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构建作者：黄永鹏来源：《社会科学》2015年第05期摘要：虽然几经历史的变迁，合法性一直是政治系统有效运行的基础要素。
政治权力是政治系统实现政治统治的基础性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现代民主理论都认为，政治权力的真正来源在于人民，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是政治系统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所在。
政治合法性是人们对于现有政治系统的认可，相较于政治绩效对于合法性的构建，政治制度与政治程序的正义性作为合法性基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政治系统：政治权力；合法性；治理绩效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5-0010-08政治系统的统治基础不仅与政治权力紧密相关，也是合法性的重要体现。
政治合法性是维系政治系统延续的基础要素，也是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
探究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建构，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中都有其不小的意义。
一、政治系统合法性基础的变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
哪里存在着人类活动，哪里就有政治实践。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
政治统治总是和权力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实践的实质也就是权力的实施与实现。
因此，也可以说，哪里存在着人类活动，哪里就必然会产生权力现象。
那么，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政治统治权力？虽然人类自古以来就在不断地谈论这个问题，但是直到今天人们依旧是众说纷纭。
正如曼瑟·奥尔森所说，“权力问题历来是政治学研究中的圣杯，但是人们至今也没有发现圣杯”。
可是，“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
权力也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
在这些形态当中，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也没有一种是派生所有其他形态的根源”，“权力和能一样，必须被看作是不断地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而求出这种转变的规律，应该是社会科学的任务”。
法国学者狄骥指出，“掌权的事实是因国而异的历史、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产物。
政府的组织过程是不能逃避空间与时间的范畴的。
但所有这些公共服务的因素，无论它们的重要性如何，都不是极端要紧的。
广泛存在的事实是，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中都存在着一个能够向他人施加物质性强制的个人或者个人群体。
由此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权力不是一种权利，而纯粹是一种行为能力”。
中国的韩非子也说过，“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
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强制力。
它强制受其影响的社会成员或组织对其服从与归顺。
权力的价值在于对他人和社会资源的支配，它是获取和维护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迈克尔·曼指出，“权力是通过支配人们的环境以追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
马克斯·韦伯也指出，“权力亦即将个人之意志加诸于他人之行动的可能性”。
区别于私人权力，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也多表现为彼此之间或者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
约翰·洛克说，“政治权力指的是，人们放弃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的权力，把它交给所处的政治社会，然后政治社会把这种权力委托给民众选出的统治者”。
汉斯·摩尔根指出，“政治权力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心理关系。
前者通过影响后者的意志而对其行动有支配力量。
这种影响源于三个方面：对利益的期待、对损失的恐惧、对领袖或制度的景仰和爱戴。
权力的行驶可以通过命令、威胁、个人或权位的权威或超凡魅力、或任何这些因素的结合得以实现”，“我们在讲到权力时，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
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汉斯·摩尔根进一步提出，“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从地方政治到全国政治，都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
权力是一个包含着双向关系的政治学概念。
正如哈罗德.J.伯尔曼所说，“权力是相互的：强者的意志也被弱者的反响深深影响”。
对于政治系统而言，统治者的权力能否受到系统成员的认同是其合法性的基础所在。
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指出，“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力的承认。
从这个角度看，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
统观世界以及历史上各类政治系统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斯·韦伯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认可。
因此，根据合法性获得来源的不同，区分统治类型是恰当的。
合法的统治可以大体区分为三种类型：其一，统治具有合乎理性的性质（合法型统治）：统治者的合法性是依据所实行的制度和法律本身的合法性而来的。
其二，统治具有传统继承的性质（传统型统治）：统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神圣性和传统授权其实施统治的信仰之上。
其三，统治具有魅力的性质（魅力型统治）：统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对非凡个人的英雄气概或榜样力量的信仰，以及由他启示和创立的制度具有神圣性的信仰之上”。
当然，现实中的政治权力多是建立在三种合法性要素混合的基础上，但是，就现代政治系统权力合法性的总体趋向而言，马克斯·韦伯说，“我们今天的共同体，特别是政治的，包括‘合法’统治型在内。
