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混语境下的身份重建——古尔纳小说中的记忆书写

第25卷第5期2023年9月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NortheasternUniversity(SocialScience)Vol.25,No.5Sep.2023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23.05.016

收稿日期:20220705基金项目: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资助项目(2022ZB60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22M712317)。作者简介:王 吉(1988),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苏州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海外汉学研究

。文化交混语境下的身份重建古尔纳小说中的记忆书写王 吉(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7)摘 要:记忆书写几乎贯穿了非裔英国作家古尔纳的创作生涯。早年的成长环境和流散异邦的生活经历使其饱受文化归属的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危机。古尔纳在故乡和异国的重叠语境中,将个体的记忆与历史记忆、文化记忆有机地结合起来。经由模仿和誊写,在作品中构建起多元文化交混的文本空间,为读者展示了东非地区复杂多层的文化地貌,挑战着西方文学针对东非地区和族裔或隐或显的刻板印象,也形成了颠覆殖民主义话语和思想操控的力道。关 键 词:记忆书写;古尔纳;流散族裔;后殖民;斯瓦希里文学中图分类号:I437.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23)05-0144-07IdentityReconstructionintheContextofCulturalHybridity:AbdulrazakGurnah’sWritingfromMemory WANGJi(SchoolofHumanities,SoochowUniversity,Suzhou215127,China)Abstract:WritingfrommemorythreadsthroughTanzanianNobellaureateAbdulrazakGurnah’scareerasawriter.HisearlylifeinZanzibaranddiasporicexperienceinEnglandhauntshimandmakeshimsufferfromtraumamemoriesandidentitycrisis.Breakingthroughnational,racial,andculturalboundaries,Gurnahblendinhisworksthememoriesatthepersonal,historical,andsociallevels.HisfictionsnotonlyrevealthesophisticatedculturaltopographyofeasternAfricawhichwitnessesthecross-cuttingofSwahiliandMuslimcultures,butalsochallengethestereotypedimagesofAfricaforgedbythecolonialismdiscourse.Keywords:writingfrommemory;AbdulrazakGurnah;diaspora;post-colonialism;Swahililiterature 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旅居英国的非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Gurnah)。作为一个生于东非、流亡英国、带有西亚血统又深受阿拉伯文化浸润的作家兼学者,古尔纳成长于多元文化融合杂糅的地区,也身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情景交织的时代。桑给巴尔地区文化交混的暧昧状态对古尔纳创作的影响极为明显,他的英文写作中夹杂着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和旁遮普语的词汇与典故,其针对民族、种族、殖民文化的思考也不时显露出伊斯兰

