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先秦叙事散文专题

章节名称：第三章先秦叙事散文授课时数4教学目的和任务：1、掌握《左传》的叙事特点和记言特征2、了解《国语》的文学成就3、掌握《战国策》的艺术成就教学重点和难点：熟读指定的作品篇目，并掌握每篇作品的内容和特点。

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第三章先秦叙事散文概说：一、散文概念的引入1、散文的问世与北方汉文化的进步，特别是文字的出现有直接的关联。

文字出现的九种浪漫传说：伏羲龙书、神农穗书、黄帝云书、苍颉古文、少昊鸾凤书、高阳蝌蚪文、高辛仙人书、尧帝龟书、大禹锺鼎文，虽浪漫但无稽。

2、散文概念的沿革变化散文和诗是最早出现的文体，而且差不多是孪生姊妹。

甲骨文记录的卜辞，有的既像诗，又像散文，或者说是诗和散文处于胚胎期的浑沌未分状态，如：“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说它像诗，因为六句当中就有五句用“雨”字收束，加上句子长短大体一致，读来音韵复叠，节奏分明。

后来的《江南可采莲》诗，就是对它的承袭和发展。

但它从头到尾都是占卜的言辞，极为朴实，明白地记述了占卜的时间和内容，可视作札记式的散文之祖。

我国古代往往诗文并提，既表示两者联系紧密，也说明彼此处于对等地位，各立门户，不相混淆。

“散文”的名称出现较晚，最早称“文”或“文章”，它不像诗那样古今一贯，显得确定而鲜明。

其实“文”也不单指散文，还有“文饰”、“文采”的意思，有时也兼指诗赋。

刘师培说：古者“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

夫诗为有韵之文，且多偶语，以诗为文，似未尽非，若以笔为文，则与古代文字之训相背矣，而流俗每习焉不察，岂不谬哉!“文章”与“文”的意思相近，指“文采”或“文辞”。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韵散兼收，可见不论是韵文还是散文，都可称作“文章”或“文辞”。

南北朝时期有文、笔之分，“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从此有了朦朦胧胧的散文意识，其中也潜伏着矛盾，刘勰就指出颜延年“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的话自相祗牾。

他说：“《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不得云经典则笔矣。

”称散文为“古文”，始于北宋，而盛行于明。

明人艾南英说：“欧阳公得旧本韩文，乃始知为古文。

”这里所说的“古文”，是指韩愈等所倡导的一种文章体式，即散体文，而非“古时的文章”。

北宋的柳开是这样解释“古文”的：“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这实际上是韩愈“师其意，不师其辞”一语的发挥。

不过他说得比较具体，其中“随言短长，应变作制”，清楚地道出它的文体特征，即句子可长可短，一切取决于表达的需要。

沈括又称之为“平文”，或许旨在反映它“平淡古质，不为浮华”的方面。

直接称“散文”的是金人王若虚，他说：“欧公(欧阳修)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

”又说：“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蠢也。

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

”这时，散文的概念才比较明确。

它指有一定艺术性的散行文字，形式比较自由活泼，不受任何体制的人限制。

一般说来，“散文”的概念在古代是和韵文对举而出的，为区别韵文与骈文，把凡不押韵和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统称散文。

先秦时期，文史哲杂糅，文学尚未独立，故与今天的尚未概念相去甚远，需要辨析。

二、先秦叙事散文的发展和演变第一阶段：原始的文字记录：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周易》第二阶段：简拙质朴的史书：《尚书》和《春秋》第三阶段：成熟定形的史书：《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三、史官文化作为早熟的民族，理性精神较早地出现在北中国大地。

与此种精神相伴而生的是“史官文化”。

我们很有趣地看到，对神话持怀疑态度并从而“不语”“难言”并对之加以改造的孔子、司马迁，其身份恰是史学家。

中国的“史官文化”相当发达而且发育颇早，古代王室很早就设有史官，这种对自身行为言语的过分重视，与一种崇尚道德的政治有关，史既是一种道德垂范，也是一种当下约束。

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汉书·艺文志》)”既有此种道德约束，就必须讲究“实录”，秉笔直书，《说文》：“，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史家的职业道德与职业训练就使他们远离神话，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神话，并最终对之满腹狐疑地加以改造或直接弃之如敝屣。

