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

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作者：田鹏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01期摘要：朱熹《诗集传》自序是《诗经》序跋中重要的篇目，体现了《诗集传》的创作动机和“诗经宋学”的学术特质。

《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并非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应在公元1177年《诗集解》成书以后，其时《诗集传》之创作思想亦已成熟；《诗集传》自序是朱熹专为《诗集传》所作，并非之前学者所认为的，是朱熹为《诗集解》创作的旧序。

通过《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可见朱熹在诗经学根本问题上所持观点的特殊性。

《诗集传》自序采用了“语录体”之体例进行创作，朱熹借助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文体，增强该书的学术影响。

《诗集传》自序对宋代以后的《诗经》著述和版本之序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深远影响。

关键词：朱熹《诗集传》序跋语录体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1-71-77《诗集传》是朱熹倾四十年之功，集诗经理学之大成，创作的《诗经》阐释研究专著，在其后的八百多年一直作为官方认可的《诗经》通行本。

关于这部书的研究，时至今日也是诗经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因研究范围广，囊括了经学、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已经相当系统深入。

但以作品创作、作者和历史现实的纽带的序跋为切人点进行研究的比较少，对于朱熹诗经学研究的动机和著述序跋的创作还存在一定的盲点。

一、《诗集传》与“诗经宋学”“理学”是“宋学”的基础和核心，是宋学高度发达之后的产物，是古代中国宗法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成熟的巅峰之作，有其学术研究方法的独立性。

理学思想体系是区别于以今古文经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意识形态和以疑经辨经为研究方式的宋学的。

这种本质上的区分在诗经学著述和研究方面体现的尤多。

朱熹是诗经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诗经学研究方面，他的两部诗经学著作《毛诗集传》和《诗序辨说》是诗经宋学代表性的著作。

除此之外，尚有一篇他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所作序可供旁证。

朱熹本人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公元1200年。

他的思想直到南宋宝庆（公元1225年）以后才盛行，成为诗经学学术研究的主流。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他的朱学成为科场标准经历了坎坷的过程。

元世祖忽必烈在元大都设立的国子学，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由许衡建议，停止了唐宋以来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方式，改为考经学。

许衡只是“诗经理学”进入科举流程制度上的推动者，其理论上的完善是和朱鉴、王柏、胡一桂和许谦的努力分不开的。

最终的科举考试程序是元仁宗皇庆（公元1313年）二年十月才确定下来。

明永乐时期修《诗经大全》，采用元代刘瑾的《诗集传通释》为蓝本，从此开始，仅以《诗集传》为标准取士。

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华夏的朝代，科举仅仅举行了七次，但是古代科举制度是在此定型的。

对诗经学而言，以经学取士的科举方式不但更进一步拉近了《诗经》和政治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把当时占诗经学学术统治地位的朱熹的诗经学理论和科举考试紧密连接在了一起。

朱熹的《毛诗集传》和《四书集注》的地位由“学术权威”上升到了“金科玉律”，个中缘由值得细细玩味。

关于朱熹的诗经学理论的当代专门研究，有檀作文编著的《朱熹诗经学研究》，但是以这部作品为代表的撰著和大多数诗经学史通论，在这个问题上都偏重对朱熹诗学观点和理学观点的梳理阐发，缺乏对朱熹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特别是诗经宋学和汉学、清学之间最本质的区别的描述。

关于朱熹的诗经学思想，谭德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立足于《诗集传》的朱熹自序作了总结：朱熹研《诗》的最终目的在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

这其中充满着浓厚的理学思维。

与二程一样，朱熹把《诗》视为理学教材，欲从中获得的是修身养性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朱熹之所以如此看重《诗》，这是因为他充分相信《诗》中蕴含着丰富的理学内涵。

故《诗集传序》说：“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天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因此，在朱熹看来，人事、天道之理无不包含于《诗》经之中。

他的这段总结已经概括了朱熹对于《诗经》的认识和研究理路，足可以代表绝大多数学者对于朱熹学理思想的大致印象。

在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中，将“诗经宋学”的特点概括为五点：不用《诗序》，就诗论诗，一也；辨正旧解，阐发新意，二也；兼采三家，不拘门户，三也；注重义理，略于诂训，四也；反对烦琐，力求简明，五也。

洪先生认为，“以上五点，朱熹的《诗集传》似乎均已具备。

”“这些，都是汉人、唐人所不能道的。

”③换言之，这五点也可概括为朱熹诗经学思想的最鲜明特点。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已经概括了朱熹作品的诗经学观点，但结合《诗集传》自序，尚有朱熹作品的创作和阐发机制有待挖掘补充。

二、《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关于《诗集传》的创作时间，北大中文系徐鼎一做过精心梳理：《诗集传》完成于南宋淳熙年间，为朱子在淳熙四年（1177年）所作之《诗集解》删改而成。