就是说，发号施令的合法性对于拥有发号施令权的人来说，建立在理性地制订、规定或接受下来的法规上，反之，使这些法规合法化又要以理性地制定或解释‘宪法’为基础。
不是以某位个人权威的名义，而是以非个人的规范的名义发号施令，命令本身的颁发，也要服从规范，而不是随心所欲、恩宠或特权”。
除了这三种类型的区分，从合法性基础的变迁来看，人类政治系统权力的合法性大致经历了革命成功合法性、选举制合法性以及协商民主制合法性的变迁历程。
毛泽东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恩格斯则从学理上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
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因为革命成功而取得的权力是谓革命权力。
伯特兰·罗素说，“凡是依靠人数众多（团结在一种新教义、新政纲或新思想感情如基督教新教、共产主义或民族独立愿望之下的一群人）支持的权力，我称之为革命的权力”。
“一切组织（特别是国家）的统治问题是双重的。
从统治机关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如何取得被统治者的默认；从被统治者的观点来看，问题则在于如何使统治机关不但关心它自己的利益而且也关心在其权力支配下的人们的利益。
假如这两个问题中有一个完全解决了，其余的一个也就不会发生；假如两个问题都不得解决，那就要发生革命。
”革命的合法性产生于暴力推翻旧的政治系统过程之中，再进一步转化为权力占有，最后，实现现有政治系统合法性基础的构建。
千百年以来，人类社会就这样以暴力的形式实现着革命合法性的代代传递。
毛泽东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但是，近代以来，这种合法性在欧美很大程度上被新的选举制合法性所代替。
选举制是现代政治系统权力获得合法性的工具。
投票权的扩大及其政治后果，满足了大众维护自身利益、表达群体认同的需求。
选举的规范性诉求——择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直接民主的不利影响，正因为如此，众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才把选举元素引入到民主概念之中，并不断提高选举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
恰如汉密尔顿在论及美国现代民主选举制度的优越性时所说，“美利坚帝国的建筑物应该奠立在人民的同意的牢固基础上。
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源泉”。
选举制带给政治系统权力合法性的时间并不长，完全依存这种合法性的国家并不多，但是，西方国家以及我国一些人却过度夸大这种合法性的价值，以及对于不同政治系统的适应性。
片面的选举制合法性在设计一套选举程序、控制政治权力上，过高估计了人的美德，却又对钻制度空子的毛病估计不足。
对个人自由的最严重威胁之所以可能来自代议民主制，就是因为当选的领导人往往生活在膨胀的道义幻想之中，相信绝对的选举制合法性，这就使他们陷于一种退化的状态，自我放纵，以为自己至高无上。
当今世界不少政治系统以铁的事实证明，滥用和过度推崇选举制合法性并没有提供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社会，更没有带来普遍经济社会繁荣。
在革命成功合法性以及选举制合法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的具体国情，采取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多党合作相结合的协商民主合法性。
协商民主，就是以协商活动为主体的民主形式。
每一个人将自己所拥有的民主权力视为协商权力，每一个人也将协商活动视为民主统治的实现条件。
协商民主的合法性在于，“当一定数量的人在每个人都同意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共同体时，这个共同体也就成为了一个整体，拥有了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的权力。
但这也只有通过绝大多数人的同意，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才能实现这一点”。
对于政治系统权力来说，协商民主合法性优于其他类型合法性基础的地方在于，“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对于自由理论和民主思想的普遍看法：合法性的源泉不是个人先定的意志，而是它的形成过程，即协商本身”。
二、当代中国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就是维护统治的暴力机器。
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
任何政治系统要实现对公共组织的管理与领导，必然要依仗凌驾于这一组织之上并统治这一组织的公共权力。
现代社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管理与领导模式，执政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于国家事务的管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取得了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权力。
执政党对于国家的领导首先就是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这一领导权在实践中就表现为执政党的执政权。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权力是必需的，因为它是建立和维持秩序、实施公共管理的必要工具。
在政治领域中，权力体现为对公共资源和一定权力所涉及的组织成员的支配能力。
现代社会执政党的执政权就表现为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各个方面的统治能力。
那么，这种政治权力来源于哪里呢？在现代以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统治者都将自己拥有的政治权力归结为“天命”或“神授”，并由此引申出各种形式的“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论”，如中同封建社会时期的各个皇帝，都自命或者被臣子们追捧为“真命天子”或“真龙天子”，以表明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再如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和其时欧洲各个国家的君王，也无不杜撰出各种怪异的权力天授或者上帝给予的学说，以解释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j建立在这种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是前现代中外统治者高度集权的君主制或帝王制。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朕即国家”的观念就是这种权力合法性的直接渲染。
“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合法性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