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与中国传统文化
瓷器始于商代，从原始瓷过渡到近代瓷是东汉时期，它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也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带给世界的一份艺术瑰宝。
在英语中，瓷器ＣＨＩＮＡ和中国是一个词，在世人眼中，中国的瓷文化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称它为传统文化的徽章毫不为过。
瓷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西晋潘岳《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醹”，不仅瓷出现而且写出了“缥瓷”，由此可见“瓷”这个字在三国魏时期就民间就已使用，最终由文人开始收录使用。
同时陶瓷两字在汉语中是一个词组，事实上陶与瓷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从原料到工艺都不同，但从两者的制作过程观察可以发现制瓷是在制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传统瓷器在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时期主要产生以下几类：
始于商代的原始瓷，早期的瓷器胎体粗糙，釉色不稳，处于由陶向瓷的过渡阶段。
陶瓷界一般认为，最早原始瓷出现于商代，萌芽于江南，这与江南的瓷土资源是有关系的。
瓷器烧制使用高岭土，温度在1200℃左右，吸水率在1%以下，含铁低于3%，表面施釉，晶莹光洁。
瓷器在江南萌芽除了自然条件以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玉的习惯对此也有重大影响。
瓷器的坚硬光泽，好的瓷器釉色的色泽润滑可与上等美玉相比。
以浙江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为代表的青瓷。
青瓷是使用青釉的结果，它主要的美感来自于较好的玉质感。
越窑瓷器是世界上成熟瓷器的发源地，青瓷中最著名的应以“秘色瓷”为绝品，在当时是御用贡品。
唐人有这样的诗句形容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秘色瓷如玉类冰，在五代吴越国时期发展到顶峰后逐渐衰落。
但越窑工匠大批迁到龙泉一带，促进了龙泉窑的发展，同时也延续了青瓷的工艺，龙泉窑成为宋代名窑。
以河北邢窑、定窑为代表的白瓷。
出现于北朝末期，成功烧制于隋代。
陆羽在《茶经》中对邢窑瓷有“白如雪”的称赞。
白瓷的成功烧制使北方瓷器有了与南方一争长短的实力，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
定窑崛起于邢窑之后，并曾作为宋代官窑为宫廷烧制瓷器。
定窑白瓷枕有“定州花瓷枕，颜色天下白”之称。
白瓷的诞生为青花瓷、粉彩瓷的制造提供了基础。
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的青花瓷、彩瓷。
青花瓷始于元代，景德镇成功烧制，白底蓝花，相较于其他窑口的瓷器更加具有美感和质感，因而迅速占领瓷器主导市场。
景德镇也成为中国瓷都。
青花瓷的产生是与时代有关的，它是元代时引进中东的钴料早色上透明釉，并且起初是主要销往中东地区。
与元朝蒙古帝国繁荣的外贸是息息相关的。
景德镇除青花瓷外彩釉也是它的一大贡献，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明清时期景德镇在中国制瓷业占据中心地位。
中国几千年的制瓷历史不仅是对技术的追求与创新，它在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也反映着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与人文追求。
各朝代瓷器的制作和对于瓷器艺术的追求都是与那一时代文化内在相符的。
以宋代为例，宋代是封建文化的发展顶端，也是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传统文化中追求“玉的精神”最为深刻的时代。
而宋代青瓷的艺术特色正符合这一特点。
钧、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成就在人类制瓷中上登峰造极。
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追求的审美典范，也是中国文人追求千年的处事原则和内在追求。
青瓷，如兰花，如君子般坦荡高尚。
定窑著名的白瓷窑场，宋时属定州，故名定窑。
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酱色釉瓷，又称“黑定”、“紫定”。
定窑以丰富多彩的装饰花纹取胜，工整素雅的印花定器，一向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
汝窑是宋代著名的官窑，窑址在河南临汝。
临汝在宋代属汝州，故名汝窑。
临汝在宋代属汝州，故名汝窑。
汝窑主要烧造宫廷用瓷，烧瓷时间短促，仅从北宋哲宗到徽宗的
二十年间，所以是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个窑。
官窑包括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
南宋官窑是宋室南迁以后在杭州设立的新窑。
北宋、南宋官窑器物，均以青瓷釉面开大片纹为基本特征，釉色有粉青、梅子青等色。
器物以仿古代青铜器造型为主。
哥窑哥窑器物以纹片著名。
传世哥窑器为数不少，但不见于宋人文献记载，所以至今哥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为我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
恐怕还有待于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工作。
钧窑窑址在河南省禹县，古属钧州，故名钧窑。
钧窑属北方青瓷系统，其独特之处是使用窑变色釉，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
盆、托及尊等宫廷使用器物底部均刻一个由一到十的数字。
宋代与宋王朝并存的还有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地区的瓷器，以鲜明的游牧民族风格和地域特征著称于世。
元朝当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后，不仅迅速发展为明清瓷器生产的主流，同时也是营销海外的主要品种。
红釉、蓝釉等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成功，也是中国制瓷工艺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
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中国瓷器在这个时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彩瓷世界，各种高温及低温颜色釉瓷的烧制技术，也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
瓷器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传媒，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瓷器与丝绸是货物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隋唐时期瓷器开始作为商品向外域流传，宋、元、明、清各代，瓷器都作为重要商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
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
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
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
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
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
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
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
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
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
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
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
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
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
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
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
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
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
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瓷器作为商品在流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传播中国的瓷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发展，所以中国素有“瓷国”之称。
同时由于瓷器的完美工艺，在欧洲只有王室贵族才有资格和实力享受，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瓷器与中国是牢牢捆在一起的文化整体。
瓷器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并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代表着中国悠久的文明。
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交流起到了一种互通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瓷器的特色和内涵来看，它比较完美地体现中国文化的面貌。
作为传统文化的内在传承和外在载体，瓷器值得我们认真品味。
