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域外管辖权制度探析

基本法知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和自治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下称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具有一国两制的特殊地位。

根据香港的基本法，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和立法权。

本文将介绍香港的法律体系和自治原则，旨在加深对香港特别地位和法律体系的理解。

一、法律体系香港的法律体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

根据基本法，香港的法律体系包括普通法、习惯法和基本法。

它的核心原则是保护人权、维护法治，以及维护自由和独立的司法体系。

1. 普通法香港的普通法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建立的，包括英国的法律制度、判例法以及有关导则与原则。

普通法确保了香港的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维护了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 习惯法习惯法是香港法律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某些领域，习惯法成为了香港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在商业和贸易方面。

习惯法基于长期的实践和惯例，确保了香港的商业环境和交易定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3. 基本法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核心法律文书，也是香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确保了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并规定了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基本法是香港法律体系的最高法律法规，对其他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约束力。

二、自治原则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素之一。

根据基本法，香港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司法以及其他事务上享有高度自主权，具有自己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

1. 行政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力，拥有自己的政府机构。

行政长官是香港的行政首长，负责领导香港政府，实施香港的行政管理。

香港的行政机构由行政长官和各个政府部门组成，负责管理和实施政府政策，保障香港的日常运行。

2. 立法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设有立法机构——立法会。

立法会由直选和间接选举产生。

立法会负责通过法律、批准政府预算以及监督政府行为。

香港的立法体系确保了民主、透明和负责任的立法过程，使得香港市民的权益得到保护。

3. 司法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体系独立运作，拥有自己的司法权力。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全面管治权受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的约束，是法定管治权，不是无任何约束的任意管治权。

在既定法律框架下，全面管治权主要包括中央直接管治权、中央对特区的授权及授权调整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全面监督权。

对于自治权范围内的事项，中央不会直接越位干预，而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并加以宪制性监督甚至问责。

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是“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应有之义，与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

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有机结合，这样既是要确保中国对港澳主权的落实以确保国家利益，也是要确保港澳的优势以确保港澳繁荣稳定，从而确保“一国两制”得到很好的落实。

将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就是要将基本法上的中央直接管治权与全面监督权逐项加以检索和制度化、程序化，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确保“一国”不只是抽象遥远的主权象征，也是具体化、接地气、可感的实在治权。

这种结合过程是符合基本法秩序及可兼容于香港法治的，因而不会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也不会损及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这一调整是回溯“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与完整意涵，是国家权力的充实与就位，是国家承担“一国两制”最终责任人宪制责任的积极体现。

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是港澳回归祖国本身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香港特区诸多难题和社会矛盾的化解。

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一体两面，绝不可片面强调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而忽略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这也是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港澳特区治理方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坚持和完善香港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者：暂无来源：《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年第1期林伟（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部教授、博士）按照“一国两制”原则治理好香港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明确定位。

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制度层面特别是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层面作了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工作部署。

第一，《决定》强调要在香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

这是总结香港、澳门回归以来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得出的基本经验。

对此，《决定》强调了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

依法治港，首先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这是因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是“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的集中体现，是特别行政区一切制度的最顶层设计，在特别行政区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

特区内一切行政、立法、司法行为都必须符合宪法和基本法，香港全社会都应该自觉尊崇宪法和基本法、遵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

二是在坚持“一国”原则的基础上尊重“两制”的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并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

三是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

这指出了依法治港的主体要求：行政长官必须确保由中央信任的爱国者担任，符合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香港社会认同等标准；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也必须以爱国者为主组成。

此外，为香港社会各界关注的行政长官普选制度的重启，必须在确保行政长官由中央信任的爱国者担任的前提下进行；行政长官领导的管治团队作为治理特别行政区的第一责任人，也需要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拥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制度。

以下是关于香港和澳门管理制度的一些重要内容：香港管理制度：1."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保留独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但仍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2.基本法：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及其职能由香港基本法规定。

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确保"一国两制"原则得以贯彻。

3.行政长官：香港行政长官由选举产生，主导行政事务，并对中国中央政府负责。

4.特区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设有自己的行政机构，称为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日常事务，包括教育、医疗、经济发展等。

