下游江以南地区地势低下、气候湿润的客观描述。

（3）宋元至明清时期1．[2024届·吉林·模拟考试]1125年，宋使许亢宗奉命赴金，途经“契丹东寨”，记录道：“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故此地杂诸国风俗。

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

”这表明( )A.通用语言具有重要作用B.民族交往促进语言融合C.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D.民族团结推动边疆稳定2．[2024届·河南·模拟考试]1240~1241年，杨惟中在燕京（今北京）建立太极书院，旨在“继学传道”，书院内设置周子（周敦颐）祠，墙壁上镌刻着《太极图》。

同一时期，宋理宗诏令张载、程顺、朱熹等从祀孔庙。

材料反映这一时期( )A.南北正统思想存在差异B.北宋政府力图挽救统治危机C.理学的影响力得到增强D.儒家的正统地位遭到了冲击3．[2024届·广西·模拟考试]宋太宗时规定，各路转运使不准随便上京奏事，遇“非常事，许乘驿入奏”。

神宗时，特准部分转运使“如有要切公事，须合面奏者，即取旨”。

徽宗后期，要求转运使“各条具所部无名之费、不急之务”奏报朝廷。

据此可推断( )A.地方向中央奏事流程规范化B.中央对地方控制力逐渐下降C.转运使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D.中央对地方管理方式集权化4．[2024届·贵州·模拟考试]宋真宗时期，王禹偁上疏提到：“臣本鲁人，古籍济上，未及第时，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

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椎税算又增四员。

曹官之外，更益司理。

”材料意在强调当时北宋( )A.行政机构不断完善B.地方事务日益繁杂C.官僚体系庞大臃肿D.行政官员相互制约5．[2024届·安徽·模拟考试]北宋初年，“交趾、海南诸国连岁人贡，通关市，商人岁乘舶贩易外国物，自三佛齐、勃混城，犀、象、香药珍异之物充盈府库，始议于京师置香药易院，增香药之直，听商人市之。

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疾病史是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话题，从社会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疾病、医疗的变迁轨迹，探讨江南地区历史上瘟疫的流行状况以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是历史研究中一个独特的视角。

中国古代的政书、实录、方志、笔记小说，海关医报为此研究提供相应的资料。

在中国古代，疫病的爆发流行不仅与生物因素相关，而且与自然、社会等环境因素有联系，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清代的江南有着“船桥”构筑的便利交通，星罗棋布的市镇，密集额度人口和内外相连的市场网络，密集的人口和频繁的人口流动，有着繁荣而相对普及的文化教育。

江南地区的民众有着好鬼尚巫的民间信仰。

中国历史上的医学中心，宋代以前在北方的陕西、河南和河北一带，从元代开始转至南方，明清时期的医学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吻合，偏重于南方。

明清时期温病学的兴起和种痘术的发明与推广，乃是清代中国医学发展史学上最耀眼的两个亮点。

清代江南的疫情主要分布于密集地区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苏南和杭嘉湖平原上，在时间上拽分布在夏秋两季，其中又多集中在四、五、六七四个月中。

瘟疫发生最多的时期在咸丰以后，清代江南年均瘟疫次数呈现逐级递升状态，其中在顺康时期较少，而咸丰以后增长较快。

关于瘟疫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天花、麻疹、水痘、霍乱、伤寒、痢疾、白喉、大头瘟等疾病。

在疫病发生时，大众的信念中，认为瘟疫全然是由鬼神所控制的，瘟疫流行的范围、祸及人员均早已由鬼神事先圈定，明末清初的吴有性提出著名的“戾气学说”，清代医家在吴有性《瘟疫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瘟疫的病因乃是四时不正之气即风、暑、湿、燥诸气形成的。

在清人的观念中，瘟疫的病原主要有二：鬼神和疫气，由此引发的病因也大体分为道德因素和现实因素等两个方面。

个人或集体的道德不修或有违天和而受到上天的惩罚，以鬼神司疫为基础。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正气不足导致外邪入侵，“伏邪说”，由于冬季未能注意摄生，以致削弱机体的抵抗力。

历史上的大瘟疫与社会变迁在历史长河中，大瘟疫无疑是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的重要事件之一。

自古以来，各种传染病疫情频繁爆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变革。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大瘟疫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

