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报刊研究—HQ

从《时务报》入手浅析清末近代报刊的生态环境摘要：清末，报纸这一近代媒介随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知识分子们利用报纸议论国家大事，纵谈时事利弊和中外机宜，希冀以此影响国家当权者，干预时政一方面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的闭塞状态，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阐述己见，引导舆论，糅议论于消息中，积极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代舆论意识同类报纸中，由康有为策划、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不是第一份，也不是唯一的一份，但是它“一时风靡海内”，推动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不仅报纸的影响力广泛，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也代表了彼时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热切关注。

然而，在近代中国的体制下，坚持办这样的报纸绝非易事，政治体制禁锢，法律法规不健全，经济条件有限，管理手段不够科学，以及社会教育水平制约，这些因素都限制着报纸的发展，有时甚至威胁到报纸的存亡。

本文将从《时务报》入手，对清末近代报刊的生态环境进行分析。

关键词：清末《时务报》近代报刊生态环境正文：在清末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社会掀起了两次国人办报高潮，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发生于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清末的第二次国人办报的高潮发生于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后。

因此，为了使本文对清末近代报刊的生态环境的分析更易被理解，我将从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脉络、以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报刊《时务报》为导入分析清末近代报刊生存和发展直至灭亡的生态环境两大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脉络概述19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向中国进行传教的过程中，把最早产生于欧洲的近代报刊的模式和新闻传播的理念带到中国，掀起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第一页，到19世纪末期，贯穿中国南北的外报网基本形成。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人创办与出版近代报刊的活动开始兴起。

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①自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重要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潮兴起，中外联系日益增多，推动国人自办报刊的条件逐渐成熟；②此时，外人出版中文报刊已长达半个世纪，单纯宣教的报刊越来越少，新闻性逐渐增强，近代报刊的样式和办报知识已经传入中国；③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参与了外报的编辑工作，积累了办报的经验，为国人自办报刊做了必要的准备。

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全国。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国人办报活动的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至1898年三年地时间里，全国出版的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以上是中国人自办的，它们遍及全国的许多城市，积极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并且打破了外报在华的优势，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

在这次办报高潮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报刊，但是其主流形态始终是维新派主办的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宗旨的政论性报刊。

清朝末期，国体动荡，没落的清政府为延续统治不得已实行新政，顺应时势进行包括外交、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

新政规定，对“报禁”、“言禁”有限度的开放，允许民间办报，承认报刊合法地位，赋予人民创办报刊的自由权利，中国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

民营报纸中大部分政治上温和、主张改革。

此时资产阶级立宪派报刊活动得以复苏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进一步活跃，同时官方出版了新式官报，制颁了新闻出版法规。

以上便是自近代报刊传入中国以来至清末的发展的大概状况。

二．以《时务报》为导入分析清末近代报刊的生态环境《时务报》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地最为成功的、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创造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形成了“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局面。

而《时务报》自身的发展历程也与清末很多其他报刊一样充满了坎坷，下面我将从“媒介生态环境”具体到“报刊生态环境”的概述、《时务报》概述和结合《时务报》分析清末近代报刊的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从“媒介生态环境”到“报刊生态环境”众所周知，媒介作为一种信息系统，是以社会子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它的存在与发展与社会中的其他子系统，如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就是“媒介生态环境”。

媒介本身不是一种僵死的封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系统。

它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力及其与社会大“生命”系统的信号和物质交流保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相对的动态平衡，从而重建了人与自然、人与媒介、人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之间的亲和关系。

这就几乎把所有的与社会相关的各种传播活动都纳入了媒介生态的研究范畴，但是它有一个聚焦点——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

最佳的“媒介生态环境”有一套自身的标准化设计，它应该符合以下标准：技术的先进性与技术廉价、经费的市场化支持、市场决定媒体的命运、法律对传播自由的保障和限制，并最终保障媒体的独立发展和有效运作四个方面。

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主要构成部分，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样要受到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报刊生态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

其中政策环境对报刊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做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式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

理解了“媒介生态环境”的涵义后，进而拓展到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基本形式，分析某一份报刊创办、发展及停刊时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就能对报刊的生态环境有一个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下面，我就将结合《时务报》的创办、发展和停刊对其生态环境进行分析。

（二）《时务报》概述1896年8月9日，为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作为舆论工具。