如此，神话在中国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第一节散文的萌芽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文字，也是书面文学的萌芽。

其后是商周两代的铜器铭文和周代的《易经》。

第二节《尚书》《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散文集。

原只叫《书》，“尚”字含义乃“上古之书”的意思，可能也包含着后人对它的“崇尚”，后来儒家尊之为“经”，又叫《书经》了。

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

它包含着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比较可信的是商书和周书这两部分。

收集的是商、周时期王侯的誓、命、训、诰，所以，以记言为主。

其中颇有一些生动的段落，如商书中的《盘庚》，周书中的《秦誓》，但总的说起来，《尚书》是艰涩难懂的，唐代的韩愈都觉得读起来很难，有“佶屈聱牙”之叹(《进学解》)，我们今天若没有详尽的注本和足够的耐心与毅力，是不大读得进去的。

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

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

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

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

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

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

明代梅鷟（zhuó）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第一部书的命运？!）《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

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

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

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

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

《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

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

如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

《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第三节《春秋》（性质、作者、内容、特点等）《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编年史，应是鲁国史官所整理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属于记事体。

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时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

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春秋》“春”与“秋”为一年四季中的二季，春种秋收，春生秋杀，（春还有“春华秋实”、“春花秋月”等）春秋代序为一个周期，一年，所以，“春秋”合称，就是指时间的运转。

古代史最初的体例是编年的(按时间顺序依年编纂)，故以“春秋”作为史著的通称。

而《春秋))则特指据说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而成的一部史书，孟子和司马迁都说是孔子所作，实乃不妥。

据《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

这一年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多岁，可能孔子对《春秋》做过删改和修订，《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

但这部记录242年问大事的史书，文字却仅有一万六千多字，二百多年各诸侯国大事，其间纠结缠绕，勾心斗角，因果相联，人事相搅，多少复杂烦难，以一万六千余字当之，定须简洁而谨严，要言而不烦，一以当十。

这就形成了《春秋》的“微言大义”。

微言者，言语简洁而精省也，大义者，内涵丰富也，且包孕着主观倾向性。

这对事对人之“主观倾向性”褒贬，又往往是暗示而非明宣的，此所谓“《春秋》笔法”。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显然孔子作《春秋》不仅为客观记叙史事，为后人索隐，更为表达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并以之矫正世道人心，故《春秋》微言之中，有褒贬在焉。

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但用一万六千余字写242年历史，可以想见其疏略简陋，这不是语言的锤炼所能避免的。

所以，实际上，《春秋》并不能真正完成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记录，它只是一部“历史提纲”。

王安石更直接批评它是“断烂朝报”。

从叙述事实角度看，它实际上没有叙事，因为它没有“叙”，只有“记”，它只记录事件的孤零零的结果，而无起因、发生、发展之过程，更遑论其间的诸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包括各类人物的不同作用。

（《左转》起而补之）就对事件的评论看，它亦没有论事，因为它没有“论”，只是过分依赖、迷信语言的多义性、丰富性，滥用其模糊性，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增加无约束甚至无规则的随意联系，这给我们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增加了难度。

至于某些为尊亲者讳的用词，更值得商榷。

如“践土之盟”时，春秋笔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即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

而实际上这也是鲁国史官的思想主张。

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同上）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就是春秋笔法。

朱熹：“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如“践土之盟”，本是晋文公通知周天子参加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而作者记载此事时却写道：“天王狩于河阳。

”晋文公为盟主，召集诸侯大会，也通知周天子到会，主弱臣强，天子竟被诸侯呼来唤去，形同被挟，实为周天子一大耻辱，但孔子记曰“天王狩于河阳”，用一“狩”字，为之遮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