一、古代大瘟疫的社会影响古代是传染病肆虐的时代，而大瘟疫则是其中最为恶劣的一种。

在古代，医学科学发展不足，疫情来临时缺乏应对手段，因此往往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例如在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肆虐时，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都陷入了死亡和恐慌的深渊。

这场瘟疫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导致了社会的经济崩溃和城市的衰败。

许多社会机构和文化传统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皇室和教会的威信受到严重动摇，人们对宗教、科学和医学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

二、近代大瘟疫与社会进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医学科学不断发展，对付传染病的手段也越来越成熟。

然而，在近代的大瘟疫中，尽管人们的认知、科技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对瘟疫的防控束手无策。

例如在19世纪末的霍乱疫情，尽管知道霍乱的传播与水源有关，但由于卫生设施的落后和人们饮用水的不洁问题，瘟疫仍然席卷了整个城市，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员死亡。

这样的疫情一方面促使了卫生设施和条件的改善，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卫生进步；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三、现代大瘟疫与社会变革在现代，随着交通和人口流动的便利，瘟疫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对于全球社会产生的冲击也更加巨大。

例如2002年的非典疫情和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都给全球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这样的瘟疫之下，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制定防控政策、加强国际合作等。

同时，疫情也催生了一系列科技创新，例如线上办公、远程教育、数字支付等，推动了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进程。

四、瘟疫中的社会团结与创新尽管瘟疫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同时也催生了人们的团结和创新。

专题06 课外文言文阅读，【注释】①上述材料中的“意园”和“蓼花庄”都是作者虚构的。

②或________。

③焉：________，同“必有我师焉”中“焉”之义（《<论语〉十二章》）。

④克：________（结合语境推测）。

⑤息：________。

11．通过以上探究，你认为戴名世为什么要多次虚构他的园林蓝图？小助手：关注园林特点．．．．。

．．．．，联系人物生平．．．．，归纳园林背后作者的精神追求（三）（2023年3月江苏省无锡外国语学校中考调研语文试题）阅读回答问题。

①马世奇，字君常，无锡人。

世奇幼颖异，嗜学，有文名。

登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十一年，帝遣词臣分谕诸藩。

世奇使山东、湖广、江西诸王府，所至却馈遗。

还，进左谕德。

父忧．归。

②久之还朝，进左庶子。

帝数召廷臣问御寇策。

世奇言：“闯、献二贼，除献易，除闯难。

人心畏献而附闯，非附闯也，苦兵也。

今欲收人心，惟敕督抚镇将严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则乱可弭。

”帝善其言，为下诏申饬。

时寇警日亟，每召对，诸大臣无能画一策。

世奇归邸，辄太息泣下，曰：“事不可为矣。

”③十七年三月，城陷。

世奇方早食，投箸起，问帝安在、东宫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又言东宫二王被执。

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仆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

”将自经，二妾朱、李盛饰前。

世奇讶曰：“若．以我死将辞我去耶？”对曰：“闻主人尽节，我二人来从死耳。

”世奇曰：“有是哉！”二妾并自经．。

世奇端坐，引帛自力缢乃死。

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将死，贻书世奇，以慷慨从容二义质焉。

世奇曰：“勉哉元升。

吾人见危授命，吾不为其难，谁为其难者！与君携手黄泉，预订斯盟，无忘息壤①矣。

”④世奇修颐广颡，扬眉大耳，砥名行，居馆阁有声，好推奖后进。

为人廉，父死，苏州推官倪长圩以赎锾②三千助丧。

世奇辞曰：“苏饥，留此可用振．。

”座主周延儒再相，世奇同郡远嫌，除服不赴都。

及还朝，延儒已赐死，亲昵者率避去，世奇经纪其丧。

江南民居门窗装饰研究门窗是依附于建筑上的构件，在现代建筑中，对门窗的造型并没有特别深入，但在古建筑中，古人的“宅以门户为冠带”的理念影响下，古人对门窗的装饰予以了特殊的关注。

江南传统民居是我国古建筑的一个流派类型，其门窗装饰也有着江南的古风韵味。

本文将对江南民居的門窗装饰展开研究，对其发展产生和艺术特色展开分析，并结合其时代特点，对新江南风格阐述一二，以其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应用提供思路，传承古建筑中的艺术风格。

标签：江南民居；门窗；装饰；雕刻1、前言江南曾经被中原称为吴越，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自古以来都是富庶之地，经济发展较好。