据今人束景南考证，《诗集传》完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子五十七岁时。

之后又转引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朱熹淳熙四年序定《诗集解》（原注：亦即《毛诗集解》），遂转而作《诗集传》。

淳熙七年其始悟雅、郑之辨。

十一年作《读吕氏诗记“桑中”篇》。

王懋竑据此篇推断《诗集传》成于淳熙十一年甲辰以后，而无确考……亦可证朱熹删削《诗集传》而成一小书定本在淳熙十三年。

起始创作《诗集传》的时间，绝大多数学者从王懋竑和束景南之说，认为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也有少数人提出质疑。

根据朱熹的孙子朱鉴所著《诗传遗说》第二卷：“《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经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

”《四库全书总目》也完全采信了朱氏祖孙的说法。

莫砺锋先生总结道：“它原来并不是为尽去《小序》的《诗集传》而作，当然不能根据它来确定《诗集传》的成书年代。

”解答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朱熹自序中最后关于时间和创作缘起的表述，是当时成文的时候就写好的还是在《诗集传》完成之后才添补上去的？根据朱熹自己所言，这篇序并不是为《诗集传》所作，而是为《诗集解》创作的，他写道“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标注的创作时间是“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

束景南所言“淳熙四年序定《诗集解》”所指就是朱熹所言。

傅维森《缺斋遗稿》卷二《读朱子诗集传》也作证说：“朱子《诗集传》八卷，成于四十八岁，盖得道之书也。

稿凡两易，初稿说宗《小序》，尤未从浃漈之说也。

”《诗集解》是朱熹收集前人旧说加以研究的一部作品，是一部他认为失败的旧作。

束景南根据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的只言片语辑录成《诗集解辑存》。

吴其昌认为《诗集解》和《诗集传》是两部书，钱穆则认为《诗集解》是《诗集传》的初稿。

朱熹撰自序的题款一直被作为判定《诗集传》成书时间的重要证据，但是未曾明言这篇自序的创作时间。

一般学术著述的自序往往创作于作品初稿既成之后，或成书刊刻之时。

作者会在自序中言明作品创作的缘起、思路、目的等，为读者的阅读提供帮助。

按朱熹所言，他的这篇自序既不是和《诗集传》同步完成，甚至不是为这部书所作，理论上是所有诗经学著述序跋当中唯一的“张冠李戴”的作品。

自序和著作不搭配，是古代经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尤其值得研究。

首先通过两种比较可见其反常之处：（1）《诗集传》自序和《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序的比较《诗序辨说》原本附于《诗集传》之后。

在其中，朱熹对尊《小序》的古文经学大加抨击，题辞曰：“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

”说明《诗集传》成书之后，朱熹对《诗序》代表的毛郑诗学持否定态度，认为遵序者均为“肆为妄说”，自己早年的诗经学思想也在被否定之列。

朱熹为《吕氏家塾读诗记》所作序可作为旁证：虽然，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

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旧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

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焉矣。

吕祖谦于1181年过世，朱熹1182年为他的遗作作序，该书马上被刊刻，有宋淳熙九年（1182年）江西漕台刻本。

那么朱熹《诗集传》自序的内容代表了他“少时浅陋之说”的诗经学思想吗？实际上并没有。

这篇序和《诗大序》在体例上联系紧密，内容针锋相对。

关于小序的态度，郝桂敏有过总结：“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小序》所言刺诗，一部分转为他意，一部分去掉刺意，这正是‘三纲五常’思想在解《诗》中的具体体现。

”朱熹在《诗集传》自序中说：“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这显然是朱熹诗经学思想成熟后所作。

（2）《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诗集传》自序使用了序跋文体中极为罕见的语录体，以设问自答的形式提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诗何为而作也（诗歌本质）；其所以教者何也（诗教）；国风雅颂之体（六义）；其学之也当奈何（学诗解诗）。

《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在核心内容上针锋相对，前者虽未在行文中明确提及后者，但在叙述逻辑和讨论要点上无不和前者相呼应。

其一，关于诗经的本质论，《诗大序》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集传》自序则认为：“尔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

此诗之所以作也。

”前者强调“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是上古诗歌创作和传播的本质。

后者强调“静”：“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这和朱熹“静主动用”和“理静气动”的理学主张是相合的。

其二，关于对“诗教”的理解，《诗大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朱熹看来，“法先王”是靠不住的，“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

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只有圣人所言（对《诗经》的阐释）才可以被作为“诗教”的标准。

这是“诗教”的教育目的。

“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

”这是“诗教”的政治目的。

换言之，这种教育和政治的双重目的也是驱使朱熹著书的原因。

其三，对“变风”、“变雅”和“美刺”的理解。

《诗大序》认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郑玄《诗谱序》将之归于孔子的辑录：“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朱熹更进一步，将“变风”、“变雅”归结为两类：变风是“圣人之徒”所作；“变雅”虽然是“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但由“圣人取之”。

朱熹则极力夸大孔子在诗经学中的作用：“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天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