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新图C91/1571、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
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威胁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
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
（P19）2、暗含的因果关系常常维持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
因此，我们甚至在风险的日常意识中，都是在处理一种理论的进而是科学化的意识。
（P27）3、即便在风险穿着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无声无息地接近我们的地方，它仍旧在根本上是局部化的，是值得去过的生活的受伤形象的数字浓缩。
这些观念必须再度获得信仰，就是说，它们不能像那个样子被经历。
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客观化的乌托邦的消极意象，在那里，人类（或者还会剩下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保护和恢复。
（P27）4、就此而言，风险社会控制了冲突和一致的新的源泉。
消除短缺的位置被消除风险所代替。
即使仍旧缺乏旨在消除风险的政治组织的意识和形式，你仍可以说风险社会通过它释放的带来威胁的动力而削弱了民族国家以及那些军事同盟和经济集团的边界。
阶级社会能够被组织为民族国家，风险社会则带来了“危险社区”，它最终只能被组织为联合国。
（P54）5、首先，风险的科学化程度在增加；其次，并与之相互联系，与风险的交往在增长。
对现代化危险和风险的证明远不仅仅是批判，它也是一种首要的经济发展要素。
在风险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被明确地去掉了它们最后的自然因素的支撑，并进而去掉它们的有限性和可满足性。
（P65）6、在西方福利国家，反思性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参数：阶级文化和意识、性别和家庭角色。
对具有身份特征的社会阶级的“脱离”，结合着一种对性别身份的“脱离”，这首先表现在妇女变化了的状况上。
（P108）7、个体化的存在通过很多定性访谈和研究已经在经验上得到证明，它们都指向了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对控制个人自己的财富、时间、生活空间和身体要素。
换言之，人们要求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观念并且能够据以行动的权利。
无论这些要求如何可能是错觉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不能忽略的现实。
（P113）8、学校教育意味着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教育生活过程。
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他们自己的劳动境况的生产者，并且这种方式成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涯的生产者。
受过教育的人将对境况的反思性知识与现代性前景结合起来，并且以这种方式变成反思性现代化的一个动因。
（P115）9、阶级不会仅仅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衰微就消失，结果，社会阶级从地区性的和特殊性的束缚和限制中解放出来。
公司和工作场所都失去了作为冲突和认同形成的场所的意义。
新的社会纽带形成和冲突发展的源泉出现了。
它们首先存在于可归因的人种、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等等的差别中；其次存在于新的和变化着的分化中，这些分化产生于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与认同方式领域里的反思性中，因而，内在于持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中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群体认同开始出现。
阶级社会的终结不是某种激烈的革命。
（P121）10、走向一种个体化雇员社会——个体化过程剥夺了社会认同的阶级差别（社会群体在自我理解和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上都失去了他们的独有特征，它们也失去了它们独立的认同和成为一个成长性政治势力的机会），不平等绝没有消失（它们仅仅是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形式被重新界定了），为了应付社会问题，人们被迫组成政治和社会的联盟（然而这些不一定遵循如阶级模式这样的单一的模式，与其他所有的私人化生活隔离开的私人化生活的孤立，可以被异质化的社会和政治的事件和发展所击碎），永久的冲突倾向于依据可归因的特征而出现，这些特征现在和以往一样无可否认地和歧视联系在一起。
（P123）11、性别特征的归因是工业社会的基础，而某些传统的遗留不容易加以驱除；使人脱离阶级文化的个体化的动力，并没有在家庭的大门前停住脚步；在所有男女共同生活的模式中（婚前、婚姻、婚后），世纪的冲突爆发了。