馆址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

汪康年担任社长，年轻才子梁启超（时年23岁）担任主笔，孟麦华、章炳麟、王国维等分任各栏目编辑。

办刊资金主要利用原来张之洞捐献给强学会上海分会余款1200元和黄遵宪捐助的1000元、邹陵翰捐助的500元作为启动资金。

旬刊，每册20 余页，石印。

设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宣传维新变法，是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影响广远，直达穷乡僻壤。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发表于此报。

梁启超为《时务报》撰写的政论，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反响，" 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

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

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 “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时务报》的变法宣传，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

《时务报》的出版，。

机关报。

（P87）但是，。

劫夺。

在1898年，。

告终。

（三）结合《时务报》分析清末近代报刊的生态环境通过上文对“报刊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阐述以及对《时务报》的创办、发展和停刊的了解，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分析《时务报》以及清末其他近代报刊的生态环境，即政治环境、经营、管理和社会教育水平，其中，政治环境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

具体如下：1．政治环境《时务报》以及清末其他近代报刊处于清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困境。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专制体制下并无言论自由可言，报刊发言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以他们的意愿为尺度。

《时务报》虽然在起初阶段受到了以张之洞、黄遵宪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的器重，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清政府的严格控制和和镇压之下。

维新派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和嫉妒。

一些后党大臣纷纷上书，职责维新派的变法宣传“以笔舌倾动人主”、“藉报章鼓簧天下”，污蔑办报人是“混迹报馆”的“无赖者”，要求朝廷查禁。

后来，张之洞通过他在《时务报》的代理人汪康年竭力排挤梁启超，从内部进行劫夺，后以维新派的失败而告终。

这说明了报纸在任何时候都是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是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争夺的对象。

而在清末，中国还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所有近代报刊都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可言，如果发表了违背清政府利益的言论，都会受到查禁或者收买，报刊发言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以他们的意愿为尺度。

②知识分子虽然有积极参政的愿望，但是参政的实际经验不足，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一点在《时务报》中表现地非常显著。

众所周知，《时务报》是清末著名的政论报刊，因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而名扬天下，却在戊戌变法期间因康有为奏请官报而黯然结束。

而维新派报刊改为官报正说明了维新派知识分子参政的实际经验不足，这种经验的不足不仅从报刊中体现出来，从维新变法的过程中也可见一斑。

主要表现为下面两点：A．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太急进。

从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的整体思路上看：103天的改革，颁发了二百四十多道改革谕令，要求废科举、兴学校、办实业等等，而且光绪帝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一再要求速办快办。

从理论上说，这些改革措施大部分都是先进的，但是无论是兴教育也好办实业也好，都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变法需要时间，破立需要平衡。

但是康有为却一再强调在改革中实行“大变、全变、骤变”，“转一转脚跟而天下移风”，从而“重起天地，再造日月”。

这种改革急进论，无论在哪个时代的改革中，必然遭到时人的排斥。

从戊戌变法中康梁阵营的具体措施来看：康有为要求“但将二品以上的官员全杀了，法就变了”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做法必然受到当时官员的反对；要求设立制度局，选“天下通才十数人”管理，中央制度局下辖十二个分局，几乎可以取代原来所有的政府部门。

这种明目张胆的夺权，也必然受到当时政府机构的反对，原来赞成改革的一部分官员也开始怀疑起来。

他的这种急进的观点必然影响到其他维新派成员，并在报刊中表现出来，从而招致反对，使维新派自身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B．康梁阵营中的人年轻，政治经验少，行事张扬跋扈。

1898年9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二十日），任命杨锐、刘光弟、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时称“四贵”。

军机处等同虚设，原来的军机大臣对此有很大的意见：“不能赞置一词，咸忿忿不平，怒眦欲裂于此四臣矣”。

这虽然发生在《时务报》改官报之后，但是不难看出，当时任命新臣参政确实遭到了很多的阻力。

面对这种情况，康梁阵营的这些“新贵”们并没有谨慎行事。

这种一朝得势便得意忘形的做法使康梁变法逐渐失去人心。

③清末报律新定，但是管束有加，保护不足，还不能够为报纸、报人提供有效的保障。

清末报律的制定与国家社会的变革进程及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使庶政得以公诸舆论，而是清政府力求用法来控制报馆，保证其求新、变法政策的贯彻和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