经济发展决定上层建筑，江南的富庶为其建筑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基础，白墙灰瓦、砖石木构成是江南民居的典型特点。

建筑布局紧凑，四合房围成了小天井，精美的槅扇、屏门装饰，文艺的雕刻，瓶座、透雕、浮雕、砚屏的工艺，等形成了江南传统民居独特的建筑审美韵味。

门窗是建筑中的构件，随着人类居住文化的演变，门窗的造型和装饰也逐渐的从简单到复杂，不断的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装饰工艺，表现出多样化的元素风格。

从附属于建筑的一个元素到独立承载，门窗成为社会生活和传统民俗文化的载体。

江南多出文人雅士，魏晋江南诗人谢灵运就曾写道：罗层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这是古代魏晋文人赋予门窗的美学意义，随着时间的演变，江南民居的建筑风格越来越成熟，工匠工艺越来越精湛。

2、江南传统民居门窗分类和演变2.1主要形式和种类江南的窗户造型主要以长窗、半窗、横风窗等形式为主，尤其是长窗和半窗最为常见。

长窗和半窗大都是每开间装设六扇，根据开间的大小相应而决定。

传统江南民居中，有一种安装在中间或落地装的长窗。

其扮演了门的作用，叫做“隔扇”。

隔扇上部加上横隔扇窗格的式样很多，有如意、海棠、菱角、葵花以及回纹等。

2.2江南民居门窗装饰的演变早起古代的工匠工艺还不发达，但从明清开始，木雕门窗装饰艺术发展至全盛时期，在江南民居中也大量的运用了木雕门窗装饰。

国家与社会互动视野下的民国江南瘟疫救疗民国时期，湖州瘟疫流行，危害严重。

面对瘟疫，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效能互补，达到了良好的救疗效果，促进了湖州现代城市文明的初步发展，但社会力量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也逐步被国有化。

标签：瘟疫救疗；湖州；民国；国家；社会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江南瘟疫史的研究成果显著，但对于江南重镇湖州地区瘟疫传播及救疗情况的研究尚付阙如。

那么，民国时期湖州地区的瘟疫传播情况是怎样的呢？作为国家力量代表的湖州地方政府和直接体现民生诉求的地方社会团体在瘟疫肆虐时又各自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合作关系或日趋紧密的互动互补机制？笔者试图在梳理地方档案和史志材料的基础上，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研究视野着手，对这些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和解答，以求推动民国江南瘟疫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一、民国时期湖州瘟疫情况概述民国时期湖州频繁而密集的疫情，给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害，甚至成为其落后于周边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根据湖州市档案馆所藏疫病档案和《湖州市卫士志》等方志材料的记载，对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时空分布情况和形成原因予以具体分析。

（一）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时空分布情况按照瘟疫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流行程度、疫情描述，可将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时空分布情况制成表一和表二，予以简要直观的分析和概括。

注：1912年民国成立，但民国年间湖州关于瘟疫的确切记载是从1918年开始的。

从表一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瘟疫总数与瘟疫频度：在1918—1948年的短短30年间，湖州发生瘟疫的年份就多大19年，平均瘟疫频度51.3%，这表明瘟疫成为民国时期湖州最重大的灾害之一。

2.瘟疫指数分析：第一，民国时期湖州的瘟疫爆发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

如以10年为期分段，1918-1927年发生3次，1928-1937年则发生6次，而在1938-1948年期间却发生了10起，瘟疫发生次数逐年增加，且增长迅速。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摘要】清代江南地区的瘟疫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本文从瘟疫爆发背景和研究目的入手，系统分析了清代江南瘟疫的传播情况和防控措施。

随后，探讨了瘟疫对江南地区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影响，以及疫情过后的复苏情况。

还深入剖析了瘟疫对清代江南地区经济的影响。

通过对瘟疫对人口和经济的深远影响进行总结和归纳，为类似瘟疫事件的防范提供了有益建议。

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对清代江南瘟疫历史事件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当今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清代江南瘟疫、人口数量变化、人口结构、经济影响、疫情传播、复苏情况、经济影响、防范建议1. 引言1.1 瘟疫爆发背景清代江南地区瘟疫是指清代时期江南地区频繁爆发的瘟疫事件。