（P127、128）12、生涯结构、生活阶段的替续已经被不断增长的生活期望所转变了；现代化，特别是在二战后这个阶段，重构了家庭劳动，一方面，家庭劳动的社会孤立决不是一种固有的结构性特征，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即生活世界解传统化的结果，在个体化过程之后，核心家庭加深了它们的边界，并且一种“孤立的生活”形成了，它依据保留下来的责任（阶级文化、邻里和熟人）来自我管理，只有以那种方式，家庭主妇的生活才是典型的孤立的工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技术自动化的过程延伸进家庭劳动；如果母性仍旧是与传统女性角色的最牢固的联系纽带，就很难过分估价避孕和计划生育措施以及为了使妇女摆脱传统的要求而合法地终止妊娠的可能性的重要意义；不断增长的离婚表明了婚姻和家庭供养的脆弱之处；教育机会的平等——它同样是青年妇女强烈的职业动机的一种表达——趋向于同一个方向。
（P134、135）13、当它们进入实践时，科学便面临它们自身客观化的过去和现在——科学自身是它们要去加以分析和解决的现实和问题的产物与生产者。
在实践和公共领域中，科学面对的将不仅仅是对它们的失败的平衡，而且是对它们的成功的平衡，也就是对它们没有信守的承诺的反思。
（P191）14、当科学越来越分化的时候，有条件的、不确定的和分离的细碎后果在增长并变得不可能加以研究。
（P192）15、由于科学产生自身的过度复杂性，在走向方法论的制度化的道路上，科学被一种隐含的对其认知实践的封建化所威胁。
（P207）16、随着工业社会的全球化，两个彼此对立的组织社会变迁的过程相互贯穿起来：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的建立，以及在“进步”和“理性化”的合法化保护伞下非政治和非民主的社会变革的确立。
（P227）17、在70年代，相对于经济体系的原则和利益的政治体系的“相对自主性”的主要历史证据，是由西欧战后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张所提供的。
（P232）18、福利国家计划借以实行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并不构成一种被动的媒介，事实上也并非没有任何特性。
相反，它们与隔离事实、规范化和监视的实践——福柯将它们的具体化和主观化力量追溯到日常交往的最微小的分支上——相联系……简言之，目标与方法间的矛盾是福利国家计划本身所固有的。
（P233）19、伴随着专业化民主的模式，新的政治文化的形式正在变成现实，在其中，异质的亚政治中心，基于已有的宪法权利而对于政治上形成并推行的决策拥有某种影响。
（P240）20、我们可能会知道，数量上的少数（比如相关的“抗议群体”）不能被当做捣乱者和流氓而清除。
他们所表达的不满拥有一种指示价值。
它表明着……一种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彻底变化，或者以前不为我们所知的社会群体的分化。
既有的政治组织至少要像对待选举日那样严肃的对待这些信号。
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正宣告出现。
（P250）21、科学诊断的仪器、心理诊断的理论和术语大量增加，而一种现在更加深入人类身体和心灵“深层”的科学旨趣已经与治疗能力脱离开，并逐渐开始责备它“拖后腿”。
（P252）22、当不安全感和风险增加的时候，雇主对于灵活性的兴趣就在增加——这是一直存在的要求，但一方面因为政治文化和技术发展的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因为工作的电子化组织的可能性、生产和市场波动的发展性，而变得紧迫起来。
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前提开始崩溃了。
（P272）23、决定性的要点是，对“巨大组织”及其标准化约束、命令要求等等的背离，与工业生产的根本原则——利益最大化、所有权关系和支配性利益——并不冲突，倒不如说是被它们所加强。
（P273）24、不是所有的工业体系支柱——工厂范式、生产部门的轮廓、大规模生产形式以及工资劳动在时间、空间和法律上的标准化——突然之间以跨领域的方式遭到松懈和消除。
然而，仍旧存在一种劳动和生产的系统转化，它使工业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的强制联合进入到它的大约延续一百年的短暂历史过渡阶段的相对语境中。
（P274）25、运作行为是在一种其程度前所未有的合法化压力下进行的。
它需要新的与经济行为无关的政治和道德维度。
工业生产的道德化——反映着运作对政治文化（它们在其中进行生产）的依赖性——将会成为今后最有趣的发展状况之一。
它不仅基于外在的道德压力，而且基于对立的利益（也包括那些社会运动的利益）借以组织自身的强度和效率，基于向敏感度不断增加的公众表现其利益和观点的技巧，基于风险界定的市场意义，基于工厂间的相互竞争。
（P275）26、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替代形式来说，并不是必然走上单向的社会失范道路。
同样可以想象的是，避免了代议制集权主义并创造了较具强制性理由的新的相互控制的中间形式。
（P286）27、未来规划的出发点是政治的解放，这就是说，主流政治、附属政治、亚政治和替代政治的光谱在彻底分化的社会中发达民主制的状况下出现了，我们对此的评估是，即使为了民主化的要求，政治缺乏核心的状况也不能再被颠倒过来。
（P287）28、政治必须跟得上历史地进行的自我限制。
政治不再是惟一的甚或核心的对政治未来作出安排决策的领域。
（P289）29、现在，我们必须知道，即便在最偏远的角落里，终身全职工作的形式也在被各种各样的巩工作时间的灵活方式所打破。
（P173）30、在盛行的全职工作就业体系中，失业依照一种清晰的、黑白分明的就业和失业模式进行分配。
在当前的危机处境下，工作时间政策的隐蔽益处作为一种服务于组织及其被探究的优点和缺点的解救者而被宣扬。
（P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