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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简要回顾了话语分析产生的历史背景，追踪了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同时对一些理论问题的不同看法，诸如话语分析与其他学科的划界、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等，也作了介绍和归纳。
本文还着重介绍了话语分析这门新学科近些年研究的新动向。
关键词：话语分析、篇章１．历史背景１９５２年，Zellig Harris写了一篇题为“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的论文，刊登在Language杂志上。
此后，Discourse Analysis这个术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一批研究者相继步入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在欧洲，Hartman,Schmidt等人开始从事话语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对topic,comment等概念很有兴趣，这引起了他们对话语结构的重视。
由Halliday（１９６１）发展而来的“系统功能语法”，不只对句子的主题结构进行分析，而且还对句子和话语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美国，Hymes（１９６４）编的LanguageinCulture and Society（文化和社会中的语言）问世，书中已经注意到“言语交际”的形式，并进行了“讲话形式”等课题的研究。
Pike对语言和人类行为语位的研究，也促进了话语分析的发展，他和他的追随者对土著语中叙述体的研究一直与话语分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段时间的研究是话语分析的萌芽时期，其特点是各自进行一些零星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其影响也不大。
２．形成和发展２．１．形成阶段７０年代（包括６０年代底），从事话语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大批出现，一门新学科的雏形开始形成，在语言学界引起了重视。
２．１．１．大量论文、论文集和专著的出现这段时期，研究话语的论文大量出现，专著和论文集也出了几十部。
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reference（指称），deixis（指示），anaphora（回指），context（语境），topic and comment（话题和述题），cohesion and coherence（外在接应和内在接应），substitution（替换）等等。
《话语分析》第七章评述（Discourse Analysis）由Gillian Brown和George Yule共同编写，《话语分析》Gillian Brown是剑桥大学英语教授，George Yule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语言学教授。
它与之前的话语分析类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全面地介绍了话语分析的不同理论与方法，系统地论述了语言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应用的，语料涉及谈话录音、通知、书信、小说、报刊文摘等。
本书分为七个章节。
第一章引言部分着重探讨语言的形式与功能，继而讨论了句子与语句；第二章介绍了语境的作用，着重分析了情景语境；第三章作者讨论了话题与话语内容的表现；第四章探讨视角与话语结构的表现；第五章主要讨论信息结构，讲述了信息是如何通过短语和小句层次的小结构单位而得到包装的；第六章的研究对象相对于上一章来说是大块语料的成构，讨论它们是怎样被解读而成为连贯的语篇的，重点仍然是话语的指称这一中心问题；第七章探讨了话语理解中的连贯。
本文主要对第七章进行讨论并作出简要评述。
第七章首先讨论了话语的连贯。
话语连贯是篇章语言学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多年来，众多学者就这一理论从不同角度展开一系列的探讨与研究，提出了多种修正意见与观点。
De Beaugrande和Dressler（1981）认为，连贯是篇章世界的组成部分，只有读者的先有世界知识与篇章所表现的概念关系结构相吻合时,篇章意义或意义连续体才能实现；胡壮麟（1994）认为，言语行为、合作原则等语用学知识有助于语篇连贯；张德禄认为语篇连贯的条件包括认知模式、情景模式、文化语境、心理思维语义联系等；而本书作者认为，人们在对语篇进行阐释时需要依赖一种假设，即，话语是连贯的。
在日常交际中，我们常常依靠句法结构和语言信息中的词项进行理解，但我们不能认为缺乏这些文字形式上的输入我们就达不到理解。
有时，我们可以从作家写出的语法十分规范的句子中得出其字面意义，但实际上我们并未全部理解它，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语言之外的信息。
话语分析与阐释学的宗旨大相径庭。
阐释学要求对某一文学文本在整体上进行理解和阐释，而话语分析不事先预设任何文本意义，目的也不在于探究其意义，而是考察贯穿在不同文本中的话语构成，研究它们如何建构了文本，如何使文本具有了意义，并在文化语境中承担功能。
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奠基人是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福柯的话语概念具有多重意义和开放性，强调实践，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不同的意义。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介绍自己的话语分析概念时，将其比喻为“采石场”，其一是说各个学科的同仁都可从中各取所需，再有就是反映了福柯对完整理论构架的排斥。
如果将话语分析作为方法泛泛的运用于文学研究，我们会遇到问题重重，因而有必要事先澄清几点：首先要限定话语概念，使之适用于文学分析的实践。
话语可以被概括为有关某个主题的语言陈述的总和。
福柯认为话语的关键不仅是所说（Gesagte）和所写（Geschriebene）的集合，而是特定文化决定了如何思维、如何言说条件下的陈述（Aussage）之和。
话语并不再现或临摹文化现象，而是引发和建构了它们，因而话语分析要考察的与其说是话语，不如说是话语依据的规则、依存的条件。
话语驾驭个体的感知、思维和行动，这是福柯的出发点，因为他关注“说”的条件，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什么甚至被言语和思维遗忘。
他引入了“话语实践”的概念，话语不再是符号（指示内容或表征的意义载体）的总和，而是不断实践，是根据一定规则系统生产话语对象的实践（福柯1973:74）。
福柯认为话语的可能性（即“可说”与“可想”）受制于某种排他机制，它由禁令、边界、注释、方法、理论、习俗和教义协调运作生成。
福柯于1970年12月2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座《话语的秩序》中概括了这种机制，为了解释不同时期话语的不同排他规则，福柯以孟德尔的遗传学为例，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时常疑惑，为什么19世纪的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居然不能认识到孟德尔学说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