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 文明和东非文化深深的烙印。通观古尔纳的叙事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有关过去和母国的记忆不仅是他创作灵感与素材的源泉,也是其作品着力表现的主题。所谓“记忆”,用古尔纳自己的定义,就是“你记得的‘东西’”(thingsthatyouremember)[1]。换言之,古尔纳所说的“记忆”并不一定是对过去如实的反映,而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种建构在叙事中发展出自身的逻辑和连贯性,进而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而作为流散者的记忆主体,其身份认同和曾经归属的文化社群,也在被不断地重新定义。英语世界对古尔纳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既有对其作品美学风格和创作技法的探讨[2],也有对其非裔移民边缘化身份的关注[3],更不乏借古尔纳的非母语写作对后殖民书写困境的反思[4]。2020年以来,国内学界对古尔纳的研究持续升温,张峰的系列论文对古尔纳的文学创作[5]、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6]。朱振武等学者针对其代表作,深入考察了古尔纳作品中的叙事策略[7]、身份建构[8]和文化想象[9]。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以《天堂》(Paradise,1994)、《赞赏沉默》(AdmiringSilence,1996)、《在海边》(BytheSea,2001)等几部作品为例,从流亡者的个体记忆、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记忆和斯瓦希里的文学记忆三个侧面,解读古尔纳所建构的回忆世界,揭示其作品中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的交织缠绕,以及远离家园的记忆书写中伊斯兰文化、斯瓦希里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碰撞。进而思考古尔纳如何通过追述被种族主义话语侵袭与篡改的过去,建构离散族群的主体性,并最终形成对殖民话语和压迫性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抵抗。一、流散书写中的记忆投射作为后殖民写作的代表,古尔纳的小说经常被与阿契贝(ChinuaAchebe),奈保尔(V.S.Naipaul)和瓦萨吉(MoyezG.Vassanji)等人的作品加以比较[10]。就个人经历而言,古尔纳与出生在肯尼亚的作家瓦萨吉更为接近,和西翁戈(Ng͂ug͂ıwaThiong’o)亦不乏相似之处。比如,三人都出生于东非地区,后因时局动荡被迫移居国外,古尔纳与西翁戈都曾在宗主国英国修习文学。三位作家不仅在英语世界的高校任教,也长期从事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11]。他们以创作者、研究者和批评者的多元身份,调动理论资源,反思创作技巧,塑造审美旨趣,将写作与直接的殖民主义批判实践结合在一起。了解古尔纳的生活经历与学术经历,可以从两个层面深化我们对其作品的思考。首先,从思想资源的层面看,古尔纳所从事的研究和批评实践,影响着他对西方理论中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操演的理解与反思。这种影响又是双向的,一方面执教于高校,编选文集和杂志,让他更直接地介入文学生产的场域,重塑民族文化形象,抵抗西方话语的吞噬;另一方面,与其他跻身知识精英阶层的后殖民作家们相似,他也不可避免地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离散群体和母国文化产生隔膜,在文化身份上变成双重意义的局外人。其次,从写作素材的层面看,古尔纳笔下的人物身上往往投射了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场景。1966年,18岁的古尔纳离开了桑给巴尔,几经辗转于1968年以难民的身份进入英格兰。《朝圣者之路》(Pilgrim’sWay)的主人公达吾德(Daud)在1976年被迫离开坦桑尼亚,前往英国的坎特伯雷谋生。坎特伯雷也正是古尔纳初到英国时学习和工作的地方。《在海边》的叙事者之一拉迪夫·马哈茂德(LatifMahmud)回忆自己少年时每天前往古兰经学校[12]122,也脱胎于古尔纳个人的成长经历。相比于桑给巴尔匮乏的文化资源,英格兰丰富的文化生活曾给古尔纳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说中马哈茂德留学欧洲时初次参观美术馆的惊喜,以及之后在英国求学工作的种种细节,也投射了古尔纳本人的人生轨迹。古尔纳笔下的流亡者,因为政治原因、个人诉求,抑或是经济纠纷,自愿或非自愿地离开故土。就像萨义德所描述的,漂泊的生活让他们处于“文化失根”的困境,“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13]。此时,“记忆”往往成了他们与家乡或母国联系的唯一纽带。比如《天堂》中被父母卖给商人抵债,跟随商队远走他乡的少年优素福(Yusuf),以及《在海边》中前往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家具商奥马尔(SalchOmar),对过往的追忆,成为他们寻求内心平静与精神慰藉的方式。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在《赞赏沉默》中,思乡的心理症候被以身体经验的形式表达出来。小说的叙述者未具姓名,旅居英国17年未曾返回桑给巴尔,在因心脏问题问诊无果后,他不断重述故乡541第5期 王 吉:文化交混语境下的身份重建古尔纳小说中的记忆书写