5.立法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有立法会，负责制定和修改法律，并监督特区政府的行政工作。

澳门管理制度：1."一国两制"原则：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保留独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但仍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2.基本法：澳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及其职能由澳门基本法规定。

基本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法，确保"一国两制"原则得以贯彻。

3.行政长官：澳门行政长官由选举产生，负责主导行政事务，并对中国中央政府负责。

4.特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设有自己的行政机构，称为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负责管理澳门的日常事务，包括教育、医疗、经济发展等。

5.立法会：澳门特别行政区设有立法会，负责制定和修改法律，并监督特区政府的行政工作。

总体而言，香港和澳门的管理制度均遵循"一国两制"原则，将高度自治和中央政府的管辖权相结合，以保障这两个地区享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权力。

关于香港问题的论文1000字篇一香港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也是中国内外舆论一直争议的焦点。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前途问题是中国政府与香港民众之间存在分歧的核心问题。

本文将对香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和影响。

香港问题的核心是香港的前途和治理模式问题。

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给予香港高度的自治权。

近年来香港的社会动荡不安，一些激进分子通过暴力手段以及外部势力的支持，试图推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这使得一些人对于香港的治理模式产生了质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来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安全。

香港问题的发生也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分化有关。

近年来，香港的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房价高企，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年轻人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社会财富差距拉大，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使得香港社会存在许多不满和不公平感。

这也是香港年轻人参与抗议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外部势力的介入也是香港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对香港问题表达关切，试图通过干涉香港内政来达到自身的战略目的。

他们对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给予了支持和宣传，试图削弱中国政府的管治能力，影响中国的发展。

这种干涉不仅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也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发展。

香港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共同努力。

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香港的管治，确保香港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也要加大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支持力度，解决香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不满情绪。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则应该加强与市民群众的对话，听取他们的诉求和意见，改进政策，并且加强与中央政府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解决香港问题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需要加强合作，加大力度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分化的问题。

也需要增强对外较好势力的警惕，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香港回归日香港的法律与司法体系香港回归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标志着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

在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法律体系以及司法体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将对这些变化进行探讨。

一、香港的法律体系在回归之前，香港的法律体系受到英国法律的强烈影响，采用的是普通法体系。

香港回归后，为了适应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香港采取了一国两制的原则，保留了原有的法律体系。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下，香港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和法律体系。

香港的法律系统由立法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构成。

立法会负责制定法律和监督行政机关的工作，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司法机关则负责审判案件和维护法律的公正。

这种独立的法律体系确保了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

二、香港的司法体系香港的司法体系是以普通法为基础，并受到英国法律传统和以往的司法案例的影响。

回归后，香港的司法体系继续保持了这一传统，并通过一系列的机构和程序来确保司法的公正和独立。

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法院是香港的最高司法机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条例设立。

最高法院下辖高等法院和区域法院。

高等法院负责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重要刑事和民事案件，区域法院则处理较为轻微的刑事和民事案件。

除了最高法院之外，香港的司法体系还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事务部、律政司、法律援助署等一系列的机构。

这些机构的存在和运作确保了香港的司法体系的独立和公正。

三、对香港司法体系的评价香港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一直以来都受到普遍的认可和赞誉。

它以其独立、公正的特点，保护着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法治的实施。

然而，近年来香港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涉及到法治和司法独立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发生，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司法体系和法律的权威性。

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和抗议活动。

针对这些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措施来解决，确保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得到有效维护。

但是，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建立对法律和司法体系的信任，共同促进香港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法治与港澳台地区治理近年来，法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

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港澳台地区也在不断探索法治建设与地区治理的关系。

本文旨在探讨法治与港澳台地区治理的相互影响和发展情况。

一、法治与港澳台地区治理的历史沿革港澳台地区的治理与法治建设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

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在殖民地时期受到英国和葡萄牙的法律体系影响，法治思想逐渐渗透并奠定了它们的治理基石。

而台湾则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港澳台地区的治理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及澳门回归，两个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一部分，法治理念得到了更加广泛和系统的应用。