清代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密集、水系复杂，是疫病传播的高风险地区。

瘟疫爆发背景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过度集中，城市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城市卫生条件恶劣，给疫病传播创造了条件；二是江南地区水运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频繁，易导致瘟疫在不同地区之间传播；三是清代江南地区常年气候湿热，是病原体生存繁殖的良好环境，瘟疫易于暴发。

研究清代江南地区瘟疫爆发背景，有助于深入了解瘟疫在这一地区蔓延的原因和轨迹，为探讨瘟疫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提供重要信息。

借鉴清代江南地区瘟疫爆发背景，也可以为当今社会防范传染病提供借鉴和启示。

1.2 研究目的清代江南地区瘟疫对人口的影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现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瘟疫本身的传播情况和治理措施，对于瘟疫对人口数量、结构和经济的影响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江南地区瘟疫的传播情况、人口数量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瘟疫对人口和经济的深远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疫情对社会的影响，从而为今后类似疫情的防范和治理提供借鉴和建议。

通过本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揭示清代江南地区瘟疫对人口的影响路径和机制，为历史疫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也为未来应对疫情提供经验和启示。

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本文旨在探讨江南地区传染病史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环境因素对江南传染病发病率有着显著的影响。

本文将从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展开论述，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历史地理区域，拥有丰富的传染病病史。

从公元6世纪起，江南地区便有关于瘟疫流行的记载。

据史料记载，这些瘟疫包括伤寒、疟疾、流行性感冒等多种疾病。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传染病史的传播途径和影响因素并未得到深入研究。

江南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足，适宜各类病原体生存和传播。

例如，江南地区夏季高温高湿，这种气候条件容易导致肠道传染病和蚊虫传播疾病的流行。

以疟疾为例，江南地区曾是疟疾流行的主要区域之一，而疟疾的传播媒介——蚊虫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繁殖速度加快，进一步加剧了疟疾的流行。

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河流交错，为病原体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长时间的梅雨季节和潮湿的气候容易导致食物和饮用水的污染，从而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

例如，血吸虫病在江南地区曾广泛流行，其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经常接触被污染的河流和水源。

为了进一步说明环境因素对江南传染病发病率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1882年，上海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黄热病疫情。

据史料记载，当时上海气候异常炎热，加之城市排水系统不完善，导致蚊虫大量繁殖。

黄热病通过蚊虫传播，导致了大量上海居民的感染和死亡。

20世纪60年代，江苏地区血吸虫病流行严重。

血吸虫病通过污染的水源和食物传播，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改善排水系统、推广使用自来水、开展大规模灭螺运动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血吸虫病的传播。

本文从气候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分析了环境因素对江南传染病发病率的影响。

通过案例分析，说明环境因素在传染病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这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江南地区传染病传播机制的思路，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大疫探论：以乾隆丙子江南大疫为例
余新忠
【期刊名称】《江海学刊》
【年(卷),期】2005(000)004
【摘要】有关瘟疫病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比较薄弱的方面,典型个案的研究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瘟疫及相关情况的了解.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疫发生于"康乾盛世"时的富庶江南.作者对此次大疫展开了多视角的系统研究,运用详尽的史料近乎完整地回溯了历史场景,并以此为背景,揭示大灾与大疫之间的关系,检讨传统国家和社会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作为.由此,可使我们全面认识当时的"盛世"和江南富庶的真实意涵.
【总页数】9页(P146-154)
【作者】余新忠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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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2）五道光初年以后的霍乱与江南我们前面提到，真性霍乱在嘉道之前，就有可能传到过中国，但却未能生根、蔓延。

不过这一次显然没有这般幸运。

自1917年在印度大流行并向外流传后，这一冷面杀手就在世界各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肆虐。

包括江南在内中国也概莫能外。

根据已有的研究，世界医史学界一般认为有6—7次世界性的霍乱大流行，其中伍连德认为是7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2，1864—1875，1883—1887，1892—1895，1910—1925[1] 。

而中国的上官悟尘则列举了6次，前4次与伍相同，后两次为：1883—1896，1902。

很明显，上官实际上是把伍的第5和第6次合并为第5次，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最后一次，伍没有注意到1902年的情况，而上官对清末以后的情况没有顾及。