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 往事以缓解心脏的不适[14]7。古尔纳所叙述的流亡记忆,并非在全球化背景下远离故土的人所独有,那些因种族、信仰、肤色的差异而陷入无归属状态的人们,仍然可能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体会“社会异化”(socialalienation)和“无家之感”(unhomeliness)造成的痛苦。“社会异化”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在生活模式、价值观、行为习惯或宗教信仰方面与所在的社群存在的一种断裂感[15];而“无家之感”在霍米巴巴等学者看来,指的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危机,即在心理上无法找到归属[16]。这两种困境,可能发生在社群、国家的层面,也可能产生于家庭内部。个体或特定群体对于归属感的过高期待、自我表达的受挫,都可能引起这种感觉。流散群体往往经受着双重意义上的疏离。一方面,边缘人的身份使其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跨越文化、种族界线的努力又往往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多年的漂泊生活,也让流散者与母国文化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隙或想象错位,他们不得不面对记忆的消散和家园梦碎时的幻灭感。比如《朝圣者之路》中的达吾德为了离开桑给巴尔不惜伪造护照、贿赂海关、冒用健康证明,然而他在英国因肤色被排除在社交活动之外,饱受欺凌,而昔日的违法手段已经在他与母国之间挖掘出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相比于躯体无法“回家”,精神上与故土的疏离则更令人绝望。《赞赏沉默》中不具姓名的叙述者,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谋生。为了取悦自己的情人爱玛(Emma)一家,他编造自己的过去,杜撰故乡的历史。同时,他又羞于向故乡的亲属明言自己在英国的境况,常常以沉默匆忙应对。当他重返阔别17年的家乡时,他发现母国虽早已获得独立却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僵化的机构、闲散的官僚、落后的基础设施。亲友对此习以为常,但他却在昔日熟悉的环境里显得手足无措。他在英国经年累月地模仿殖民者的言说方式讲述母国的“传奇”,这种因缺乏归属感而产生的替代想象,让他难以承受回乡后的幻灭和失落。然而当他匆匆逃回了英国,本以为可以重回自己用语言与文字编织并维系着的文化群体时,却发现英国的情人早已另觅新欢,他再次成为了孤独的“异类”。面对兄弟来信中“回家”的召唤,他感叹道:“它已不再是家,除非编造更多的谎言,否则我没有办法回头了,尽管这个想法那么诱人”[14]215。与流亡者不稳定的文化身份相对应的是不稳定的记忆。叙事者的过去被反复地追溯,当下与往昔交织缠绕,在层叠的闪回中,心理与历史的复杂性被揭示出来。《赞赏沉默》中,“我”的生父阿巴斯(Abbas)的身份始终扑朔迷离。“我”所编造的身世、“我”母亲的讲述、阿巴斯父母的回忆错综纠缠,真伪难辨。在小说《多蒂》(Dottie,1990)中,多蒂的母亲在英国谋生,为了改变移民身份与少数族裔的标签,将自己带有阿拉伯语源的名字比尔基苏(Bilkisu)改成了希伯来语源的英文常用名莎伦(Sharon)。她竭力抹除关于家族和血统的记忆,从未在孩子们小的时候讲述过家族的故事,以至于在她猝然离世后,子女甚至不清楚他们是否还有可以投奔的亲属,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一无所知,而“她的孩子们需要那些故事来了解他们是谁”[17]。因此,多蒂摆脱边缘人身份、跻身英国社会的尝试,与她梳理血缘关系、重组家庭记忆和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努力是同步的。她阅读英国殖民的历史与文学,试图从官方认可的记忆书写中锚定个人的回忆,在无孔不入的殖民话语中为昔日的被殖民者寻找存在的意义。二、摹写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传统在古尔纳所建构的文学世界里,读者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伊斯兰文明的烙印。受到海上商贸的影响,15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化不断塑造桑给巴尔地区的风俗习惯、社会伦理以及身份认同。当地通用的斯瓦希里语的书面语在19世纪前也是由阿拉伯字母转写的,甚至“斯瓦希里”一词本身就来自阿拉伯语,意为滨海之地[18]1。古尔纳在写作中经常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对阿拉伯民间故事、历史典故以及古兰经的文句也是信手拈来。接下来,笔者将从语言内容、文化资源、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故事主题等多个方面,探讨古尔纳小说与阿拉伯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包括汉德(FelicityHand)和马拉克(AminMalak)在内的伊斯兰文学研究者都曾尝试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传统出发,解读古尔纳的作品[19]。马拉克曾明确指出,如果读者了解《古兰经》或是相关的律法与信条,就不难窥见古尔纳作品的另一层内涵[20]。比如《天堂》中商人阿齐兹掌控着仆人的一切,他的名字Aziz也是安拉的99个名字之一:“al-Aziz”,有“全能者”之意。然而少641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5卷

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