台湾地区虽然存在政治分歧，但其法治建设也未曾停滞不前。

二、法治与港澳台地区治理的现状和挑战目前，港澳台地区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

法治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其与当地实际情况的结合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香港，法治作为基本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保障。

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社会矛盾和争议表明，法治建设仍存在不足之处。

例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法院判决与公众舆论产生分歧，这也提醒我们在法治建设中还需要更加注重公众教育和参与。

澳门在回归之后，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澳门首次引入了基本法以外的法规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地区的法律体系。

然而，澳门在推进法治建设中也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革对法律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需要更加注重法治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结合。

台湾地区的法治建设相对独立，尽管存在政治的争议，但其法治体系的完善程度敢于让人肯定。

对于台湾而言，现阶段的法治建设主要集中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上。

然而，随着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台湾地区在法治建设中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三、深化法治与港澳台地区治理的研究与应用为了深化法治与港澳台地区治理的融合，我们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

“三权分立”抑或“行政主导”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体的特征胡锦光朱世海【学科分类】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出处】《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摘要】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体特征，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即行政主导和三权分立。

香港特区政体既属于三权分立体制的范畴，又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

三权分立、行政主导是从不同角度对香港特区政体特征的描述，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事物，也不是割裂的关系。

全面概括香港特区政体的特征，应是三权分立基础上的行政主导制。

【关键词】香港；政体；三权分立；行政主导【写作年份】2010年【正文】关于香港特区政体的特征一直有两种争论不休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香港特区政体是行政主导制，否认三权分立制；另一种意见认为香港特区政体是三权分立制，否认行政主导制。

对此问题展开研究，全面阐释香港特区政体的特征，不但能够消除纷争、增进共识，而且能够对香港的政制发展提供参考。

一、香港特区政体属于三权分立体制范畴三权分立作为关于政体的一种学说、思想或理论，关于其内涵有不同的观点。

我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国家权力由三个不同的机关掌握；二是三个不同机关相互制衡。

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三权分立只是分权，不包含制衡，提出“三权分立”与“制衡”是两项原则，而不是同一项原则。

笔者认为“分权”与“制衡”最初是两项不同的政体设计原则，分权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制衡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是孟德斯鸠把两者统一起来，创立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学说。

孟德斯鸠强调分权，“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仍然是阶级分权，他认为“如果同一个人或是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

”孟德斯鸠确信“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关于香港问题的论文1000字篇一香港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表达了巨大的关注和担忧。

本文旨在探讨香港问题的背景、原因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了解香港问题的历史背景。

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于1997年回归中国，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

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拥有独立性，但仍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自2019年开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揭示了香港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我们需要分析香港问题的原因。

香港的经济不平等是导致社会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但富裕与贫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受到限制。

许多市民认为他们的声音无法得到充分的代表和照顾，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

香港的政治体制也是问题的重要原因。

一些人认为香港政府在政策决策和领导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导致市民对政府的失去信任。

一些外部势力对香港问题的干预，也加剧了香港问题的复杂性。

为解决香港问题，我们需要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

香港政府应加强与市民的沟通与互动，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和民主性。

政府应听取市民的声音，积极回应他们的诉求，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

香港应加大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关注，采取措施减少富贵差距，提升社会公正和平等。

国际社会应尊重香港的自治权，并避免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预，以免加剧矛盾和紧张局势。

香港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香港政府应加强与市民的沟通与互动，改善政府的透明度和民主性。

国际社会应保持克制，尊重香港的自治权，避免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预。

只有通过共同努力，香港才能实现繁荣稳定的发展，让每一个市民都能够享受到公正和民主的社会。

三、中国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冲突的特征在承认香港和内地司法机关对张子强案件都有刑事管辖权的情况下，这就发生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问题。

所谓区际刑事管辖冲突，是指在同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的行政区域在刑事管辖权方面的冲突。

这种冲突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同一刑事案件数个法域的司法机关竞相行使管辖权，人们称之为积极冲突；二是某一刑事案件任何法域的司法机关均不受理、管辖，人们称之分消极冲突。

在刑事法律领域，大量出现的是积极管辖冲突。

（注：参见陈永生：《中国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冲突及解决》，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2期，第50页。