不过就我们搜集的有关清代江南的资料看，霍乱的流行与上述流行时间虽有相合之处，但似乎更为密集。

除嘉道之际这次疫情外，自道光十七年至宣统三年的75年中，整个地区有23年有霍乱流行记录，涉及范围较广或比较严重的就达10次之多：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在浙东和浙西有零星流行；咸丰元年至六年也在浙江局部地区流行；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三年伴随着战乱，出现了全区域性的大流行；光绪三年至八年在上海、苏州和宁波等地有小范围的流行；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又一次出现全区域性的大流行，特别是浙东，为害尤烈；光绪十六年至十七年在苏南出现较大范围的流行；光绪二十一年在苏州、松江和宁波府出现疫情；光绪二十五年，杭州城有霍乱流行；光绪二十八年在苏州、松江、嘉兴、绍兴等地有较为严重的霍乱流行，而且与疫喉痧相伴随；光绪三十三年在上海、南京和宁波等地流行霍乱。

其中有三大特别严重的流行高潮：咸同之际、光绪中期和光绪二十八年。

而且进入民国后，这一流行趋势亦为停止，根据苏州市区的比较确切的统计，民国期间，苏州市共爆发有明确疫病名称的瘟疫25次，其中10次为霍乱，另有两次包括霍乱。

州桥范成大阅读答案【篇一：必修二第一单元检测题】>1“因?丝绸之利日扩?……?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

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对该材料的解读，正确的是（） a．反映了汉代“市”的出现与规范 b．反映了唐代“草市”的兴盛与发展 c．反映了宋代“市”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d．反映了明清时期工商业市镇的繁荣景象2《全球通史》中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下列属于这场“商业革命”的史实是（）a．流通领域出现纸币c．生产领域出现私人作坊b．大量商业市镇兴起 d．出现东市、西市商业区3清代学者陶煦说：“金宝庐舍，转瞬灰烬，惟有田者，岿然而独无恙。

故上至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俦，赢十百金，即莫不志在良田。

”对此现象，理解错误的是（）a．受农本思想的影响 b．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c．使工商业发展缺乏资金d．“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已成社会风气4. 宋朝范成大诗云：“昼出耕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诗句中反映的信息不包括（）a．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c．农民过着无依无忧的田园生活b．农村经济存在性别分工 d．当时的纺织材料有麻和丝5. 张某是一位生活在唐朝中期扬州近郊的农民，他遇到的情况有（）①空暇之时，与家人一起到早市购买生活必需品②采用新的生产工具——曲辕犁，粮食产量得到提高③农闲时去集市卖点农产品，换取银钱和纸币④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开始添置彩瓷、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装饰房子 a．②b．①③c．②④d．③④6《汉书》中记载：“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对此理解正确的有①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②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商人地位的提高③农民的政治地位处在社会最底层④商人受歧视压制的现象开始转变 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7.2008年，《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在中国科技新馆举行，重新定义的新“四大发明”首次集体亮相。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提要】瘟疫对人口的影响一直史学界比较缺乏关注的问题，而史籍中的一些笼统的记载以及近年出现的探索性研究似乎显示，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开展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

情况究竟如何？本文通过对发生在清代江南的一些瘟疫个案考察，指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开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直接导致瘟疫的致病微生物，如病毒、细菌、原虫和蠕虫等，乃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不不可无视的重要一环，也是影响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因子。

自人类的形成开始，它便无时无刻不在关系着人类的成长，美国著名的世界史家麦克尼尔〔illia.NEil〕曾指出：“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根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

〞[1]显然，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根本而深刻的，而它最直接后果不外是生病或死亡，因此，人口的损伤无疑应是瘟疫众多影响中最直接和明显的。

然而，由于瘟疫乃至疾病一直是史学界缺乏关注的因素，故长期以来，这一影响一直很少受到应有的照顾，以至我们今天对瘟疫究竟对人口具有怎样的杀伤力，或者对人口的成长具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根本仍是一头雾水。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瘟疫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不过对瘟疫的人口影响大多以“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等词概括之。

近年来，一些疾病史研究的先行者，往往也会概略性地极言瘟疫的危害以说明自身研究的重要性，比方张剑光在其?三千年疫情?的“前言〞中谈到：“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中国历代老百姓被疫病夺取生命的总数是无法算清楚的。

一场疫病死去数十万、数百万人，在古书中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

〞[2]。

另外也有少数研究者开创性地对某场瘟疫的杀伤力作出了较为明确的估测，如曹树基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晋、冀、豫〕死亡人数合计超过1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