）我国过去是一个单法域国家，原本并不存在区际刑事管辖冲突，只是在本世纪90年代末随着香港的回归，才产生了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问题。

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是“一国两制”的实现。

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律领域将保留其原有的法律不变。

这样就在我国领域内出现了两个互不相同的法域，即内地法域和香港法域。

这种多法域并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至少50年不变。

而各法域之间又是相互平等、彼此独立的，法律的规定差异很大，这就使得在处理两地互涉刑事案件时，香港和内地的司法机关分别依照各自的刑事法律进行司法活动，很有可能遇到双方都有刑事管辖权的情况。

所以，“一国两制”的司法框架决定了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冲突的不可避免。

而由中国国情所决定，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刑事管辖冲突既具有一般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共性，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特殊之处。

具体地说，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刑事管辖冲突的特殊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刑事管辖权冲突是一国两制下的刑事管辖冲突，没有涉外的性质，也不具有国际刑事管辖冲突的特性。

迄今为止，世界上现有的区际刑事管辖冲突都是“一国一制”的刑事管辖冲突。

这些国家内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法域，但其政治、经济制度是一致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仅仅在法律规定。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中的域外管辖扩张及应对目录一、内容概述 (1)二、跨境数据流动规制概述 (1)三、域外管辖扩张背景下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 (3)3.1 域外管辖扩张的定义与特点 (4)3.2 域外管辖扩张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影响 (5)四、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域外管辖扩张分析 (7)4.1 国际法律法规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域外管辖规定 (8)4.2 各国实践中的域外管辖扩张趋势与做法 (9)4.3 域外管辖扩张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11)五、应对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域外管辖扩张策略 (12)5.1 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体系，加强自我监管 (13)5.2 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域外管辖扩张 (14)5.3 提高企业合规意识，加强风险管理 (16)六、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中的国际合作路径 (18)七、企业应对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域外管辖扩张策略建议 (19)八、案例分析 (20)九、结论与展望 (21)一、内容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跨境数据流动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法律规制问题。

域外管辖扩张现象尤为突出，对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带来了严峻挑战。

本文档旨在探讨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中的域外管辖扩张现象，以及应对之策。

本文首先介绍了跨境数据流动的背景和重要性，阐述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跨境数据流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重点分析了域外管辖扩张现象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对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案例，探讨了应对域外管辖扩张的策略。

本文还指出了在应对域外管辖扩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阐述与分析，旨在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中的域外管辖扩张现象，为相关企业和个人在跨境数据流动中提供法律合规建议，促进国际数据自由流动与合作的健康发展。

二、跨境数据流动规制概述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跨境数据流动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点问题。

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探析我国立法机关曾在2012年对《民事诉讼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管辖权方面之前的规定进行了完善，特别是对涉外管辖权方面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和完善。

虽然修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处理涉外事务，维护我国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法律理论存在缺陷等等。

这应当引起我国立法机关的重视，并尽快予以完善，只从而确保我国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一、现阶段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立法模式存在缺陷在立法模式上可以将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立法分为两个模式：一是单轨制，即国内和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共同使用一部法律，不对其进行明确区分;二是双规制，即国内和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要分别立法，要对其国内和涉外这两个方面进行明确的区分。

而我国自颁布实施民事诉讼法以来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一直采用双轨制，但是2012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之后更加偏向单轨制，在国内管辖中纳入了涉外协议管辖和应诉管辖，但是涉外三类经济合同的专属管辖以及特殊地域的管辖仍然保留在涉外编中。

对于这种模式，笔者认为并不合理。

首先，在管辖权的分配方面，涉外管辖权不同于国内管辖权。

对于涉外民事案件国家与国家之间行使管辖权的分配性原则是涉外管辖权规范的实质，因此国内不同级别、地域以及类型的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国内民事管辖权规则对民事案件进行审判存在很大的不同。

其次，行使涉外民事訴讼管辖权的过程中所要考虑的因素与行使国内管辖权所要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

在行使国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过程中只需要对案件的管辖权在国家内部如何分配进行考虑即可，而到底由哪一家法院具体来行使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并无关系。

但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最为重要的就是由哪一个主权国家来行使具体涉外案件的管辖权，其更多的是强调一个主权国家捍卫自己的司法主权。

由此来衡量我国修订之后的民事诉讼法，其中对涉外民事管辖权由双轨制逐渐向单轨制转变是存在很大风险部的，特别是该法第34条所规定的协议管辖权：“……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综合来看第34条规定涉外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大范围内选择我国的人民法院，但是如果当事人不选择我国法院而是选择与争议相关的外国法院对涉外案件进行审理，我国针对这种情况又该怎样进行处理，在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此进行规定和详细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法院认为应当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来管辖类似案件，并且对于协议管辖的效力不予承认，那么就又与意思自治原则和私权处分原则相违背，同时这种立法也无法很好的指导司法审判工作，并且外国法院也很有可能对此不予承认，更不会加以执行，最终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

浅析如何解决内地与香港管辖权冲突摘要：内地与香港法院管辖权冲突问题一直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之下，我国内地法院在处理涉港案件的管辖权冲突问题时，是否可以采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是否可以运用“不方便法院原则”？采用或不采用这些原则的理论基础及法律依据何在？本文从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围绕上述问题论述如何解决内地与香港管辖权冲突。

关键字：管辖权冲突，区际法律冲突，一国两制，一事不再理，不方便法院香港回归后，依照“一国两制”原则，内地与香港属同一主权之下，但是香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享有独立行政权、司法权和终审权，内地与香港实施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

因此，香港与内地的民商事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包括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冲突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冲突。

其中，关于法律适用，一般适用法院地的冲突法，因此法院的确定将决定最终适用的实体法。

另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以做出判决的法院有合法管辖权为前提的。

可见，管辖权的确定可以影响到法律适用、可以影响到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进而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

因此，解决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一，内地与香港管辖权冲突的现状自从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出现了“一国，两制，三种法系，四个法域”的局面。

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同属一个主权之下，但分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法系、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共存，香港、澳门、台湾都有各自的立法权和终审权，所以又形成了四个法域的局面。

20XX年1月1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生效实行，标志着中国创制了一种在WTO协定法律框架之下，通过签订一个主权之内不同关税区之间的贸易协定，实现我国两岸四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更加加强了内地与香港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的。

论香港的国际法律地位香港是我国南海上的一颗明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以1061.8平方公里的弹丸岛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成为世界上11个最大的贸易实体之一，其年总贸易额居于世界前列；它又是亚洲的金融首府，继伦敦、纽约之后，被列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它还是全球最大、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

在国际关系中，香港几乎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各国际组织建立了官方或半官方关系。

世界上已有82个国家与香港建立了领事关系（1）。

香港还独立地享有关税和自由港地位，自己发行货币，单独享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缔约地位。

香港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和尊重。

1997年，我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其拥有的自治权利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有类似地位的地方实体。

中国的政治体制并非联邦制，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地位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本文基于“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为基础，结合香港的实际，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来阐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人格，以此来揭示和论证香港的国际法律地位和前景。

一、国际人格的理论概念（一）国际人格的概念和条件所谓国际人格，是指某一国际法实体在国际法上参与国际交往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和能力。

在西方国际法著作中，“国际人格者”、“国际法主体”和“国际社会的成员”这三个名称是混同并用的。

《奥本海国际法》认为：“国际人格者的概念是从国际法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

因为，国际法是文明国家所认为在彼此交往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因而，每个属于文明国家之列的国家，也就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就是国际人格者。

主权国家是唯一的国际人格者，即国际法的主体。

《中国政府与政治》课程论文——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赵庆吉、玉珍、胡馨内容提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根据宪法、通过基本法设立的国家管理香港这一特殊地域的政治制度。

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制度，二是中央权力行使的制度，三是特别行政区内部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制度。

这一制度的特征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享有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保持原有的普通法制度并享有终审权、允许保留其他的原有的制度基本不变、制度设置和实施方式法治化程度非常高。

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丰富了我国的单一制，是我国地方治理多元化的表现。

关键字：行政长官、自治、立法会、特征、单一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成立以及实施条件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表决通过了香港基本法的同一天，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该决定指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所辖的岛屿和附属海域。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图由国务院另行公布。

”从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正式设立，并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日起开始实施。

即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不过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前提是1：（1）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2）维护中央的管治权威；（3）维护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4）只能在国家的具有特殊历史和现实原因的部分地区实行；（5）符合国家建设和发展战略要求“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这可以说是建立和实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根本宗旨和目的2。

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国家，所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地方制度多元化和充实单一制的表现。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容和形式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根据宪法、通过基本法设立的国家管理香港这一特殊地域的政治制度。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对外缔约权及有关问题邓中华一九九七年一七月一旧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享有高度自治，在对外交往方而亦享有一定的权利。

但是，由于香港特区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实体，其对外交往权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其对外缔结协定的程序也因其地位而有独特之处。

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对外缔约权“条约是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意在原则上按照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_l卜相互间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的一致”。

①这是当代国际法学家对“条约”下的定义。

在传统国际法中，普遍认为主权是缔约权的唯一依据，也就是说，只有主权国家才是条约的缔结主体，因此，“条约”仅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关于它们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形式的协议”;②甚至一九六九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也把“条约”界定为“国家间所缔结的并受国际法支配的国际书面协定……”。

③但是，早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制定前，条约的制定主体就已超出了国家的范围。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可以与国家或其它国际组织缔结条约。

例如，《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三条授权联合国同各会员国缔结军事援助协定，并规定这种协定应由各签字国按其宪法程序予以批准;第六十三条授权经社理事会得同各国政府间的专门机构签订建立合作关系的协定;第一百O五条规定，联合国为在会员国领土内享受!: 达成其宗旨时所必需的特权及豁免，得同各会员国缔结协定。

从实践中看，联合国的确签汀过许多上述几个方面的协定。

④除了国际组织外，有些联邦国家中的成员邦也在有限的范围内拥有对外缔约权。

例如前苏联宪法第十八条甲款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发生直接关系，并同它们缔结协定和交换外交、领事代表。

”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宪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各州在有立法权的范围内，取得联邦政府的认可后，可以同外国缔结条约;而根据《瑞士宪法》第八条，同外国缔结同盟和条约，完全属于联邦的职权。

《域外管辖的边界与冲突研究》读书札记一、域外管辖权的理论基础和定义范围在我研读《域外管辖的边界与冲突研究》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对于域外管辖权的理论基础和定义范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域外管辖权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国家主权原则，根据国际法，国家拥有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最高权力的权利，这种权力延伸到了其主权范围内的所有事务，包括在其领土内的人、事、物，甚至超越其领土的某些行为和事物。

这种理论为国家的域外管辖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域外管辖权不仅仅局限于国家领土内的管辖，还包括对在其管辖范围外的实体或行为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和影响。

这种权力的实施常常涉及跨国法律事务，如外交保护、国际刑事司法等。

在定义范围方面，域外管辖权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的。

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法律观念以及国际法的实践都存在差异。

一个国家的域外管辖权可能会与另一国的管辖权发生冲突，特别是在跨境犯罪、跨国商业活动等领域。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跨国交流的增多，域外管辖权的行使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境。

如何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同时，有效行使域外管辖权，维护国家利益和全球秩序的平衡，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这本书通过深入分析域外管辖权的理论基础和定义范围，让我对这一复杂的法律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本书的下一部分将会深入探讨域外管辖权的实施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为我揭示了更为丰富的思考和讨论空间。

1. 域外管辖权的含义及其由来在我研读《域外管辖的边界与冲突研究》这本书的过程中，对于域外管辖权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是极为重要的部分。

域外管辖权，是指一国法律对于其领土范围之外的行为或事务具有的管辖权力。

这种权力的存在并非任意而定，而是基于特定的法律原则、国际条约或协议，以及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和利益的平衡。

2. 国际法中域外管辖权的理论依据和框架《域外管辖的边界与冲突研究》读书札记之第二章：国际法中域外管辖权的理论依据和框架在深入阅读《域外管辖的边界与冲突研究》我对于第二章的内容产生了深刻的理解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